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韩国去除财阀和越南收回军队经商权哪个困难?

回答
要判断韩国“去除财阀”与越南“收回军队经商权”哪个更困难,需要深入分析两国各自的国情、历史背景以及面临的阻力和挑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困难”的标准和衡量方式不同,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进行比较,以期勾勒出各自的艰巨性。

韩国“去除财阀”:一场与体制共生的持久战

韩国的财阀,尤其是三星、现代、LG等巨头,早已不是简单的企业集团,它们是韩国经济腾飞的发动机,是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去除财阀”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更准确地说是“改革财阀体制”,以限制其过度扩张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这项任务的困难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的深度绑定与依赖:
就业与出口的支柱: 财阀企业占据了韩国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和出口额。任何对其核心业务的重大调整,都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政府在进行改革时,必须顾及经济稳定,这种顾虑会极大地限制改革的力度和速度。
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 财阀在研发方面的巨额投入,是韩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它们掌握着大量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削弱财阀,也可能间接削弱韩国的创新能力,这无疑是改革者必须权衡的沉重代价。
金融体系的相互渗透: 财阀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和金融关联,与韩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深度绑定。一旦某个财阀出现危机,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种金融上的相互依存性使得“去除”或“重组”财阀的难度极大,因为任何激进的措施都可能波及整个金融体系。

2. 政治与法律的纠缠:
政商勾结的“循环”: 韩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财阀与政府之间的不正当交易和利益输送,导致了“财阀腐败”的指控。尽管历届政府都尝试进行改革,但财阀庞大的资源和影响力,使得它们能够通过政治游说和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走向,甚至使其最终流于形式。
法律的“弹性”与规避: 虽然韩国有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但财阀往往能利用法律的漏洞或通过复杂的公司结构来规避监管。改革者需要设计出更具操作性、更难以规避的法律框架,并且需要强大的执法能力来确保其执行,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社会期望的复杂性: 一方面,民众普遍对财阀的垄断地位、家族继承制以及不公平竞争感到不满,希望改革;但另一方面,财阀在创造财富和提升国家形象方面的贡献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这种复杂的社会情绪使得改革的民意基础并不总是那么稳固和清晰。

3. 家族传承与文化根基:
家族主义的深厚影响: 韩国的财阀很大程度上是家族式企业,由创始人家族控制。这种家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韩国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结构。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模式,需要克服巨大的文化阻力,触及的是社会结构的基石。
继承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难题: 改革的目标往往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打破家族世袭制。但这面临着如何处理现有股权、如何保证管理层的稳定以及如何防止新的垄断者出现的挑战。

总而言之,韩国的“去除财阀”(或改革财阀体制)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其核心在于如何在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前提下,限制财阀的过度权力,促进公平竞争和经济民主化。这更像是一场与一个已经与国家肌体深度融合的巨兽共舞,既要驯服它,又要避免伤及自身。

越南“收回军队经商权”:一场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博弈

越南的军队,特别是越南人民军及其所属的各企业(如Viettel集团、Song Hong Corporation等),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参军入伍和国家扶持,逐渐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收回军队的经商权,意味着要剥离军队的商业利益,使其回归纯粹的国防职能。这项任务的困难主要体现在:

1. 军队经济利益的盘根错节:
军费来源的实际考量: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军队的商业活动为军费开支和士兵福利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金。一旦剥离经商权,如何确保军队的正常运作和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来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政府是否能提供充足的替代性财政支持,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军队内部的既得利益者: 军队经商权的背后,往往涉及军队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一些高级将领或部门可能从军队的商业活动中获益。收回经商权,就意味着触动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可能会遭遇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
企业转型与员工安置: 军队所属的企业拥有大量的员工和资产。如何进行平稳的企业转型,如何妥善安置这些员工,避免社会不稳定,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2. 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党领导的军队”的特殊定位: 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军队被定位为“党的一支枪”,是维护政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工具。在一些人看来,军队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稳定,例如通过Viettel在海外的扩张来“传播越南影响力”。如何平衡这种意识形态考量与市场化改革的诉求,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改革的动力可能来自中央政府对提高经济效率、反腐败的决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市场经济原则的倡导。但阻力则来自军队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那些认为军队经商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军事独立的方式的保守派。
透明度与监管的挑战: 在一个政治体制相对封闭的国家,军队的商业活动往往缺乏透明度。收回经商权意味着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确保军队不再以非官方渠道牟利,并防止新的腐败出现。

3. 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越南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机构,包括军队,也获得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力。这种转型过程的遗留问题,使得军队经商权成为改革的“历史包袱”。
国家发展战略与军队角色的调整: 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军队的角色和功能。如果军队的经济活动与其核心的军事任务发生冲突,或者阻碍了更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

比较与结论:哪个更困难?

从上述分析来看,两者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困难的性质和程度有所不同:

韩国“去除财阀”的困难,更多地在于对一个已经成熟、与国家经济肌体深度绑定的复杂系统进行“去垄断化”和“制度化改革”。 它触及的是市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以及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这场改革更像是在“优化”一个现有体系,试图使其更加公平和透明,但要彻底“去除”财阀,或者说瓦解其核心影响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们已成为韩国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革的难度在于其“手术”的精确度、社会共识的凝聚力,以及在不引发系统性风险前提下的渐进性调整。

越南“收回军队经商权”的困难,更多地在于触动一个由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既得利益共同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它涉及的是将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机构,从商业领域剥离出来,回归其本来的国防职责。这场改革的难度在于克服军队内部的阻力,找到替代性的资金来源,以及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确保改革的彻底性和有效性。它更像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行动,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

综合来看,可以说:

在“触及利益”的深度上,两者都极其困难。 韩国财阀触及的是国家经济命脉和就业;越南军队触及的是国家政治安全基石和内部权力结构。
在“改变模式”的难度上,韩国“去除财阀”的挑战可能更具系统性和长期性。 它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内进行的制度优化,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多方面的妥协。而越南的改革,如果领导层有足够的决心和魄力,并且能够找到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其“断臂求生”式的行动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目标。然而,越南的政治体制特性也意味着改革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一旦决策,执行力也可能很强,但同时反噬的风险也可能更大。

因此,如果非要区分哪个“更困难”,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

改革的“根本性”和“彻底性”: 从彻底瓦解财阀的过度影响力的角度看,韩国的改革几乎不可能做到“彻底”,只能是“限制”和“规范”,因此在“去除”这一点上,其困难在于“无法彻底”。而越南的改革,理论上可能实现“彻底收回”,但其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使得能否顺利实现这一“彻底性”变得极为困难。
改革的“稳定性”和“风险可控性”: 韩国的改革更倾向于在不颠覆现有经济模式的前提下进行调整,风险相对可控,但可能收效甚微,长期性极强。越南的改革如果直接触及军队利益,政治风险和不稳定性可能更大,但一旦成功,其效果可能更“立竿见影”。

总而言之,这两个任务都艰巨无比,挑战的性质不同,但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决心、高超的智慧和对社会经济全局的深刻理解。硬要说哪个更困难,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韩国的改革是试图“驯服一头巨兽,使其不伤人但继续为我所用”,而越南的改革则是试图“将其从家中驱逐出去,让它回归其本来的职责”。前者更像是“精细的艺术”,后者更像是一场“艰难的壮士断腕”。从“彻底性”和“触动根本”的角度,越南收回军队经商权在政治上的难度和潜在风险可能更为突出;但从“系统性”、“长期性”和“难以达成根本改变”的角度,韩国去除财阀的难度也同样巨大且更加难以预测最终效果。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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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然是韩国去除财阀难度大,可以说现在整个韩国社会的运行都是以财阀核心的,除非全面的社会革命,重塑社会结构,否则一点机会也没有,反到是越南收回军队经商权的机会也许就在眼前!

首先,越南并非不知道军队经商的危害,毕竟是TG的亲传弟子,眼光还是有的,而且当初也不是没尝试过,虽然没成功,但这事在越南一直都不算过去,历届政府都在想办法缩限军队权力。

越南当年之所以允许军队经商,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年政府无力提供足够的军费,而外部军事威胁(我朝:斜眼)又不允许其军队减少军备(我朝:继续斜眼),但现在情况已然不同,越南这几年经济还是挺不错的,财政相对充盈完全负担的起军队开支,而外部环境也趋于稳定,已经不再有迫在眉睫得军事威胁,这时候只要有坚定决心和政治强人,这事完全有可能办成!

说来越南的高级领导人,也不知是太不注意保养还是风水有问题,就本届先是被普遍看作接班人的丁世兄因身体原因不到六十就退了,后是四驾马车之一的国家主席陈大光六十刚过就去见马克思了,再加上之前那个女婿都是美籍的亲美总理(也是四驾马车之一)的阮晋勇提前退休(这个不是身体原因),现在的总理阮春福更像一个事务官,而作为最后一驾马车的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主要精力在国会,整个越南的权力其实是在集中的,身兼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老牌政治人物阮富仲的权力基本上达到了越南二十来年的巅峰,可以说现在政治强人这个条件,也算基本达成!

至于坚定信心,这个虽然不好判断,但已经75岁高龄的阮富仲掌权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在下台前为了越南的前途命运做点重大决策也绝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毕竟越南高级领导人普遍身体不好,老先生这年龄也许早把身后事看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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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其实是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参考物:

扫除财阀,推翻三座大山,需要28年,两千万人牺牲,加上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他作为领袖。

收回经商权,增强领导力,只需要审时度势的他凝聚共识,适当做利益交换就可以了。

简单来说,一个是脱胎换骨的生死之战,一个是壮士断腕的决绝取舍。哪个更难显而易见。


原来的一些评论貌似被平台删掉了。

稍微多说点,上面的两位cpu都是我曾经不理解并黑过的,不过年纪越大才越觉得他们的不容易。

另外也不要简单把中韩简单类比,大国虽然在复杂度,绝对难度上完爆小国,但是可使用的力量和整体环境也要好很多。对小国来讲,外部环境是第一的,对大国来讲,自己就是环境,完全就是两个游戏。无论如何,改革社会对政治家来说都是双脚踏阴阳,只手挽天倾的买卖。

最后,看看中日韩朝越政体的现状,只能说,便宜没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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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真是张口就来

越共的军事委员会名单,总书记,主席,总理均在列,我阀我自己?

像巴基斯坦这种国家,军方就是独立势力,人事任命政府只有盖章批准的份。陆军参谋长直接有权力宣布首都戒严,看谁不爽,一个戒严直接撸下去。整谢里夫的时候,总理府卫兵看见军队的大卡开过来,直接帮忙开门。

越南的参谋长,国防部长算哪根葱?姓甚名谁有人知道吗?来个人给我说个“越南军方”实权人物的名字我听听。搁这盲猜脑补呢?什么军队有了钱就成军阀,笑,真的军阀屑于自己开厂挣钱?

而且军办工厂挣的钱,和隔壁驻军的大头兵们有一毛钱关系吗?

还有人事权呢?辛辛苦苦挣了钱,一纸调令人走了,钱成新来的了

禁止经商的段子,说的是怕军队腐化战斗力降低,和军阀一毛钱关系?谁教你们的?古代军事主官上任自带幕府亲兵,也没有基层军官,只有几个副将是有编制的,主官对于麾下绝大多数人不仅拥有人事权,甚至可以说掌握生杀大权,别说撤职关押,就是杀掉也p事木有。所以古代中央对于军队的管制,主要体现在财权,一旦主将是本地人家眷就在身边,还自己有了财路,那就很容易尾大不掉变成军阀。

越军产业的主体是军办工厂这些,不是大头兵可以就地收商税,不是有军田,更不是大头兵自己进厂干活。挣得钱就算不交到国家,也不可能直接走账到带兵主官的手里。

Viettel的总部在河内巴亭郡,来个人说说,Viettel的盈利归哪个将军管?营收过哪个将军手?

工厂公司这些也不是什么好用的财源,想要当军阀,要么种田要么收税,财源要封闭性较强,要别人插不上手最好。而这些工厂公司,是要依赖市场运营的,就像上面说的越南军用电信集团Viettel,也是地区巨头了,要进口外国设备吧,要开拓海外市场吧,这都要别的衙门配合才能办成。

离了市场,越军的收入也就是走走私,收收毒贩保护费,用军车跑跑运输这种。仨瓜俩枣的也就是个零花钱,买不了几把枪。

其实只要Viettel和军队商业股份银行这俩大的管住了,越军也养不活自己,大部分营收都是这俩巨头的。

再有就是人事权,古代大部分情况下本来就是将领自己募兵,自己的幕府自己的亲兵,了不起几个副将不是自己人。现代征兵主体是国家,不仅有名有姓的基层军官海了去,大头兵们也不仅仅是个数字,姓甚名谁,家眷在哪都查的到。你要造反,下面的人就听啊?你自己在这个位子上能待多久啊?

一点没有看出来越军失控,不知道军阀从何说起。军队经商,在特定环境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些国家,在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军队系统里的人才素质技术水平高于甚至远高于一些地方政府,军队着手建厂顺理成章。不是军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抢民营公司的饭,而是军队如果不干这件事,就没人干的了。

反而,越南的最大问题也是财阀,老总直接当总理的那种。这些大佬路子可比老实巴交的军队野的多了。军队的产业最少是正儿八经的公家资产,虽然所属系统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搞不好还是越共最后对抗有些势力的本钱。

对于越南来说,比起军队经商,官员经商要可怕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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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运用韩国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消灭财阀的确很简单,但是要让他真的想消灭财阀这点就比较困难。

与其做这么难的事情,不如把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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