如何评价「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 第1页

简介里的问题实际上也很值得关注，个人权利与爱国主义是否必然矛盾呢，至少就民族主义最开始样貌而言并不是这样。

格林菲尔德将民族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英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法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德国、俄国的族裔民族主义，并暗示了其中逐渐异化的过程，但是更多的学者并不认同将英国革命视为一种民族主义类型，大部分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才是民族主义的开端，而这个阶段，正如格林菲尔德所说，存在一个公民价值与民族主义的奇妙结合。

1789年6月17日，在攻占巴士底狱前的一个月，三级会议的代表们不满于国王的消极态度，他们聚集起来改称国民议会，并正式宣称“一切权威归于民族”，起初强硬反对的路易十六面对巴黎街头游行的群众不得不低头，面对一片“国王万岁！民族万岁！”的欢呼声，路易十六不会想到，自己将会在这样的呼喊中被送上断头台。

以民族的名义，革命者开始了漫长的改造工作，他们想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兰西，一个属于大革命而非旧制度的法兰西，就在投票处死路易十六的会议后，他们通过了拉博的国民教育提案：“我们必须更新当前一代人，同时塑造下一代人……我们必须使法兰西民族成为新人……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种快速、有效且持续的转变方式，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全体法国人。”此后，报纸、节庆、称谓、服饰、三色旗、自由树、演讲都成为革命者的重要工具，对于他们而言，“全新的法兰西民族”和“革命的新人”是同一个词。

讽刺的是，法国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被绝对君主们创造的，1663年，在那位太阳王的无上统治下，法国绘制了第一幅总体地图，全国性的经济、地理普查工作也开始展开，中世纪早期被封建体制割裂的版图开始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祖国”等概念开始兴起。但是即使是此时，民族主义已经开始了不同的解释，对于路易十四和他的支持者而言，国王就是祖国，这一点在对国民英雄的纪念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官方的伟人传记中，绝大多数是政治家、军人和高级教士，并且超过一半以上都来自于绝对君主制的16、17世纪，在这种纪念中，王室与祖国合二为一。但是在民间则流传着另一种不同的叙事，雷斯托在1771年创作的《法国画廊》仅包括12位国王、政治家，其余26位则分别包括医生、律师、小说家、建筑师，在这种寓意上，民族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的含义，而这也暗示了民族观念的走向。

而到了大革命前夕，民族与祖国成了批判旧制度的观念武器。对比1765-1769与1770-1774，“民族”“祖国”“爱国”这些词语的使用增加了四倍，而他们则被广泛的应用于公共舆论和政治批评中——与之对应，几乎没有人使用“革命”。此时流传着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在古典时代，法国曾拥有古老的自由，但是堕落的法兰克贵族腐化了他，因此现在是时候摧毁旧制度，实现民族的新生。当路易十五和莫普将高等法院赶出巴黎时，高等法院的贵族们自称为“爱国者党”，而在大革命爆发时，西哀耶斯在不朽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宣称第三等级是民族真正的代表，甚至在大革命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代表们的名字并不是“革命者”，而是“爱国英雄”。所以有趣的是，被路绝对君主创造的“民族”，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就大革命的情况而言，法国的民族主义并不表现出与个人权利的矛盾，恰恰相反，他成为批判旧制度，宣扬启蒙价值的重要工具。作为一项近代政治工程，民族主义的意义十分简单，它意味着法国从一个松散的文化结合体转变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意味着国家的主体从国王和贵族转变为每一位公民——黎塞留的法语学校只接受贵族学生，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语教育的是雅各宾派。基于这种变化，“民族”成为了一种新的观念载体，他与国王相对，与旧制度相对，事实上与最常“民族”连用的词就是“重生”，在恢复古制的旗号下，“民族”作为一个观念载体，传递了新的价值，塑造了新的社会。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公民民族主义滑向族裔民族主义呢？仅仅是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么？在我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在大革命时期，这种异化就已经开始显现。关于大革命有很多神话，其中一种就是关于革命战争的神话，对于革命时期的战争存在这样两种叙事：革命的法国遭到了欧洲列强的围攻、通过战争法国传播了革命价值，但是实际上这两种叙事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并不是封建列强打压革命，大革命时期的战争是法国首先发动的，而罗伯斯庇尔则是最为积极的反对者，在他看来，如果战争失败，革命事业将会被推翻，如果战争成功，将会出现军人独裁——只不过那时，他担心的是拉法耶特。其次，所谓输出革命或许是一种客观的结果，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法国对荷兰、比利时发起了严重的掠夺和破坏，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利时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反抗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当布里索发动那场险些毁掉革命的战争时，他的口号是“战争能让民族获得新生”。

这种倾向同样在旧制度时代就有体现，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法王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并且其针对的对象不仅是英王，而是整个英格兰民族。他们将英国描绘为“秃鹫”，一个“奸诈的民族”，甚至是一群被排除欧洲文明之外的“野蛮人”。而大革命在战争维度上同样创造了新的社会，他以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动员了庞大的军队，并以此“捍卫革命成果”。如果说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对外战争中，法国人真的表现出类似于“传播革命”这样的普世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法国将成为新世界的引领者”。

所以怎样理解这最初的民族主义呢？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大革命的起源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几乎是同一件事，他们都涉及到启蒙带来的新观念、宗教的祛魅、绝对君主制的兴起与腐化、公共舆论场所的形成，如上所述，“民族”成为启蒙价值的最佳载体，而“民族重生”则成为革命实践的重要依据。但是二者的矛盾同样也埋藏在其中，以启蒙精神为基础的公民价值本质上是普世性的，而对法兰西民族的热爱则是族群性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革命时代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英国的启蒙价值与绝对君主制下兴起的民族观念的结合，二者的分离无法避免。在大革命开始时，革命者决心创造一个属于所有公民的新世界，但是当革命走向激进，民族和祖国成为他们厮杀的舞台——每个人都发自肺腑的认为对方背叛了祖国，民族成了个体的枷锁。

而战争则是极为重要的催化剂，他不仅推动了革命的激进化，更让整个法国处于危机之中，所以那位新时代的凯撒站了出来，他的荣军团取代了革命时代的国民卫队。曾经民族与革命是一体两面，而到了19世纪，二者分道扬镳了，那些决议捍卫共和国的人自称为共和派，而民族主义者则一再将法国置于欧洲的争霸事业中。而对于欧洲的继受者而言，他们选择了更为狭义的民族主义，并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摧毁了大革命以来的新秩序，而民族主义，终于从“一切权威属于民族”走向了“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在近代民族学理论中，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者塑造的，正是通过“野蛮的英国人”形象的塑造，“文明的法国人”形象才得以确立，所以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敌人决定的，当站在整个民族对立面的是国王时，民族就是革命的载体，当民族的敌人是另一个民族时，他就是战争与冲突的温床，并以一个不可置疑的共同体的名义压制个体的声音。

所以，今天谁是民族主义的假想敌呢？是路易十六，还是海那边的盎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