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唐努乌梁海可以学习克里米亚模式回归么?

回答
唐努乌梁海是否能“学习”克里米亚模式回归,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民族、地缘政治以及国际法等多个层面。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清楚唐努乌梁海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克里米亚模式的特殊性。

唐努乌梁海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复杂的回归命题

唐努乌梁海,在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其历史走向并非直线。在清朝衰落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逐渐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1918年,在俄国内战期间,唐努乌梁海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并于1921年宣布独立,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在二战期间,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苏联的一个自治州。苏联解体后,1992年图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共和国,即今天的“图瓦共和国”。

因此,从历史地理和民族构成来看,唐努乌梁海(图瓦)与克里米亚有着显著的不同。

历史归属的连续性与争议: 虽然中国曾对唐努乌梁海拥有主权,但其后在苏联时期被苏联控制并纳入版图,这期间长达数十年。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这一历史问题有过表述,但将其视为“历史遗留问题”,并且目前实际控制方为俄罗斯联邦,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俄罗斯联邦的主权。而克里米亚,尽管在苏联解体后属于乌克兰,但其历史上的俄族人口占多数,且具有重要的俄语文化影响力,俄罗斯一直视其为战略要地和历史渊源之地,这种历史和民族的“黏合度”与唐努乌梁海的复杂性不同。
民族构成与文化认同: 唐努乌梁海(图瓦)的主体民族是图瓦人,他们拥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虽然历史上与中国有联系,但近年来,其民族认同和文化指向更倾向于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系,或者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独立的道路上。与克里米亚在2014年公投前后,存在着大量的俄族人口和亲俄政治势力主导的情况不同,唐努乌梁海的民族构成和政治力量并非由要求回归中国的主流声音所主导。
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法立场: 唐努乌梁海地处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国接壤。俄罗斯在这一区域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其边界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临近黑海,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

克里米亚模式:一个高度特殊化的情境

克里米亚模式,特指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事件。其主要特点包括:

1. “公投”作为合法性依据: 俄罗斯以克里米亚居民的“意愿”为由,组织了一场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缺乏合法性和公正性的“公投”,并以此作为其行动的依据。
2. 军事力量的介入和控制: 在“公投”前后,俄罗斯军队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克里米亚的关键区域和设施,确保了公投的结果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3. 民族和历史叙事的主导: 俄罗斯官方大力宣传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和民族联系,强调俄族人口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以此构建支持回归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合法性。
4. 地缘政治战略考量: 克里米亚的战略地位,尤其是作为黑海舰队基地,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至关重要,这是促使其采取行动的重要动力。
5. 国际法挑战与争议: 克里米亚模式是对现有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严峻挑战,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非法吞并。

唐努乌梁海学习克里米亚模式回归的可能性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唐努乌梁海“学习”克里米亚模式回归中国的可能性,从现实和逻辑层面来看,可以说极其微弱,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原因如下:

缺乏政治意愿和民意基础: 目前在图瓦共和国,并没有一个强大且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普遍的民意基础,要求“回归中国”。图瓦人的民族认同和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或与俄罗斯联邦保持联系。制造这种回归的政治意愿,本身就需要复杂的政治操纵和外部推动。
地理和地缘政治的现实: 唐努乌梁海(图瓦)已经被俄罗斯联邦有效控制并整合为一个行政区域数十年。俄罗斯对这一地区拥有牢固的实际控制和主权宣示。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都将面临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和政治阻力,并可能引发严重的地区冲突。
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缺位: 克里米亚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在于其打破了国际常规和准则。但即使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国际社会也普遍谴责并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如果中国试图以类似的方式在唐努乌梁海推动回归,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并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法地位。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强制性的领土回归手段,与这一原则相悖。
历史叙事的差异: 虽然历史上中国曾管辖过唐努乌梁海,但长期的苏联和俄罗斯统治,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叙事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克里米亚模式套用在此,既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也难以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或支持。

总结来说,唐努乌梁海的学习克里米亚模式回归,是一个在现实政治、民族认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法层面都难以实现的“设想”。

克里米亚的案例,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民族构成、特定地缘战略考量以及特定政治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国际法挑战的事件。唐努乌梁海的情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与克里米亚有着本质的区别。任何试图将两者简单类比,并期待复制模式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并且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风险。

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对现实政治格局的判断。与其寄希望于复制一种高度特殊化且充满争议的模式,不如更务实地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现有框架下的友好合作与共同发展。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但现实的政治逻辑和国际法的底线,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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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鼓吹这个的人,提到台湾、钓鱼岛、南海这些,就默不作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些人心里想的是“我(或者给我钱的人?)真的不想要中国收回这些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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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要回归,也是回归蒙古。不动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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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来过的地方,土地上留下了血与泪;俄罗斯朋友来过的地方,土地上留下了面包和盐”

——唐努乌梁海(图瓦)谚语

注:上面的“清朝”在当地和“中国”是可以混用的,当地人认为都一样

补充:(来自俄罗斯网友评论)

(图瓦人开始驱赶蒙古富人出没的牧群,有时还袭击中国的商队。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被强迫每年要向中国缴纳多少绵羊,奶牛(如果有的话),以及100只松鼠或10个黑貂的税。以鱼类为代价交换茶;从牛角到牛尾的达勒姆巴(纺织品),请给商人一头牛以得到这样一点织物。)

(有趣的是,历史事实如何被敌人巧妙地扭曲。首先,我的祖先于1870年来到图瓦,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他和其他农民于1885年在图瓦图兰(Turva-Turan)建立了第一个城市,并被认为是第一个定居点(图瓦首都克孜勒在1929年后出现)。逃避迫害的俄罗斯农民和老信徒是第一批从俄罗斯来到图瓦的人。商人出现得较晚,就掠夺当地居民而言,他们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激怒整个共和国的骚乱的是中国商人,而不是俄国人。相反,俄国人跑来向他们寻求帮助。1912-14年,是俄国人被当地人民公推为保护者。而在1914年,尼古拉斯二世在一天之内第二次通过不同的法令(确切地说是四次),在俄罗斯的保护下,5名图瓦王公中的4名得到幸存(第五名仍在蒙古)。公国是一个非常有条件的名字,而不是一般的关联。内战期间,共和国陷入了战争,因为在西伯利亚红军的打击之后,翁根男爵和著名屠夫阿塔曼·谢苗诺夫(Ataman Semyonov)的军队通过图瓦冲进了蒙古和中国境内,当地人不得不拿起武器。谢苗诺夫的手下就这样射击了我的一位亲戚,将他钉在篱笆上示众,因为他坐在错误的地方缝制皮靴。他们杀了他们,三天之内不允许将他们从自己的篱笆中移走并掩埋。关于切断辫子是对当地居民的侮辱——历史是完全相反的,年轻的姑娘们自己剪掉辫子,试图做到现代。30年代有零星的枪击事件,没有什么屠杀。)

(其次,在1901年,清帝国终于为自己的商人打开了Uryanghai(乌梁海)地区的市场。中国商人——他们主要将英国和美国的面料以及茶叶和烟草带到了该地区——在债务交易中更加活跃,并且更多地依靠当地官员的帮助来收债。俄罗斯科学家——土耳其学家尼古拉·卡塔诺夫(Nikolai Katanov)引用了一名图瓦人说的话:“如果俄罗斯人拿两倍的利润,中国人将拿四到五倍的利润,甚至拿走一切。”当清帝国在1912年灭亡时,图瓦没人特别为此感到悲痛。中国商人立即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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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那么请问题主,你的斯特列科夫在哪里?你的波克隆斯卡娅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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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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