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卡力岗藏回? 第1页

卡力岗藏回是人类学（中国称民族学）中很有意义的一个样本。但其实也算不上特别稀奇。

青海东北部本来就是多民族地区，河谷农业、高原农业、牧业彼此交错。汉、藏、回等文化错综复杂。出现一个皈依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族群体并不令人吃惊。

卡力岗人最早是受到马来迟影响而皈依回教的。马来迟是西北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通常提到他都会提到另一个与之其名的人物——马明心。两人几乎是同时代人，而且也都学习的是苏菲主义纳格什班迪耶教派的理论。只不过一个人学习的是“高声诵念派”（哲合忍耶、黑山派、“血脖子教”），一般认为比较桀骜不驯，通常与政府关系不好而屡屡起义；而马来迟这派叫“低声诵念派”（虎非耶、白山派、华寺门宦），一般认为比较亲政府。这两派之间的故事完全可以另写一本书。

根据卡力岗的传说，当年尚未出名的马来迟偶尔路过卡力岗，因为恰好撞见了当地人的求雨仪式而被抓住。马来迟声称自己可以祈求降雨并获得成功，于是受到当地人尊敬（车迟国？）。此后马来迟在当地居住宣教，并在离开后曾将一些人接到其老家河州学习。此后卡力岗就成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直到现在，卡力岗人的清真寺内还珍藏着当年马来迟用过的一根手杖。

其实，抛去藏族血统来源，卡力岗人在藏族文化体系中本来就是一个边缘人群。其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与西北地区苏菲主义的流传过程并没有太大区别。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土地贫瘠，政府控制力弱，有一大堆孤立无助又爹不亲娘不爱的人。苏菲教团内部的互助制度对其有很大吸引力。苏菲主义的传播也是人类自组织能力的一种体现。

当然，现在的卡力岗人其实分为藏族祖先转变而来的藏回，和回族祖先迁徙而当地化的人。虽然两者已经融为一个整体，但各家庭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平时卡力岗人说藏语、穿藏服，除与伊斯兰教矛盾之外的风俗都与藏族大体相同。但是为了防止未成年人被周围的藏族人同化，小孩子都穿的是汉式服装（其实是被认为回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马步芳统治时期，因为卡力岗人吃苦耐劳又适应高原环境，所以在当地征兵不少。当时青海有个海南警备区，主要是防范西藏方向的藏军势力（此处牵扯西姆拉会议、青藏战争等话题，展开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后来马步芳以海南警备区的主力加上一些新兵，组建了一个“暂编骑一师”参加抗日。此骑兵师后来分为两部分，主力由马彪率领为骑八师，转战中原多年，与日军激战多次。该师每个旅都下辖一个卡力岗人为主的营，以擅打苦仗硬仗闻名。至今卡力岗人还流传着当年打鬼子的故事。

顺便说点与主题无关的：一是这个骑兵师每个旅都有一个营是由原西路军战俘组成，有的到了陕西就经过谈判后回到延安，有的则一直参与骑八师抗战。现在有一部小说《出关》就是写这些人与青马骑兵共同抗日的故事；二是该骑兵师的一个旅留在陕西（扩编为师），师长马禄被毛泽东赠予亲手书写的“抗日英雄”锦旗一面。这是毛泽东唯一亲手书写的类似锦旗。客观的说，这个旗赠给马彪更为合适。其实体现的是当年陕北希望与青马合作的意愿；三是骑八师师长马彪是青藏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双料英雄，但后期受到马步芳猜忌，并未受到重用。而随马彪抗日的九千多人，抗战后活着回去的只有两千多人，国民党将其缩编为“国防部直属骑兵第五团”，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也是青马的一支劲旅；第四，骑八师曾参与皖南事变，在攻击新四军时发挥骑兵威力，很短时间内将一个主力旅打残。后来这个旅发展为名震天下的116师。新四军将领彭雪枫痛定思痛，学习苏联骑兵技术。现在解放军的骑兵用刀依然是“雪枫刀”。

上面说过，卡力岗人信仰苏菲主义白山派教义。而马步芳等军阀均信仰号称进步的伊赫瓦尼派。因此别的答案说卡力岗人是被马步芳强迫信教是明显错误的。

忘了说了，卡力岗乡属于化隆县。现在提起化隆，很多人第一想起的就是兰州拉面（和其它事）。但八九十年代，这个地方就因为另一样“特产”而出名，那就是“化隆造”。当地有祖传的手艺（据说来自马步芳兵工厂的老工匠）造枪。很多人挖个地窖，用手工作坊式的办法造枪。这个没什么政治目的，就是单纯为了钱。事实上，钱的大头都被黑社会占有，具体出手艺的也就挣个零头。而且很多人是法盲，有的知道犯法，但觉得抓住之后也就一两年的事，后来被判了重刑才知道厉害。经常有类似“弟弟考上大学，哥哥为了凑学费去造枪，后来被判无期”的事。

“化隆造”（电视剧里叫“禹麟造”）作为公安部重点打击目标，终于被彻底消灭。而当时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就是深入采访这个事的根源，其成功揭示了这种集体犯罪的经济基础。为了彻底改变当地穷困落后的经济状态，各级政府想出了各种办法让当地人脱贫致富。其最成功的举措就是“拉面经济”。从此，化隆人开的“兰州拉面”馆逐步遍布全国。

客观的说，作为偏远落后的一隅之地，化隆人的开拓精神还是很强的。想想一群风俗特殊，甚至语言都不通的人硬是将自己的面馆开遍全国。这本来就是一个相当励志的故事。特别是考虑到此前“化隆造”的事，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用经济手段改造问题地区的典范，值得很多地方学习（冰毒村、盲井村之类）。经济发展了，原有问题的土壤自然就没有了。

但是……化隆人包括卡力岗人，在离开家乡时，必然会遇上各种困难，此时唯一能够依靠的对象就是同乡同族的宗族势力。而同质化竞争又让其内部产生了一种“行规”（比如多少米才能开一家面馆之类）。因此，其内部就有了一种集宗族与行会于一体的组织形式。很多时候，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无论是否正当），很多人聚众报团，用“闹事”的方式解决问题，甚至有人专门以此为主业。这就给这个群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印象。这些事知乎上讨论的很多了。

回到主题，还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谈卡力岗人，其实还可以引申出更多的话题。比如西藏地区回族商贸网络的话题，藏回（农商）之间既依赖又冲突的历史，宗教、经济、民族还有历史势力的演进等等，恐怕可以写一本专著了。有空再给大家介绍。

还需要说明的是，卡力岗人并非孤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云南“帕西傣”：同卡力岗藏回一样，当地人祖先是傣族（具体说两个村寨一个是回族商人与傣族人结合产物，一个是杜文秀起义余部与傣族人结合产物），平时穿傣族服饰，说傣族语言。每个人都有三个名字：一个傣语名字，一个经名，一个汉语名字。卡力岗可以视为青藏地区回族贸易网的产物，而帕西傣则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

类似的例子还有三亚“回辉”人，祖先是占城国遗民。去三亚旅游的应该都见过这些肤色较深的穆斯林。还有“白回”“彝回”等，不再一一列举。此外，保安、东乡两个小民族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一个祖先是蒙古族与土族，一个祖先是“萨尔特”人）。只不过在五十年代民族识别的时候，卡力岗人、帕西傣等都愿意填报为回族，而保安、东乡更愿意被识别为独立民族。（撒拉族不同，其的确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以上提到的这些人群，其共同特点是其处于民族融合的一个阶段。其共同起源的人群依然聚居，并有大量的原生民族文化。而不是类似内地回族那样与汉族文化高度接近。对比一下：山东德州的回族不少明确的知道自己祖先是明代苏禄国人（今菲律宾南部），但是德州人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任何苏禄文化的存在。这就是融合的非常彻底的标志。反过来说，卡力岗人等群体可以视为“在路上”的一个个小族群。

先写这么多吧，想起来什么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