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建国后没有继续追索外东北、外西北、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等失去的土地？
关于建国后中国政府为何没有继续追索“失去的土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历史、国际法、地缘政治、国家实力以及国内情况等多个层面。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深入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政府的考量。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这些“失去的土地”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其归属已经基本被确立。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国力衰弱，面对沙俄的步步紧逼，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这些区域的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最终在国际条约和国家承认下形成了新的国家和边界。
外蒙古的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清朝时期，外蒙古享有较高的自治权，但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然而，在20世纪初，受到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苏联的影响，外蒙古的分离主义情绪逐渐滋长。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在苏联支持下爆发，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尽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45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在苏联的压力下进行了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承认了其独立，但后来又对此表示过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政权，并以现有边界为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国家主权承认和边界确立的行为。
外东北、外西北地区
这些地区主要是指根据《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版图上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例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等。唐努乌梁海地区则是在清朝灭亡后，被苏联逐步蚕食，并于1944年正式划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建国后没有继续追索？
1. 国家实力的差距和现实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凋敝，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抵抗外部威胁（如朝鲜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挑战苏联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置国家安全于极大的危险之中。领导层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首要任务是发展自身，而不是冒着巨大风险去进行一场胜算渺茫的领土追索。
2. 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
冷战时期，世界格局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与苏联既有合作也有矛盾。挑战苏联的边界合法性，意味着要挑战一套国际秩序，而当时的中国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尚不稳定，需要争取国际承认和生存空间。单方面去撕毁已有的国际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并可能被视为破坏和平的行为。
3. 对历史条约的法律解读：
尽管中国将这些条约视为不平等条约，但它们在国际法上是具有一定效力的，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承认下。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虽然保留了对这些条约的历史批判态度，但在实际操作上，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搁置争议，争取和平”的策略。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外交智慧，避免了直接的冲突，为国家发展争取了时间。
4. 国内政治的优先事项：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全国，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恢复经济建设。在政治上，需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治理体系。领土的追索，虽然在民族情感上可能具有号召力，但在当时看来，并不是最紧迫、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选项。
5. 与苏联关系的考量：
建国初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敌视，在国际上亟需一个强大的盟友，而苏联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能够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支持。如果公开挑战苏联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无疑会破坏这种战略联盟关系，使得中国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转向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当中国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后，中国才开始更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解决边界问题。
对苏联（俄罗斯）的边界谈判： 经过长期的谈判，中苏（俄）边界问题最终在1991年签署了《中苏边界东段协定》，1994年签署了《中苏边界西段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双方基本接受了根据历史条约划定的边界，尽管在一些具体区域存在争议和调整。对于“失去的土地”，实际的边界划分已经基本确定。
对蒙古国的外交： 中国始终尊重蒙古国的独立地位。尽管过去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但中国与蒙古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双方的边界也是明确的。
总结
总而言之，建国后中国政府没有继续追索外东北、外西北、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等失去的土地，并非是因为遗忘了历史或者放弃了民族权益，而是基于当时严峻的国家实力、复杂的国际环境、现实的政治考量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顺序。这种“不追索”的策略，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处理边界问题时，中国更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这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务实的大国担当。
当然，关于历史上的领土问题，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从国家战略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建国后的中国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更为审慎和现实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并非被过去的恩怨所束缚而牺牲当前的根本利益。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这些“失去的土地”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其归属已经基本被确立。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国力衰弱，面对沙俄的步步紧逼，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这些区域的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最终在国际条约和国家承认下形成了新的国家和边界。
外蒙古的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清朝时期，外蒙古享有较高的自治权，但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然而，在20世纪初，受到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苏联的影响，外蒙古的分离主义情绪逐渐滋长。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在苏联支持下爆发，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尽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45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在苏联的压力下进行了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承认了其独立，但后来又对此表示过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政权，并以现有边界为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国家主权承认和边界确立的行为。
外东北、外西北地区
这些地区主要是指根据《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版图上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例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等。唐努乌梁海地区则是在清朝灭亡后，被苏联逐步蚕食，并于1944年正式划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建国后没有继续追索？
1. 国家实力的差距和现实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凋敝，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抵抗外部威胁（如朝鲜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挑战苏联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置国家安全于极大的危险之中。领导层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首要任务是发展自身，而不是冒着巨大风险去进行一场胜算渺茫的领土追索。
2. 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
冷战时期，世界格局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与苏联既有合作也有矛盾。挑战苏联的边界合法性，意味着要挑战一套国际秩序，而当时的中国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尚不稳定，需要争取国际承认和生存空间。单方面去撕毁已有的国际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并可能被视为破坏和平的行为。
3. 对历史条约的法律解读：
尽管中国将这些条约视为不平等条约，但它们在国际法上是具有一定效力的，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承认下。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虽然保留了对这些条约的历史批判态度，但在实际操作上，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搁置争议，争取和平”的策略。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外交智慧，避免了直接的冲突，为国家发展争取了时间。
4. 国内政治的优先事项：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全国，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恢复经济建设。在政治上，需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治理体系。领土的追索，虽然在民族情感上可能具有号召力，但在当时看来，并不是最紧迫、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选项。
5. 与苏联关系的考量：
建国初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敌视，在国际上亟需一个强大的盟友，而苏联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能够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支持。如果公开挑战苏联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无疑会破坏这种战略联盟关系，使得中国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转向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当中国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后，中国才开始更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解决边界问题。
对苏联（俄罗斯）的边界谈判： 经过长期的谈判，中苏（俄）边界问题最终在1991年签署了《中苏边界东段协定》，1994年签署了《中苏边界西段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双方基本接受了根据历史条约划定的边界，尽管在一些具体区域存在争议和调整。对于“失去的土地”，实际的边界划分已经基本确定。
对蒙古国的外交： 中国始终尊重蒙古国的独立地位。尽管过去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但中国与蒙古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双方的边界也是明确的。
总结
总而言之，建国后中国政府没有继续追索外东北、外西北、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等失去的土地，并非是因为遗忘了历史或者放弃了民族权益，而是基于当时严峻的国家实力、复杂的国际环境、现实的政治考量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顺序。这种“不追索”的策略，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处理边界问题时，中国更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这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务实的大国担当。
当然，关于历史上的领土问题，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从国家战略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建国后的中国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更为审慎和现实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并非被过去的恩怨所束缚而牺牲当前的根本利益。
网友意见
建国初因为货币发行的准备金不足，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卢布。美国国务院那帮人，包括司徒雷登也不懂业务，否则一句“俺给你六个亿”，什么纷扰都结束。
当时为什么建国会是一件特别踌躇的事？因为吃喝拉撒全凭大本事，而要让诸事自己转起来，就需要法定货币扛得住事。新生货币要扛事，背后的准备金就要足够成事，在当年不是黄金就是美元，才能镇住天下事。
地依于势，势大则地广，来去多寡都不是问题。解放战争be water的战略经验告诉人们，存人失地则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则地不可守。而势要聚起来，还要拢得住，乱世用凶器，平常看货币。
问：我国为什么不追究俄罗斯罪行？为什么不追讨俄罗斯侵占我国的领土？
答：沙俄反动集团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在列宁同志领导下，人民彻底打败了沙俄反动集团，为自身争取了解放，也为中国人民报仇雪恨。曾欠下累累血债的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处决，这就是苏俄对沙俄的清算。因此，我对苏俄，只有感恩。
库页岛也是苏联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以后解放的。蒋公有本事的话，别说库页岛，置东京为郡县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侵略”日本法西斯的领土就等于解放。可是他有这个本事吗？
占领日本法西斯的领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这种成果肯定是按照各国的贡献来分配的，而历史上的领土归属反而不那么重要。我国蒋公连守住东三省都做不到，还得靠苏联帮忙解放，还怎么好意思去争外东北呢？渲染“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只是对历史的无知罢了。
参考本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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