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云南省以破坏绿孔雀栖息地为代价在元江上修建小水电站的行为？

2020年3月20日一审判决出来了：

20日，昆明中院对社会高度关注的“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昆明中院经审理认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若继续建设，将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

——原回答编辑于2019年4月15日——

选择10亿元投资的大坝，还是中国最后不足500只的绿孔雀？

在“绿孔雀案”的立案环节，是一帮漂流高手帮忙取证，再进一步立案。这是《户外探险》杂志亲自采写这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披露了更多惊心动魄的细节——

拯救不足500只绿孔雀，这是他们今生最伟大的探险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
——珍·古道尔

绿孔雀保卫战

撰文/苑城

编辑/宋明蔚

两年前的春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绿孔雀。一开始，人们就要面对抉择：选10亿投资的大坝，还是绿孔雀最后一块完整栖息地。（原文刊载于《户外探险》杂志2019年4月刊。）

一身金翠，姿态翩然，绿孔雀是中国唯一的一种原生孔雀，野外种群数量已不足500只。

一场公益诉讼，将矛盾推向高潮，也让一群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律师、学者、摄影师、漂流运动员等，也有同一个身份——绿孔雀的守护者。

这可能是一个略带天真的身份，希冀在经济利益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去回溯那片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这也是一个足够顽强的身份，两年很久吗？他们还有好多个十年、百年要面对。

2017年的最后几天，国内多位漂流界的传奇人物云集于云南红河，他们打算在红河上游的石羊江进行漂流。这次漂流的目的不是探险。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律师、植物学者、公益机构的摄影师，他们大多漂流经验甚少。

他们陆续登上漂流艇，艇的名字叫绿孔雀号。

寻踪

艇上画着一只孔雀，浑身翠绿，拖着长长的尾羽，昂首站立。绿孔雀在全国已不足500只，数量比大熊猫、金丝猴还少。这片名不见经传的河谷，是中国最后一片完整的热带季雨林，也是绿孔雀生存的最后希望。

对于顾伯健来说，这里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2013年，还是学生的顾伯健来到云南，攻读植物学硕士。这里是植物的王国，来这里做论文，他脑海中浮现的是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高黎贡山的常绿阔叶林……“我是冲着白马雪山、三江并流，这是多么好的地方。” 顾伯健满怀期待地来了，但他的目的地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绿汁江。

“这是哪里？”当导师第一次说出这个地名时，一向自诩地理不错的顾伯健问道。

“我是很多年前去的，大概就在红河流域。”导师也有些记不清了。

红河，顾伯健还是知道的。打开地图，红河发源于大理巍山，一路名为礼社江、石羊江，经楚雄州双柏县流入玉溪市新平县，和支流绿汁江交汇，汇流后称戛洒江。江水一路向东南奔流，进入元江江段，之后流入越南。

将屏幕上的地图放大，再放大，他终于看清绿汁江的轮廓。它像是一个歪倒的“几”字，蜿蜒奔向石羊江，最终汇入戛洒江。仅仅从地图来看，他还不明白，身为国际权威植物学专家的导师，为何对此地青睐有加。

几个月后，他和朋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皮卡，一路从西双版纳来到双柏。进入绿汁江流域，海拔越来越低，植被也越来越漂亮。墨绿的树冠一团接着一簇，密密实实，占满了两岸山坡。热带的感觉扑面而来，顾伯健“一下就被震撼了”。然而，这片不为人知的河谷，远远比想象中更为丰富。

做调查时，顾伯健一直有个习惯，喜欢问问老乡当地有哪些动物。闲谈中，有人告诉他这里有孔雀。顾伯健也是一个观鸟爱好者，早就听说云南有野生绿孔雀。但除了摄影师奚志农2000年曾拍到过，十几年间，再也找不到绿孔雀的清晰影像。

他回忆道:“之前在我们观鸟爱好者的圈子中，提到中国的野生绿孔雀，就是一种很悲观的论调，觉得这个物种在中国可能快灭绝了。”村民说每年3月都会听到孔雀的叫声，这让顾伯健兴奋不已。

绿孔雀警惕性非常高，轻易不会出现在人面前。顾伯健很喜欢一首词，是唐代欧阳炯的《南乡子》。“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老乡向他提起60年代以前的事，那时候人和孔雀还很融洽，村民在地里干活，孔雀就在田间开屏炫耀。

第二天，村民找出一枚孔雀的覆羽。这片羽毛纹路清晰，金色的眼斑嵌在正中，虹膜是耀眼的翠绿，瞳孔处蓝得幽深。将它拿在手里，对着阳光端详，每每变换角度，羽毛的色彩也会相应变化。仅凭一片羽毛，就可以想象绿孔雀的华丽。

绿汁江归来，顾伯健立即着手查找文献。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野生绿孔雀的学术论文并不多，中文9篇，英文仅1篇。其中，1995年发表的《绿孔雀在中国的分布现状调查》，他印象最为深刻。通过1991年到1993年的调查，专家估计在中国约有800~1100只野生绿孔雀。顾伯健听到绿孔雀消息的地方，在过去是绿孔雀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60年代以后，绿孔雀栖息地生境遭破坏、滥捕滥猎以及遭遇毒杀，绿孔雀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1年3月，楚雄市有村民捡到过10余只被毒死的绿孔雀。在论文的结尾，专家建议在云南四处地区建立专类自然保护区，其中就包括石羊江、绿汁江流域。

二十余年过去，绿孔雀的濒危状况并没有缓解。“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就是村民告诉我，这里将来会建水电站。”顾伯健得知，一旦水电站建成，他调查的这片热带季雨林植被将被淹没，绿孔雀将无处可栖。

顾伯健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追踪绿孔雀。从2013年开始，他一边进行热带季雨林的植被考察，一边在红河上游寻访绿孔雀。之后，他还在石羊江找到绿孔雀的踪迹。除了绿孔雀，那片河谷也分布着成片的季雨林。里面有云南最古老的一种植被，苏铁，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水电站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成为了他的心病。2015年硕士论文答辩时，他还听闻水电站不让建了。 他也曾找过专家、研究所等，但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

2016年4月，顾伯健搜到一条新闻：“戛洒江水电站导流洞工程于3月29日开工，其正常蓄水水位675米，坝高175.5米，计划2017年11月大江截流，2020年8月首台机组发电。”

发声

爆破声不时传来，坐在车里都能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半座山被炸掉了，原本植被葱郁的山坡只剩裸露的沙石。路旁的行道树都已被砍，光秃秃的树干倒在一旁。到处都是泥，到处都是尘土飞扬。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来到施工现场，顾伯健的心情还是挡不住地沉重。2017年3月12日，天下着小雨，还未到戛洒江水电站的坝址，路上已经开始堵车。受水电站施工影响，白天只有两个时段可以通行，分别是11:00~12:00和14:00~14:3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实在是忍不了，想求助一些个人或者组织，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么个事情！”

当天夜里11点多，他在朋友圈记下了所见所闻，并写道：“三年来，眼见这熟悉的土地已经开始一点点面目全非，深知这电站蓄水后极大的恶果，只要还有点良知的人，怎能保持沉默？！”不到半个小时，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全文转发了他的朋友圈。

只要你关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就一定知道奚志农。通过他的镜头，滇金丝猴、藏羚羊等得以受到社会关注。创办公益机构“野性中国”后，奚志农继续用影像保护自然。

2000年，奚志农曾在大理巍山拍到过一群野生绿孔雀。2017年2月，他回到当年拍摄绿孔雀的地方。孔雀飞翔的河滩没有了，“看上去已经变成一个水库”。重回故地，奚志农听说有位年轻人一直关心绿孔雀，就这样结识了顾伯健。

看到了顾伯健的朋友圈，奚志农很快安排同事婉蓉跟进。

多年以来，神秘莫测的绿孔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可惜，它归来的姿态竟如此悲伤。“野性中国”这篇3000余字的文章，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石子，“噗”地一声，涟漪一圈圈漾开。

更多人开始关注到绿孔雀这个珍贵的动物。“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在汉代乐府诗中，孔雀是忠贞爱情的化身。它外形华美，自古以来为文人墨客青睐。曹魏名士钟会曾作《孔雀赋》，他写道：“五色点注，华羽参差。鳞交绮错，文藻陆离。丹口金辅，玄目素规。”像鳞片一般交错的五色华羽，金色的面颊，均是绿孔雀的特征。细读古代典籍，不难发现，古人眼中的孔雀，其实就是绿孔雀。

从唐朝的铜镜到宋代的瓷器，及至明清官员的服饰，均有绿孔雀的形象。然而，翻开90年代的人教版小学课本，《骄傲的孔雀》一文的配图竟为印度蓝孔雀。蓝孔雀扇状的羽冠，靛蓝的脖颈，也出现在西双版纳街边的雕塑、普洱茶的包装，成了孔雀之乡的标志。而真正原生于中国的绿孔雀，反而被挤到文化的边缘。

真正的中国绿孔雀在哪里？2013年，绿孔雀被IUCN列为全球性濒危（EN）物种等级。同样在2013年，鸟类专家杨晓君开展了绿孔雀现状调查和人工繁育研究。

为了寻找纯种的绿孔雀，科研团队几乎把全国饲养绿孔雀的动物园联系了一遍，可惜能找到的只有杂交的绿孔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绿孔雀种群数量估计不足500只。

此刻，这几百只绿孔雀正面临着水电站的威胁。

据中国水电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发布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戛洒江一级电站正常蓄水位675米，恐龙河保护区最低海拔为680米”，因而报告书认为“水电站建设对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无直接影响”。但是，石羊江、绿汁江虽未被划入保护区，顾伯健却已经调查到绿孔雀的踪迹，这里河谷海拔远低于675米。

河滩是绿孔雀觅食、饮水、沙浴的重要场所，这里空间开阔，也是雄孔雀开屏求偶的舞台。一旦水电站蓄水，绿孔雀的栖息地将被淹没，已属濒危的绿孔雀再遭打击。

此时，距大江截流只剩8个月。

集结

野性中国文章发布当天，奚志农就已动身前往红河流域，同行的还有同事婉蓉、摄影师张炜。去戛洒江水电站前，在红河上游一处河谷，顾伯健第一次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捡到了绿孔雀的尾羽、看到了绿孔雀的脚印。

奚志农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那里，而戛洒江水电站是必经之地。

一样的封路堵车，一样的尘土飞扬，被砍掉的树倒在路旁，施工依然如火如荼。婉蓉写道，两岸的山体已经看不到几棵植物，灰土色的山体都是道道伤痕，入夜，工地的大灯亮起，照亮了林立的机械臂和钢筋混凝土林，像极了末世电影中的场景。

传说中的绿孔雀栖息地真的存在吗？

一路颠簸，他们终于抵达最接近绿孔雀栖息地的村落。跟随村民和护林员，一行人来到河谷，设好隐蔽帐，奚志农和婉蓉一组，张炜去往下方另一处隐蔽记录点。天色渐晚，光线也暗了下来，奚志农觉得可能没希望了。突然，一只绿孔雀出现了。

17年后与绿孔雀重逢，奚志农来不及多想，只是凭借多年的拍摄经验，尽可能将画面记录下来。要抓取它不同的动态，也希望它不会被快门惊到，还得换不同的构图。但是，绿孔雀确实非常警觉。

从出现到消失，奚志农记不清有多久，绿孔雀留给他的时间可能是一两分钟，甚至只有几十秒。虽是惊鸿一瞥，却足以证明，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之外，还有野生绿孔雀存在。而这片栖息地，还有8个月可能就要被淹没。

与此同时，奚志农还联系到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得知绿孔雀的消息，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很快将其作为“重大紧急事件”来处理，通过法律途径、媒体传播、志愿者行动、政策研究到环评研究，多方渠道解决。

当自然之友法律团队联系到顾伯健时，顾伯健知道，“绿孔雀可能有救了”。5月，自然之友法律团队赴新平县调研。尚在实习期的何艺妮第一次来到绿孔雀的栖息地，也见到了正在建设的水电站。

调研所到之处，很多都是无路的山林，大家只能跟着顾伯健走。何艺妮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在对岸”。那里均是深山峡谷，顾伯健以前做植被调查，只能等到旱季的时候，拄着竹竿，冒险涉水到对岸。最后，通过收集材料和证据，他们发现水电项目环评从程序上到实体上都存在问题。

法律诉讼，一开始并不是自然之友的第一选择。在长江上游珍稀鱼类、海南中华白海豚等保护案例中，他们都是通过谈判、协商等方法来推进问题解决。然而，绿孔雀的保护非常特殊。大坝要么建，要么不建，中间没有可以妥协的余地。

矛盾已然不可调和，而施工还在一天天继续。拖一天，绿孔雀栖息地就多一分威胁和风险。7月，自然之友正式提起诉讼。8月14日，绿孔雀保护环境公益诉讼案在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轰动了。这是中国第一例获得立案的保护野生动物的预防性公益诉讼。戛洒江水电站在8月停工，它会不会卷土重来，这场诉讼尤为关键。

自然之友环保法律项目负责人葛枫说，要证明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栖息地存在重大风险，取证工作要涉及多个方面。绿孔雀的分布和栖息地状况如何？淹没区苏铁的分布及整体生态情况是怎样的？是否还有其他保护物种？仅凭法律团队、植物学专家、鸟类专家这些人，取证工作异常困难。

要想取证必须渡江。何艺妮说，小顾老师以前只是搭个竹架过去，他的调查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取证，那么我们拿到的证据也是有限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顺江而下，漂流取证。考虑到是汛期，以及石羊江个别湍急的危险路段，一定要专业的漂流团队。

漂流

“好，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去！”

奚志农一向不喝酒，听到这句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看他喝得爽快，冯春便答应7月去趟石羊江。

冯春，江湖人称“幺哥”，是国内漂流界的元老，曾参加著名的1986年长江漂流、1998年雅鲁藏布江漂流。2017年4月，冯春接到奚志农的微信，得知对方到了成都。第二天，提着一壶酒，他就去了奚志农下榻的宾馆。

闲叙几句，奚志农说起绿孔雀，接着聊到大学生绿色营活动，他想请幺哥7月带着大学生漂流石羊江。“如果要关注绿孔雀，必须从水里走。”因为这个理由，奚志农喝下这壶冯春带来的酒，也为之后的漂流取证埋下伏笔。

8月底，自然之友和野性中国在绿汁江进行漂流考察，冯春再次担任船长，多名科学家和律师参与科考。张伯驹有漂流经验，冯春让他单艇在前带路，结果借来的单艇不是硬艇，无法担起护航任务。冯春在微信上发起求助，一位朋友得知后，从丽江自驾500多公里，带着独木舟千里驰援。

何艺妮是第一次参加漂流。此时，何艺妮已经毕业，成了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的代理人之一。8月正是汛期，绿汁江虽是支流，却也有急流险滩。把脚紧紧卡在船上，双手只是机械地划桨。

江中常有乱流，船被掀起又落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股大浪就砸到身上。越是这个时候，划桨越要快，这样才能奋力冲过去。大拇指内侧起了水疱，很快皮也磨破了，又是一个险滩，只能忍痛继续划。

太阳直直晒下来，水面折射着阳光，每个人都晒黑了。除了划桨，何艺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进行证据记录。每发现一株苏铁、一处绿孔雀粪便，她都要拿着手持GPS进行打点，然后在本上记下序号和证据的具体信息。

苏铁常常生长在峭壁上，为了打点，何艺妮要爬到陡坡上，有时甚至要一手拽着石头，一手尽量伸出去，贴近陡坡上的苏铁再打点。仅仅是记录这些信息，她就用掉两个本子。

刘健是我国苏铁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在调研时发现，绿汁江分布有上千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是至今这一物种在国内发现群体数量最多的地区。而戛洒江水电站的环评报告中，仅提到6株元江苏铁。

12月下旬，在冯春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户外漂流高手云集石羊江，为漂流科考保驾护航。

这是一个因绿孔雀而集结的“漂流者联盟”。25人组成的团队中，有10个人是漂流界的顶级好手。他们有的曾是1986年长江漂流的一员，有的拿到过世界赛事的冠军，有的还是昔日的竞争对手，但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来到了到石羊江。

中国漂流界老将张继跃此次担任大艇的船长。在第三天的营地，他第一次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他描绘道：“不像一般的鸟叫那么清脆，是一种很洪亮的声音，像是胸腔里发出来的，有一种共鸣。”夜里的山谷很安静，只能听到大家的低语。突然一声啼鸣从山谷传来，所有人都停下来，静听绿孔雀的声音。这边山谷传来一声鸣叫，另外一边又传来一声回应……

江水回落，大大小小的石块裸露出来。漂流艇又一次搁浅，船上的人走下来，熟练地将装备卸下。6个人分站左右，抬起漂流艇，向着石滩走去。路并不好走。这边是大石块，需要抬高脚才能跨过去，另外一边可能是碎石密布的河沟，一组人步调一致才能保持平衡。

搁浅、抬船、下水、划桨，无论漂流高手、摄影师、律师还是科学家，都得遵循这套程序。就这样，四条大船、三艘独木舟、25个人漂完了48公里的河谷。

2018年4月，何艺妮第五次来到红河流域，回收之前放置的红外相机。石羊江上游的大湾电站突然开闸，巨大的水流从后边追来，而前方就是一块光板的巨石。

漂流时碰到这样的石头，撞到之后船体往往会回弹。然而这次水流汹涌，漂流艇被直接拍在石头上。船长张继跃抓住了石头，船上另一个人直接被冲下水，何艺妮在被甩出后抓住了船绳，“那一刻只知道抓着绳子，船长叫我放手也没听见。”

何艺妮借着救生衣的浮力，顺流漂了下去。好在，很快水面开始变浅，直到她能站起来。

她见到了绿孔雀。夕阳西下，一群绿孔雀正从河边飞跑进山。唯有一只落在后边，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很快也跑进丛林，不见了。

审判

2018年8月28日，奚志农、顾伯健等人作为证人出庭，但要在庭外回避。顾伯健有些焦虑：“我这么关心这件事，庭审又不能在现场！”庭内，冯春带了两位朋友旁听， 66座的旁听席已经满了。法庭不允许记笔记，葛枫全程都在紧张地默记，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记下庭审过程，用于之后的复盘。

作为代理人之一，何艺妮是第一次正式上庭，她并不紧张，反而很淡定:“我知道每一个证据是怎么来的，是漂流专家带我们进去，一个一个打点，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庭审结束，她代理的第一个诉讼暂告段落。

与绿孔雀结缘快要两年，她印象最深的一幕，不是看到绿孔雀，也不是在石羊江意外落水，而是2017年12月的那次漂流。大家正在营地休息聊天，夜色中突然传来枪声。所有人站了起来，朝向同一个方向，对着那片山谷大喊：“是谁在开枪！”

那一刻，职业、年龄都不再重要。何艺妮说，大家不是紧张枪口会不会瞄准我们，而是紧张为什么枪声会出现。“它瞄准的是哪里？是绿孔雀？还是其他动物？就是那种揪心。”

2018年12月，自然之友向法院补充提交了证据，继续等待案件结果的宣判。许多参与这场诉讼的人，至今还没有见过绿孔雀。

他们希冀在经济利益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去回溯那片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但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抉择：选10亿投资的大坝，还是绿孔雀最后一块完整栖息地。

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县里也是希望能保护下来的，板子先不要打到县里，国家林业局已经来了解情况了，至于以后会怎么发展，只能等着看吧。

说那些什么“每月多出十块电费”的，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电站的装机容量再来说话，27万千瓦，一个标准的小水电，（这里更正下，25万以下是小型，这个是中型，擦边的）还不如20年前建设的小浪底的一台机组的容量大。

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种言论，将保护环境/物种栖息地/历史遗迹或古迹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非此即彼， 题目评论中的“每个月多掏10块钱电费，跟保护孔雀栖息地，你自己选吧 ”就是这种想法的表现。然而这种想法隐含了这样的意思：良好的环境不值钱，对于人类发展没有意义，必须把这些变成真金白银才能使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更好。至于这个真金白银是通过修水电站卖电，还是挖磷矿得来的，都无关紧要。另外的一层意思则是：环境和经济，我们只能选一个。

这个想法是彻底错误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例如带来良好的空气与水，减少自然灾害等等，这些效益如果折算成钱，绝不是一两个水电站和磷矿能比的。可以看看滇池治污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如果滇池水质良好，把这些钱拿来做别的，是不是会更好呢？这个方面，欧阳志云院士做过大量工作，建议那些要人们在林子/孔雀和十块钱电费之间做选择的人，先了解下欧阳志云院士的工作。

除了这些之外，良好的生态也可以带来直接的效益，例如在保护区外围和实验区开展一定程度的生态旅游，而且这样的方式更能惠及本地原著居民，这样的例子，在外国有，在中国也有，云南盈江等地开展的观鸟旅游，大大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所以，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会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不是一个截然对立，二选一的问题，完全有可能在发展了经济的同时也保护好环境和物种。希望有的人能加强阅读理解能力。

既然有人提到了环评，我可以说，我看了，正式内容一共599页，都看了。

就把环评报告中和绿孔雀有关的部分贴上来

恩，调整了保护区，从10391hm2调整到9581.5362hm2，所以现在不会涉及到保护区了。很熟悉。

被迫迁移，迁到哪里去？迁移之后是否能存活，繁殖？都是个问号。很多物种对于生境选择是苛刻的，我调查过的一些物种，只在某几种特定的树上筑巢，只在一定盖度的林子里繁殖，盖度高或低都不行的，只在一定坡度的山坡上生活等等，只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繁殖。野生动物的迁移不是像想的那么简单，被迫迁移，很多物种的栖息地选择，为什么它们要选择这样栖息地，实话实说，还没有搞明白。

仅会对物种数量产生一定影响……你要说对于红隼这样的，虽然也是国家二级，少几只就少几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分布范围广，种群数量大，但是绿孔雀是EN级别，分布范围及其有限而且破碎，每一个种群都至关重要。

关于绿孔雀的一些信息，截图分别来自Pavo muticus (Green-necked Peafowl, Green Peafowl) 和 Green Peafowl (Pavo muticus)

绿孔雀全球种群不足两万（这还没有考虑亚种问题，小叶叔叔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不足2000只），一个50-70只的种群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了。（而且在别的分布地点保护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提到绿孔雀的两段，刨除形态之类的描述，就是“可能迫使该物种放弃仅靠江边的觅食地点”和“不会影响该物种在当地的生存”。

奚志农和野性中国已经用实际的工作说明了在区域内，的确有绿孔雀生存，他们到达河边当天即拍到了绿孔雀，而且看到河边是一个觅食场所，央视也拍到了绿孔雀在江边的求偶行为，那么环评报告中的“活动几率小”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有人提到了于洋，那就看看他的说法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果壳在《比大熊猫还濒危的绿孔雀，正在被水电站毁灭》一文中说《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可靠，提出的论证是：

——1.央视发现绿孔雀在江边求偶；2.玉溪电视台在电站影响范围内拍摄到了大量绿孔雀的照片。
——由1+2推出可能被水库淹没的地区是栖息地，如果这里被淹没，那么整个绿孔雀种群就会毁灭。

这个论证还是比较薄弱的。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择相信之前官方的更加格式化、系统化的环评报告。

我就想问，果壳的论证薄弱，那么官方格式化系统化的环评报告，是怎么得出的“不会影响该物种在当地的生存和繁殖”这一结论的？是有个模型？是详细了解了绿孔雀的习性？是对该群绿孔雀的行为进行了研究？

都没有，现在环评报告是这么认为的：江边人为干扰大——活动几率小（推论得出或者观察得出）——淹没不会影响生存和繁殖，这个就严谨了？？

“如何评估项目对当地某个物种种群数量和存续影响”的模型。也就是，一个工程，不管是蓄水、油气管线或是公路，是否有一个数学化的模型或范式化的方法，定量的估计它对单一物种种群数量的影响。

这个想法我是赞同的，但是，做个模型，首先要了解该物种的习性，如果我们对该物种如何取食如何繁殖如何选择栖息地都不了解，这个模型怎么能做出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种都不了解，进行过研究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最后附上我的朋友“雨林鸟”的评论：

就算退一步，现有的那些文章中的论据不足以说明绿孔雀种群就会因此毁灭，但是也完全没有任何依据说明绿孔雀种群肯定不会因此毁灭吧？那么在进行详细评估之前就上项目就是有导致种群毁灭的可能。而濒危物种的保护本来就不是说确定会灭绝才保护的，而是有一定的灭绝可能性就要去保护。

有人发来私信，补充如下，我没有查证是否正确，请大家自己判断

另外希望这位知友能学学怎么说话才能不惹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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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动保环保分子可以众筹买块地给绿孔雀建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