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有哪些事件值得社会学者、传播学者特别关注？

2020年，对于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来说，无疑是极其丰富且充满挑战的一年。它不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研究素材。如果让我来梳理那些值得特别关注的事件，我会从几个核心维度来展开：

一、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

新冠疫情的社会传播与污名化： 这绝对是2020年最核心的事件。病毒的传播本身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社会网络的效力、跨区域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疫情催生的污名化现象。我们看到，一些群体因为疫情而遭受歧视和排斥，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心理、文化偏见和权力结构。传播学者则可以深入分析，媒体如何建构关于病毒和患者的叙事，如何影响公众认知，以及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和污名化扩散中的双重作用。
“保持社交距离”的社会重塑： 这句口号不仅仅是健康建议，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互动方式。从家庭内部关系、亲密伴侣互动，到职场协作、社区交往，甚至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都因此面临重塑。社会学者可以研究：这种物理隔离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衰退？不同社会群体（如老年人、低收入家庭）在居家隔离中的体验差异是什么？传播学则可以关注：线上交流工具的普及，如何弥补了物理隔离带来的隔阂，又可能产生了哪些新的沟通障碍或群体孤立？
封锁与解封的社会经济差异性： 各国和地区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其执行和影响是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学者需要关注：封锁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性别、年龄群体造成的经济冲击有多大差异？谁更容易失业？谁更能从居家办公中获益？谁因此被进一步边缘化？传播学者则可以考察：关于封锁和解封的辩论是如何展开的？政府的沟通策略是否有效？公众对不同政策的接受度和理解程度又如何受到传播信息的影响？
医疗资源分配的社会公正问题： 疫情暴露了医疗体系的脆弱性，也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公。社会学者可以深入研究：在疫苗、医疗设备、专业医护人员的分配上，是否存在基于种族、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的歧视？“健康不平等”在疫情中是如何体现和加剧的？传播学可以分析：媒体在报道医疗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公时，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关怀与社会批判？公众对医疗体系信任度的变化又受到哪些传播因素的影响？

二、社会运动与政治动员的新形态：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全球回响与反思： 2020年，因乔治·弗洛伊德事件而引发的BLM运动，再次将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议题推向了全球焦点。社会学者可以分析：这场运动是如何在疫情背景下组织的？其诉求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被不同文化语境接受的？运动内部的多元化和社会分歧又体现在哪里？传播学者则需要关注：社交媒体如何成为这次运动重要的组织和动员工具？“标签化”（hashtag activism）的力量有多大？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快速传播如何影响了公众情绪和政治参与？同时，也要关注反击和质疑声音的传播方式。
全球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在疫情下的演变： 疫情的发生并没有削弱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的趋势，反而可能将其推向新的高度。一些国家领导人利用疫情来巩固权力、压制异见，或将疫情政治化、国际化（如甩锅行为）。社会学者可以研究：疫情如何成为民粹主义者操纵公众情绪的工具？政治极化如何影响了人们对疫情科学的认知和防疫政策的接受度？传播学者则可以分析：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是如何在疫情期间传播并加剧政治极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机制是否助长了这一趋势？不同国家在应对虚假信息上的策略有何差异？
疫情对民主制度的挑战与考验： 疫情期间，一些国家为了防疫采取了非常规措施，例如限制集会自由、加强信息监控等。这引发了关于民主与自由边界的讨论。社会学者可以关注：疫情下的治理模式如何影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紧急状态的持续对民主制度的长期影响是什么？传播学者则可以分析：在信息封锁和审查的背景下，独立媒体和公民记者的角色是什么？公众如何获取被压制的信息？

三、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连接的新维度：

居家办公与线上生活的普及： 疫情加速了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居家办公和线上教育成为常态。社会学者可以研究：这种转变对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职业身份认同、员工福祉产生了什么影响？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否因此改变？不同职业的居家办公可行性及其社会后果又如何？传播学者则关注：线上会议、协作工具的普及，如何重塑了工作场所的沟通模式和组织文化？“虚拟社交”能否真正替代面对面的互动？哪些群体在这种转变中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技术鸿沟、心理隔离）？
“宅经济”与消费模式的重塑： 由于社交隔离和线上活动的增加，电商、在线娱乐、外卖配送等“宅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社会学者可以分析：这种消费模式的转变对传统零售业、城市空间布局、劳动者的权益带来了哪些冲击？“零接触”经济背后的劳动条件和剥削问题值得关注。传播学者则可以考察：数字广告和营销策略如何在疫情期间进行调整？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变化又如何被品牌捕捉和利用？
数字鸿沟与信息获取的公平性： 疫情凸显了数字鸿沟的严重性。那些缺乏网络接入、数字技能的人群，在获取疫情信息、远程教育、基本生活服务等方面面临巨大困难。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都应该关注：数字鸿沟是如何在疫情中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弥合这一差距？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才能被有效触及？
社交媒体的算法黑箱与信息茧房： 疫情期间，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激增，社交媒体成为主要信息来源。然而，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加剧“信息茧房”效应，使得人们更难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也更容易被不实信息误导。传播学者需要深入研究：社交媒体算法的运作机制如何影响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和态度？“后真相”时代在疫情中的表现如何？平台方的责任又在哪里？

四、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辩证关系：

“供应链脆弱性”与国家主义的回潮： 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许多国家开始反思过度依赖国际分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流”或“近岸外包”的趋势。社会学者可以研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会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模式将如何改变？传播学则可以关注：媒体如何报道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和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公众对“本土制造”和“国家安全”的认知是如何被塑造的？
“病毒源头论”的社会建构与国际关系： 疫情初期的“病毒源头论”等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也助长了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社会学者可以分析：这种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它如何影响了国家间的信任和合作？传播学则需要深入研究：媒体在构建和传播“病毒源头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信息战和认知战在疫情期间是如何被应用的？

总而言之，2020年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不仅仅是孤立的现象，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复杂而充满挑战的社会图景。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需要运用他们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去深入剖析这些事件的深层动因、运作机制以及对个体、群体和社会结构的长远影响。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观察和反思，也是对我们理解和塑造未来社会的重要契机。

网友意见

好多事件没记住，我就按照自己的感觉，列一下2020我印象比较深刻、值得从传播学角度进行思考的一些现象吧。

1. 用户解读的力量与“失控”：文本一旦发布，就不再属于创作者。在网络上，用户对文本的解读能力得到强化（尤其在社交网络背景下）。在2020年，这种与创作者相违背的“失控”解读时有发生。比较典型的案例有网民对“后浪”的理解，对“江山娇”的解读，以及外卖平台“多等5分钟”行动号召引发的反弹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自主、也更难被操纵的受众意义解读过程。当然，这一现象有时候也是让人恐怖的，信仰决定意义的情况下，就连张文宏劝说家长让孩子早餐不要喝粥，要吃鸡蛋、牛奶、三明治，都会被一些人定义成“崇洋媚外”。
2. “参与文化”的发展：技术与公民参与一直是传播学里比较受关注的话题。在2020年的中国，这一领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传统的通过评论构建舆论场（比如故宫的奔驰“大G”、仝卓应届生事件、离婚冷静期的讨论、北京污蔑中医入刑、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讨论等）的基础上，参与文化往行动发展，走向更广泛的领域，它的核心是“普通人改变社会”（发起者不只是传统的知名人士，比如韩红）。疫情期间，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帮助收集和归纳病例信息、一些网民向“P站”提交移除偷拍视频的诉求、微博上“予她同行”发起的“月经安心行动”（卫生巾互助盒），以及微博用户“梁钰stacey”等人在疫情期间为女性医护人员捐赠卫生用品的行为。大致来说，疫情形成的需求（比如偶像粉丝团的捐赠活动），以及普通用户的努力，是很鲜明的2020亮点。
3. 女性的媒体可见度：传播学一直不缺乏女性视角，在2020年，女性争取媒体可见度的努力尤为明显。前面提到的“梁钰stacey”，还有侯虹斌、常江SZU等微博用户，都常年在推动女性可见度，以及女性权益的维护。网民也推动了一些有关女性可见性的活动，典型的有郑州地铁“春回大地致敬英雄”灯箱广告照片内缺少女性医护人员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围绕着韩国N号房，以及国内的山东虐待女性致死案、拉姆案等，出现了一批女性话题，比如#姐妹你没错# #姐姐来了#等，在法律层面，就强奸（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强奸）中的“知情同意”原则的讨论，也引发了比较大的影响。
4. 2020版的“真相”定义：真相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在2020年，我们进一步看到用户与媒介机构对真相理解的分裂。对媒体机构来说，真相是一种知识，它是暂时的、易碎的（我只掌握当下的信息，也不承诺这个信息一定是终极的），但在用户的认知里，媒介提供的“真相”应该是终极的，类似意识形态的存在。对媒体来说，随着事件的发展以及记者的进一步挖掘，对已经报道的“真相”进行修正是非常正常的，但在用户端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眼里的媒体是标榜“信我”（trust me）的，所以，媒体的修正就是背叛，是“反转”！遗憾的是，直至今日，这二者之间的分裂依然没有得到弥合，对媒体的苛责以及指责持续存在。谣言与辟谣这一对话题也受到这个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关于谣言的信仰体系，我有过相关回答）
5. 传统隐私权的败退：由于疫情的影响，隐私权快速完成了它的重新定义，传统的“秘密”和“独处”要素被剔除，存留的只是“隐匿权”（具体分析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回答）。有学者从手机提供的可供性（GPS定位产生的行动轨迹）出发，发展出“液态监视”的概念，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分析。
6. 媒体所有权集中与跨媒介叙事发展：媒体的集团化与垄断化究竟会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还是减少用户的选择？这一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无可争议的是，集团化的媒介集团在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上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比如湖南卫视这一集团下，《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一基于芒果TV和湖南娱乐频道节目，可以与卫视的《爱乐之程》、芒果TV的《密室大逃脱》、卫视的各种活动、豆瓣粉丝群等多种媒介之间来塑造与展示内容，构筑一个虚拟的世界（可以参考嗑CP的相关分析）。
7. 技术的可供性与可及性反思：最典型的案例是健康码，大数据提供了可供行（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但对老年人来说，它的可及性极差，由此也引发了众多讨论，这是非常有益的反思。
8. 私人话语的公共化：有学者发现，网络上一些底层民众的私人生活与话语，经过“共鸣”或重塑，会转换为符合其他阶层趣味与兴趣的话语，从而成为网络公共话语。2020年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丁真的走红。当然，私人话语的公共化不一定只涉及底层民众。
9. 媒介与空间生产：疫情期间，由于面对面交往被遏制，从而让空间生产的需求急剧加强（有关空间生产的内容，可以参考我的这条回答）。有趣的是，疫情期间诞生了一种新的视角，网民在无意识中将“热搜”转换为一种资源，以致在特殊时期，艺人道歉的时候，也要强调自己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这其实就意味着媒介的空间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对于“热搜”的研究，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传统上的议程设置之外，有人从“把关人”来切人，认为挑选内容的媒体集团本身是把关人，政府曾经禁止新浪热搜一周，或许也是出于把关视角来考虑的。
10. 媒介与身体：在探索经由中介的媒体时候，比较少思考身体的作用，但在疫情背景下，身体与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忽然尖锐起来，典型的案例就是电影院。在重新开业的时候，电影院基本是坐一空一，由此让电影这种媒介的消费与用户身体之间关系凸显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此外，健康码作为身体健康表征也是有趣的话题。
11. 网络内容的民间监管：对网络言论的监管，民间的力量在逐渐扩大，只是监管的对象有所不同（基于监管者的利益）。尤其是粉丝圈出现之后，他们除了“控评”，也在对一些言论进行监管与过滤。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由于这个节目的粉丝群体强调“女性力量”，所以，与这一节目有关的视频评论与弹幕中，基本看不到对女性长相与身材评头品足的内容（比如“大”“白”之类的）。事实上，如果与几年前甚至去年相比较，网络“开黄腔”的比例也大大降低，我认为某种程度上算是粉丝圈控评的附带效应（除此之外，影响比较大的是网络平台施加的平台文化，比如知乎的举报与仲裁制度）。
12. 作为工具的政府监管：传统上，政府监管是媒体运营的环境要素，但在2020年，这种环境要素变得更难预测。由于部分利益团体的介入，“作为环境的监管”发展出新的形式来，那就是“作为工具的监管”——一些利益团体出于自身目的进行大规模举报，从而触发政府的监管动作（这一原理我此前的回答有过分析，一篇是整体陈述，一篇是关于网络上的call-out文化），将政府的监管转换为某些利益相关者攻击对手的工具。2020年最典型的案例或许就是肖战粉丝对AO3的举报。
13. 信息主权与全球化：围绕着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控制尝试，以及中美之间经贸问题引发的讨论，让信息主权的概念再一次活跃起来，这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具体可以参考我此前的一篇有关全球化的回答。
14. 海外的中国形象建构：关于中国的海外形象问题，2020年应该是国内的超级热点。中国的外宣理念一直与国外用户对媒体的理解有偏差，二者之间对话并不顺利。围绕着这一主题，关键词有新冠肺炎、方方、twitter的中国外交官、5G、香港等，几乎都围绕着具体的话题来开展，而在外宣策略与技巧的探索上展开较少。不过，在2020年，乌合麒麟、李子柒都算是不错的尝试，重庆在youtube的展示也是一次有趣的实验，此外，有关“财富密码”的讨论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反思。
15. 云直播与媒介事件：2020年爆发了众多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的分析可以参考这篇回答），从两神山医院的直播，到双11的快递直播，媒介展示了它在制造神圣性与凝聚力方面，依然强有力。
16. 直播带货与情境建构：李佳琦与薇亚在2020年彻底走向中国人的生活中。但这一行“翻车”也此起彼伏，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直播带货的情境建构功能还是有探索价值的（此前我稍微探索过直播带货的一些内容）。
17. 传统媒体的坚守：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凸显出来，而传统媒体在专业性方面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然后，我还在疫情期间订阅了《财新》与《三联》的电子版（关于调查报道的难题，我也有过一篇回答）。

最后来个免责声明哈。

罗列以上内容时，没有去仔细梳理文献和旧闻，只是凭感觉来写，所以不保证它的全面性以及学术上的严肃性，仅仅提供一个此时此刻的个人盘点（未来也不会继续订正）。

如果你是考研族，请仅用于简单参考。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的反馈方式是你也列出自己的2020盘点内容，这会给我以及其他人更多可供参考的内容，大家可以择优选择。

感谢。

我认为，在过去的2020年，对社会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时事是：

第一，疫情下的社会治理及其未来（这一点就毋庸多说了。话题延伸度非常广。在新冠病毒得到根本性控制之前，这一话题都会持续成为热点。疫情对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巨大影响，它甚至有可能催生出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二，香港国an法出台的巨大影响（香港不再是法外之地。这一年，港台学者在zoom和twi上举办了大量相关研讨。2020年或许会成为境内舆论管制的转折年）。

第三，全面脱贫以后的贫困研究走向问题（官媒称我国已完全消灭绝对贫困。未来的贫困研究或许会转更为具体的领域，比如医疗致贫、返贫现象等）。

第四，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这其实是第一点的引申，由于就业问题是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事关重大，而且又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所以我单独列了出来。

第五，民法典的巨大影响。这个问题短期难以看出成效。尤其是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由于社会变迁的呈现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社会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一般都会比较滞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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