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台北故宫诉北京故宫？ 第1页

事件起底

台湾民进党立委何欣纯去年10月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北京故宫出版的故宫画谱其中《谿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与《早春图》三幅画的图档是北京故宫径自扫描台北故宫出版品。去年11月在律师建议下即函请北京故宫补办图像授权，但台北故宫发出的电话、电子邮件、公文、律师函等都未获回应，公文还被退回，因此台北故宫文创行销处委托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循依据《海峡两岸智慧财产局保护合作协议》的处理机制与大陆的国家版权局交涉，但大陆的国家版权局称，书画文物照片的原创性并非该局认定的事项无法处理，因此建议台北故宫提起诉讼，确认著作权存在。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仪星期三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针对故宫授权问题进行专案报告称，将在10月6日决议向北京故宫提起诉讼，现已完成委托诉讼程序，一旦诉讼文件备齐后将尽速向北京法院提起诉讼。-------------（来自澎湃新闻网）

需要明确的是台北故宫主张著作权被侵权的不是针对 《 谿山行旅图 》 、 《 富春山居图 》 与 《 早春图 》这三幅古画的著作权，而是台北故宫针对三幅古画拍摄的照片的著作权。

还有网友愤慨，“贼喊捉贼， 先把偷走的东西还回来，再来谈版权”。

对于这个问题还要再明确一点：著作权和所有权是会产生分离的。

试举一例：

假设你买到一款全球限量3件的屌炸天外套，该款外套是J.K.罗琳亲手设计，并缝制了其自创的“28世纪魔法城堡设想图”！现在罗琳反悔了想要回外套，说这款衣服是她设计的，你一定觉得她在无理取闹。因为重金买下的屌炸天外套所有权已归你！那么，换你跟罗琳说，你买了外套，这款外套上的图案著作权便属于你，其他2件你不允许罗琳卖出，罗琳会鸟你么？历史原因被顺走的三幅国画（三个物件）就是这款屌炸天外套，不管物件的所有权人是谁，创作出承载于物件上的作品的人才是著作权人，并非物件所有权人就是著作权人。

也许台故那些东西所有权存在争议，但著作权归属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原作品作者或权利继受者）。

假设这件事没有通过某些隐秘的政治力量解决，而是放在台面用“台故诉北故”这种阳光的方式解决的话，我们作出如下的探讨。

首先我们要确定适用法律的问题，因为需要承认的是大陆和台湾属于不同的法域，所以这属于一起涉外的纠纷，落入区际私法范畴，应当先分析处理这个案件应当适用哪个地方的法律，再在该法律的范畴下进行相应法律性质分析。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依该权利应受保护地之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

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适用“受请求保护地法”的原则相同，两地在一般知识产权纠纷适用法上的准据法指向的都是中国的《著作权法》和其他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所以，不论台故诉至哪个法院，最终指向的准据法都应当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著作权法上的分析

一、 三幅国画的著作权已过保护期限

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最长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死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而台北故宫提及的《谿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早春图》三幅国画，作者分别为：北宋画家范宽、元朝画家黄公望、北宋画家郭熙《早春图》。皆是百年历史风流人物，已远超著作权保护期限，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 台北故宫对三幅国画 “图档”享有著作权？

前面提到，三幅画的著作权人已经作古数百年，不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那么台北故宫说的北京故宫侵犯“著作权”又是怎么回事？

去年环球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何欣纯质问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时称：北京故宫出版的《故宫画谱》，全套共58册，几乎每本都用了2—25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档，除北宋山水画大师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外，还有著名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及北宋画家郭熙的《早春图》等数十张画作。画谱图文件的画质分辨率很高，看起来并非网络翻拍的粗劣画质，台北故宫博物院应说明图档为何外流。

何欣纯意思应为，台北故宫通过拍摄或扫描获得的三幅名作图档，被北京故宫擅自使用，属侵犯台北故宫著作权的行为。

那么，现在要重点讨论台北故宫对 “图档”能主张著作权么？

台北博物馆的馆藏画作“图档”上，想必也是利用各种高科技，什么找角度，调光线，看比例啊一堆技巧叠加，还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忠实地还原名画本身的情况，达到见图档如见真画的神还原，我们认为，这仅属于精确复制行为（属于复制作品，未创作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新作品）。

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找一千个专业摄影或扫描人士，获得的“图档”必定有差异的地方，这个无可辩驳，但是，别忘了，这一千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怎样拍才能拍得与实物一般无二，细节清晰可见。请问，他们是否有广阔的个性化创新空间？比如来个45度角一明一暗对比，再加个高光暗部？显然不可，且这一千个摄影师精确再现的图档，与原画的差异在视觉上实际难以被客观识别，对于社会来说，也并无产生“新的创造”，而是高技巧特费神的“人工复制”行为。若认可精确还原的“图档”有著作权，恐怕与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相悖（著作权立法是为了保护人的智慧成果，使得著作权人获益，进一步刺激再创新，充分发挥社会创造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 台北故宫著作权在何处？

问题来了，若台北故宫对“图档”不享有著作权，那么没权利的绿营会在那瞎主张吗？

实际上，台北故宫著作权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权利是在《画谱》这一出版物上。台北故宫也是辛苦汇集古人名画，并利用专业且高超技术完美再现原画，才有这本《画谱》的问世，其图文件的画质分辨率之高，绝对不是网络翻拍的粗劣画质，也是没有原物的我们绝对拍不出的效果。这般辛苦的付出，有助于社会大众足不出户可研究传世名作，真真是辛苦一人，便利全员。法律为了保障这种经济投资利益，就规定了汇编作品（大陆著14条；台湾著第7条），同时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还制定了特有的制版权（台湾著第79条）。

1. 汇编作品

大陆地区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汇编作品，是为了保护那些付出劳动及智慧将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独创性地编排成作品的权利人。也就是说，台北故宫辛苦编撰的《画谱》，书中古人名画的著作权肯定不属于他们，如果该出版物内容选择或编排上具有独创性，比如非单纯按朝代或者作者作画顺序排列，那么这种选择或编排设计，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他人不可以照搬其设计，更不可未经许可复制整本《画谱》再出版发行。具体台北故宫的《画谱》是否符合汇编作品要求，未曾见过该本书物，不能妄下定论其属于汇编作品，而且，北京故宫到底是只用了画谱里的图，还是使用了整个版面，无两册书的实物对比，需要专业文物或者古代绘画研究人员提供帮助了。

2. 制版权

有知友提及《台湾著作权法》规定的“制版权”，认为“依照此规定诉北京故宫有侵权嫌疑”。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可以主张该条款仍然需要对比《故宫画谱》是否使用了台北故宫《画谱》的版面，而非仅使用里面的三幅图片便构成侵犯“制版权”。

目前台湾著作权法最新修订的版本为2014年，关于“制版权”的规定体现在第79条第1款：无著作财产权或著作财产权消灭的文字作品或美术作品，经制版人就文字作品整理印刷，或就美术作品原价以影印、印刷或类似方式重制首次发行，并依法登记者，制版人就其版面，专有以影印、印刷或类似方式重制的权利。制版人的权利，自制版完成时起算存续十年。

也就是，“制版权”保护的是制版人所制版的“版面”，其享有以影印、印刷或类似方式重制的权利，但制版人就该古籍字画并未享有专有权利，若未利用其“版面”，只是将无著作财产权或著作财产权消灭的文字作品另行制版，并不会侵害其制版权。该权利与汇编作品所享有的权利较类似，但是“制版权”的取得条件要求较苛刻，必须是首次被制版发行的无著作财产权或著作财产权消灭的文字作品，且经登记后才能享有该权利。因此，台北故宫的《画谱》是否有此权利尚不可知，即便有，也需满足“北京故宫使用其版面”的条件，才构成台湾著作权法上的制版权侵权。

以上论述可能有些繁琐，简言便是：台故如果要起诉，应当适用中国大陆法律。适用中国大陆法律，北故使用台故拍摄的“精准复制”的名画（已经落入公共领域）照片，应当很难构成著作权侵权。

关于侵权不侵权，哪能三两句话道清言明，还是多一分严谨了。

最后说一些题外话：我们希望更多知友认同——

法治”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
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能用法律说话就不求人托关系走后门换角度搞运作，一切交给法律，这样的精神普及了，法制社会的目标差不多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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