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知乎「亲自答」知友提问。你有什么问题想邀请最高检来答？第2页

1 2 3

wu-sheng-wei-40 网友的相关建议:

背景：

1.爱奇艺推出超前点播后，因为《庆余年》收取了巨额的超前点播费用。

2.被起诉后，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爱奇艺违约，那就意味着爱奇艺需要退还相应的超前点播的费用。

问题：

在如此巨额的获利的情况下，又因为国内无集体诉讼的司法制度，检察院是否可以对爱奇艺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公益组织可否代表所有爱奇艺会员用户提起公益诉讼？如果可以，检察院和相关组织拒绝起诉，个体如何推进该诉讼？未来类似的互联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中，公益诉讼制度如何保障消费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不能，是否有别的替代性法律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谢谢。

linjian0325 网友的相关建议:

问几个关于帮信罪和认罪认罚的问题：

1、如何看待认罪认罚程序中，检察官把律师叫进来，告知罪名和量刑建议，然后告知律师和嫌疑人，如果愿意签就签，不愿意签就出去，前后不到10分钟的现象，是否符合“加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沟通，认真对待辩护意见，切实保障辩护权利”？

2、如何看待一起没有获利、提供银行卡给朋友转账且在侦查阶段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因亲自转账，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检察官建议量刑为“认罪认罚+有期徒刑3年+不适用缓刑”？

3、如何取保候审的嫌疑人，在了解到检察官建议不适用缓刑后，不久选择自杀的行为？

ji-dan-3-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看到各位知友提了这么多比较犀利的问题，我就提个委婉点的吧，主要也是我个人关于当下热点话题之一“企业合规不起诉"的一些疑问。

我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务中被滥用？

问题有点大，所以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所谓关于”滥用“的隐忧建立在以下三点具体问题之上：

第一，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模糊；个人理解，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的对象应该是企业，而非企业家，所以只能适用于单位犯罪。但是实务中，如果这一点不明确的话，无法排除个人犯罪也适用合规不起诉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制度反而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以逃避刑事责任。而且，如果对于企业家个人犯罪也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罪名范围模糊；企业合规不起诉能不能适用于故意犯罪？目前一些典型合规不起诉案例是包括串通招投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类故意犯罪的，虽然这类犯罪与企业经营具有强关联性，但是故意犯罪在认识层面是明知的，意志层面是积极追求或者放任的，制度不健全绝非其主要成因，那么对于故意犯罪，真的能够通过企业内部治理的方式使其改过自新吗？如黎宏教授所言，不应当滥用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念，以司法制度的方式赋予其特权，从而让其从一开始就不认真对待企业内部治理。

第三，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法律定性模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博士之前提到过，合规不起诉制度依托于刑诉法中的相对不起诉，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程序法框架下应将合规不起诉定性为相对不起诉。这一观点个人表示赞同。实际上细究的话，合规不起诉还涉及企业与个人责任切割的问题，如果企业合规本身能够切割刑事责任，那么其实还涉及无罪不起诉的问题。所以，合规一词本身就应区分为”案发前的企业合规“与”案发后的合规整改“两类，对于前者，可以根据合规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于情节严重但合规制度足以切割责任的企业，可以作无罪不诉，不足以切割责任但情节轻微的，则可以作相对不诉，而后者则只能在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对企业作相对不诉。

bai-tao-14-21 网友的相关建议:

问：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自2019年开始办理地铁猥亵案件30余件，但根据相关报道上海铁检在案件办理中可能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将加重情节评价为入罪情节，不知道最高检怎么看？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份，知乎有个问题上了热榜，讲的是“上海首例咸猪手入刑案宣判”，本人看了之后做了如下回答：

在回答里我说了一个问题，个人观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至少从新闻披露的事实来看是错误的。

关于这个错误，新闻自己就说了，检察院通过报告的形式发现地铁“咸猪手”入刑存在证据和法律适用两大难题。

上海铁检院通过撰写《上海铁检院关于公共交通领域性骚扰防治工作的情况报告》厘清问题症结，发现该类案件入刑存在证据与法律适用两大难题。上海铁检院一方面加强检法沟通，对于法律适用达成初步一致意见

这里我们不说证据，只谈一谈法律适用问题，强制猥亵这个罪名并不复杂。

第二百三十七条　【强制猥亵、侮辱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两个条款，第一款规定了什么叫“强制猥亵侮辱”，第二款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加重处罚情形”。

也就是说，只要具有“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就可以评价为强制猥亵罪。，但只有出现“聚众”、“公共场所”和“其他情节”之后加重处罚，量刑到五年以上。

而对于第一款规定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其实大家也不具有争议，就是以下情形：

“暴力”，是指行为人直接对他人或被害妇女施以伤害、殴打等危害他人或妇女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使他人或妇女不能抗拒或者不敢反抗的方法。
“胁迫”，是指行为人对他人或被害妇女虽未直接实施暴力，但施以威胁、恫吓，进行精神上的强制，迫使他人或妇女就范，不敢抗拒的方法。例如，以杀害被害人、加害被害人的亲属相威胁的；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相威胁的；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及他人或妇女孤立无援的环境相胁迫的；等等。
“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以外的使他人或被害妇女不能抗拒的方法。例如，利用他人或妇女患病、熟睡之机进行猥亵、侮辱的；用酒将他人或妇女灌醉、用药物将他人或妇女麻醉后进行猥亵、侮辱的；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这个情形，因为入罪和加重不一样，这就是检察院自己说的“法律适用”难题。

但是我们看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