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到战乱，往往人口锐减，为何民国三十年军阀混战，人口却维持在四亿多？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古代一到战乱，往往人口锐减”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
古代战争的残酷性与直接性： 古代战争，尤其是大规模内战，往往是面对面的搏杀，冷兵器造成的伤亡直接且惨烈。更重要的是，古代战争的破坏性往往是“一锅端”式的。军队过境，不仅可能直接杀戮青壮年劳动力，还会掠夺粮食、牲畜，摧毁农田，逼迫百姓流离失所。而一旦地方被占领，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或报复，可能采取屠城、强制迁移、甚至灭绝性的镇压措施。
饥荒与瘟疫的双重打击： 战争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短缺，饥荒因此成为战乱的必然伴随者。古代社会，尤其是缺乏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情况下，饥荒会迅速引发瘟疫，因为人们身体虚弱，抵抗力差，疾病得以乘虚而入，造成“兵灾之后必有大饥，大饥之后必有大疫”。这三者（战争、饥荒、瘟疫）形成恶性循环，对人口造成毁灭性打击。
信息不发达与统计困难： 古代社会人口统计非常粗略，甚至很多时候只是估算。所谓的“人口锐减”很多是基于史书的记载，比如“赤地千里”、“十室九空”之类的描述。这些描述虽然能体现战争的惨烈，但具体到数字，可能带有夸张成分，也难以精确统计实际减少的人口数量。但普遍而言，大规模战乱确实能导致人口的大幅下降。
经济基础薄弱： 古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抗风险能力非常低。一旦农业生产被破坏，整个社会的生存根基就被动摇。
那么，为什么到了民国三十年，尽管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仍在继续，人口却能维持在四亿多，没有出现古代那种断崖式的下降呢？
1. 人口基数庞大与增长潜力：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基数已经相当可观。清末以来，虽然有太平天国等大规模战乱，但人口也一直在缓慢恢复和增长。到民国初年，人口已突破四亿。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惯性”和“韧性”。即使遭受打击，绝对数量上仍然是巨大的。
2. 战争形态与影响范围的变化：
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的并存： 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虽然波及范围广，但很多时候更多是军阀之间的地域性争夺，并非全国总动员式的“犁庭扫穴”。而且，随着武器的进步（虽然仍以落后为主），一些战役可能造成集中性伤亡，但整体上，除非是日本全面侵华这样的大型战争，一些军阀混战的破坏程度，可能不如古代那种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席卷全国的规模。
抗日战争的特殊性： 抗日战争是全国性的抵抗，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也有一部分地区相对稳定，或者抵抗的烈度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战争的深入，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也在提升，民众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
3. 经济与生产的适应性与恢复力：
农业技术略有进步： 相较于古代，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虽然落后于世界，但相比古代已有一定进步。同时，一些地区，例如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恢复能力相对较强。
商品经济的渗透： 商品经济在民国时期有所发展，虽然战争破坏了商业活动，但同时也刺激了一些地区的经济转向和替代性生产。一些地区可能因为战争成为“后方”，反而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和人口。
城市化与工业化： 虽然规模不大，但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一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市成为人口聚集地和商业中心，其经济的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战争冲击的抵抗能力。
4. 医疗卫生与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相对而言）：
有限的医疗进步： 民国时期，虽然医疗卫生条件整体上仍然非常落后，但已经出现了一些西医医院、公共卫生机构，以及一些慈善组织在灾荒和瘟疫期间进行救助。这与古代几乎完全依赖传统医药和缺乏有效救助的状况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瘟疫对人口的打击。
社会动员与组织： 随着国家概念的形成，以及一些政党和民间组织的出现，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相比古代有所提高。这使得在灾荒和战争时期，能够进行一些有组织的救援和疏散工作，尽管效果有限，但总比无组织的溃散要好。
人口迁移与分散： 面对战乱，人口会发生迁移，但由于交通工具的相对进步，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这种迁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人口，避免集中灭顶之灾。例如，大量人口向内地迁移以躲避日军的侵略。
5. 数据统计的进步与统计口径：
民国三十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基于当时的民政统计和户籍制度。虽然统计工作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和不准确之处，但相比古代的粗略估计，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且，这个“四亿多”是当时官方统计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记录，尽管可能存在漏报、错报，但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人口的认识和统计能力。
6. 不同地区战争烈度的差异：
民国三十年，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的严峻时期。虽然战场遍布全国，但并非所有地区都遭受了同等程度的战火洗礼。有一些内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战略考量或者兵力配置等原因，受到的直接战火影响相对较小，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增长。
总而言之，民国三十年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之所以能维持在四亿多，而不是像古代那样锐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缓冲。
战争形态的变化（虽然仍残酷）和局部相对稳定区的存在，避免了全面毁灭。
经济基础的相对多元化和生产的恢复能力有所提升。
有限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组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饥荒和瘟疫的蔓延。
统计数据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接近现实的数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的人们生活安逸。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在战火、饥饿和疾病中逝去，无数家庭破碎。但从整体人口数量的维持来看，对比古代的惨烈景象，确实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面对巨大挑战时的某种“韧性”和“惯性”。这种维持，是以无数的牺牲和痛苦为代价的。
网友意见
你们那是不知道军阀混战有多和谐！
军阀的部队当兵是为了拿饷，不是为了给“大帅”卖命！
举个例子，张勋复辟大家都知道吧，张勋的五千辫子军和段祺瑞的六万五千讨逆军在北京城大战了近两周，双方用掉了三百万发子弹，连带被流弹打到的平民，只死了二十几人，伤亡总共不到一百！
给你三百万发子弹在城市里闭着眼睛打，死的人也不会这点吧？！
而结局呢？段帅成功“再造共和”就不说了，“辫子军”有接近四千人投降，然后归入段帅麾下，继续当兵挣钱，而辫帅张勋开始躲在东郊民巷的外国使馆里，然后呢，民国政府列了一堆罪状，但最后不过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回天津当寓公养老去了，张老先生也是老当益壮，还填了几房姨太太。。。
军阀混战规则如此，做人都得留一线，说不好未来东家是谁呢，如此下来谁又真能死战呢？
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它答案中已经有网友把军阀的几次大混战都列出来了，大家查查这些败者，哪有一个是死在战争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当富家翁终老的，反到是春秋鼎盛的张（作霖）帅和海内赞誉吴（佩孚）帅死在了日本人手中。
这种闹着完的混战，直到北伐时终于改变了。。。
沿着 @土豆烧牛肉贴木儿 的答案补充一点：
中国的战乱，是否出现农民战争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因素。
这里说的“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有一定意识形态层面的意思。
实际历史环境表现中的情况，是在野的有产者带领农民进行的大范围暴动。
这种暴动的破坏力极大，经常如滚雪球一般裹挟着大量农民放弃生产而从事掠夺战争，由此会对经济和秩序造成惊人的破坏。
由此一来，就会形成饥荒、瘟疫、人口逃离隐匿等连锁反应，并最终造成可统计人口有惊人的下滑。
相反，在没有农民战争时，割据战争并不会造成广泛的秩序崩溃或生产停滞，因此人口减少相对少于农民战争。
比较典型的就是战国时期，当初惨烈频繁的兼并战争大致在魏文侯后期就开启（春秋的兼并频繁时期在前中期，后期频繁度有所降低），至秦灭六国长达两个世纪，但并未断崖式的人口锐减。
这是因为，即使当时的战争形式非常野蛮，但人口和农业生产是割据政权的重要战争资源，必须进行保护，因此不存在长期持续的人口杀戮和生产停滞现象——但农民战争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脱离流寇的性质，就会造成广泛的杀戮和持久的生产停滞。
现在回到问题本身：
清代的农民战争为太平天国战争，除此之外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农民战争，因此在同治中兴之前确实存在大幅度的人口下滑。
但清廷灭亡以后，主要是割据在相互兼并，因此不存在类农民战争的人口下降。
民国以后，铁路汽车等交通工具发达起来，人口统计无明显的死角了。
古代战乱，人口锐减。战死、屠杀、掳掠都是直接原因，所谓人间悲剧。但减少掉的人口里，有部分不是简单死掉了，而是避祸战乱逃亡到偏远地区、深山老林等地方去了。这个客观过程，也是中华大地五千年里，被动开发的过程。
长江以南，鄱阳湖盆地，赣南山区，你看看，人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侵入到了极难生存，但又生存了下来的地区了。砍伐了密林，改造了生态，排干了沼泽，种植了新的作物，习惯了新的食物，养成了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就是艰苦卓绝地这番繁衍开来的，随遇而安即华夏。哪天被故人遇见，哎哟哟，不得了，桃花源记喽。现在的经济系学生嗤之以鼻，“战乱大大降低了极端生态环境的机会开发成本。”
古人认识不到，也统计不到，文艺小青年的史官提笔一挥，张口就来：“千里无人烟”，皇帝看了大喜，“俺，不不，朕的功劳大大地。”，于是就心安理得地放他们静静地嫖娼去了。
总结几点
一、西方近现代先进军事体制和技术的传入，使得战争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在战争中，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不只是屠杀，更多的是路过的军队除了例行的烧杀奸淫以外，大量裹挟或者招诱民众随军迁徙，丁壮充军，老弱负粮。人口大量集中在一地，很容易爆发瘟疫，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又会导致农耕失时，水利失修进而饥荒。这种掳掠民众的行为又会使战区的人民大量闻风逃难，途中又是九死一生。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往往能够使地方人口减半。
古代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尤其是起义、叛乱的一方，动辄聚众数十万，其实很多都是这种被裹挟而来的农民。漫山遍野的人众，到处流传真假莫辨的谣言，很容易使得缺乏训练和斗志的军队在庞大的人数面前陷入恐慌，真正的“人海战术”。而爆发大规模起义叛乱的时候，往往朝廷已经腐朽不堪，除了少数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外，一般都不敢与之交战，甚至一触即溃，比方说我大清的八旗绿营“见贼而逃者为上勇，望风而逃者为中勇，误听而逃者为下勇”。
但是，到了清朝后期，战争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聚众号称几十万，在洋枪洋炮面前，再也没多大用处。李鸿章的淮军刚到上海不过六千余人，改用西洋枪炮和战术以后，很快战斗力突飞猛进，大败李秀成号称数十万的太平军，从上海一直打到常州，故意留下天京给曾国荃。后来的义和团，人数虽多，但是在八国联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真正还能够和八国联军打一下的是董福祥、马福禄、聂士成等部正规军。
到了民国，几万几十万的乌合之众，在枪炮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比起几万没有训练的乌合之众，任何军阀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机枪大炮。过去那种裹挟几十万人漫山遍野涌来的蚁附之众，在枪炮面前只能是被屠杀，毫无胜算，人海战术彻底失效。战争进程也大大加快，军阀混战，一般的战斗几天几周就可以分出胜负，军粮及转运消耗也大为减少。
不论前清走过来的旧军阀，还是国民党新军阀，都已经深刻知道了军事上翻天覆地的变革，过去的孙子兵法、纪效新书等等都没用，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战术、引进西方武器。各路军阀都知道要抱洋人大腿，大力从国外进口或者国内仿制先进武器，大力举办军校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评书小说中那种羽扇纶巾的军师彻底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专业的参谋人员。西方军事体制强调纪律性，受此影响，军队好歹有了一些纪律，除了必要的拉夫征粮以外，兵油子至少在长官眼皮子底下不敢公然烧杀奸淫。即使是偏居青海的马步芳，到了四十年代也开始扶持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军训班学习过的长子马继援上位，马继援大力搞军队的正规化，严禁军队骚扰平民，青马军纪和战斗力都比肆意骚扰民众的胡宗南强很多。军阀和国民政府征兵虽然仍然是旧式的拉壮丁，但至少通过地主土豪把持的保甲来拉壮丁，比起古代动辄悉发丁壮充军的做法从比烂的角度来说到底是“文明”了一些。
二、民族意识和人权意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不同于过去元清的那种单纯的上层更替，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意识觉醒，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
古代的战争中，统帅激励士气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城破之后，大抢三天”，“贼过如梳，兵过如篦”，最典型的就是清初的屠城。吴三桂、尚可喜、金声桓、李成栋等各路军阀，在和满清作战的时候要么一触即溃，望风而降，要么出工不出力，而降清以后，从中原一路杀掠到岭南，个个奋勇争先。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淮军也多靠杀掠地方来维持军心。
而到了民国，清末新政以来，各地组建谘议局、兴办教育、建设电报邮政系统，军头们的胡作非为很快就会被当地士绅通电谴责，臭名远扬，失去大义名分而遭到其他军阀的围殴。马廷贤、马仲英等人在甘肃屠杀民众，立刻全国舆论大哗，遭到了千夫所指，马廷贤很快被西北军和川军联合打败，本人投降宁夏的马鸿宾以后，也立刻被收缴武器、遣散部众，再也混不出头；马仲英远走新疆，最后被盛世才勾结苏联打败，转进南疆打败了沙比提大毛拉的东XXXX以后就交出武装后前往苏联“学习”，最后可能消失在了古拉格。禹县屠城、长沙大火以后，真正的罪魁祸首虽然没有被追究，但是都有重量级替罪羊在舆论重压之下被枪毙。
各路军头大部分自己都有点那个啥数，奉军、川军、滇军、马家军、晋军等各路军阀都知道及时改旗易帜、归顺中央。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干的是内战害民的勾当，只是混世魔王，混一天是一天，早晚会有一天气数用尽得带着搜刮的民脂民膏去京津沪等地做寓公。军头们多少都知道杀人不能太出格（相比曾剃头来说），以免臭名远扬不被中央接纳（比如吴佩孚杀罢工工人），或者下野以后被仇家报复（比如张宗昌、孙传芳被复仇）。军阀混战，屠杀战俘的事情虽然也有，但是规模比起古代大为减少，各路军头多少知道手下留情积点德，尤其是对高级战俘（彼此很多人还有同学关系），杀战俘的事情多半都是民团、红枪会等地方武装对军纪败坏一方溃兵的报复。
到了抗战时期，各路汉奸，除了极个别死心塌地的以外，大多数人心里也都有那个啥数。伪满、德王、汪伪等各路伪政权的高官甚至首领本人，多半都和国民政府有暗中联系，尤其是日本和英美开战以后，都知道日本人吃枣药丸，争相对重庆暗送秋波了，不敢太过分以免被暗杀或者国民政府最后嫌自己名声太烂不要自己（张啸林、傅筱庵、李士群等被军统暗杀，陈公博、梅思平等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在沦陷区出任伪职后摸鱼划水、玩无间道大家都能理解，毕竟这样还可以从那里走私军需，但是拿了五日元就进入角色为日本人鞍前马后、残害百姓的货色，很容易被国共双方的锄奸队盯上，死得很难看（傅筱庵被最亲信的仆人剁了脑袋）。
三、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
在民国年间，战争最频繁、激烈的地区，莫过于华北的共产党根据地。而共产党不同于历代纪律松懈、组织涣散的造反者，每开辟一个根据地，都能够建立起巩固的政权，恢复秩序，组织生产，这就是被很多大V激烈反对的所谓“集权体制”。
在八年抗战中，日寇对华北的各路抗日武装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国民党和其他派系的抗日武装多半被日军击溃或者干脆做了伪军，只有共产党的武装生存了下来。极度讽刺的是，八路军新四军要能够更好的发展，前提往往是日军将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彻底击溃，这样八路军新四军才能够顺利填补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的空缺，在当地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在共产党的稳定根据地，从清朝遗留下来的匪患都能够得到根除，保证了最起码的社会治安。
日军虽然三光政策极为残酷，但是毕竟人数有限，面对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人的小部队往往不敢离开据点太远，不敢深入乡村杀掠。太行山、吕梁山、太岳山深处的县城，日军即使占领了，也会被人民战争包围，比如沁源围困战。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抗击日军的同时，在军事形势最严峻的1941-1942年还遭受了旱灾和蝗灾，在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主动减少脱产的军政人员数量，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即使是贫瘠的山区根据地也最大程度上保全民生，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河南，大规模饥荒以及征兵导致了可怕的人口锐减。日军在其占领区强征壮丁服苦役造成了至少200万人死亡，粮食征购也造成了饥荒。
共产党先进的动员体制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豫东、鲁西、苏北、皖北贫穷的黄泛区，贫瘠的沂蒙山区，土改带来的上下一心，科学的总体战动员体系，在支撑了粟裕大军四年的高强度战争，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主力的同时，民生也能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解放区的货币购买力比国统区的法币金圆券币值稳定得多。淮海战役中鲁豫苏皖四省（苏皖只有江北部分）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和大量的粮食衣被，保障了华野中野两路大军60余万人，以及几十万国民党伤员、俘虏的基本生活，这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人口锐减很大部分是统计问题，比如
1。人口成为隐户。
2。人口成为流民。
3。人口归于其他统计部分。比如三国时期的军屯，吏户。
4。统计方式更变。比如只统计男丁。
其次是战争中大规模过度劫掠造成的饥荒。
而民国与古代不同，出现了，后勤的革新。
孙子说过“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火车与轮船的出现大大的提高了补给效率。十石粮食运到前线只剩一石的事件，大大减少，毕竟火车是不烧粮食的，除非贪污。
所以整个民国除了江西由于灾害，过度征兵，与某政府军“草过火，石过刀，人换种”政策。大多数地方在一普后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口损失。
真奇怪，中国有那么几年人口没怎么增加，到了专家学者手里就能推断出饿死了几千万。
民国从建立到转进小岛38年，在同样4亿的基数下，人口总数一直没变化，你们就能得出结论：近代打仗文明了、军阀也不敢滥杀无辜了。 岂非荒谬？
如果标准是一致的，在每年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那么每年也得是死了最少1千万，总共至少也得是被打死了3.8亿啊！这也算得上是人口减半了吧！
至于古代的人口变化，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古代经常有人口隐匿的现象，即散户归附大户（很多士绅是可以不用缴税的）。大户为了逃税漏税又少报名下人口。这种情况在战乱期间尤为严重，再加上战端一起，户册资料丢失是无法避免的。
清朝雍正后实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后，散户归附大户的情况才大有改观。因为朝廷收税从此按照土地面积收取，而不再是按人头收取了，散户归附大户已然没有意义了，士绅也要按土地和人头纳粮了，不能免税了。 要不到了乾隆时代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全国人口竟然都3亿多了。放在以前即使有3亿人朝廷也不可能准确统计出来，统计到2亿就不错了。
而近代，尤其是解放后，隐匿人口是可能性很小的事情。
当然，近代文明肯定是文明了一些。但凡事不要搞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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