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两年平辽比袁崇焕吹牛逼真实，为什么不用？
毛文龙和袁崇焕都是明末辽东战役中的重要将领，他们的功过和策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关于“毛文龙两年平辽比袁崇焕吹牛逼真实，为什么不用？”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对这两位人物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以及明朝末年政治军事环境的诸多因素。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以下几个方面：
一、 毛文龙的“两年平辽”与袁崇焕的“十年复辽”：谁更接近“真实”？
首先，我们要明确，将毛文龙的成就会定性为“两年平辽”，而袁崇焕为“十年复辽”，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简略和概念化。历史事件的进程是曲折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年限来概括。
毛文龙的贡献与局限：
“辽东孤忠”的开创者： 毛文龙最显著的功绩是在后金（清）崛起、辽东几乎全失的情况下，通过奇袭、袭扰等手段，在皮岛（今广鹿岛）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对抗后金的军事力量。他被誉为“辽东孤忠”，在很多人心中是明朝末年少数能正面与后金周旋的将领。
军事上的“奇效”： 毛文龙的确在某些时期，通过出其不意的袭击，给后金造成了打击。例如，他在天启二年（1622年）收复镇江（今丹东附近），并通过海路维持与岛上的联系，使得后金在辽东的推进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他利用海上优势，牵制了后金相当一部分兵力，让后金无法全力进攻关内。
“平辽”的定义模糊： 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平辽”。如果“平辽”是指能够彻底驱逐后金、收复整个辽东，那么毛文龙的成就远远谈不上。他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海上岛屿和沿海部分地区，并未能深入关外，与后金形成正面大规模的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后勤与控制的难题： 毛文龙的部队大多驻扎在海上岛屿，后勤补给困难，而且他的部队构成复杂，包括降将、海盗等，管理难度大，纪律性和战斗力也存在争议。他过于依赖海上的机动性，缺乏巩固陆地阵地的能力。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毛文龙的军事行动也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与魏忠贤集团关系密切，这也为他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袁崇焕的“十年复辽”与“神话”：
“十年复辽”的理想与现实：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年）担任薊辽督师，提出了“五年复辽”的宏伟目标。虽然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在其任内，他的确在山海关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如宁远城、锦州城等），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例如在宁远之战（1621年，此时袁崇焕刚崭露头角，是宁远守将之一，而非全权指挥）和宁锦大捷（1622年，袁崇焕是前线将领，为胜利做出贡献）。他试图通过筑城据守、以逸待劳的方式来消耗后金实力。
“大炮对垒”与战术思想： 袁崇焕强调火器和城防的重要性，试图以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来对抗后金的骑兵优势。他的策略是“守”，而不是“攻”。
“崇祯朝”的艰难： 袁崇焕的“十年复辽”目标是在一个政治腐败、军心涣散、国力衰弱的王朝背景下提出的，其难度可想而知。后金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领导下，军事力量和战略水平都在不断提升。
“项庄舞剑”的误解： 袁崇焕的“十年复辽”更像是一种战略规划和期望，而不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他任内的主要任务是“守土”，而不是“收复失地”。
比较而言，说毛文龙“两年平辽”比袁崇焕“吹牛逼”更真实，可能源于以下几点：
1. “平辽”的基调不同： 毛文龙更像是一个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游击队长”，他的行动在短期内确实能够给予后金一些麻烦，制造一些“战果”。而袁崇焕的“复辽”则是一种战略构想和系统性工程，其难度和周期都远超毛文龙的单兵作战。
2. 宣传的口号化： 在动荡的年代，往往需要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毛文龙的“辽东孤忠”和他在皮岛的坚持，更容易被塑造成一种悲壮的英雄形象，而袁崇焕的“十年复辽”则更偏向于一种军事规划，其“神话”色彩更多体现在后来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而非他自身的宣传。
3. “战果”的解读差异： 毛文龙的战果多为小规模的袭扰和局部胜利，而袁崇焕的成果则体现在构筑的坚固防线，以及在某些战役中成功阻挡了后金的进攻。但后者在对抗如此强大的敌人时，其难度和意义也非同寻常。
二、 为什么“不用”毛文龙？这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即便承认毛文龙在某些方面的“真实”贡献，明朝末年朝廷最终选择重用袁崇焕而非继续倚重毛文龙，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 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文龙的战略： 毛文龙的战略核心是利用海上岛屿作为根据地，采取“袭扰”和“牵制”的策略，期望能从中寻找机会。这种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后金，但缺乏战略纵深和大规模决战的能力，无法根本上改变辽东的局势。
袁崇焕的战略： 袁崇焕的战略则更加侧重于“固守”和“消耗”。他强调在辽东建立坚固的防线（如锦州、宁远），以逸待劳，利用后金的骑兵不善攻坚的弱点，将战线固定在辽东，阻止其南下。并希望通过训练新军、使用火器，逐步恢复失地。这是一种更系统化、更具长远规划的战略。
朝廷的选择： 在明朝国力衰弱的背景下，朝廷更倾向于一种能够稳定战线、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策略。袁崇焕的“固守”战略，尽管不能“收复”，但至少能“稳住”，这是当时朝廷更需要的。
2. 政治因素的盘根错节：
毛文龙与阉党的关系： 毛文龙在天启年间与魏忠贤集团走得很近，这使得他在崇祯皇帝继位后，其政治基础变得不稳固。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就意图清除阉党势力，与毛文龙关系密切的官员纷纷被查办，这直接影响了毛文龙的政治地位。
袁崇焕的政治资本： 袁崇焕虽然也与魏忠贤有过短暂的合作，但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清醒的政治判断，并在崇祯皇帝面前展现了自己对后金的坚决态度和能力。他能够获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尤其是在处理毛文龙问题上，表现出的果断和决绝，为他赢得了皇帝的支持。
权臣的排挤： 任何一位在军事上取得成就的将领，都很难避免在政治漩涡中被波及。毛文龙虽然有战功，但其政治上的不洁身自好，以及其部下（如后来的黄龙、李九成等人）的跋扈，都使得他难以成为朝廷全盘托出的对象。
3. 军事能力和执行力上的考量：
毛文龙的治军能力： 毛文龙的部队成分复杂，管理松散，虽然有战斗力，但在整体的军事纪律和协同作战方面，与袁崇焕试图建立的“新军”体系相比，存在差距。
袁崇焕的军事改革： 袁崇焕积极推动火器的使用和新式训练，试图打造一支更具现代战争特点的军队。尽管他的改革并未能完全成功，但其战略思想和执行力在当时被认为是更有希望的。
毛文龙的“功高震主”嫌疑： 毛文龙的独立性很强，他的部队不受中央节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明朝中央政府感到不安。而袁崇焕虽然也极具个人权威，但他至少是接受了朝廷的委派，并且能够与朝廷进行沟通和协调。
4. 关键事件——毛文龙被杀：
崇祯的决断：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在得到崇祯皇帝的授权后，以“拥兵自重”、“通海”等罪名处死了毛文龙。这一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朝廷的立场： 崇祯皇帝选择信任袁崇焕，并且采纳了他的建议，处死毛文龙，表明朝廷在当时的战略重心是统一在袁崇焕的领导下。处死毛文龙，一方面是为了肃清内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集中兵权，避免毛文龙的势力成为袁崇焕的掣肘，或者成为新的政治隐患。
后来的争议： 毛文龙之死，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大快人心”的举动，但事后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袁崇焕是借机铲除异己，而毛文龙的死也使得明朝在海上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点，加速了辽东的沦陷。但这都是事后的评价，在当时，皇帝的决策代表了主流的方向。
总结来说， 毛文龙的“两年平辽”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袁崇焕的“十年复辽”在短期内的“实际”效果（指的是直接的军事袭扰）更显而易见，但这种“实际”是零散的、不可持续的，并且伴随着严重的政治风险。而袁崇焕的“十年复辽”是一种宏大的战略构想，其核心在于建立坚固防线和改革军队，以图长久抗衡。
明朝末年朝廷“不用”毛文龙，主要是因为：
战略方向不符： 朝廷在国力衰弱时，更需要的是“稳住”而非“冒险”。
政治立场不稳： 毛文龙与阉党的关系以及其部下的跋扈，使其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
军事整合的需要： 朝廷希望将辽东的军事力量统一在更具现代化军事改革思想的袁崇焕麾下。
关键的政治事件： 毛文龙被处死是朝廷政治决断的体现，标志着对毛文龙政策的否定和对袁崇焕政策的信任。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真实”或“吹牛”来概括。毛文龙和袁崇焕都有其历史功过，但明朝末年的政治军事环境决定了朝廷的选择方向，也塑造了他们最终的历史命运。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以下几个方面：
一、 毛文龙的“两年平辽”与袁崇焕的“十年复辽”：谁更接近“真实”？
首先，我们要明确，将毛文龙的成就会定性为“两年平辽”，而袁崇焕为“十年复辽”，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简略和概念化。历史事件的进程是曲折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年限来概括。
毛文龙的贡献与局限：
“辽东孤忠”的开创者： 毛文龙最显著的功绩是在后金（清）崛起、辽东几乎全失的情况下，通过奇袭、袭扰等手段，在皮岛（今广鹿岛）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对抗后金的军事力量。他被誉为“辽东孤忠”，在很多人心中是明朝末年少数能正面与后金周旋的将领。
军事上的“奇效”： 毛文龙的确在某些时期，通过出其不意的袭击，给后金造成了打击。例如，他在天启二年（1622年）收复镇江（今丹东附近），并通过海路维持与岛上的联系，使得后金在辽东的推进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他利用海上优势，牵制了后金相当一部分兵力，让后金无法全力进攻关内。
“平辽”的定义模糊： 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平辽”。如果“平辽”是指能够彻底驱逐后金、收复整个辽东，那么毛文龙的成就远远谈不上。他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海上岛屿和沿海部分地区，并未能深入关外，与后金形成正面大规模的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后勤与控制的难题： 毛文龙的部队大多驻扎在海上岛屿，后勤补给困难，而且他的部队构成复杂，包括降将、海盗等，管理难度大，纪律性和战斗力也存在争议。他过于依赖海上的机动性，缺乏巩固陆地阵地的能力。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毛文龙的军事行动也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与魏忠贤集团关系密切，这也为他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袁崇焕的“十年复辽”与“神话”：
“十年复辽”的理想与现实：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年）担任薊辽督师，提出了“五年复辽”的宏伟目标。虽然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在其任内，他的确在山海关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如宁远城、锦州城等），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例如在宁远之战（1621年，此时袁崇焕刚崭露头角，是宁远守将之一，而非全权指挥）和宁锦大捷（1622年，袁崇焕是前线将领，为胜利做出贡献）。他试图通过筑城据守、以逸待劳的方式来消耗后金实力。
“大炮对垒”与战术思想： 袁崇焕强调火器和城防的重要性，试图以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来对抗后金的骑兵优势。他的策略是“守”，而不是“攻”。
“崇祯朝”的艰难： 袁崇焕的“十年复辽”目标是在一个政治腐败、军心涣散、国力衰弱的王朝背景下提出的，其难度可想而知。后金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领导下，军事力量和战略水平都在不断提升。
“项庄舞剑”的误解： 袁崇焕的“十年复辽”更像是一种战略规划和期望，而不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他任内的主要任务是“守土”，而不是“收复失地”。
比较而言，说毛文龙“两年平辽”比袁崇焕“吹牛逼”更真实，可能源于以下几点：
1. “平辽”的基调不同： 毛文龙更像是一个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游击队长”，他的行动在短期内确实能够给予后金一些麻烦，制造一些“战果”。而袁崇焕的“复辽”则是一种战略构想和系统性工程，其难度和周期都远超毛文龙的单兵作战。
2. 宣传的口号化： 在动荡的年代，往往需要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毛文龙的“辽东孤忠”和他在皮岛的坚持，更容易被塑造成一种悲壮的英雄形象，而袁崇焕的“十年复辽”则更偏向于一种军事规划，其“神话”色彩更多体现在后来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而非他自身的宣传。
3. “战果”的解读差异： 毛文龙的战果多为小规模的袭扰和局部胜利，而袁崇焕的成果则体现在构筑的坚固防线，以及在某些战役中成功阻挡了后金的进攻。但后者在对抗如此强大的敌人时，其难度和意义也非同寻常。
二、 为什么“不用”毛文龙？这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即便承认毛文龙在某些方面的“真实”贡献，明朝末年朝廷最终选择重用袁崇焕而非继续倚重毛文龙，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 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文龙的战略： 毛文龙的战略核心是利用海上岛屿作为根据地，采取“袭扰”和“牵制”的策略，期望能从中寻找机会。这种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后金，但缺乏战略纵深和大规模决战的能力，无法根本上改变辽东的局势。
袁崇焕的战略： 袁崇焕的战略则更加侧重于“固守”和“消耗”。他强调在辽东建立坚固的防线（如锦州、宁远），以逸待劳，利用后金的骑兵不善攻坚的弱点，将战线固定在辽东，阻止其南下。并希望通过训练新军、使用火器，逐步恢复失地。这是一种更系统化、更具长远规划的战略。
朝廷的选择： 在明朝国力衰弱的背景下，朝廷更倾向于一种能够稳定战线、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策略。袁崇焕的“固守”战略，尽管不能“收复”，但至少能“稳住”，这是当时朝廷更需要的。
2. 政治因素的盘根错节：
毛文龙与阉党的关系： 毛文龙在天启年间与魏忠贤集团走得很近，这使得他在崇祯皇帝继位后，其政治基础变得不稳固。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就意图清除阉党势力，与毛文龙关系密切的官员纷纷被查办，这直接影响了毛文龙的政治地位。
袁崇焕的政治资本： 袁崇焕虽然也与魏忠贤有过短暂的合作，但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清醒的政治判断，并在崇祯皇帝面前展现了自己对后金的坚决态度和能力。他能够获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尤其是在处理毛文龙问题上，表现出的果断和决绝，为他赢得了皇帝的支持。
权臣的排挤： 任何一位在军事上取得成就的将领，都很难避免在政治漩涡中被波及。毛文龙虽然有战功，但其政治上的不洁身自好，以及其部下（如后来的黄龙、李九成等人）的跋扈，都使得他难以成为朝廷全盘托出的对象。
3. 军事能力和执行力上的考量：
毛文龙的治军能力： 毛文龙的部队成分复杂，管理松散，虽然有战斗力，但在整体的军事纪律和协同作战方面，与袁崇焕试图建立的“新军”体系相比，存在差距。
袁崇焕的军事改革： 袁崇焕积极推动火器的使用和新式训练，试图打造一支更具现代战争特点的军队。尽管他的改革并未能完全成功，但其战略思想和执行力在当时被认为是更有希望的。
毛文龙的“功高震主”嫌疑： 毛文龙的独立性很强，他的部队不受中央节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明朝中央政府感到不安。而袁崇焕虽然也极具个人权威，但他至少是接受了朝廷的委派，并且能够与朝廷进行沟通和协调。
4. 关键事件——毛文龙被杀：
崇祯的决断：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在得到崇祯皇帝的授权后，以“拥兵自重”、“通海”等罪名处死了毛文龙。这一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朝廷的立场： 崇祯皇帝选择信任袁崇焕，并且采纳了他的建议，处死毛文龙，表明朝廷在当时的战略重心是统一在袁崇焕的领导下。处死毛文龙，一方面是为了肃清内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集中兵权，避免毛文龙的势力成为袁崇焕的掣肘，或者成为新的政治隐患。
后来的争议： 毛文龙之死，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大快人心”的举动，但事后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袁崇焕是借机铲除异己，而毛文龙的死也使得明朝在海上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点，加速了辽东的沦陷。但这都是事后的评价，在当时，皇帝的决策代表了主流的方向。
总结来说， 毛文龙的“两年平辽”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袁崇焕的“十年复辽”在短期内的“实际”效果（指的是直接的军事袭扰）更显而易见，但这种“实际”是零散的、不可持续的，并且伴随着严重的政治风险。而袁崇焕的“十年复辽”是一种宏大的战略构想，其核心在于建立坚固防线和改革军队，以图长久抗衡。
明朝末年朝廷“不用”毛文龙，主要是因为：
战略方向不符： 朝廷在国力衰弱时，更需要的是“稳住”而非“冒险”。
政治立场不稳： 毛文龙与阉党的关系以及其部下的跋扈，使其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
军事整合的需要： 朝廷希望将辽东的军事力量统一在更具现代化军事改革思想的袁崇焕麾下。
关键的政治事件： 毛文龙被处死是朝廷政治决断的体现，标志着对毛文龙政策的否定和对袁崇焕政策的信任。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真实”或“吹牛”来概括。毛文龙和袁崇焕都有其历史功过，但明朝末年的政治军事环境决定了朝廷的选择方向，也塑造了他们最终的历史命运。
网友意见
真实吗？
毛最开始吹的可是一年灭奴，然后才改吹二年平辽的。
天启三年，他就吹过只要给他“饷百万”，一年就能灭奴的大话；天启五年年底，他又吹了“两年平辽”的大话。
毛这两次吹牛，至少明朝的户部尚书都是不相信的。
平辽总兵毛文龙屡请增饷。 户部具覆言：毛帅之有志于灭奴也，久矣。天启三年，具呈臣部，云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今又云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之罪。如此则取辽不啻反掌，只为少饷误耳！
夫精兵十七万，虚实与否难为可知。然饷止百万，数不为多；可以灭奴，功不为小；定以二年，时不为远！…… …… 夫复何靳而不与之，以为一劳永逸之计？独是以今日之民力，当剥肤见髓之时；今日之太仓，当罄悬罍耻之日。即关门诸镇岁饷六百余万尚不能支，而复欲凑足百万，诚有不易言者。臣竭力区处，仍旧给发四十万，再勉强于新饷库内那借五万。又臣前请汰蓟、密、永三镇新兵，苟如督臣所议，岁省当不止十万。俟报到，即于库内扣拨海外，此则竭臣部之力，从长酌议，以应毛帅之求也。若登、津新兵岁饷总三十五万，撤之以其饷实东偏此系兵部事应听酌议者也。至已前改运一事，原因毛帅饷部及差官极言其便，今接漕抚手书并抄送古今海运行止之实其害有不可言者淮扬士绅公揭亦言之亦复恳切则必仍归津运为便。
上从之。
——《明熹宗皇帝实录》天启五年十二月初一
天启年间，毛文龙多次谎报军情，自吹自擂，炮制不存在的所谓战功胜绩。至少从天启三年开始，明朝朝廷和诸多官员、科道言员就已经反复怀疑他编造的这些战果异常辉煌的“大捷”了~
兵科给事中方有度疏，参登莱巡抚袁可立。言毛文龙塘报金州之复，满浦、昌城之捷，可立应有特疏，而杳无一言。沈有容塘报所言金州事，即代为具报可立，将以满浦一事为伪也，则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
正宜明告君父，亟行显罚。如其真也，恐文龙之长，形有容之短，党护忮剋，为有容保奸。可立罪可诛也。
上报已有旨。
——《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十月初五
咦？
上次有袁黑跟我说毛文龙没准备去沈阳，那么他真是要靠导弹把皇太极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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