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土耳其军队政变，后续发展和影响是什么？

我把我在一个相似话题下的回答贴过来吧，也是刚刚写的。

在此之前建议各位待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再下更多结论，先看热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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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晚上更新，最新新闻显示葛兰派甩锅了，政变军人的声明依然是维护世俗社会等内容，看来本次政变的性质可能还是与最早估计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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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中午更新。目前得到的消息，情况有些变化，发动政变的好像是比埃尔多安正发党极端很多的葛兰派军人，这部分人和军内传统的世俗派从来都不对路子（废话），所以这次政变军方上层显得没什么兴趣、下次也呈现分裂化就可以理解了。这也说明现在的土耳其军方确实和以前很不一样了。不过局势最终怎么样依然有待观察，以上情况似乎尚未得到完全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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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明孙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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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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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看到这个新闻也吓了一跳，虽然土耳其以前有军事政变的传统，但是上次政变已经是1997年了。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国家一直比较太平，这次闹出这种事来也是让我吃了一惊。现在事态还在继续发酵之中，虽然埃尔多安看起来暂时控制住了局面，但是真要完成善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个人倾向于待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再行详细评估。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土耳其军方参与政治的历史，算是对背景多一些了解。不过由于我对土耳其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入，因此接下来我通过引述微信公众号中央欧亚通讯今天早上发表的推送：浅析土耳其军队的历史作用来进行叙述。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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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绵延六百年之久并曾经显赫一时的、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奥斯曼帝国，不过一战之后帝国崩溃，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的领导下，外国干涉军最终被击退，一个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总统凯末尔禁止现役军官参与政治活动。为严明军纪，凯末尔专门在1930年颁布编号为1632的军事刑法典，严禁军人参政。因此自土耳其现代国家建立后的37年时间内，尽管军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却一直没有突破凯末尔定下的军政分离原则。除了凯末尔的巨大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土耳其军队的待遇很好。由于土耳其军队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立下重大功勋，因此它在土耳其的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军官们的物质待遇也非常丰厚。

不过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政治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威权。

“在整个凯末尔时代（1923-1938），土耳其的新领导阶层都在努力塑造一个同质性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他们认为，要使土耳其社会彻底实现现代化并拥抱现代文明（muasır medeniyet，在当时就是指西方文明），就必须在各个层面上消除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上的所有反动势力。在社会层面上，斗争对象是那些反对世俗主义的人，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则是以国家主义反对那些支持自由主义的人。”

因此在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大搞威权主义，其具体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大力宣扬凯末尔主义的“六个箭头”（“共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并不允许六大原则之外的其他声音之存在。二是逐步取缔或兼并其他政治团体，不允许反对派组织的存在，实行一党制。

到1931年，除了共和人民党之外，土耳其所有的政治组织都被解散、封杀或者兼并掉了，这共和人民党一党威权主义在土耳其的正式建立。在1938年凯末尔逝世后，共和人民党的威权统治依然持续到了1946年。

此后，土耳其实行了民主化，在凯末尔曾经的战友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执政期间土耳其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向议会民主制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现不仅是因为伊诺努审时度势、认定发展民主政治在未来土耳其的优势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的影响，更是因为土耳其国内形势的变化。凯末尔壮年去逝（去世时57岁），共和人民党的威权统治顿时失去了灵魂，被凯末尔暂时压制住的反对力量卷土重来，泛突厥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对世俗主义的伊斯兰主义者又开始逐渐显示其影响。同时，在共和人民党内部又产生了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和人民党要继续搞一党威权，也比较困难了。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实现了多党民主制（至少表面制度上如此）。

然而土耳其的民主政治进行了没几年，军队就倒了霉。1950年土耳其民主党一上台就大量清洗国家机构中的军队势力，使议会中军人出身的议员比例从1/2下降到1/25，并在内阁成员里基本实现文官化。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曼德列斯为首的民主党政府在经济上过度推崇自由化，导致经济失控，然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民主党政府拒绝给军队涨工资，使军队在失去社会政治地位之后，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这引起军队更大不满。更要命的是，这个在1950年5月-1960年5月一直担任总理兼民主党魁的曼德列斯，依靠新的政治制度上台之后却开了倒车：对内实行独裁统治，打击在野党和一切不同政见者，不准报纸、电台批评政府，不准工人罢工，禁止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违者予以监禁或罚款等处理。曼德列斯还利用居民的宗教感情，反对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对于一直尊崇凯末尔思想的军方而言，这自然是不能容忍的。结果在1960年，发生了战后土耳其第一次军人干政事件。

1960年初，陆军司令古尔塞勒至函国防部长提出总统必须辞职，内阁必须改组等要求，但曼德列斯置之不理。1960年5月27日，军队动武，逮捕了总统、总理等民主党议员，解散议会，成立了以古尔塞勒将军为主席的全国团结委员会（National Unity Committee），接管政府。“军队的接管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奋和赞誉。” 古尔塞勒出任国家元首兼军政府总理至1961年11月“还政于民”。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暴力和动荡困扰着土耳其，街头暴力、工人罢工和政治暗杀此起彼伏。到1970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抢劫银行、绑架企业家和美国军事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同年3月，在东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政府救济不力，引起社会不安；8月，货币贬值，物价继续上涨，人民怨声载道。特别是执政党正义党内部发生分裂，政府难以施政。鉴于局势严重，1971年3月12日，军队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联合致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长，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受人们信任的超党派政府，并按阿塔图克的原则，进行改革。否则，军队将按保卫和保护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接管文官政府。慑于军队的压力，德米雷尔总理的正义党政府在召开内阁会议后即宣布辞职。这次政变也被称为“备忘录政变”。

70年代中期后，土耳其出现了两大对立政党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们相互倾轧、互相拆台，使政局日益动荡。暗杀活动使上至前总理和政党议员下至新闻记者和普通群众丧生。“在1978年至79年共和人民党执政的十二个月内，暴力活动剧增，有2400多人被杀害。” 土报惊呼土耳其已陷入内战的边缘。由于政局动荡和没有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府，加之70年代中期美欧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冲击，土经济也严重恶化。面临上述险恶的政治、经济局势，干政前军队总参谋长埃夫伦将军一再发出警告，要求政治家们尽快携起手来，消灭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和分裂主义，但政治家们对人民的实际利益视而不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方进行了第三次政变。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军队开进首都，占领电台和政府要害部门，并通令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并对四大政党领袖实施保护性的拘留；同时组成以埃夫伦总参谋长为主席，由陆、海、空、宪兵四大军种司令参加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接管文官政府，并实施军法统治达3年之久（1980年9月-1983年11月）。

土耳其的这三次军人干政与其他国家的军人干政有很大的不同。“1960、1971和1980年土耳其的军方干预与大多数20世纪的军人政变根本不同，在那里取得权力的军队的强者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掌权。” 有学者概括为：1、土耳其军队接管文官政权前，总是事先说出警告，提出要求，当警告和要求无效时，才接管政府（如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事接管）；如文官政权接受警告和要求，主动辞职，则军队不进行接管（如1971年“备忘录”式的政变）；2、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后，一俟政局稳定，即“还政于民”，而不建立长期的军人政权。

1960年干涉后，由于全国团结委员会（NUC）中的38个人在所有问题上并非意见一致，结果当年11月主张恢复威权统治的14个人被赶出去了。于是这次军人干涉政治的结果是，土耳其建立了比它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体更加自由的政体，一个明显的证明就是1961年的土耳其宪法。新宪法“不仅使政府重新制度化，而且还扩大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围”。 一方面，新宪法规定了有效的监察与平衡制度，来限制被选出的议会的权力。这些监察包括由法庭检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还加强了政府会议的权力，它可以与检查法律的法庭一样在执行委员会的法案之上运行；给司法以有效的独立权；建立了第二个立法院（共和国参议院）；给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和广播电视公司以实实在在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宪法扩大了公民自由并给予广泛的社会权利，它“保证了人民民主、自由、言论、结社的权利……更重要的是，1961年宪法确立了多党制的原则，明确规定，‘不论是执政的或在野的政党，都是国家民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体’。” 有学者评价说：“新宪法在土耳其政治生活和宪政法规方面引入了新的改革。它的主要目标是最终解决让土耳其在自由方面更加发展的问题，而且还相应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创建一个国家就要使其更文明、繁荣和民主。”

1971年政变关注的重点是“法律和秩序，致力于加强政治统治”。 这次干政主要是针对文官政府无力制止全国的暴力冲突。这次干政主要的结果是，议会对宪法做了重要的修改。“过于自由的宪法条款给了极端分子在宪法的允许下瓦解宪法的便利。这些条款已被修改。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7款制定的新条款被用于对滥用权力和滥用自由的监督。对《刑法》和《组织团体法》的修改将填补另一个有利于极端分子的漏洞。对《政党法》和《选举法》的修改将防止对政党机器的滥用。” 这些对于宪法的修改是在面对国家稳定受到暴力活动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做出的，是对国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是对民主政治的切实维护，而且对《政党法》和《选举法》的修改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些便是第二次干政的主要成果。

1980年9月12日军队的第三次干涉同样也是在面临险恶的政治、经济局势的情况下发生的。 军政权吸取了1960和1971年两次军管的教训，暂时取缔了一切政党和派别，剥夺各政党领导人和其他一些政治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发表政见”的权力。同时规定，军人执政前从事政党活动的人无权参加制宪会议和将来的的议会大选，不能在未来的政府中任职。政变领导者们认为，现在的问题远比以前复杂。他们认为应重新审查和定义整个民主的概念。在1983年大选移交权力之前，埃夫伦将军和其合作者们就开始着手拟定一个能确保土耳其未来民主的体制。被怀疑的恐怖分子和1980年活跃的政党领袖，两个激进工会组织都被送上了法庭。1981年由军队司令选出的咨询会议拟定了新的法令。咨询会议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是1982年11月7日公民复决投票通过的宪法1983年4月24日的《政党法》，1983年5月7日的《工会法》以及1983年6月13日的《选举法》。

1982年宪法采取了总统制政体。土耳其总统成为许多问题的最终裁定者，他还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和其他权力：任命总理和主要官员，主持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者的权力亦有新扩大）；如果议会通过对总理的不信任案，他可以重新召集新的选举；另外，他还有权任命司法部门、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新宪法中还建立了保证制以防止旧政党和极端化的政治团体参与政治，禁止其领导人和活动家五至十年内不能卷入政治。

政府机构清除了数以千计的极端分子。一些被革职，一些被派到影响小的岗位上（如他们被从广播电视等职位上调走了）。新政党的建立必须经过合法的批准而且其领导人也必须经过合法的确认。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目标是防止分裂和极端主义。

很明显，这次干政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平衡的政治体制保持永久稳定，政治机器的平衡运转可以使土耳其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础上的更加趋于稳定。而最重要的是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理论上，实行总统制真正的效果是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尤其是在面对土耳其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而这一尝试将决定土耳其民主的未来和特性。 可以说，今天埃尔多安实施所谓“威权统治”的法律基础就是1982年的土耳其宪法。

土耳其第四次军队政变的背景与之前三次不太一样。冷战之后，左与右的争论逐渐淡化，伊斯兰势力与世俗力量之间的冲突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干预政治的方式和原因也有所改变。1996年宗教色彩浓厚的繁荣党上台，1997年由于担心繁荣党改变土耳其世俗主义政治的发展方向，军方以一纸备忘录迫使繁荣党下台，这次干政被成为“后现代式干政”。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军方对僵化的世俗主义政策的态度亦有所改变，开始重视宗教教育的作用，并坚持以世俗主义的原则推行宗教教育，坚持将世俗的突厥传统与宗教的伊斯兰传统相结合，承认伊斯兰教也是土耳其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这就改变了凯末尔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军方从来没有放松对伊斯兰教政党的警惕，因为军队本来就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最强大堡垒。借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土耳其武装力量在组成、精神和倾向方面与世界上其他的武装力量不同。传统地讲，土耳其军官曾经是为民主而战的领袖。大多数的‘青年土耳其’是军官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阿塔图克的精神，即进步和现代化，被灌输到所有的土耳其军官中，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阿塔图克的共和国与改革的受托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90年代以前 ，土耳其军队主要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并不把自身定义为社会上的一个利益集团，也并不认同于任何一个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它主要着眼于国家统一、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和民主化的发展等大问题。 卡尔帕特指出：“土耳其军官们继承了久远的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即认同自己是拥有军事实力的政府权威……军方开始并且一直自视为一支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并且实际上是土耳其社会的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工具。” 土耳其军队的武器装备均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其中高级军官都去美国受过训练或深造，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影响较深，被视为“军队的精英分子”。

而另一方面，土耳其虽然在战后实施了议会民主制，但是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纷纷成立的各政党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他们之间相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对于出现的冲突和混乱无法治理。这样，作为传统的国家精英的代表，军方就总是在局面坏到不可救药的时候出来干涉政治、收拾残局。

有评论认为，土耳其军队的周期性干政主要是国内政治与经济不断恶化导致社会秩序动荡失控的结果。虽然其初衷良好，但却导致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频繁中断，并使军队凌驾于一切政党之上，违背了军队不干政的原则，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机制。但是从土耳其建国后的历史来看，这种局面恐怕也是难免的。因为如果没有军人干政，恐怕土耳其在上个世纪会陷入更严重的混乱。

不过，在今天的土耳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现在土耳其的世俗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一个较成熟的阶段，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势力之间达成了妥协。从舆论方面来说，以往的军人干政大多是获得了土耳其民众的支持，甚至在军方迟迟不付诸行动的时候，土民众还通过舆论来要求军队的干预。但现在情况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即使是警惕伊斯兰复兴的世俗主义者也不愿意看到军队出面干预政治这种不民主现象的发生，土耳其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需要常规的文官体制来承担起捍卫民主与世俗主义的重任，而不再是让军队来干预内政。2007年军方最终没有选择干预出身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者居尔当选总统，就可以视为新世纪军方影响力相对下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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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此文的内容土耳其军方干政的背景一般是国内局势陷入严重混乱，或者国家发展长期停滞不前。那么现在土耳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安全和外交方面，大家都比较清楚，土耳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之前曾经一度与以色列交恶、和沙特等海湾国家关的系也出现过问题，更不用说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此外，由于国内泛伊斯兰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土耳其和欧洲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下面我主要谈谈土耳其近年来经济。

2015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仅为3%，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16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外债方面，2012年土耳其外债总额为3374.92亿美元，占当年GDP的40%左右。到2014年这一数字略有下降，然而随着2015年土耳其经济结构问题的逐步暴露与经济形势的恶化，土耳其未来的外债总额预计还会增加。此外，由于私有化收入锐减，工资、社保和国防开支大幅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2016年土耳其中央政府初级财政盈余率将大幅下降，加之金融市场动荡导致政府融资成本快速上升，土耳其未来的的外债偿付风险将上升。

土耳其政治局势的变化对经济环境影响很大。2013年土耳其高层腐败案频发，民众游行示威活动导致的政治局势不稳定造成土耳其经济总体滑坡。2015年土耳其则受到议会选举不顺利的困扰，2015年6月7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虽然赢得议会550个议席中的258席，获得了组阁权，但由于所获议席未过半数，正义与发展党必须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土耳其看守政府总理达武特奥卢先后与土第二大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克勒奇达若奥卢和第三大党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就组建联合政府举行了谈判，但均无果而终。结果达武特奥卢不得不在8月18日向总统埃尔多安交回组阁权，土耳其不得不在当年十一月进行第二次议会选举。到了2016年5月，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辞去了正义与发展党主席与土耳其总理的职务，虽然土耳其新政府终于在5月29日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并宣告成立，但是外界对于土耳其政局的未来依旧疑虑重重。虽然土耳其已经在试图与俄罗斯修复关系，但是效果怎么样，很难说。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制裁虽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相比之下，土耳其却更不能承受打击。

我们知道，如果只是意识形态分歧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不一定会出现问题。但一旦这些因素同时遇上经济形势严重恶化，那结果的很难说了。现在土耳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根据历史上军方干政的特点，我们可以大概推测，这次政变恐怕也是军方一些人士处于相同的考虑，希望能够通过威权主义的手段诊疗选择土耳其面对的病症。毕竟军方向来把他们的行动看作是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爱国行动。

但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政变已经被埃尔多安基本上按下去了，考虑到埃尔多安本人的特性，已经有人在预测此后军方会面对进一步的大清洗。未来的局势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军方遭遇清洗，只要土耳其依然处于北约范围内，军方就不会改变其世俗化堡垒的身份。

现在政变刚刚爆发半天都不到，就说这么多吧，未来有了变化，再考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