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伏击高迎祥成功是不是可以证明魏延是错的？
孙传庭伏击高迎祥的胜利，无疑是明末战役中的一个经典案例，也常常被用来佐证“奇兵制胜”的道理。而魏延，在《三国演义》中，则以其“不循常理”、“奇谋迭出”的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他提出子午谷奇袭的计策，虽然未被诸葛亮采纳，但其大胆和出人意表的特点，确实与孙传庭的风格有共通之处。
那么，孙传庭的成功是否就一定证明魏延是错的呢？我认为，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去审视魏延的思路，并得出一些更 nuanced（细致）的结论。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孙传庭如何伏击高迎祥：
高迎祥，号称“闯王”，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他率领大军，声势浩大，尤其擅长野战和长途奔袭。孙传庭作为明朝的将领，当时明朝军队士气低落，装备和训练也无法与巅峰时期相比。
孙传庭的成功之处在于：
1. 精准的情报侦察和判断： 他准确地掌握了高迎祥军队的动向、行军路线以及其兵力部署的弱点。
2. 充分的准备和耐心： 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选择了在一个最有利的地形（通常是山谷、隘口等）进行设伏。他会提前布置兵力，挖设陷阱，布置弓箭手和火器，做好万全的准备。
3. 对地形的极致利用： 孙传庭善于利用复杂的地形来限制敌军的优势（如骑兵的机动性），并放大己方的优势（如埋伏和居高临下）。
4. 出其不意的时机选择： 伏击的时机往往是在敌军最疲惫、队形最混乱、防备最松懈的时候。
5. 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 在伏击成功后，他会调动精锐力量，集中火力，迅速瓦解敌军的抵抗。
孙传庭的策略，可以用“审时度势，精心谋划，利用地形，一击制胜”来概括。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稳”和“准”。 他不是那种完全依赖“奇”或者“险”的战术，而是通过对局势的深刻理解和周密的准备，将“奇”融入到了“稳”的框架之中。他的“奇”，体现在其对时机和地点的精准把握，而非完全抛弃战术基础的冒险。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魏延的子午谷奇袭：
魏延的子午谷奇袭，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桥段。其核心是以极小的兵力，穿越险峻的地形，直捣曹魏心脏地带——长安。 这是一个典型的“奇兵”策略，其特点是：
1. 高风险、高回报： 一旦成功，能够迅速改变战局，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曹魏的统治中心。
2. 依赖地形和运气： 子午谷地势险峻，难以通行，对军队的后勤、行军速度和作战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也需要克服天时、地利的各种不利因素。
3. 冒险性强，容错率低：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遭遇曹魏的预伏、粮草不济、士兵不适，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孙传庭的成功，是否就证明魏延的子午谷奇袭是错的？
我认为， “证明错误”这个说法有些过于绝对。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孙传庭的成功，印证了“周密的准备和对局势的准确判断”的重要性。 孙传庭并非凭借纯粹的“奇”或“险”获胜，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实力、地形、士气等各种因素的深入分析和充分准备之上的。这与魏延“循规蹈矩”的理念（至少在“循规蹈矩”的这部分）似乎有所冲突。魏延的奇袭，在很多人看来，就显得过于依赖“险”，而对“规”的考察（即是否真的具备成功的客观条件）可能不够充分。
孙传庭的成功，也侧面说明了“将优势最大化”的策略往往更可靠。 孙传庭利用地形，将自己置于一个优势位置，用最小的代价来消灭敌人。而魏延的奇袭，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劣势（如地形不利、补给困难），期望通过“奇”来弥补这种劣势。从结果论来看，孙传庭的“稳健”带来了胜利，而魏延的“激进”则被诸葛亮否决，虽然这更多是出于小说的情节设计，但确实反映了一种军事思想上的不同取向。
但“错”与“对”是相对的。 军事策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当时蜀汉真的具备了魏延所说的“轻兵兼兼，一日一夜，则可出子午谷，经秦岭，而绝其粮道”的条件（例如，曹魏在汉中兵力空虚，子午谷道早已疏通，粮草充足，士气高昂），那么魏延的计策也未尝不可行。只是诸葛亮出于对魏延“狂妄”的警惕，以及对子午谷复杂地形和曹魏可能存在的防范的担忧，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北伐路线。
魏延的“错”，更多体现在“未能说服”和“未被采纳”。 在《三国演义》的语境下，魏延的计策之所以被认为“错”，是因为它没有通过诸葛亮的“审核”，并且在后世的评价中，往往会强调诸葛亮“稳重”和“审慎”的重要性。
结论：
孙传庭伏击高迎祥的成功， 并非直接证明魏延是错的，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经过精心准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包括地形和时机）的“稳健”策略，比单纯追求“奇”和“险”的冒险策略，更能带来确定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孙传庭的成功，也提醒我们， 军事策略的“对”与“错”，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将领的个人能力、以及最终的结果来综合判断。 魏延的子午谷奇袭，虽然充满冒险，但它代表了一种敢于突破常规、寻求速胜的军事思想。如果说孙传庭的胜利是“巧胜”，那么魏延的思路则代表了另一种“险胜”的可能性。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更多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面对不同对手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取向的体现。
所以，与其说孙传庭证明了魏延的错误，不如说孙传庭的胜利，为“审慎谋划、充分准备”的军事理念增添了更加坚实的注脚，也让人们在审视像魏延这样的“激进派”军事思想时，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其可行性和潜在风险。
网友意见
什么叫“孙传庭伏击成功能不能证明”？这问题问得就离谱，魏延的策略对不对和伏击成不成有毛线关系？敌人有必要非伏击你不可吗？
我看到某人的逻辑是这样：“倘若魏军真的堵住了魏延怎么办。那就撤呗”，搞得好像分兵突袭最大的命门是被魏军堵在谷里似的？
拜托，走过去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过去了以后要怎么办。
蜀军兵力有限，魏延也就带一万人，走山路还带不了多少辎重。一支轻装部队深入敌境，劳师坚城之下，无所作为即大半覆灭的概率极大。
所以这不就是反向偷渡阴平吗？但邓艾能够成功的前提是蜀国内部早已和豆腐渣一样空虚，朝廷上下也无战意，一触即溃，否则就邓艾那点疲兵能干什么？
曹睿和张郃已经带了重兵来到关中，城防又固，不会真有人以为魏国跟263年的蜀国成都平原一样无兵可用了吧？就算敌人在偷渡之前丝毫未知，你这点舟车劳顿后无补给的轻步兵跟人家装备精良人数又多的主力部队拼，和送死区别在哪？某人是不是觉得张郃是无名小卒任你揉捏？
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概率，冒险不是不可以，但是成功的概率小到一定境界，所谓的“奇兵”不过就是无脑送死的一种好听说法而已。
谈论历史时所有的跨时代类比都是似是而非的笑话，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任意的可能性事件。
且不说魏延的那个“子午谷奇谋”或“会异道于潼关”可行性有多大，即使同样条件、同样环境下同一个人两次做同一件事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结果。
就战争来说，我们所见史书中的记载都只是一个片鳞半爪的过程或结果，绝大多数战争连具体的战线推移都不会详细去写，我们作为千年之后的读者，就看个故事而已，管中窥豹都做不到，所以看战争时往往只能考虑其结果的影响与大的战略形势，而非具体而微的详细过程。
决定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是靠无数个细节来决定的，诸如法令、兵器、铠甲、粮草、将军、天气、地理、水源、道路等等，不同的时代这些东西可能是天差地别的。此先略举兵器类几例：汉时所记载的主要攻城器具只有冲车、云梯、楼车、壕桥等寥寥数种，到了宋明时期已有数十种；汉时军队所用主要是五兵，宋明时光枪类就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枪、太宁随笔等十八种，甚至还研制出了专门用于攻城战的短枪。秦汉时期弓箭射程低，校核弩力不过六石，一些游牧还在用石、骨为矢，魏晋时已有十石机、万钧铜弩机，宋明时期点钢箭、月牙箭、艾叶箭等林林总总，甚至还有双飞弩、绞车弩这种怪物杀器。
武器装备的精良化自然会加大战争的难度，城池建设、粮草储备、战法战令等条件同样也会，魏延和高迎祥又无法证明一个水平，即使他们一个水平，也无法证明对面和孙传庭是一个水平。即使水平差不多，攻城器械也是复杂因素，你用楼车、冲车，我用旋风砲、虎蹲砲，肯定不一样。更遑论两边将军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应变与一些微妙操作对战局的影响了。
少类比，少假设，没什么意义，不变通的辄依旧典去判断事物可能还不如被吐槽为“纸上谈兵”的马谡的。
不能。
一般我持的观点是：因为诸葛亮否决了魏延的计划，所以魏延的计划一定不能成功。
魏延的计划如果能够成功：那一定是因为诸葛亮从正面打爆了被魏延牵扯了后路的曹魏主力军团，在一个月内进军长安。
但是支持魏延战略的人一般认为：诸葛亮否决魏延的建议，是因为诸葛亮志大才疏没什么能力只会争权，故意打压魏延。
那么我不禁要问，一个志大才疏没什么能力只会争权的区区诸葛亮，怎么可能正面击败魏国的主力部队，即使魏延能牵制魏军？所以结论就是魏延的计划必败。
最后我得出结论，魏延计划的唯一的成功可能，就是诸葛亮打着魏延旗号出子午谷，魏延带领主力从正面进攻，反正子午谷奇袭原计划里魏军都是被魏延一杆大旗吓跑的，不需要诸葛亮实际指挥，而且就算输了也不过损失一个没啥能力的诸葛亮。
综上所述，按照子午奇袭支持者的观点，子午谷奇袭不能成功，诸葛亮执行子午谷战略的结果，只可能是魏延在长安苦守一年，最终只得到诸葛亮因为没有魏延大腿可抱被魏军阵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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