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层面来理解黄仁宇的看法：
1. “无为而治”的假象与“无所作为”的现实：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以“无为而治”闻名，他长期罢朝，不理朝政。黄仁宇认为，这并非简单的怠政，而是明朝官僚体制本身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在一个庞大而缺乏有效监督的帝国里，皇帝的“不作为”反而使得原本应该通过皇帝权威来协调和解决的矛盾，失去了缓冲和解决的渠道。
缺乏决策机制： 明朝的决策过程高度依赖皇帝的个人意志，一旦皇帝不作为，整个国家机器就陷入了停摆。缺乏一套成熟的、能够独立运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官僚主义的蔓延： 当皇帝不理政时，官僚们便各自为政，勾心斗角，形成了一套以形式主义和人际关系为核心的官僚运作模式。万历十五年，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官僚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斡旋和抵制。
政令的空洞化： 即使有政令发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力，也很难真正落地。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例如“推迟科举”、“财政危机”等，都与政令的空洞化和执行不力有关。
2. “技术性”的危机而非“根本性”的革命：
黄仁宇不认为明朝是死于某种颠覆性的思想或革命性的力量，而是死于一系列“技术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在他看来，在万历十五年已经显露端倪，并且日渐加剧。
财政危机： 万历时期，国家财政已经非常紧张。开源节流的政策推行困难，税收征集不力，军饷和官员俸禄都成了问题。万历十五年，这种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使得国家在应对外部威胁（如辽东战事）和内部骚乱（如农民起义的苗头）时显得力不从心。
军事衰败： 尽管有戚继光等人的改革，但整体而言，明朝的军事力量在走下坡路。军备废弛、军纪涣散、将领腐败等问题在万历十五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为后来的满洲崛起留下了空间。
社会矛盾的积累： 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扩大、赋税不均等社会矛盾在万历十五年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而进一步激化。这些矛盾是导致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3. 文官集团的“无能为力”与“自相残杀”：
万历十五年，文官集团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虽然他们看到了国家面临的危机，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个人利益和派系斗争的阻碍，他们无法形成合力来解决问题。
党争的根源： 文官之间的党争，在万历十五年已经从简单的政见分歧，上升到对权力、资源的争夺。这种内部的消耗，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效率大大降低。
缺乏改革的动力和能力： 文官集团本身也受到制度的束缚，他们既是体制的维护者，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们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因为顾虑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回避，未能提出并推行有效的改革措施。
对皇帝的依赖与疏离： 文官集团一方面依赖皇帝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对长期罢朝的皇帝感到疏离和不满。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4. 历史的“常态”与“异常”之间的界限模糊：
黄仁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通过观察一个看似“平常”的年份，来揭示历史发展的“不平常”之处。万历十五年，所有的问题都在以一种看似有序的方式进行着，但正是这种“有序”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细节中的真相： 他通过对万历十五年发生的具体事件，如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的自杀、海瑞的失意、申时行处理事务的方式等，来展现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以及体制对个体的压抑。这些细节，如同显微镜下的细胞，揭示了整个肌体的病灶。
“技术性”失败是更深层的危机： 相较于政治革命或思想解放，黄仁宇更看重统治能力的“技术性”衰退。当一个统治者连最基本的治理能力都丧失时，其覆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万历十五年，正是这种“技术性”失败最集中的体现。
总而言之，黄仁宇之所以认为万历十五年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个看似平静的一年里，明朝晚期的深层弊病已经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悄然收紧。皇帝的“无为”掩盖了官僚体制的僵化，财政的危机预示着国家机器的运转失灵，文官集团的内斗消耗了仅存的政治能量。这些“技术性”的危机，虽然在短期内没有引发巨大的动荡，但它们像慢性病一样侵蚀着明朝的根基，最终导致了其在崇祯年间的崩溃。万历十五年，便是一个观察这些病灶的绝佳窗口，一个承载着历史转折密码的节点。
网友意见
自万历十五年起，神宗皇帝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了，由此一直延续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
黄先生认为“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并从几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描写了这一时期内大明朝廷的群像。
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要从这些细微事件中挑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来和题目《万历十五年》相应，就是皇帝不上朝这件。
从史学的意义上讲，这个事件是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标志。这意味着大明从成祖皇帝开始建立的，龃龉平衡了百余年的皇权-相权协调模式的彻底失控；意味着大明王朝政治制度中深层内核的问题和矛盾也彻底爆发了出来，而且在万历并不很努力的解决态度下，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至少是运转正常。小皇帝从小在张先生的严教下成长，自然也是规规矩矩勤勤勉勉。如果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疯疯癫癫，一心修道炼丹，但是嘉靖从小可是经过大礼议事件过来的，对人性对官场对朝廷的认识非同寻常。在位四十多年虽说不见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术用人之权真是炉火纯青。因此整个朝廷也能维持着平衡稳定。
但是实际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这套政治制度内核上的弊端已经不经意地凸显出来了。皇帝只顾用人，要通过维护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来实现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权和话语权，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终究还是人，经过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众大臣表面上当然还是顶礼膜拜，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这样一来，一个严嵩下台了，就会有第二个再上来。文官官僚内生成了一个利益阶层，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同时也派生出自成体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皇帝对于这一阶层的影响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迹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头猎枪。《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建议裕王说，依臣看，倒不如让浙江彻底乱起来！也恰恰体现着这种失控。但是，四十余年来，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却只有一个人。个中压力和疲倦，自然异乎寻常。
一切的变化实际上发端于张居正之死。张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缔造了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死后却被自己一手培养的万历皇帝反攻倒算差点鞭尸。不知道万历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开始亲政，我们能看到起初皇帝还算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亲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宫。但当他似乎要大权独揽之时，却发现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远没有那么简单，单就是立储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连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压。万历皇帝扛了五年，到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这个拉锯的局面彻底被点爆，长达十几年的“争国本”事件就此开始。
这一系列事件的本质实际上是皇帝理论上个人的“无限”权力和文官作为经理人进行行政和解释所必须从皇权割让而获得的权力之争，嘉靖年间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协使得矛盾两方一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自从成祖设立内阁制度以来，历代皇帝都小心地维持这个平衡，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张居正虽位极人臣，但是他心里了如明镜，他手上的权力，仍旧是来自皇恩浩荡，不过是皇帝年幼，自己代为执政罢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万历亲政后，神宗皇帝面对同样繁乱的局面， 居然采取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赌气式”的不上朝的方式来进行冷处理。这一赌气，就是二十多年。
这说明，到了万历十五年，皇帝已经对这种无休止的、耗费精力的权力平衡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倦了。
这也说明，大明朝政治体制内核的这种矛盾，在皇帝放弃的前提下，机制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调节能力，不但凸显化了，而且溃烂了。
我个人觉得，这既是很多史家认为，明实亡于万历的原因，也是黄仁宇先生提出万历十五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的原因。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根源。大明帝国运行至此，病态已无可挽回。
明朝开国之时洪武皇帝为了最大程度地集权，废除宰相，皇帝不但要扮演上天在人间的代表、终极的裁判者、国家权力的根源的天子角色，还要成为终身的政府首脑。这种压力和工作之繁重，非常人所能承受。成祖设立内阁的初衷也是作为皇帝的助理和秘书班子。逐渐地当皇帝的个人素质出现波动时，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官僚的权利也就逐渐变大，到张居正达到顶峰。可是，这样的分析就能看出，这套制度的本质并不是分权和制约的关系，而是代理和让渡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这种协调的模式是不稳定的，没有法理依据的，也就导致了有明一朝持续不断的围绕皇权让渡而来的权力争斗。这才是困扰整个明朝政治，乃至唐宋文官阶层出现以后，困扰整个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政治模式的确立和维持，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组织和架构的问题，而是思想和方向的问题。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说法，就是“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对于参与者而言，要从理论上说清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究竟“为谁而战”；对于被管理者而言，要解释为什么要把权力让渡给管理者，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古典政治模式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释是在宋代理学建立之后。理学家们构建的天-天子-大臣-百姓-天的权力逻辑体系才真正给这一套政治制度提供了完整的合法性。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逻辑的解释上。由于整个体系的权力传递是单向的而不是制约的，导致皇帝作为天子也作为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其权力的体现和对整个体系的维持都太过依赖于这个具体的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顺从者如宋仁宗、明孝宗，兢兢业业扮演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职责，能得到“仁”和“孝”这种至高无上的庙号，但是皇权本身也就被冲淡了。而个性者如明武宗，最后死的离奇蹊跷。强势者如嘉靖，到了后期也力不从心。而到了1587年，却遇到了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的万历神宗皇帝。当这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链条也就堵塞了。同时由于没有制约模式，整个体系也毫无调整机制。对于明末的局面来说，除非再次出现绝顶的明君或者政治强人，局面是无解的。
然而张居正作为史上一流的政治家，能不明白这其中的问题么？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张居正为什么至死都没有留下政治继承人。可是我们仔细看看他对皇帝的教育和培养，他的继承人，正是万历皇帝啊！
张居正明白，只有皇帝是“明君”，这个体系才能最高效最良性地运转下去！
每每至此我都很感叹，呜呼张江陵，既看明白了政治的本质，也洞察了其中核心的漏洞，甚至在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上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后，还是敌不过人性之私欲，人性之仇恨！
人类自有文明至今，还未出现“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哲学的深挖和探讨，最终都会触及人性和社会的本质这种很难有答案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明朝的历史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后果。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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