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个靠政策堆起来的城市，未来会没落吗？
“靠政策堆起来”的上海：成就与优势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政策在上海崛起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下几点是其显著体现：
浦东开发开放的引领者： 1990年，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开放浦东，这不仅仅是区域发展，更是一种国家战略的试验田。上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优惠，包括税收减免、外资准入放宽、金融市场创新等，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和外资进入，奠定了其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
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上海作为中国最先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承担着改革试验的重任。国家在金融、贸易、法律等多个领域为上海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使其在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占据了先机。
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 上海是中国唯一被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国家政策在此体现为一系列金融创新、市场开放、监管优化以及国际化人才引进的措施，不断巩固和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科创中心的建设：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上海被寄予厚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研发投入、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等方面，上海获得了国家在政策、资金和资源上的大力支持。
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 政策优惠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先进技术和资本向上海集聚，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和虹吸效应，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先地位。
上海未来是否会没落？潜藏的挑战与风险
然而，将上海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政策，并以此推断其未来可能没落，这种观点过于片面。一个城市的长期繁荣，除了政策，更需要内在的生命力和持续的适应能力。上海也面临着一些潜在的挑战和风险，如果未能妥善应对，确实可能对其未来发展构成影响：
1. 政策依赖性风险与政策转向：
过度依赖政策红利： 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过度依赖特定政策带来的优惠（如税收减免、补贴等），一旦政策发生调整或退出，可能会对该城市的经济造成冲击。例如，如果未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某个特定行业的支持力度减弱，或者对地域发展策略进行调整，上海的既有优势可能会受到挑战。
政策的非持续性： 政策往往具有时效性，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在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后可能会逐步取消或普惠化。上海需要思考如何在政策红利减退后，依靠自身实力和创新能力继续保持竞争力。
2. 高昂的运营成本与生活成本：
人才吸引的压力：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其高昂的房价、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可能会逐渐削弱其对中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初创企业人才的吸引力。虽然国家政策会鼓励人才引进，但高昂的生活成本是硬性制约。
企业运营成本： 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等也可能随着城市发展而上升，这会增加企业的运营负担，可能影响其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在对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领域。
3. 创新能力的内在驱动与饱和度：
“政策性创新”的局限性： 虽然上海在政策支持下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但真正的创新往往源于市场自发的需求和企业内在的驱动力。如果创新生态过于依赖政府的资金和导向，可能存在“政策性创新”的风险，即创新方向和成果受到政府规划的限制，而非完全由市场决定，长远来看可能影响创新活力和颠覆性技术的涌现。
产业升级与转型压力： 上海的传统产业（如部分制造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如果新经济的增长未能完全弥补传统产业的衰退，或者转型过程中出现“空心化”现象，会对城市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构成挑战。
4. 区域竞争与城市分化：
其他城市的崛起： 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其他城市也在快速发展，例如北京、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也在政策支持下积极建设科创中心、金融中心等。上海的领先优势可能会受到其他城市的追赶和挑战，尤其是在某些特定领域。
“政策溢出”效应： 国家对上海的政策倾斜，也意味着其他地区可能难以获得同等程度的优惠，这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的不满或反弹，影响国家整体战略的推进。同时，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可能分流上海的一部分资源和人才。
5. 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国际化挑战：
地缘政治风险： 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的国际化发展也受到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全球供应链重塑等因素都可能对其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国际竞争的加剧：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的地位，也面临着来自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等老牌国际城市的激烈竞争。如何在新的全球格局下保持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是其面临的长期挑战。
上海的韧性与未来展望
尽管存在挑战，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拥有其独特的韧性和优势，这使得“没落”的说法可能过于悲观。
深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体量： 上海拥有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特别是服务业、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以及庞大的经济体量，这使其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吸引力： 上海在吸引和培育科技人才、高校资源、研发机构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创新生态正在不断成熟，具有持续创新的潜力。
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改革，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上海作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将更能适应这种变化，并在市场竞争中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国家战略的持续支持（但方式可能变化）： 虽然具体的政策倾斜方式可能调整，但国家将上海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意图是清晰的。未来，政策支持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营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等方面，而非单纯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不断进化的城市功能： 上海一直在主动适应变化，从制造业中心向服务业和科技创新中心转型，并不断提升其在文化、旅游、生活等方面的国际吸引力。这种自我调整和进化能力是保持城市活力的关键。
结论：并非必然没落，而是面临转型与升级
总而言之，上海是一个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城市，其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一个城市是否会“没落”，并非简单取决于其发展初期是否获得政策支持，更取决于其能否在政策红利消退后，依靠自身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
上海的未来并非必然没落，但它确实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它需要从过度依赖政策红利转向依靠内在的创新驱动和市场活力；需要努力解决高昂成本带来的挑战，保持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需要在激烈的区域和国际竞争中，不断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独特优势。
如果上海能够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营造更加公平、透明、高效的市场环境，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并妥善应对上述挑战，那么它很可能能够克服政策依赖性的局限，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继续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反之，如果未能有效应对挑战，其增长动力可能会放缓，甚至相对衰退，但这并非“没落”，而是城市发展规律的正常体现。关键在于上海能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和发展动力。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如果上海在改开之初有深圳的政策，现在会如何？
如果上海在世纪交替能有重庆这样的扶持，现在又当如何？
如果现在转移支付稍微少一点点，上海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上海的发展史地缘，历史和人文因素的共同作用，政策因素少之又少。
除非海平面上升把上海淹没，否则就别提什么上海没落的问题。
你们家往上数三代的工资都是靠上海人交税接济的，你什么时候能把良心找回来再说话？
这个，说反了。
请读一下以下纪录片中的文字。
一五国家重大项目，没有一个落户上海。上海只管出钱出人。
与其说上海是一座被政策堆起来的城市，倒不如说是被肢解了的城市。1949年之前，上海是国内除了政治中心以外的其他所有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等等。今天，上海勉强守住经济中心一个名头。
1949年前，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大经济中心，这大家都认吧？你不信我的话，但你总相信毛主席的话吧？
毛主席在1949年5月亲自修改审定了新华社社论，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1949年后的所有年份，上海是唯一一个向国家净上缴财政收入且最高能够达到占国家财政收入17%的城市。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是钱袋子，某些年份，国家用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等的每六块钱中，有一块钱来自上海。
想想上海人口比例，国土比例，财政上缴比例，就不会提出这种无脑问题。
但说上海没有政策，人家也不相信。那么对上海影响最大的政策是什么呢？是上面说，唉，上海人太辛苦了，好吧，你们也自己留一点吧。1994年实行分税制，上海和其他地区一样，给自己留一口。上海财政收入多，基数大，所以上海留下来的钱就多了。地区总财政收入，上海市从1993年的242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3617亿元，25年间增长56倍。有钱了，城市就漂亮了。后来上海学香港批租土地，钱更多了。
有没有其他特殊的政策？比如，世博会为啥放在上海不放在其他地方？毕竟上海因为世博会得了一个倒金字塔。为啥自由贸易区要在上海先行先试？其他地区就不行吗？我猜想，有上海是直辖市的原因，上海执行力强，各种配套设施和人才储备本来就比较充足，凡牵涉到脸面的事情，北京之后，首先考虑上海。这本来就是当初设立直辖市的初衷之一，用起来顺手。
但是，上海目前仍旧是人均向中央财政净上缴最高税收的城市，人均超22000元，是当前GDP第一省的约4倍。注意，是净上缴，因为不少地区是靠转移支付的。
上海当前的宏观税负约为45%，仍旧大大高于南方某新晋经济中心20个点。上海与该地区宏观税负的差异，从积极角度看是上海GDP创造财政收入能力强，从消极角度看是上海企业承担的税负更高，发展环境劣于该市。。（http://www.ceweekly.cn/2019/0415/254830.shtml）
我引用一下新华社客户端2021年7月9日的文章：“1956年以前，中央鉴于比较紧张的国际形势，认为地处国防前线的上海不宜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确定上海经济发展方针是“维持、利用，积极改造”，强调恢复与维持。所以，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1953-1955年），国家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没有安排在上海。
1956年是个转折年份。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调整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强调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
在此背景下，上海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有计划地对原有工业进行调整和经济改组，有重点地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企业。195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4.3%，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
同一时期，本着“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上海从设备、人才、技术等多方面对各地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支持。
上海对内地建设的支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上海以高效生产率、优质产品、高额财政收入服务全国；二是上海对内地建设的具体支持，包括支持设备、人才以及工厂内迁直接支援内地建设。
比如，“一五”期间，长春汽车制造厂等8家单位需要的3000多种设备、14万多公里电线、4万平方米钢窗，都是由上海制造与提供。
根据熊月之所著《上海城市品格读本》记载，上海工人响应中央号召，踊跃奔赴内地，参加重大项目建设。据统计，上海动员支援内地的劳动者有150多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万多人，技术工人13.7万人，为各地培养艺徒13万人。
1964年，根据中央做出在全国建设大小三线的决定，上海承担了大三线建设的304个搬迁项目，涉及411个工厂、9.2万职工、2.6万台机器设备，搬迁到四川、贵州、江西等13个省、自治区；还承担了小三线建设的55个项目，涉及64个工厂、2.7万职工、1300多台机器设备，搬迁到安徽、浙江、江西三省。
“大小三线建设支援了当地的建设，也使上海和全国的工业布局更趋合理。”熊月之说。
到1962年，作为中国最大工业中心，上海共有220个生产门类，占全国256个的86%，除了采矿工业之外，上海各产业门类基本齐备。1965年，上海已成为国内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
上海一直是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4725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美元，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全国各地的工业品达到2881亿元。”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彼时的上海，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
————————————引用结束————————————
有兴趣的话，请移步我几年前写的下面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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