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不是已经无法避免成为一个失败国家了？ 第1页

不是

谈到韩国药丸，很多人离不开的一个点是“韩国总统多不得善终”。其实这也不完全是营销号们导致的刻板印象（至于崔雪莉的话题下面就全是了，什么财阀家烙大饼都用金擀面杖之类的胡话比比皆是，水平还不如大象公会——后者好歹还能抄抄《第五共和国》剧情水文章），民主化以前李承晚流亡异国、朴正熙死于非命、全斗焕卢泰愚携手入狱，这种下场本是作为军政府dictator的题中之义；而民主化以后金大中、金泳三亲信相继被查贪腐“晚节不保”，卢武铉被逼自杀，李明博、朴槿惠被文在寅送进监狱（号称“清算保守政权积弊”），这个比例在各国里也是相对较高的了。

其实，韩国总统的“高危”，是多方面因素的产物。

【没时间写长答案，先扔个提纲咕了】

一、政治制度因素

1.总统“帝王式的权力”使得任期内在野党除了总选举（国会选举）胜选拿下国会之外几乎无法制约总统的行为——而国会对总统的牵制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和美国不同）。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下台后被拉清单很正常。

2.韩国政党往往是几个著名政治家的“个人应援会”合体，党组织松散、分合频繁、个人主义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阵营利益往往让位于政客的个人利益，对于为“战友”赴汤蹈火也就缺乏动力。

3.政治家个人魅力所团结的“死忠粉”往往仅限于其在任期间，退任后对支持者的政治影响力光速锐减——虽然进步的卢武铉、保守的朴槿惠都有一批饭圈式（非贬义）的支持者（支持卢武铉的团体叫“爱卢会”，真成男团应援会了），但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远远不够影响局面。

4.政治献金的不透明和政治献金对政治家“身边人”的攻势（总统要“论功行赏”又不好意思严苛对待）导致绝大多数政治家在钱的问题上都不怎么干净——曹国是个傻X的异类，身为法学教授、资深律师、青瓦台民政首席，居然用造假走后门这种丢人手段给孩子捞学历，活该被搞下去。

二、历史因素

韩国当代政治史上缺乏妥协成功的案例使得政治派系之间的谅解与合作难如登天。

1.金大中和金泳三：1980年就金大中加入新民党问题二人没能谈妥条件导致分道扬镳，结果5.17政变以后全被赶出政坛；1987年总统选举二人又一次各自为战，结果让卢泰愚以较大优势胜选；之后金泳三通过“三党合并”加入保守阵营并在1992年当选总统，两人再无合作可能。

2.“三党合并”：1990年卢泰愚与金钟泌、金泳三达成协议实现三党合并，成立了拥有国会2/3以上席位的超大执政党，这一决策虽然使卢泰愚政权后半期安如泰山，但是党内就下一届选举候选人的问题打得鸡飞狗跳，最终取得斗争成功的反而是“外来户”金泳三——堪称“曲线救国”的最好范例。

3.卢武铉时代尝试弥合左右分歧的失败：卢武铉执政初期对“现代集团对朝汇款案”的调查直指前任金大中在南北关系的成绩背后的不光彩内容（现代集团在开发金刚山园区期间给 进行了秘密汇款），结果此举不光保守派不买账，进步派也攻击卢武铉。最终，这一风波以卢武铉退出执政党、国会两大党联手推动对卢武铉的弹劾案告终。执政后期卢武铉尝试“大联政”，非但朴槿惠表示拒绝，进步阵营内部也引发了激烈的纷争——此事加上卢武铉在下一任总统候选人问题上的固执导致了进步阵营在大选中惨败，李明博上台。（直到文在寅、安哲秀等人登上政治舞台中央才从保守派手中挽回了局面）

4.新保守十年的“无所不为”，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可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85980697和https://www.zhihu.com/answer/879376446）仅举一例，《产经新闻》驻韩国记者加藤达也因为报道朴槿惠在世越号沉船之际外出与一男子会面，被韩国检方找了个由头抓了半年多才释放——朴正熙、全斗焕当年顶多是封杀外电报道，也没有直接去抓人的……

5.文在寅上台后“清算保守积弊”的诸多行为，这里也不加赘述了。（详见https://www.zhihu.com/answer/730338568）自卢武铉以来越滚越大的夙仇，已经几乎不可能化解——至少在文在寅这个“卢武铉之影”的手里不可能。

三、外界因素

1.经济问题——1960–61年韩国的经济雪崩使得被军政府统治了12年的韩国人民宁可接受另一个军政府上台；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以出口和化工为支柱的韩国经济遭到重创，间接导致“釜马民主抗争”的爆发。相比之下李明博面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表现，还算是合格了。

2.政治问题——萨德的部署问题使得“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对日“亲善“、对美事大、对华友好）的朴槿惠彻底洒了一身的蛋清，也使得中韩蒸蒸日上的关系几乎一夜回到92年……

以上是对 @chenzj 所讲的问题的一些补充：

韩国右派（自由韩国党为首）从来就没有什么“左右共治”的意愿，人家时刻想恢复维新政权的荣光，顺手再把左派彻底干烂；左派这几年其实也不太有“共治”意愿，现在正盘算着怎么引领韩国二十年的政治风向。

有一说一，如果想彻底终结现在这种“韩式左派”对阵“韩式右派”的对垒情况的话，必须要破除李承晚—朴正熙时代所确立的安保体制，而废除安保体制最为核心的步骤就是废除现行的《国家保安法》——正如以麦克阿瑟领导的GHQ拟定的“和平宪法”为核心的战后体制实际上一直在给日本的“战后左派—自由派”提供地盘一样（这也是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保守派一直试图闯关修改宪九条的重要原因，也是现下日本三大左系党打出“和平主义”与“护宪主义”旗帜的原因所在），《国家保安法》及其以它为核心的安保体制实际上也给自由韩国党这类韩式右派——也就是旧军阀以及军独时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续提供大义名分与政治地盘并且妨碍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正常化，虽然说文书记以清理“朴槿惠—崔顺实国政垄断集团”为由肃清了军部与国情院这类强力机关内部的极右势力，但是我得提示一句:类似的事情金泳三时代也做过，但是没过些年数结果韩国还是迎来了李明博与朴槿惠这种肆意为非作歹并且动用军部、国情院等暴力机关打压政治对手的“韩式右派”总统。当年卢武铉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卢武铉曾经公开声称“（韩国应该）允许共产党存在才是真民主”，一度在韩国民间引发轩然大波），把废除《国家保安法》放在“参与政府”的“四大法案”改革里，结果在国会闯关失败^[1]。

“左右共治”这个想也不要想，当初把自民联当成自己上位垫脚石尔后一脚踹开的金大中最后晚年反而活的好好的，一直以来想做“全民总统”、上台前夕戴着“YS手表”拜访保守派里头的YS派老人以及多次试图推动朝野合作以至于迎合大国家党要求清查前朝的国情院窃听案、对北朝鲜秘密汇款案引发泛进步阵营分裂，在国政改革受阻之际提出要跟大国家党组建联合政府^[2]的卢武铉反而执政第二年就被大国家党弹劾，下野后第二年就在李明博政权联手检方对其展开的报复性调查下自杀身亡——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不可能再有“左右共治”的可能了。

另:文书记上台之后一系列对于保守派政客与媒体的近乎疯狂的报复措施（诸如让检方对与李明博、朴槿惠相关的保守派政客进行报复性搜查，用放通委与监察院还有亲进步派的市民团体、新闻工会迫使以“朝中东”之流为代表的保守媒体就范）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受到卢武铉之死的刺激，朴智元（金大中的首席大秘，金大中去世后”湖南帮“的首领）当年在民主党还在野（此时还叫“新政治民主联合”的时候）如此评价文书记^[3]:

“你看李会昌代表^[4]，（97年大选之后）因为急于回归，手上沾满了鲜血。没有当选总统。”

文书记实际上在自传中也表达了对于主流媒体的不满，某种程度也为他上台后动用放通委、监察院以及亲进步派的新闻工会对于媒体进行舆论统合埋下注脚:

那个“田埂手表”[注：田埂手表：是国情院操纵舆论故意编造的，目的是抹黑卢武铉。]——传说是总统把受贿来的价值1亿韩元的手表扔到了田埂里——的桥段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他们要是觉得司法处理不称心，就通过媒体进行公开羞辱，迫使我们屈服。这一点上，媒体几乎成了共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那些标榜进步的媒体。他们的报道与保守媒体别无二致，但专栏与社评写得却像扒皮剜肉，着实恐怖。法正大师的文字是出了名的充满灵性，抚慰人心，大师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文章也是造业，不要出版自己的文章。”而那么多人写下的文章就像锋利的匕首一样直刺人心，我没有看到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做出一丝反省，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节制。

出生率逐年走低，而且已经跌破1了，别笑话日本，笑话人不如人。

这个是实行“亚洲发展模式”的国家（不仅是日本，包括韩国以及如今的中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且这些国家的问题是生育率断崖速度较之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严重，不得不怀疑这跟亚洲发展模式本身的缺陷有关——美国著名的中左派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撰写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里头甚至公开声称:所谓“亚洲奇迹”无非就是像50年代的苏联一样，主要靠令人瞠目地动员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看起来也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仅有投入要素的增长，而这些投资到更多机器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要素，如果它们的效率没有得到提升，就一定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投入驱动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这就能解释苏联未能在1970年代、日本未能在1990年代如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追上美国的原因，而且“亚洲发展模式”这种“低效率的经济增长”伴随的高工作时长以及低福利，自然最后生育断崖也是情理之中。这不是韩国一家的问题，这是诸多亚洲国家面临的问题。

另外我比较怀疑你韩进步派的经济指导思想很成问题，就不说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有的“中小企业强国梦”以及长期有的“财阀解体论”的声音^[5]，泛进步圈“菩提老祖”金大中当初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认为:“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是针对朴正熙时代形成的“权威主义＋官治经济”的药方，韩国经济危机的最根本问题是军事政权时期的遗留问题，即政治权威主义的介入导致市场机制未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其机能，卢武铉本人也继承了这个观点并且在任期间表示权力似乎已转向市场（港真，这个颇有00年代国内网上一些老派公知对于时局问题的看法，但是这个也不奇怪，毕竟1980年代尤其是苏东集团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就大行其道，当时一大堆左派党都支持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的措施，做为比较传统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金大中接受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这不是一个两个自由主义者的问题，这是很多自由主义者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导致的，正如李容马所言:即他们对于国政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之类的事项可以滔滔不绝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对于“经济民主化”问题基本没有什么认知^[6]），对于经济改革反而还不如面临经济危机时的金大中那么有改革意志^[7]，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副作用，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你乎众耿耿于怀的财阀问题，对，被公众号标记为“反财阀”的金大中执政末期财阀开始赢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独立性与影响力，而另外一位被国内公众号标记为“反财阀斗士”的卢武铉执政时期财阀影响力反而大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并且三星经济研究所和保守的经济官僚一起能够影响政府经济政策，公务员要去三星人力开发研究院进修，卢武铉政权对于三星因为其运营权世袭而带来的种种违法事件（诸如“X文件事件”）也是袖手旁观。

总而言之，韩国现今这种畸形的经济格局金大中与卢武铉都应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文在寅本人，虽然他在2012年大选的时候公开对卢武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自我检讨（“卢武铉政府期间，没有能够阻止住蔓延在全社会上下的新自由主义弊端，并未能在派遣工、贫富差距等问题给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就其上任之后的经济政策表现（诸如”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该政策的主导者、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8]已经就该政策的失败被文在寅免职^[9]）而言并没有显示民主党乃至整个泛进步圈现在为韩国经济的未来找到有效的新路。

另附链接;如何看待新闻“韩国总统：特朗普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对文在寅财阀改革措施的介绍

参考

1. ^ 实际上两党在当年12月下旬谋求就该法进行替代立法，但是因为开放革命党强硬派反对最后两党的妥协无疾而终。四大法案改革失败之后开放国民党的改革色彩消退，偏保守的实用主义派（以郑东泳为代表）取得党内主导权，但是该党此后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与解体
2. ^ 卢武铉认为韩国政党如果不超过地区党的局限性的话任何党派都不能在台上有效施政，不能指望彼此对话、妥协以及商定议事结构
3. ^ 这番话是朴元淳与文在寅竞争“新政治民主联合”党首时朴元淳所说的话，朴元淳是金大中的大秘以及金大中死后“湖南帮”的头号领袖，文在寅当初则是高度受到卢武铉信赖的民政秘书以及卢武铉死后“亲卢势力”的头号领袖，这次选战时人又称之为“王首席之战”
4. ^ 1997、2002年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大国家党在1997-2002年期间实际上的头号话事人
5. ^ 日本实际上就是中小企业强国论失败的前车之鉴:泡沫时代大量中小企业在政府窜掇下出海，结果泡沫崩溃之后一败涂地
6. ^李容马原文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83648960
7. ^ 金大中的经济改革尤其是财阀改革实际上成效多大也很成问题：大财阀企业对于互换产业持有消极、排斥态度，而服务于财阀改革的出资总额限制最后也被废弃，财阀的经济力量反而有所增强。而且因为公司制度改革不彻底导致董事长独断专行（从李在镕之前不经过董事会同意私自挪用公司资金行贿朴槿惠就能看出来），大股东的话事权反而进一步强化——当然卢武铉对于经济改革的态度就更不负责：对于SK集团秘密资金问题最后总统出面施压检方让其从轻发落，对于信用卡大乱问题却听从经济官僚的传统的官治经济措施处理，最后这次信用卡大乱以责怪信誉不良的信用卡消费者了事
8. ^ 张夏成在《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韩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经济本身，恰在其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因而，韩国经济的未来在于扬弃“贱民资本主义”，去建构一种“共生正义”的资本主义。对于韩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张夏成认为根源不在于土地、房地产、金融等资本层面的不平等，而在于家庭生计的来源、即收入的不平等，因此他认为征收资本税或资产税的方案，在运用到诸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时应格外慎重，他本人在《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中声称：20世纪中后期韩国在独裁政权下实施的经济，事实上是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无二异，直到1990年代中期金泳三政权后，韩国方真正进入资本主义，开始了市场经济时代。因而连30年历史都不到的韩国资本主义，不论从问题上还是解决方案上，都应与资本主义发展延绵数百年的西方国家不同。
9. ^ 文在寅经济政策（也就是“收入增长主导型”政策）失败的奇特表现之处在于一方面他的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政策的诺言根本就没有兑现导致当初抬轿支持他的诸如民主劳总的左翼工会系统纷纷抗议，一方面中小企业与服务业对于他的最低工资政策叫苦不迭，不得不减少用工以防止自身破产，反而加剧了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现象以及合同工雇佣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