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世界中是否算得上对「世袭」容忍度比较低的国家？
首先，理解“世袭”的含义至关重要。在不同的语境下，“世袭”可以指代：
政治权力世袭： 指职位、权力或领导权通过血缘关系在家族内部传递。
经济地位世袭： 指财富、产业或资源主要掌握在特定家族手中，并代代相传。
社会地位世袭： 指某些特权、职业或身份由于家族背景而得以延续。
中国在“政治权力世袭”方面的容忍度：
从历史和现代政治制度来看，中国在政治权力世袭方面，可以说容忍度非常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排斥的。
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与权力循环： 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王朝更迭，很多时候新王朝的建立者并非前朝皇室直系，但王朝内部的皇位继承原则上是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然而，这种世袭并非绝对，政变、禅让、宫廷斗争等都会打断世袭链条。相比于一些欧洲君主制国家（如一些欧洲王室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血脉联系），中国历史上权力传递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但其核心仍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继承制度。
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是反对政治权力世袭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强调权力来自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领导人是通过选举、任命和组织考察来产生的，而非血缘继承。
干部选拔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更加系统化的干部选拔和培养体系，强调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虽然在实践中可能存在裙带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但制度设计上明确排斥了政治权力的世袭。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是经过政治局常委的集体决策和全国代表大会的程序，虽然这个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存在争议，但其机制本身并非基于血缘。
“父子兵”的例子是极少数，且非制度化：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官二代”、“红二代”担任重要职务的情况。但这种现象更多是由于其家庭背景带来的资源优势、人脉关系和早期接触政治的机会，而非制度性的世袭继承。当这些“二代”从政时，他们同样需要经过党的考察、提拔等一系列程序，而且一旦表现不佳，同样会被淘汰。将这种现象直接等同于西方君主制的世袭是片面的。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不允许明确的、公开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世袭。一旦出现明显的世袭倾向，往往会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批评。
中国在“经济地位世袭”方面的容忍度：
在经济领域，“世袭”更多地体现在财富、产业和企业所有权的代际传递。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容忍度，相对来说比政治权力世袭要高，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并非最“低”。
改革开放后的私营经济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量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些企业中，创始人将其事业传承给子女是普遍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和法律所允许的。中国不禁止家族企业将管理权和所有权传承给下一代，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治理结构。
“富不过三代”的挑战： 然而，在中国社会，“富不过三代”的担忧也普遍存在。与一些拥有悠久家族企业传承历史的国家（如欧洲的一些家族企业）相比，中国私营经济的历史相对较短，很多企业在转型和代际传承过程中面临挑战。
国家资本主义与家族资本： 中国的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关键行业仍然由国家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私营经济就没有活力或受到限制。实际上，中国的政策鼓励创业和创新，也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社会公平的考量： 虽然允许家族企业传承，但中国社会对财富过度集中和不平等的现象也日益关注。政府在税收、反垄断等方面采取措施，试图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形成根深蒂固的世袭经济特权。
中国在“社会地位世袭”方面的容忍度：
在社会地位方面，中国对“世袭”的容忍度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同样存在复杂性。
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性： 尽管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的，理论上允许任何人通过努力和考试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制度，尽管受到一些批评，仍然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与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与贵族特权的联系）相比，中国的教育机会在形式上更具普适性。
职业流动性： 许多职业并非严格按照血缘关系传承。例如，医疗、法律、技术等领域，专业技能和资质是主要的门槛，而不是家族背景。
隐形的“社会资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关系网”（ guanxi ）和家庭背景仍然会为个人带来隐形的优势，尤其是在就业、晋升等方面。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社会地位传递，但它并非公开的、制度性的世袭。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政治权力世袭方面，中国可以说是对“世袭”容忍度非常低的国家。 其现代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排斥政治权力的血缘继承，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在经济地位世袭方面，中国容忍度相对较高，允许家族企业传承。 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其历史较短，且受到社会公平和政府监管的考量。
在社会地位世袭方面，中国在制度设计上努力避免，但“社会资本”和家庭背景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如果我们将“世袭”主要限定在“政治权力世袭”这个最核心的维度上，那么中国确实算得上是对其容忍度比较低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主动排斥的。 在其他维度上，中国的表现则更加复杂，既有制度上的排斥，也有实践中的模糊地带。
相较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如欧洲部分国家）或者一些存在显著政治家族影响的国家，中国在政治权力传承上的制度性排斥是其鲜明特征。然而，在经济和某些社会层面，对“世袭”的“容忍度”则需要更细致的比较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总而言之，中国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层面，对政治权力世袭是持高度批判和排斥态度的，这是其在“世袭”问题上全球定位的重要依据。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
首先，世袭制对整个社会是好是坏并不是一刀切的，要看约束条件。公平有时候是非常糟的制度，也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理由。《经济研究》有篇论文叫《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具体来说这个世界上的精英是有限的，他们可以从事生产活动，也可以谋求权力。当一个社会大部分精英都追求权力时，那么这个社会从事生产活动的精英就会减少，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就会下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对帝王来说，是一种让精英陷入二桃杀三士困境的好制度，对社会精英来说，是一种较为公平获得权力与金钱的比赛，而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来说，却是一种导致人才配置巨大浪费的制度。理解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2000左右公务员下海和2008年以后的公务员热，那个对社会有好处，大家自然明白。因此，在政府掌握巨大权力，而民众对权力只有很少制约力的条件下，让精英公平的追逐权力，实际上就削弱了精英联合民众、体制外行业制约权力的诉求和整个社会创新的能力，从而减缓了社会效率。
世袭制的冷酷，就在于家庭内部权利必须也是世系的，而不是诸子均分。因为如果家庭权利是平等继承，那么王权就无法分配，这和中国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个道理，整个社会的规范是从帝王家开始的，那么从王权开始就不是诸子均分的。因此在第一强调世系制的社会，家庭财产权利分配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中国人反世袭制，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家庭纠纷。比如知乎上有很多关于家长歧视女儿，偏爱儿子的问题，如果社会偏爱强世袭制，那么被喷的应该是女儿：你居然想和儿子争家产？这种想法其实在小县城和农村大有市场。
不过继承权男女平等，或者中国古代实际中长期实施的诸子均分，这类公平的继承制度，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的价值观。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检讨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时，提到的一个重要猜想就是中国缺乏长子继承制。这条思想脉络一直没有断过，直到如今中国学术界还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比如陈平、李西堂。
比如北大教授陈平在《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一书中提到，中西方文明分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中国是诸子均分。西方长子继承制造成贵族的非长子必须创业，而这些孩子创业也会得到贵族父母的支持，这就成为了探索新大陆的一个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长子继承制使得西方大庄园避免了，和中国农村土地一样细碎化，这样西方农业就倾向于研发节省人力的技术，而中国的农业强调精耕细作，如此科技的走向也开始分岔。
问题的关键在于，非（嫡）长子继承制不仅对整个文明可能有伤害，而且也对王朝本身造成伤害。2014年Andrej Kokkonen等人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文章研究了欧洲800年间的王朝史，显示长子继承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期统治。如下图所示，其中实线是国王被废比例，虚线是非长子继承制国家比例，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长子继承制的国家比例越来越低。
长子继承制更有利于王朝延续的逻辑在于，明确的继承人，使得王朝的精英不需要在王权更迭的时候选择战队，他们很早就可以和未来的继承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王朝权力更迭期不会出现严重的利益集团内部冲突。也就是说，无论国王选择继承人时是依据自己的偏爱，还是依据继承人的能力，当王朝继承人给精英利益集团代理不确定性时，权力更迭期肯定会有严重的斗争，一个王朝很可能就此覆灭，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许多朝代的覆灭都会皇权继承问题相关。
所以显然无论是科举制，还是农民起义，抑或是造反后给自己贴个“德”的标签，这些都和权利最高层——皇权本身没有选择谨守世袭制相关。如果皇权谨守世袭制，那么王朝内部利益集团格局很少会因为权利更迭变化，他就有很少的动力去实行科举制。当王朝内部利益比较统一时，农民起义和地方叛乱就很难达到颠覆王朝的效果，自然也轮不到造反者给新政权找法理上的合法性。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中国皇帝会往往选择不遵守世袭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总喜欢更具自己偏爱变更继承人。是因为中国贵族对皇权的钳制能力比较低？还是由于中国皇帝比较短视？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答案我是不知道的，只是世袭制的话题真的比较复杂。
那必须啊！
欧洲的王朝（欧洲人所说的王朝其实就是不同家族统治的不同王室而已，跟我国的王朝有本质区别）更替，最主要原因是绝嗣。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的国王或者皇帝性无能没有后代，于是他们的表哥堂弟侄子外甥甚至侄孙子等等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跑过来凭借那一点点血缘关系继承了王位。感兴趣可以去查查英国王室是如何从金雀花到斯图亚特再到都铎再到温莎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几个王朝的更替过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欧洲虽然也有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反抗，但是从没有哪次农民起义能让欧洲的贵胄们颤抖，更不要提改朝换代了。与欧洲社会结构高度类似的日本也是，了不起的农民起义（日本称为一揆）也只能在宗教力量的帮助下形成一方割据，而且很快就被世俗势力绞杀了。而中国则完全不同。
实际上，纵观全世界，中国有两件事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是科举，第二是大规模农民起义。
科举制度不必多说，基本上完全不问出身，只看实力选拔人才。这件事情即使是近在咫尺的日韩也没有学走。科举制度对世俗的压力是巨大的，它在平民阶层和贵族之间不断洗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不看出身只看能力的观念。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虽然中国的农民起义实质上是人口的马尔萨斯循环，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人口甚至无法达到土地能承受的上限，不得不说中国农业发达。农民起义少有成功，但它能摧毁统治的根基，迫使他们放弃血缘联系而向真正有实力的人求助。比如太平天国虽然影响的地域并不广阔，但它迫使清朝不得不启用一批汉人训练新军，这些军队也就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前身。更重要的是，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当中一切旧贵族都会被撕得粉碎（比如明末各地的藩王），新的贵族也会不断产生。这也对社会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德治，而世界上其余地方的诸多国家都是君权神授。是德治的国家就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有德”，是否有德则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为人民带来利益，或者起码维持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持一个大国的运转，统治者很难将所有事务都交给自己的亲戚。于是选贤任能是他们几乎唯一的选择。而世界上的其他政权完全没这么麻烦，他们只要搞好跟宗教的关系就能维持统治了，因此可以无限世袭下去。
什么是德治？我国很早就有这个概念。楚庄王问鼎于周时，周使回答，在德不在鼎。意思是说，权力的来源并非是九鼎，而是”有德“。这个有德与后世的天命基本一样，就是说统治者是否履行了作为统治者应尽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那么很快贵族们就会切身体会到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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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回答反响挺热烈。
集中回复几个提到比较多的问题。
首先是英国那几个王朝的顺序...这个我也只是略有耳闻，出错也在所难免。不过，实际的顺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跟本回答关系也不很大。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诺曼王朝➡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都铎王朝➡汉诺威王朝➡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温莎王朝。其中汉诺威和萨克森-科堡-哥达可都是德国地名。你说他们一群德国人，怎么就跑到英国去当国王了呢？
其次是科举制度。世界上实施过科举制度的有中日韩越南琉球五个国家。日本学得最早，但很快就废止了，因为与其国情完全不符。越南在明朝还曾是中国领土，因此也搞过自己的科举制。但是其科举制对越南本国的影响远小于中国科举制对中国的影响。朝鲜的科举制搞得比较好，一直到1919年被日本插手打断才结束。而且朝鲜科举似乎不拘泥于四书五经，相对来说没那么迂腐死板。琉球尚氏王朝的科举起步很晚，而且国家太小，科举也远比中国简单，但在被日本吞并前一直都在搞。这方面之前描述不太正确，这里更正一下。
最后，有人提到我这是制度自信的鸡汤。我只是说了一些事实，并没有说“这种制度就是天下最好”，没有任何这个意思。看到回答的人如果觉得这个制度有可取之处，那是他们的事情，我并没有朝这方面暗示或者引导。当然，我个人觉得这种不断洗牌的社会制度是非常先进的，但我之前并没有流露出这种个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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