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让子弹飞》里张麻子为何没有杀武举人?

回答
在《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中,张麻子(马邦德)没有杀死武举人(戴笠),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失误或遗漏,而是背后有深刻的剧情逻辑、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在支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一、 张麻子的“江湖规矩”与“兄弟情义”:

未遂的抢劫并非死罪: 张麻子和他的弟兄们最初是想抢劫黄四郎的押镖队伍,以夺取“鹅城之王”的财宝。武举人作为黄四郎的爪牙,虽然是他们的敌人,但在张麻子的眼中,他是一个参与了劫掠行为的“对手”,而不是一个必须立即处死的威胁。在“江湖”的语境下,直接杀死一个还没有构成致命威胁、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对抗中的人,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行事风格。
利用价值大于杀戮价值: 张麻子是一个精明的头领,他考虑问题不仅仅是眼前的一时之快,而是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武举人虽然看起来是个武夫,但他是黄四郎阵营中的一员。张麻子更可能想到的是,活捉武举人,通过他来了解黄四郎的部署、弱点,甚至用来作为谈判的筹码。直接杀死他,就等于失去了这些潜在的利用价值。
对“规矩”的坚持: 张麻子虽然粗犷,但对一些江湖上的“规矩”是看重的。比如,他曾经说过“做戏要做全套”,说明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武举人的生死威胁时,就轻易杀人,可能与他心中某种程度的正义感或“规矩”相悖。

二、 黄四郎的身份与张麻子的最终目标:

黄四郎才是真正的敌人: 张麻子一行的真正目标是推翻黄四郎在鹅城的统治,夺回百姓的财富。武举人只是黄四郎手下的一个工具或喽啰。在张麻子看来,杀死武举人固然能除掉一个敌人,但并不能动摇黄四郎的根本。他更倾向于集中力量对付那个幕后的大BOSS。
孤立黄四郎: 杀死黄四郎的核心班底(比如黄四郎的亲信、得力助手)会削弱黄四郎的力量,但杀死武举人这样一个相对边缘的人物,对黄四郎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张麻子需要的是能够真正撼动黄四郎统治的手段。
张麻子对“土匪”身份的反思: 电影中,张麻子并不想成为一个纯粹的土匪。他带着兄弟们“打土豪,分田地”,他的目标是为民除害,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秩序。在这种目标下,他不会滥杀无辜,也不会轻易处死一个在他看来“罪不至死”的人。武举人虽然是黄四郎的人,但直接的罪证在他身上并未完全体现。

三、 剧情推进与人物塑造的需要:

制造冲突和转折: 如果张麻子直接杀死了武举人,那么后续很多剧情冲突将无法展开。比如,武举人被俘虏后,可以引出黄四郎的反击,可以有他和汤师爷之间的互动,甚至可以成为后来张麻子和黄四郎对峙时的一个话题。
展现张麻子的智慧和策略: 留下武举人,正是张麻子在混乱的场面中保持冷静和战略思考的表现。他没有被一时的暴力冲动所左右,而是选择了更有策略性的行动。这更能体现他作为领袖的过人之处。
强化“杀人者,人恒杀之”的宿命感(潜在): 虽然张麻子最终没有杀武举人,但武举人最后还是死在了混乱中(被其他剿匪的士兵误杀,或者在后来的械斗中死亡,虽然电影没有明确交代)。这反而印证了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谁也无法真正逃脱被杀的命运,而张麻子选择不轻易动手,也是一种对这种宿命的某种“反抗”或“超越”。

四、 特定的场景细节:

混乱的交火: 在张麻子劫持马邦德(汤师爷)和遭遇武举人的那场戏中,场面非常混乱。张麻子刚劫了马邦德,紧接着就面临黄四郎手下的围攻。在这种混战中,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自己和兄弟们的安全,以及成功带走马邦德。武举人虽然在那里,但他并非当时最紧迫的威胁。
对武举人的审视: 在他挟持马邦德的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武举人。但他可能更关注的是武举人背后的黄四郎,以及是否能从武举人身上套出有用的信息,而不是立刻要他的命。

总结来说,张麻子没有杀武举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江湖道义与利用价值的考量: 他认为武举人罪不至死,且活捉有更大的利用价值。
2. 战略目标的清晰: 他的目标是黄四郎,而不是武举人。
3. 剧情发展的需要: 留下武举人才能制造更多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发展。
4. 人物塑造的需要: 体现张麻子的智慧、策略和与纯粹土匪的区别。

这并非张麻子的“失误”,而是他作为一位复杂人物,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符合其性格和目标的最优选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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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让子弹飞》背后的隐喻,通常有着两种解读,一种认为《让子弹飞》里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另一种则认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前来说,持有后一种观点的人占多数,姜文饰演的张麻子也被很多人当成了教员的的象征。

我个人更愿意将《让子弹飞》看作是一个类似于《蝇王》、《动物庄园》等作品的政治寓言,而不一定要有具体指向。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两种观点里选一个的话,我个人更倾向于持有前一种观点,即《让子弹飞》隐喻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新旧民主主义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作为领导者,到底是在“鼓动”民众还是在“发动”民众?如果是“发动”民众,那么从前期的调查到中间的组织再到整个治理体系的全面变革,一点都不能少。但是,若说《让子弹飞》一定是在隐喻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在《让子弹飞》里我们其实完全看不到张麻子动员民众的过程,更看不到在整个推翻黄四郎的过程中,整个鹅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麻子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带领着十几个弟兄,就将盘踞鹅城五代的黄四郎打倒,这更类似于辛亥革命,而不是共产党那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全面革命。而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武智冲的存在就很好解释。辛亥革命后,虽然皇帝没有了,但革命者迅速将旧时代的官僚黎元洪推举为了领袖,之后则是袁世凯的上台。在辛亥革命里,无数武智冲这样的人摇身一变,仅仅是因为呼喊了几句革命口号,又重新成为盘踞一方的统治势力,这也恰恰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在《让子弹飞》的最后,有一句名台词是“他要是体面,你就让他体面。他如果不体面,你就帮他体面”。如果参照具体的历史来看,中华民国的建立实际上是很“体面”的,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是“革命”,而是“禅让”。也就是说,在法理上说,中华民国的成立是清帝逊位,将权利交还给民众的过程。而促成这个“体面”结果的,正是武人袁世凯。

而《让子弹飞》里颇具隐喻意义的一个情节是,在最后,当某个人来跟坐在椅子上的张麻子说“这是我的椅子”时,张麻子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让他把椅子拿走。某些观众对此的解释是张麻子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他是可以随时放下的。但是,如果结合后面的情节来看,当他手下的弟兄都选择了离开他的时候,张麻子这位子也是根本坐不稳的。

张麻子如何才能坐稳位子?要么是再次依靠像武智冲这样的人,利用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继续维持统治。要么是通过改变鹅城的民众,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新的鹅城的建设中来——这样,即便是手下的兄弟要离开自己,张麻子也不至于无人可用。但很显然,《让子弹飞》里,民众打倒黄四郎仅仅是因为“怕”和“怒”。在黄四郎倒台前后,他们自己并没有任何改变。

张麻子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他既不要金钱也不要女人,他来到鹅城要办的就是三件事。可张麻子身边的兄弟并不这样想,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在革命成功后他们也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当然,参照过去100多年的中国历史来说,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们建立的过程中,你都能在《让子弹飞》上找到可以作为隐喻的人物和情节,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更愿意将《让子弹飞》看作是一个政治寓言,而不是一个对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和人物的表达。

为什么说《让子弹飞》更像是一个政治寓言呢?因为寓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抽离出许多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因素,而围绕着某几个要表达的主题曲展开故事。但是,政治的基础是什么呢?答案是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一定是契合于当时特定的经济阶段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唐代会设立节度使?这是因为唐代边境战争多,而以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如果要坚持采用地方财政先送到中央,然后再由中央分配到地方的方式,那这个仗就别打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能采取赋予统兵将领兼管民政、人事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自筹自支。但是在今天,几亿元都可以几秒钟转账过去、可以非常便捷地召开网络及电视会议的背景下,再给边境地区的将领赋予民事和人事权就没有必要了。

那么在《让子弹飞》里,张麻子说“谁赢他们帮谁”看似合理,但却无法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那么多人积极参加解放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已经提前在解放军搞了土改,普通人已经得到了土地,并且获得了参与基层政治的权力,自然就不愿意再失去。假如说,在《让子弹飞》里,张麻子选择一个长期策略,比如先在鹅城的之外的农村,挑那些容易打到的地主恶霸,将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慢慢发育,那么最后在他攻打黄四郎的时候,还会不会出现只有50只鹅跟着的情况呢?他又是否有必要让武智冲加入自己的队伍,来给黄四郎一个“体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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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答案写得不错,其实是姜文把电影主题画得太大了,或者说是有意让我们觉得他把电影主题搞得太大。

张麻子打黄四郎的动机很清楚明白,就是为了复仇。来鹅城也很明白,就是为了站着把钱挣了,根本没有什么人民革命或民主革命的意思。

在六子死前张麻子各种立威就是给黄四郎一个下马威站着把钱挣了,所以黄四郎死前才说如果开始没有那么针锋相对,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个结局。

最后说的没有黄四郎很重要就是为了给六子一个交代,就是墓前说的把黄四郎连根拔起。那么黄四郎家族包括谁?显然不包括武举人,由于时间篇幅姜文删减了许多暗线,其中就包括武举人。

最后一场戏能看到武举人在碉堡外面而不是里面,同时武举人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这一是说明武举人也和外面的群众一样变成了赤贫的老百姓,二是说明武举人被黄四郎扫地出门。毕竟武举人不姓胡,不是自家人。

实际上从鸿门宴之后也就没有看到武举人,这是因为黄四郎设计骗张麻子让他以为武举人已经死了,而张麻子还要装作他被骗了。所以武举人就顺势被黄四郎赶走并监视了起来,或者说根本都不需要监视,武举人也不敢露面。

直到假黄四郎死了,武举人才敢从屋里露脸而不是和其他人一样站在街上。但论穿衣服冲刺他又最快,抢革命果实又比谁都积极,更重要的是一群没穿衣服的穷人中他是唯一穿着衣服的体面人。

这里不仅是代指革命中的一般投机派,还有代指许多左右摇摆运气极好的投机派,比如山东的某位。武举人是鱼肉过乡里的人,仅仅是因为被迫站队到穷人一边,就阴差阳错到站到革命队伍中。

正如我前面说的,整个故事就是主题就是复仇。统一战线完成了使命也就解散了,真正最大的暴力郭旅长马上就要到来,张麻子必须得离开。城南贩卖人口的两大家族还在卖猪仔,刘都统还需要白手套来替他卖烟草换武器,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最终还是会出现一个新的黄四郎。


从原定结局看,这个新皇帝就是武举人,这只是一场旧的农民起义。武举人死或不死并没有意义,天也没有变。因而很多人把让子弹飞放到了左翼很高的位置上,可我怎么觉得这只是对小资产阶级定位的自我剖析和对同样是小资的广大观众的右派玩笑呢。毕竟都是小资,也是有“左翼”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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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员的胸襟宛如大海一样广阔。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张东荪阅读后,立即产生共鸣,最先响应《八一宣言》,并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1938年5月,他和他的学生叶笃义来到武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就抗日问题交谈,表示将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回到北平与中共合作,为抗日救亡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东荪为中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他回忆:“七七”事变后,中共华北局地下工作人员“与我联系,1938年我去汉口参加参政会,当时因为看到参政会并没有大作用,而且又怕后方苦且又丢不下家,于是自己觉得还不如回燕京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当时我通过王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一是送医药去”。
抗战胜利后,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主张应折衷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间性的政制”,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张东荪多次与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接触,并让叶笃义作为联系人,以保持经常性的联系。1947年3月,他和符定一还就时局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次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指示信,让其转告张东荪等:“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并请张东荪和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
平津战役开始,张东荪多次劝说北平国民党军最高长官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以和平方式代替军事方式,不能让战火毁灭古都的灿烂文明。经过他的努力和奔走,傅作义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对自己为此所作的贡献,深感自豪,自以为“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
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东荪不仅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但他就是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书生气十足的他甚至幼稚和可笑到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他与同美国有联系的王志奇联络,让其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美国,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的“调人”。但这一来可闯了大祸,民盟内部对张东荪进行了反复批判,并开除出盟。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张东荪名义上还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但开始赋闲在家。于是,他便整日养花莳草、赋诗遣词,打发时光。“文革”狂飙袭来时,这种平静终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以“特务”的罪名,将他与长子张宗炳一同逮捕。张东荪被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1973年3月,张东荪的夫人在医院与之见了面。此时,距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已经1年有余。当他从夫人那里知道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是年6月,张东荪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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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光绪三十一年是哪年?1905年,科举就是那年废除的,那么武智冲是末代武举人吗?1901年,武科就已经被废,武智冲就是个毫无底线的混账,连武举人这个身份都是骗人的,可以想象,这种人在前清,就是封建势力的狗腿子,到了民国,又成了革命党的狗腿子,新的势力来了,他又闻风跟上,一脚踹翻自己的老主子。某种意义上,武智冲其实算是鹅城百姓的一个极端体现,也是几百年来中国普罗大众的一个缩影,谁赢,就跟谁走。

历史的车轮从来都是泥沙俱下,如武智冲这样的人渣,大清有,民国有,新中国肯定也有,在任何一次朝代更替中,都有那么一小撮儿人,攀附着新势力的大腿,捧着新概念当圣经,给自己打上先进的标签来满足一己私欲,说穿了,其实就是站队,黄四郎第一次站对了队,第二次他没得选,武智冲站对了两次,但下一次也许没得选的就是他了。

事实上,姜武的一大段戏份被删了,就是张麻子打赢黄老爷之后,后来的武举人成了第二个鹅城的霸主黄四郎

姜武采访原话:我跟两大家族,站在这个城楼上,抽着雪茄,十八星旗飘扬,看着望远镜,说这是黄四郎用过的镜子,这是县长站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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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觉得《让子弹飞》里面,张牧之到最后其实也是一种迷惘的状态。张牧之的胜利更多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胜利,未来怎么办,他并不知道。就像他说的“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句话是张牧之一系列行动的纲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牧之是一个破坏者。也即是原来的秩序有问题,所以要把原来的秩序打破。但是,张牧之并不是一个建设者,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样。

很多人说张牧之手下人的离开是因为他们被腐化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场微型革命之后,张牧之不知道该下一步怎么办才是手下人离开的真正原因。惊叹号是胜利,问号是未来。

老三来道别的时候,张牧之问:“不跟我回山里了?”这就是张牧之对未来的打算,而这个打算简直堪称滑稽。打掉一个黄四郎,舍了两个兄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还要接着回到山上。然后呢?过两年再出来一个黄四郎,再下山打?

从张牧之最后的选择来看,跟着张牧之就是一条死路,绝无任何其他出路。因为张牧之只是一个破坏者而不是一个建设者。

那么问题来了,张牧之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建设者?

因为他害怕,他害怕自己变成新的黄四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四郎未尝不是另一个尝试建立新秩序的张牧之。可是一旦坐到了那个位置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可能超过了自己的想象。舒适,安逸,富贵,勇士变成恶龙,张牧之并无把握自己能做得更好。所以他只能放逐自己,继续回到山里。

既然自己对未来没有把握,那么多杀一个武举人似乎也毫无作用。武举人的表现跟其他人毫无不同,无非是“谁赢帮谁。”杀了他也无法改变这一潭死水。

所以《让子弹飞》其实是一个悲剧,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永远的。暴力可以暂时打击恶霸,却不能根本上改变秩序,更无法改变人心。张牧之的困惑就是姜文的困惑,几个兄弟端掉黄四郎的张牧之就像凭着傲气拍出《鬼子来了》的姜文,就算拿了大奖,社会运行的规则,电影里面的黑幕,一切都不过是在死水里扔了一块儿石头。所以《让子弹飞》其实是一个中年人的惆怅和无奈。

当然,我比较反对把《让子弹飞》往革命上去靠。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都不是古时候的“治乱循环”。它们背后都有着因科技进步而带来的崭新的政治秩序。改变人类的命运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力,而非仁义道德,上帝宗教。《让子弹飞》显然没有这层觉悟,依然用治乱循环的视角来看问题。


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把张牧之往教员身上扯。张牧之跟教员差远了好吧!就算是你说象征,这二者也没多少相似之处!

我更不理解的是,竟然有人因为自己觉得张牧之象征教员就把对张牧之的批评当成是对教员的批评。

这是多么惊奇的脑回路啊!我真的震惊了!

怎么说呢,你们用张牧之象征教员,在我看来才是对教员最大的侮辱!

教员会去摸一个妓女出身的县长夫人的胸吗?教员会拿着枪一枪一枪地用暴力逼着人民“不要跪”吗?教员会搞到最后一人一马众叛亲离吗?教员闹革命的初衷是因为打劫没劫到钱吗?

自己都这样污蔑教员了,还打着教员的旗号批判别人,这种做派真是莫名其妙。你说张牧之身上有一点教员的特点这个说得通,但是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所以怎么说呢,把张牧之看成是教员,是既不懂教员也不懂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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