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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网上有人贬清官捧贪官的言论?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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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极有深度的电视剧,对大众来说看不懂其中深意倒属正常。如果不是严嵩一党贪污严重,嘉靖的几个殿会那么多年修不成?胡宗宪那里会如此缺经军费?没有军费便没钱抗倭,不抗倭就打不通海上商路,海上商路不通就每年少赚上千万两白银。所以要弄钱,就要去想办法,想到丝绸交易上,然而丝绸贪污亏空一样严重,导致没有丝绸供货,于是需要改稻为桑,而改稻为桑本是为了解决国库问题,但是地方官员又趁机试图低价兼并田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一段说的是:

贪官受到逼迫的时候,绝不会掏自己的腰包,只是会变本加厉欺压百姓。

所以才会甚至想到故意淹田,以便低价收购百姓农田,然而嘉靖为什么不轻易去动严嵩父子?因为在太多的朝政运转要依赖他们,这意味着什么?

依赖于贪官来治理国家,实际上是在饮鸩止渴。

明知国库亏空,嘉靖为什么会坚持修殿,因为知道中间严嵩等贪污巨量,无非是想逼迫严嵩一党自己想办法,哪怕是少贪些,也足够应付开支,然而改稻为桑最后失败了,于是又征盐税,几百万两白银进京一下贪掉两百万。这整个过程中,贪污的官员们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在中间贪污有任何问题,在国库严重亏损如此严峻的情势下,还仍然会照常进行贪污。因为贪官自私自利,绝不会把国家与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上毁朝廷,下害百姓。

所以在第15集中沈一石说: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

中间有个片断印象很深刻,严嵩让严世蕃翻开书第XX页,叫念上面的诗,而严世蕃根本没有翻书,直接就背诵了出来。这些都表明严嵩父子是有才的,然而有才能不代表不会祸国秧民,正是这些才能导致旁人对他们的进行错误的认识。

这其实是非常现实的。

嘉靖虽不上朝,却能牢牢把控权力,如果想杀严嵩易始反掌,但是为什么一再容忍?因为他受到的迷惑会比看电视剧的观众多得多。

一些历史学家时常把这个归罪为嘉靖信奉道教,而严嵩青词写得好,所以嘉靖宠信严嵩。

这种说法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解读,未必又太浅薄了,如果嘉靖只有那么浅的智力,早被严嵩彻底夺权,弑君退位了。

嘉靖要修的殿,从历年贪污情况看来,算下来并不是一笔多大的开支,但为什么总是修不好?因为严党就没想着让这个殿修好,只要一天修不好,那么贪污起来出再大的问题,也有理由往把嘉靖帝扯进去,然后事情自然就有不了了之。

对嘉靖来说,他的想法却是只要将殿修好了,那么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于是在修殿问题上,实际上是与严党展开了一场博弈。

而博弈的结果可以说是失败的部分,直到嘉靖诏书说自己衣不过八套,平时吃东西一日三餐不过几样蔬菜,唯一的要求只是想修殿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委屈的,因为节用他自己是真正做到了。

但他最大的失误是,并没有让手下的官员们也都做到这一点。

关于贪官还是清官的问题,《大明王朝1566》最后有过系统的总结: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这看起来多有道理,很多人看到这里觉得嘉靖是有大智慧的人。

包括嘉靖后面又说:“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也由不得他们。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更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然而这里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黄河其实早就泛滥了,只是他不知道,当他知道黄河泛滥时候,其实黄河早已把天下都淹了。

同样的,贤不贤,当为君者知道不贤时,天下早已经居于崩溃边缘了。

这在剧中,用嘉靖吃药作出了暗喻:嘉靖起初不肯吃药,后来病得不行了才吃药,然而为时已晚。


国有贪,亦是病。上医者,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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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至今,中国人评价官员一向爱用简单的“两分法”:“贪官”和“清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于“贪官”的无比憎恨,可以说是“必欲食其肉,寝其皮”方才满意;而对于“清官”,则一律加以敬仰膜拜、感激涕零。其最近的例子就是为刚刚去世的江苏省某县的纪委书记送“万民伞”。“万民伞”在中国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当历史的车轮已经隆隆地驶进了21世纪,这把“万民伞”竟然还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则实实在在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由于对清官有一种“盼之如云霓”的迫切心理,在中国的民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浓郁的“清官情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的京剧、各地的地方戏、通俗小说以及最为民间化的评书等文艺形式中,“清官戏”和“清官故事”已经成为一个畅行不衰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热门题材。

  然而,如果对这些所谓的“清官戏”或者“清官故事”认真深挖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所歌颂的所谓“清官”实在是屈指可数,最著名的不过就是翻来覆去的包拯、海瑞等几个人而已。与这几个人相比,自古至今中国能够称得上“官”的人真可谓是恒河沙数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官员竟然只有这么几个耳熟能详的清官,以至于简直可以对之忽略不计,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尽管恐怕很少有人从如上的角度对清官问题进行思考,但是从中国民间对于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上,则完全可以反证出清官实际上的“稀缺”来。正因为在历史上真正的清官少之又少,所以才越加稀罕;而“物以稀为贵”的结果就是让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更加盼望清官,蕴含在民间的“清官情结”才越发强烈。倘作如是观,则在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走红的背后,所隐藏的不过就是一种极为无奈的情绪的无意识发泄而已。

  其实,像中国民间这样简单地用“清”或者“贪”的“二元标准”来评价官员,未免失之于偏颇和单一。对于官员来说,“清”与“贪”,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更为重要的评价标准还有很多,譬如“能”与“庸”、“明”与“浊”、“勤”与“惰”,等等。而如果能够采取更加实用一些的标准的话,甚至完全可以这样看问题———即如果一个官员是“能吏”,是真有治世之才和治世之能的话,那么即令是他“贪”那么一点点,相对于那些既无才能又十分贪婪的官员而言,这个官员也还是属于最不坏的一类。简单地以官员之“清”和“贪”来论处官员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这就是一个官员如果仅仅只是个清官,但却能力平平,整天浑浑噩噩,甚至藉靠在道德上的白璧无瑕而肆意妄为的话,那对升斗小民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糟糕,其危害程度是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有点治世能力的贪官的。这样说也许令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是可以被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案例加以复验的一个结论。

  撇开这些不说。即以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所精心打造的那几个清官形象而论,倘若把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与历史镜像中真实的清官一一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其实都是一些被深度加工之后,寄托了中国民间审美情趣和诉求的虚构式人物,与真实的历史有天壤之别。

  具体而言,其加工的原则一是无限拔高、夸大或者平添这些清官“清”的一面,甚至把很多人的优点移花接木全部挪移到一个人的身上;二是闭口不谈这些人物的弱点和不足。在这样子人为的加工润色之下,文艺作品里出现的清官形象颇有些类似于文革时期的那些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一律“高、大、全”,尽善尽美且无所不能。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清官戏中的一大主角包拯。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担任的都是“御史”之类的闲职,平生最大的官职不过是“枢密副使”,大约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但是,在包括京剧在内的各个地方戏的“包公戏”中,他硬是凭空被赋予了三口阴森森的铡刀,成了“上能铡皇族,下能铡黎民百姓”的厉害角色。对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完全是不了解庙堂实情的乡间底层百姓们的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所有的“包公戏”中,最为荒唐走板的是一部叫做《打龙袍》的传统京剧。包公出行时遇到了被前朝奸臣们迫害的流落民间双目失明的当朝天子的生母,于是便在庙堂上为皇太后打抱不平,经过一番小小的波折,终于使得皇太后顺利返回宫中。在母子团聚的庙堂之上,皇太后为惩罚皇帝在开始处理这一事件时对包拯的不公,竟然赐给包拯一根“紫金棍”,要求包公当庭责打“无道的昏君”。包公领命之后,玩了点“幼稚园大班水平”的小谋略,请皇帝脱下了龙袍,以“打龙袍”替代了“打皇帝”。皇太后大悦,立即赏赐包公“尚方宝剑”,赋予了他先斩后奏的巨大权力。一场大戏最后在包公怀捧宝剑“雄赳赳气昂昂”中徐徐落幕……

  应当说,这出十足出自社会底层,包含了民间诸多“庙堂想象”成分的“包公戏”,是中国民间“清官情结”的一个最典型的样本。尽管它在舞台上经久不衰,广受戏迷的欢迎,但若衡之于正史,则毋宁说是一个漏洞百出、十分拙劣的玩笑。

  就像“包公戏”中的包公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历史上的清官不仅不像这些文艺作品中所描画的那么神通广大、道德高尚、完美无瑕,更进一步说,他们甚至往往都同时具有一些不能忽略的人格缺点和毛病。

  如明朝的海瑞,其实是个性格古怪的悲剧性人物。四川作家聂作平先生曾经在一篇题为《可怕的海瑞》的文章中,转述了海瑞的一则轶事。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某一天因为接受了男家僮给予的一个甜饼,而被海瑞严厉叱责,甚至暗示小姑娘立即以绝食的方式求死以保持贞节。结果,可怜的小女孩竟然真的遵循父命在七天之后绝食死去了。

  对于这样一位被中国人公认为“清官”的家伙,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评价是“古怪”和“惹是生非”;聂作平先生则将其比喻为大明朝的“愤青”。而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我认定这位海瑞“海青天”很有可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和人格障碍,否则就无以解释他在历史上做出的种种“堂·吉诃德”式的反常举动。

  事实上,历史上一些真实的清官不仅像海瑞一样在人格方面存在问题,还往往是人见人怕的“酷吏”。综观一部中国历史,“酷吏”历朝历代都有,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汉武帝和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并且很怪异的一点是,历史上的“酷吏”绝大部分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官”。譬如,司马迁在《史记》的《酷吏列传》中提到被汉武帝重用过的“酷吏”赵禹时,说他“府中皆称其廉平”、“禹为人廉倨”。而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酷吏”张汤,在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以至于下葬时“有棺无椁”,令皇帝也为之动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紧密联系?看来,还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命题。

  对于这个命题,晚清时期的小说家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有一段深刻的分析,权可作为一个全新的解读思路,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根据真实的生活原型当时的山东省曹州知府毓贤,刻画了一个叫做“玉贤”的清官加酷吏的艺术形象,对其害民误国的行为大加鞭笞,并且声言:“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总之,在极权专制政体下,清官往往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同时也必然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在一个被柏杨称之为“文化大染缸”的体制里,要想保持人格的清白,达到“众人皆醉,惟吾独醒”的境界,那注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同时注定在这个体制里永远是个不受人欢迎到处碰壁的“异数”!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官员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像海瑞一样的人格分裂者和赵禹、张汤一样的好血斗狠者,正在情理之中。由于清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十分孤立,其实也是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像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所描写的那样,真的能为民众办成什么大事的。因此,就此实用价值来说,清官们的正面作用可以说是相当微弱,其副作用倒是十分明显。在极权专制体制下,清官往往成为一副“麻醉剂”,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制度造成的黑暗和腐败,只会让人产生出不切实际的希望,助长了更大范围内的罪恶的产生和蔓延。这大约也正是历朝历代都要隆重推出几个清官典型在民间加以宣化的原因吧。

  目前,中国的历史正在加快进入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新时期。要在渐进式的改革中建立起一套有别于以往的先进的政治制度,彻底解决附着在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顽疾——贪污腐败的问题,作为民间层面上说,首先一个就是要彻底摒弃淤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的“清官情结”,抛弃对于“清官救世”的不切实际的企望。历史已经证明,清官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救世主”,它只能让我们在现实面前更加麻醉而不是更加清醒。我们必须把对清官的希望转向制度建设上面,迅速实现由寄希望于“人”到寄希望于“制度”的飞跃。

  至今犹记已故的邓小平生前说过的一段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公何其英明!还是让我们看看西方世界这个“参照物”吧。这些国家的公民似乎从来不像我们这样把希望寄托在几个清官身上,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把所有的“公仆”都置于公民监督之下的制度。正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说话。”

  当所有的“公仆”都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关进“笼子”里的时候,权力所具有的贪污腐败的天性才能得到有效地控制,贪官这个“毒瘤”才会日渐稀少乃至绝灭。“一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改革”,正是新世纪的中国人所应该追求的最大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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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脑子不够用,只好标签化看问题;这种“学生思维”被现实狠狠一艹,自然无所适从。


在他们看来,贪官是这个集合:

{贪婪,能力}

而清官是这个集合:

{清廉,无能}


当然,这很可笑。因为还有{贪婪,无能}和{清廉,能力}这俩组合呢。

这种最最简单的问题张嘴就能漏掉整整一半情况的傻雕,你会连嘲笑的欲望都丧失掉的。


对这种傻雕,现实是这个集合:

{黑暗}


于是,一物降一物:

贪官>现实>清官>贪官


过去,他们觉得清官能对付狗日的贪官,所以歌颂青天大老爷。

后来,他们觉得现实太操蛋,把他艹的实在受不了了;而贪官能似乎总能找到“歪路"对抗现实,所以歌颂贪官。


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清官歌颂到贪官然后再从贪官歌颂到现实(善恶有报)——歌颂的对象变来变去,然而一切照旧。


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无能为力。


而为什么他对现实无能为力呢?

因为他是这个集合:{}


正因为他是空集,所以他连“黑暗的现实就是被贪官制造出来的”都看不懂——他只能看到贪官对付起灾民那是轻车熟路,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摆平了。

他甚至都认识不到人家那就是在艹他,反倒觉得人家在“黑暗的现实”上面一通蹂躏然后升官发财:哎呀真厉害!黑暗的现实被他揍的真惨!

等他也饿到吃观音土时,他大概都还意识不到自己正是那个被揍的很惨的“黑暗的现实”,那个不是人的灾民,那只被耍的团团转的可怜猴儿。


歌颂贪官,显然证明了他的失败和扭曲。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这是现实:{自然规律,科学,心理,社会,互助,欺骗,情感,财富……}

没错,一锅粥。


这是人:{原则,诱惑,知识,思考深度,能力,决断,魅力,手腕,欲望,克制……}

同样是一锅粥。


复杂的人性和复杂的社会,没有人能完全总结,没有人能全部罗列;甚至,没有人能正确为他们的各种品质分类。

因此,上面这个集合显然极不科学,许多概念压根不能并列;另一些则相互包含、或者能由A/B推导出C。拿数学语言说就是“不正交”。

没办法,太复杂了,我怎么可能罗列清楚啊?

总之您就凑合着看吧。知道大概就这意思就行了。


然后,这是贪官:

{原则/2,诱惑 * 3,知识,思考深度,能力,决断,魅力,手腕,物欲*4,克制/6……}

这是清官:

{原则*4,诱惑/2,知识,思考深度,能力,决断,魅力,手腕,物欲/2,克制*2……}


很明显,“贪官”和“清官”都不过是我们给官员身上贴的一个标签而已。

贪官原则性不如清官,更容易受到诱惑,物欲强烈,难以克制,因此才走上了贪婪,走向了非法得利、乃至为了非法得利不惜伤害其他人的不归路。

而清官恰恰是贪官的反面。他们原则性更强,物欲较弱,较能克制自己,这才两袖清风。


但是,这些和能力有狗屁关系?

贪官能力强?贪官更倾向于发展祸祸你的能力,那才是必然的。

清官能力弱?有的清官物欲不强权力欲强啊,祸祸你的能力比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一将功成万骨枯了解下?人血染红顶子了解下?


很显然,对你这个屁民来说,贪官一定坏,清官不一定好。


社会很复杂,人更复杂。一个标签压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实实在在办两场事,你就会发现你连自己都评价不了。

何况社会上混的风生水起的那些比你复杂比你精致比你睿智的人?


如何看待?

别看待了。一个空集被艹出的呻吟声有什么好看待的。

凡把复杂的社会问题拟人化然后简单二元化讨论的,都不值得“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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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合国人心态:能贪是一种能力,而清廉是一种迂腐。法治与规则则只是御下的工具——被其束缚之人自然比不上操弄规则的人。


至于说工作能力,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能身居高位,能力上怎么可能反而不如行贿上去的贪官?但是舆论要这么去引导,只能说现在的社会,普遍认为贪污不可治,只能尽量“为我所用”,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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