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消失与西北民变平息哪个能拯救大明？
咱们不妨分开来聊聊。
先说“后金消失”：
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作为大明北方最大的外部威胁，其存在确实让大明朝廷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财力。从努尔哈赤崛起，到皇太极扩充势力，再到入关，可以说，后金的每一次崛起，每一次对辽东的蚕食，都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大明的腹背。
如果后金突然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军事压力骤减，边防成本大幅降低： 大明不必再投入巨量的军费、粮草去维持辽东防线，不必再担心来自北方的骑兵突袭。这解放出来的军事力量，理论上可以调往其他地方，比如对付农民起义，或者进行其他内部改革。
战略重心可以转移： 长期以来，辽东问题牵制了明朝大部分精力，导致对内政改革的关注和投入相对不足。后金消失后，朝廷可以将目光和资源更多地投向内部，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宦官专权、财政危机等问题。
政治稳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外部的强大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反过来说，如果外部威胁消失，统治者如果依旧腐朽无能，内部矛盾更容易激化。
然而，后金的消失并非万能药，其“拯救”大明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解除外部诅咒”般的解放，而非“治愈内部疾病”的根本性措施。 为什么这么说？
它不能解决明朝本身的制度弊端和统治危机： 后金的存在，是明朝衰败的一个重要诱因和加速器，但它不是明朝衰败的唯一原因，更不是根本原因。明朝的统治危机，早已深入骨髓：官僚体系的腐败、党争的激烈、皇权旁落、宦官跋扈、土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公、财政枯竭等等。即使没有后金，这些问题同样会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大明的肌体。
“消失”的形式不确定： 后金“消失”到底是内乱自灭，还是被其他势力取代？如果是被其他更强大的北方民族取代，那么大明依然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即便是内乱自灭，其力量真空也可能引发新的边境动荡。
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实际作用： 即使真的“消失”，其影响力的显现也需要时间。而且，大明朝廷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有效的改革，才是关键。历史证明，即使在后金压力相对较小的时候，明朝的内部危机也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再来看“西北民变平息”：
西北地区的民变，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是明末最直接、最凶猛的内部动荡。这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对大明造成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军事力量的消耗： 明朝投入了无数的军队去围剿，这些军队的粮饷、装备、人员伤亡，都是天文数字。很多精锐部队被拖垮，甚至被歼灭。
财政的彻底枯竭： 连年的镇压，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彻底空虚。为了筹集军费，朝廷不得不加征赋税，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民间的困苦，形成恶性循环。
民心士气的瓦解： 大规模的民变，意味着大量百姓的生计被毁，他们对朝廷的绝望和反抗，是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直接否定。
统治中心的动摇： 民变军队的不断壮大，甚至一度逼近京师，直接威胁到了明朝的统治中心。
如果西北民变能够被平息，其意义是颠覆性的：
内部的稳定得到恢复： 这是最直接的好处。一旦民变被压制下去，国内的生产秩序得以恢复，人民的生活状况有望得到改善，这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
财政压力骤减，有喘息之机： 无需再投入巨额军费去镇压，国库的压力会大大减轻。这使得朝廷可以有更多的财力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赈灾、发展生产、甚至支付北方边防的开支。
军事力量得以整合和休养： 被派往西北的军队可以得到休整，并且可以重新部署，用于巩固边防或者平定其他潜在的动乱。更重要的是，这股力量的士气和战斗力也可能得到恢复。
统治的合法性得以重新巩固： 能平息席卷全国的民变，无疑会极大地提升朝廷的威信和民心向背。这能够为明朝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去尝试进行改革，修复统治的裂痕。
对比之下，平息西北民变更能拯救大明，其理由如下：
1. 病灶的直接解决： 西北民变是明末最严重的“内部疾病”。平息它，就是直接治疗了危及大明生存的核心病灶。而后金的消失，更像是移除了一个巨大的外部“诱因”，但心腹大患还在。
2. 资源的回流与重组： 民变平息后，原本被抽调到西北的巨额资源——包括军力、物力、财力——可以回流，用于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辽东防线。明朝可以重新部署力量，而不是被一个地方性问题拖垮。
3. 政治威望的重塑： 能有效镇压大规模的民变，是对统治能力的最有力证明。这比外部威胁的消失更能直接证明统治者的能力，从而稳定和重塑政治权威。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即使面对后金，也能有更多的底气和策略。
4. 时间的获得： 明朝真正缺乏的是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西北民变如同一只巨大的吸血鬼，吸干了明朝的生命力。平息它，就是止住了失血，为大明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才有谈论其他改革和应对外部威胁的可能。
总结一下：
后金的消失，就像给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移走了一个压在胸口的石头，让他呼吸稍微顺畅了一些。但这并不能让他恢复健康。
而平息西北民变，则相当于给这个病人进行了一次关键的手术，切除了最致命的肿瘤，止住了内出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拯救”，至少是给了病人一条活下去，并且有可能康复的道路。
如果大明能够有效平息西北的民变，那么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应对后金，甚至可能在那段宝贵的时期内，找到一些缓解财政危机、改革官僚体制的办法。即使后金依然强大，一个内部稳定的、更有余力的大明，其应对能力也会远超那个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晚明。
所以，从根本上说，平息西北民变，是比后金消失更能直接、更能从根本上拯救大明的一条路径。 后者更像是外因的解除，而前者则是内因的化解。历史也证明了，当大规模民变被镇压下去后，明朝虽然仍面临辽东的挑战，但其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为后来的历史走向留下了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网友意见
那都是看得到的外阴，里面的各路管道不通，还会不育。
税法也不过是附睾，最关键的是生精机制，苏党不除不行。
爪机答题，懒得开电脑，尽量简单一点
先说客观结论，后金消失
在这之前，先要搞清楚在辽东打仗中央大致的负担有多重。明初辽东有军屯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在时自然搞得不错，洪武末期就已经取消内地转运，永乐时是“屯米常溢三分之一”“边有储蓄之饶”，当然几次北征之后卫所屯粮消耗太大，宣德就开始崩了。所以从正统开始就一方面从山东海运布花钞（持续到明末）。然后在卫所搞开中，弘治后开中法衰落，到了嘉靖时开中定例是两淮九万四千五十引，山东六万二千五百引，这个数据到万历也基本不变只不过多是折银收取。真正的大头是京运年例银，正统时京运年例银十万两能买大概四十万石粮，够一半人吃。嘉靖末额军十二万左右的辽东就上升到十九万两，就这样日子都紧巴巴的。然后就是万历，万历朝因为辽东军事地位上升后又有壬辰倭乱，辽东军费开始直线上升。所以到万历十九年时年例银达到了六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两，要是加上太仆寺给的买马银和山东的布花钞银，军费就达到了七十四万多。
而陕西从洪武四年开始屯田，在册的屯田面积综合实录会典和县志的数据大致可以得出:
因为明初陕西人少，为了发展生产，屯田士兵的子粒是以余粮的十之二上仓，比较随便。永乐后为了战争需要，定屯田赏罚例,规定每屯丁纳正粮和余粮各十二石上仓,即每屯丁需上纳二十四石,其中十二石作为屯丁的月粮,每月支领。洪熙元年改为“余粮免其一半,上纳六石”,每屯丁需上纳十八石,其中十二石作为月粮，正统元年每屯“止征余粮六石”,正粮十二石免上仓。
之后各种各样问题冒出来屯田在制度层面上日益败坏，马文升、魏焕这些有名的边臣多次吐槽屯田额数“十不存一”。
而且西北在明朝种植物条件就很恶劣，从实录里很随便就能找出相应的记载:
“宣德八年,罗汝敬奏“甘州左等一十三卫军余屯田,地高土冷,霜暴不时,连年子粒少收,宜宽减之令,止纳余粮五石,悉从之”
正统八年“减陕西延绥等处屯粮,先是屯军一名,纳子粒六石,镇守右金都
御史王翱奏减一石,近因命都督王祯巡按监察御史王通选强壮屯军备冬,又令酌量减免,祯等拟通前减三石五斗,止纳二石五斗,户部以减免既多,必劳民远运,非足边计,通减二石,止纳四石,从之”
正统十三年,“免陕西西安平凉二府夏税屯田余粮二分之一,时镇守右都御史
王文奏,二府去冬无雪今春无雨夏麦无收故也”
景泰二年,“免陕西肃州卫去岁旱灾屯粮一万三千四百余石”
正德:各边初皆取给屯粮,俊以屯田渐弛,屯军亦多掣回守城,边储始唯民运是赖矣
军屯是走不通了，所以从宣德开始走民运，民运一般采取“对拨”的方式，对拨就是就近原则,陕西三边的民运税粮来源主要是陕西、河南布政司所提供的税粮。延绥镇由陕西布政司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及河南布政司供给兰州、凉州、河州、山民州、拟匕州、宁夏、庄浪、西宁、临挑、甘肃、山丹、永昌等西北军卫的边粮则由陕西西安、凤翔、平凉、巩昌等府沿大路官仓纳粮供给。
但是这民运实在艰难，陕西地处边远经济不甚发达，路又不好走，况且西三边又长，以至于为了节省民力经常调拨军士、罪犯帮着运。
后来又经历了民运折银和开中法这种传统艺能，弘治以后就以京运为主了。
以明会典的边粮统计，弘治年光是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的饷银总和就达到将近58万两，注意，这个时候陕西的京运是远大于辽东的，可以夸张的说，四镇官兵是靠这京运养活。
到了嘉靖万历朝，光延绥一镇的京运就达到673369两，四镇之和达到1769622两，还有盐引769332引。万历二十年略有下降，。天启二年又突破180万两。
真·一人当兵就全家吃饱（还吃的没辽镇好）
因为俺达封贡后西北战争频次减少，东蒙战事加剧，在老奴举事之前西北明军的资源就慢慢被倾斜到辽东。万历初张学颜、李成梁到辽东整顿边备的时候不仅修边墙城堡要钱，士兵的待遇提升也要钱。
因为很多人忽略了，在万历九年之前辽东军事的白银和粮食比价是较低的，万历元年户部的汪道昆就说辽东士卒跟宣大比折色太轻，后来万历九年蓟辽总督梁梦龙又提起这事才加的，到了万历十四年，辽东所有军士又通通加了一次，当然这都是讨价还价的结果，十二年蓟辽总督张佳撤再请发闰月官军银两,户部以“取银何地”为由怼了回去。
壬辰战争打完和因为转运军粮很大程度上仰仗辽东，所以就造成了:
输挽刍晌，远处异域，以致军民老雏窜逃不舍过半,车马颓弊千里尽为丘墟
辽左疲极难支……国计益油辽左益危
这种情况
所以军屯基本上是废了
武备废弛这个就不用说了，不然老奴一开始也没那么顺利，可以自动代入美股熔断曲线......
时间来到天启元年，万历这守财奴死胖子把辽东基本都祸祸出去了，临死倒是回过味推上去一个熊廷弼，老熊是个猛人，但是说话直，他搞的广宁、天津、登涞三方布局开口就是要三十万兵，一千万饷。从七月份辽西溃退开始到天启二年春一年时间发了五百万饷。更不用说在大凌河烂掉的一百二十万石的米豆。
借用句团长的话: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就被拖入了辽西无底洞里了。
孙承宗主持辽西与对峙的时候其实干的还不错，比如说老孙搞得这个“辽土养辽民”把辽东难民弄到辽西种田，但就这样军饷一样让人头疼。
辽西军士的待遇高是出了名的，就拿近的说，蓟镇的军士月支一两一钱，米一斛，而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
西北:我想.....
辽镇:不，你不想
此外关宁地区还有马乾银皮袄银之说。关宁军马四五六七八五个月马放青,此时每月每匹马加豆四升,复日加马乾银四分。在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这七个月,每月每匹马加马乾银一两二钱,旧制军丁每人每年皮袄银六钱,魏忠贤时加到八钱。
当然就这样还是经常闹饷，所以辽饷这种东西很自然就有了....
天启后期在“英明神武”魏老狗的操作下连年欠饷是常有的是
崇祯补了一部分，但大政策还是优先满足重中之重的辽镇，皇太极入寇的时候还有调陕西兵勤王，人家基本上是一路乞饷乞过来的...
这样弄下去陕西不反?
银川驿一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我就想问思宗:你傻还是他傻?
我开头的时候说客观上后金消失能救大明，但是主观上，我认为只有当永昌天子进入北京的那一刻大明才有救。
我喜欢明朝，不代表我认同那个为了续命而继续烂下去的大明
本质上西北民变是因为常年累月在对付后金这边投入了全部资源引发的，为了对付后金不得不拆西墙补东墙，西北延绥等地长期欠饷，导致以兵饷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西北军镇经济破产，大量士兵与依赖士兵的家属亲戚被迫造反。
如果没了后金或者明朝不再试图短时间解决辽东问题，而是务实的搞忍辱负重，明朝自然不需要拆西墙补东墙，西北得到军饷能活下去，谁吃饱了撑的造反？
明末的问题，明朝对付后金不断投入大量资源是起因，西北民变是因此引发的内部矛盾，两者相结合，明朝就死了，这是结果。缺一不可，灾年什么的外因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填了把柴火罢了。
现在正在看这块的东西，随口答一下：
户部尚书李汝华言太仓岁入仅三百八十九万岁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以边饷言之九边十三镇隆庆间每岁共止二百三十九万有奇今增至见额银共三百八十一万九千二十九两余。
这是抚顺之战后明廷准备围剿努尔哈赤的时，预备调拨兵力钱粮时的报告，明朝日常的军事开支就是勉强维持，当努尔哈赤七大恼陷抚顺后，明廷其实很重视，对努尔哈赤的军事预算报到300万两。也就是当即把开支翻到年入的差不多一倍去了。
顺便当时明朝的损失如下：
辽东巡按杨一桂开造抚顺死事官三员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虏官二员游击李永芳中军赵一鹤掳去军丁卢浩等五百九十八名克东州堡杀死守堡官一员李弘祖掳去军士王均二等二百二十八名克马根单堡掳去守堡官一员李大成军士李三五等一百六名商民货物不计
实际上并不是某些答主说的不重视，其实明廷还是很重视的，当时明军失三堡的军事的损失只是：598+228+106=932。其后张承胤率兵反击遇伏全军覆没，满文老档的万人之流的没啥看头，实际损失如下：
四月二十一日抚顺关口广宁总镇大营阵亡总兵都督一员张承胤守备一员魏居正千总二员樊英元小四把总一员张来红旗官四员陈邦礼曹日新高志元张登坐府夷丁吉赖等三百三十四名坐府游击营阵亡游击一员梁汝贵把总叚尚科家丁降夷摆言吾等八十七名正兵营阵亡千总六员军竟荣王世宁刘克杨四德王大任吴景桂把总八员邓茂桂徐国栋成都何知禄张有才林起凤解进选曲文魁家丁夷倭位成等一千一百三十四名左翼营阵亡中军一员江之恒千总二员汪烈李进职把总二员王道功刘授军丁樊应雄等四百二十七名右翼营阵亡军丁邓顶二等二十一名援辽总兵麻承恩营阵亡家丁可可处等五十四名辽阳副总兵营阵亡副将一员颇廷相督阵红旗官一员邹钟贤千总四员教卜代黄世吉单继志刘胤把总三员摆言代白应奇李联芳应袭一名颇重光军丁李显祖等四百六十四名海州参将营阵亡参将一员蒲世芳千总二员甯扩胤王廷胤把总二员徐可受张其廉牢子官一员孙迁军丁宋九思等二百九十六名沈阳游击营阵亡中军一员金阶千总一员曹大兴把总一员盛祥军丁红旗降夷尤抱忠等一百一十二名武靖游击营阵亡红旗一员耿尧相把总一员梁才新兵张秉元等二百二十九名。
我懒得算张承胤之类，就计下面的官兵好了：334+87+1134+427+21+54+464+296+112+229=3158人。
加上上面的932人，大致抚顺之战前后损失官兵（不含中高级军官）4090人，对于整个明朝而言是很大损失么？其实是的，最直观的就是军费调拨——乙卯户部奏辽饷会议三百万。
这啥概念呢？即如宁夏费饷二百万征播费饷二百余万救朝鲜首尾约费七百数十万今辽事视前孰缓孰急，王命璇这话说的很直白，宁夏花了二百万，播州花了二百来万，连朝鲜都花了七百八十万，遇到努尔哈赤怎么能舍不得花钱？于是直截了当的出300W，实际萨尔浒前后是调拨了大约三百来万，万历这死胖子在萨尔浒之后重新调兵发牢骚说的——去岁发过银三百余万。
万历三大征其实没一个比得上萨尔浒，朝鲜是前后七年780W+，宁夏播州都是以不足三百万结束战争。萨尔浒的拨款可以看的很明显，明朝是动真格的，不是什么轻敌不重视，而是极其重视，我翻了几十卷的奏折，女直满万不可敌，今已五六倍这种话已经有人喊出来了。
所以回头看太仓岁入仅三百八十九万岁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然后看萨尔浒的军费调拨和一致规划，乙卯户部奏辽饷会议三百万，就可以很直白的看出明廷是多重视努尔哈赤了，以及对财政的负担问题——军费名义开支直接变成了正常年份的178.5%，实际是用了350来万，即实际开支是正常年份的196%。
只要不瞎，就很清楚后金崛起对明朝财政上的压力飙升到了什么程度——明末的财政危局的主因就是后金崛起。
但是明末后金崛起，本身就是万历那死胖子一轮骚操作导致的，没有努尔哈赤，辽镇自己也会乱，由于辽镇当时的破样子，努尔哈赤消失了还有努尔哈白，万历不改，少个后金是没啥意义的。后金跟民变都救不了大明，万历这死胖子做个正常点的皇帝才能救大明。
不然错过窗口期就算能续命，就这种大明还是等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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