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媒体报道「统一后，台湾民众年收入或可增加 2 万元」？这透露了哪些信息？ 第4页

“那我们呢？”

如果對台宣傳的方向還是發大財而非整頓除弊的話，那麼目前看起來仍然還是以低資源應付的方向為主，沒多大變化。

台湾省历史上有三次回归，每一次回归都为宝岛带来新的飞跃式发展，背靠大陆开启新的国际化进程。

1662年1月20日郑成功到达台湾一个多月，即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承天一府天兴、万年二县，这是台湾府县设置之始。从这套府县设置看，完全沿袭明制，同祖国大陆的政权形式一致。郑成功总号台湾为东都，且标明“明京”，可见他仍把自己看成是明之海外孤臣。郑成功之子郑经嗣位后，也不堕先志，恪守臣节。后郑经因闻永历帝朱由榔已卒，若东都总号不改，便有忘僭之嫌，所以将东都改为东宁，置天兴、万年二州。

郑成功十分注意团结台湾同胞，尤其是对台湾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番族），采取民族和睦政策。登陆不久，郑成功即带领他的部将亲临新港、麻豆、萧垅、目加溜湾四社慰问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对前来迎附的村社头目设宴款待，并赐给正副土官袍帽靴带，以示抚慰。各族同胞深为感动，南北各社闻风前来归附者接踵而至。郑成功又赠送他们许多烟草、布帛。为了帮助他们发展生产，郑成功还根据杨英的建议，发给各社耕牛和铁农具，并派有经验的汉族农民向他们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为了保护台湾各族人民的利益，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注意整饬法纪。他严令禁止士兵滋扰各族人民的村社，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的现耕物业，如有违反，法在必究，从重惩处。郑成功一向用法严峻，违法者即使亲信也不能赦免。他的部将吴豪因抢掠百姓、监匿米粟而被处以极刑。右虎卫陈蟒同罪，被“捆责革职”。承天府府尹杨朝栋因“以小斗散粮”，被全家抄斩。马信曾劝说郑成功“宜用宽典”，郑成功回答说：“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

郑成功为稳定军心民心，解决严重的军粮和给养问题，他亲下谕令并颁布垦殖条款，大力推行屯垦，实行“寓兵于农”政策。垦殖条款颁订后，在当时台湾城的荷兰殖民者尚负隅顽抗的情况下，他即果断地做出将各镇营分派汛地屯垦的决定。

除留马信所部执行围困台湾城的军务外，其余官兵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荷戈以战，无警负耒以耕。这不但解决了军粮问题，而且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郑成功还把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没收来的王田改为官田，由官府供给生产资料，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实物地租。镇守将兵，分兵屯垦所垦殖的土地叫营盘田，实行自耕自给，每年只需向官府交收获量的三分之一。此外，鼓励文武官员及绅士圈地募民开垦，所垦土地称为私田，可以传为世业，从而出现了文武各官竞相占地招佃开垦的局面。

为了开发台湾，郑成功抵台时，曾严令金、厦所部搬眷赴台，并派人至漳州、泉州、惠州、潮州等沿海地区，招徕因清廷实行海禁而流离失所之民入台开垦。当时官兵迁家眷来台的虽不多，但沿海居民不愿内徙而东渡台湾的人数却不少。台湾人口因而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前夕，从大陆移入台湾的人口已不下二十万。迁台的大陆汉族人民，同台湾各族同胞一起，披荆斩棘，为共同开发宝岛做出了贡献。

郑成功包括其子郑经时期对台湾的经营开发，使台湾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尤其是台湾西南部平原地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许多新的城镇，如琅矫、云林、彰化、新竹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即使较远的淡水、基隆等地，也因驻军屯垦而为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台湾土地日辟，生产日盛，“向之惮行者，今喜为乐土焉”。

郑成功还提倡教育。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村社设立乡塾，并规定送子女入学者，可以减免徭役和赋税，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后来清王朝收复台湾，对台湾采取移民政策，用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省荒地山林，中央政府设立官署衙门进行政令推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台湾省海防重要性加强，北洋海军丁日昌和刘铭传开始将台湾省打造成捍卫大陆海权战略基地。

清朝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人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

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 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 -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 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次用机器采煤， 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30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

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

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10名绿营军官被裁次，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 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

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人在1886- 1889 年每年达45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

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 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80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44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36万两。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铭传的总收人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31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

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9—12英寸。他还买了1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两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8.4万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300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

甲午海战后，清帝国战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台湾省被日本占为殖民地，日占台湾时期将宝岛打造成日本经济附庸，台湾大力开发甘蔗及热带水果种植满足日本本土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按照《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回归中国。台湾第三次回归后再次迎来巨大发展机遇，伴随着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到了台湾省，国民党政府带来巨额大陆财富和人才资源到了宝岛开启台湾省新的历史进程。

1949年以来，

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当时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几乎停顿，而军事性开支却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众生活困难，经济濒临崩溃。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5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迅速，增长率年均达各4.7％。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人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二)以农养工发展时期(1952-196O年)。当时台湾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劳动力过剩，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逆差严重，外汇极度短缺，民众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进口工业品。台湾当局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达 71.5％，成为创汇主力。台湾当局又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方面，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形成了糖、茶、菠萝及香茅油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水泥、玻璃、木制品、造纸、化肥、纺织、食油、面粉、塑胶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自行车、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等进口替代工业。

(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1960-1986中)。由于台湾市场狭小，当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市场已趋饱和，若继续发展将导致经济后劲乏力。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如进行外汇贸易的改革、实施“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储蓄、对外销厂商实行税收和融资的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等。这个时期外资对台湾工业化和出口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民间企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产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台湾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6O年的26.9%提高到1973年的43.8%;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l960年的32.3％增至l973年的84.6％。至此，台湾工业建立起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转型时期(l986年至今）。自8O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工资也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为此，台湾当局于1986中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中的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9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中，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及香港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

台湾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得益于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以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从1950年至1965年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共计l5亿美元。15年间，“美援平均约占台湾投资毛额的34%，从而弥补了台湾商品及劳务人超的91％”。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不仅限于资金或物资，还包括军事援助、低利贷款、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人才支援等。美援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台湾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美援，“台湾经济至少要比现在落后20-3O年”。此外，战后西方国家在60-7O年代的经济繁荣，给台湾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二)从祖国大陆带去的财物和人才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国民党统治集团败退台湾时，从上海运送黄金 80万两以及大量银元、美钞到台湾，由孔、宋家族将20亿美金转移至美国花旗、大众等银行，并带去了大批各类财经人才。这些资金和人才对台湾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将大量的机器设备运到台湾。

(三）台湾民众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台湾民众勤奋节俭、吃苦耐劳，对台湾在提高储蓄率以集聚资本，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作出了牺性，中小企业者成为出口贸易的主角。

(四)台湾当局制定了稳定中求发展等经济政策。如在发展策略上先发展农业及劳动密集型工业，再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工业；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然后发展出口导向工业，较好地结合了台湾的实际情况，并有效地利用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契机。

(五)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已具一定规模，互补互利的局面正在形成，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每年从两岸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保证了其贸易收支的平衡，且提高了其在本岛的投资能力。大批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大陆，缓解了其在本岛发展的困难，并且有利于台湾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特别是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祖国大陆在台湾出口份额中的比重上升，减轻了台湾外贸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台湾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台湾省历史上的三次回归后都得到巨大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我们从荷兰人和日本人手里统一宝岛，这是中国统一大业的历史必然，如今两岸统一也是大势所趋。民进党蔡英文团队执政台湾省六年奉行台独党纲从政治和经济上隔离两岸交流向美日靠拢，台湾省这种将自身经济命脉交给美日自愿做经济殖民地做法与经济自杀无疑，一场疫情，美国开始转移国内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台湾省成了最大受害者。

如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所言，台湾省回归后，中国大陆将为其提供巨大市场和政治军事保障，美国人要想向台湾倾销商品和输出风险就需要先问问中国大陆了，台湾省不用操心外来安全保障而更多将社会财税用于改善民生和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改变台湾年轻人的小确幸。

综合而言，香港和澳门与广东省建立的粤港澳大湾区模式也会适用于闽浙台，这样的发展机遇可以对标东京湾和纽约湾区，那个时候台湾省年轻人增加收入和放大梦想是非常现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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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ts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台湾工资占GDP比例是46.03%，2019年。比起发达国家的60%左右，实在不能说高。大陆没见到相关数据，有文章说是大约32%。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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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man-zhi-hui-de-a-la-bo-shi-ren-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外交大师神一样的操作固然是最优解，但是终究可遇而不可求。一个国家在实力允许的时候，

是要有一些宁为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气魄和勇气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得国至正的说法，为什么会有不能以狐媚取天下的说法。

https://www. zhihu.com/answer/939896 994

那我们呢？

格局小了，建议不如直接统一美国，让美国人收入提高，一统全球。

上个这么统一美帝和东欧的还是苏联

因为苹果在国内人气摆在那

而身为在中国人认知里面的纯PC厂商(中国消费者100个有99个不知道戴尔做服务器，惠普做打印机，他们觉得那就是纯PC企业)，我不买电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关注惠普戴尔关注他们做了什么?

但做手机和做各种电子产品的企业对一小部分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跟自己切身相关的，毕竟你总不能不用手机了吧

但有一说一，惠普和戴尔对中国市场确实很不厚道。

产品外，中美贸易战国内高校封锁争着当排头兵令人作呕。惠普大量产品不在中国市场发售，对国内越来越不上心一副不想在中国可持续做生意的态度；戴尔国内采取保利润率的销售策略无视中国消费者利益诉求明着"歧视"中国市场。

当然产品外做的差可以被洗白，再谈谈产品:明知中国市场竞争激烈按照国外思路做产品必死无疑，就是打死不在国内设立研发分部放权给中国人，中国分部就一卖货的。再加上自己有些不思进取，导致其产品力越发跟不上中国市场的节奏，在中国市场抛开品牌本身的整体产品力，惠普戴尔都是倒数，中国区销量一年不如一年。

从这两个角度看，你期望品牌变好给消费者提供优秀的产品，但也怒其不争。

此外就是这两家美企非常注重舆论公关，且纪律严明，很少爆出黑点给人递刀子。

不然某厂公关当初做笔记本的时候，早就顺带跟那一家一起黑一遍了，只可惜实在找不到黑的地方。

惠普的三倍赔偿成了美名，鼓包和铁板熊掌也只是产品内问题可以改；戴尔更是冰清玉洁不犯事，偶尔有啥问题也马上内部处理或者公关掉流不到外面来，就像vivo高效清除网上关于机场爆炸事件的新闻彻底压掉热度一样。

没刀子递给人民群众黑，那怎么掀起波澜?

家里有祖辈，率部打过朝鲜战争，隶属第9兵团（27军80师）。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听到第9兵团，必然会紧接着想到长津湖战役，或者用美国人的说法，“朝鲜水库之战”。那次战斗中，志愿军战略战术都大体正确，但凡双方的海空保证和后勤装备在“一个数量级” - 差距能在十倍之内 - 最终也不会以第9兵团实质失去战斗能力的代价，才换得惨胜一场。

最终统计，双方减员大体上是5万：1万8。其中，因低温和后勤保障等原因，志愿军一方非战斗减员近3万人，很多都是生生冻死的。

连同第一、第三次战役，朝鲜战争前三次战役整体，是我国近代以来（等同于有史以来），面对西方工业国家（包括日本），第一次取得战役级别的全面胜利。

相信对于经历过、了解过这些历史，并把这些历史当作自己国家民族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人，以下的那些歌词、旋律，确实就如龙应台在这次活动中所说，“所谓的经典，它一定是超越所有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而能够触及到你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的，一定会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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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大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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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来了美国，一个可能在不少“龙应台们”的眼中，灯塔一般的存在。这么多年下来，借用龙应台的那句话，“你或许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那么美国的真实状况恐怕就是，“我们既在乎大国统御，也在乎大民福祉，且互为保障，且互为天然因果”。

我不愿做一个在美国生活个几年就开始高谈阔论“美国怎么怎么样”的“公知”笨蛋，但姑且允许我用类似的文体表达：

在来美国之前，我并不知晓，
几乎每个大学里，都有“战争纪念碑”；
几乎每个城镇的小广场，都有“战死烈士纪念碑”；
重大体育比赛国歌仪式末尾，常会安排军机通场飞过；
每当有阵亡士兵归乡时，车队规模和迎接民众都类似国家元首一般；
......
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其国旗和国歌的热爱，相比普遍的中国人，有过之而不及。

我想，这些“表征”背后的“情感”，必然也是基于对特定历史的经历、了解和认同，并把这些历史当成自己国家民族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铭记于心。而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特定的艺术作品，才能“超越所有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而能够触及到你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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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
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
谁的阔条明星，冒着一夜炮火，
依然迎风招展，在我军碉堡上？
火箭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
它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
你看那星条旗，不还在高高飘扬，
在这自由的大地，勇士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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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机缘巧合，在聚会中见过朋友家的祖辈，二战末期入伍的马润，打过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老爷子坚持认为朝鲜战争是平手，同时表示，没想到中国人比日本人还能打（可能是因为二战他打酱油为主吧，但他也确实对当时的日本人用了“animal”一词来形容）。同时他表示，美国现在如果选择和中国对着干，将是最大的愚蠢。不知这是来自于他对历史和现状观察后的系统思考，还是只是基于个人经历的，对“伟大的敌人”的惺惺相惜。不禁想到之前听家中祖辈谈起，对曾经的敌人，曾经在名义上战胜过的敌人，字里行间，总是多少充满敬意。

好，说回龙应台。我个人非常认同她在末尾做的一个比喻：“歌，它就像一棵树，树需要有根，根在土里头，非常地要看它是附着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头...”

她说的没错，所以我全文也就是在描写这种“土壤”，中国的土壤，美国的土壤。

这是一种非常底层的土壤，不会因为其他平行因素而被动摇甚至否定的土壤。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另两位祖上，父亲是23年的党员，儿子（我的外祖父）是大学教授，在文革中，父子二人莫名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甚至这种扭曲的经历到今天都有影子一般的影响 -- 这也是一种土壤，一种可以长出“意识形态害死人”的“树”的土壤。相信也有一少部分中国人知道，第9兵团的宋时轮上将，生涯晚期曾经反对过某件事 -- 虽然对此我个人表示不置可否，但对一些人，也是一种土壤，能长出特定的“树”来。

美国人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其他历史，如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接调动101空降师来护卫最早的5个黑人孩子，安全地进入白人学校上学的历史 -- 这也是一种土壤，一种可以长出“人与人生来平等”的“树”的土壤。

俄国人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其他历史，如当初的红色帝国，造得出上万颗核导弹，造不出不同款式的丝袜来 -- 这也是一种土壤，一种可以长出“计划经济行不通”的“树”的土壤。

但这些土壤，并不矛盾，正如“大国”和“大民”也绝无矛盾，更有可能是互为因果，互为保证一般。在追求最底层土壤的同时，我们也从未放弃过争取其他内容：自由、平等、文明、互助...吃得起茶叶蛋，买得起猪肉。

但我依然能理解龙应台的那种“恐慌”，甚至是“恐惧”，一种稍有洞察力的人，就能透过屏幕闻到的，无处不在的不自信和恐惧。这种“恐惧”其实也是“树”，而这颗“树”，也有“根”，也有“土壤”。这片“土壤”，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你们”不选择和“我们”一起当“咱们”，那么“你们”就没有“国”，没有“民族”，没有“历史光荣”，没有“文明荣光”，是前朝的战败的弃民，是内战失利的败将，是大国博弈的砝码，是即将上不了台面的弃子。

说到底，如果“你们”不是“咱们”，而只是“你们”，那么“你们”连根都没有，谈何“土壤”？

美国和中国就像那云杉，而英国日本等“小国”，也必然算的上苍柏。而台湾呢？最恰当的比喻，恐怕就是松萝 -- 也有根，但是是气根。

于是，我终究也不会怪罪龙应台。毕竟，什么样的土壤，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树，培育出什么样的人。台湾没有“土壤”，于是只能培养出松萝一般的龙应台来，临时依附在一颗大树上，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然后因为附着的大树有根有土壤，就产生了自己也有根有土壤的幻觉。却不知，松萝这种植物，人称“空气质量的检测仪” -- 都不需要环境怎么腥风血雨，而只要空气质量稍稍下降，就会死掉。

而龙女士追求的，貌似不仅仅是作为松萝，一切静好地活下去，而是，不但要作为松萝优雅地凌空飞舞，而且要否定大树的根，大树的土壤，希望大树的根烂掉，大树尽快倒下去...甚至直接否定这棵树，一颗彻底摒弃了“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彻底由万亿人民“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凝练成的大树，将其描绘成“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下的非本心产物...

那么，这可能依然无关是非，但必然有关立场。相信龙女士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有生之年必会看到，架空了国之尊严，你追求的小民之确幸，是多么地虚无缥缈，多么容易灰飞烟灭。

好在，虽然龙女士恐怕没得改变了，但她还是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希望”，而年轻人永远有希望。这个希望，在此设定下，其实也异常简单：你要做没有根的“你们”，还是要做根深叶茂的“咱们”？怎么选，自己想，皮球在“你们”那里，“我们”真的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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