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欧洲和世界了吗？政治和经济？哪些企业，媒体，文化，思想？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指控犹太人“控制”政治权力是极其片面的。是的，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犹太裔人口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可能担任议员、政府官员、高级顾问、外交官等职务。这些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出于自身理念、国家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会积极参与政治决策，推动相关议程。例如，在美国，一些犹太裔人士在外交政策领域（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政策）有较强的发言权。然而，将其解读为“控制”则失之偏颇。
政治决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选民意愿、党派利益、经济实力、国际关系、社会思潮、地缘政治等等。一个民族或宗教群体，无论其规模大小，都很难真正“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美国政治是多元化的，由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和个人共同塑造。欧洲的政治格局更是如此，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生态和力量平衡。将这一切归因于一个特定群体的“控制”，忽视了政治运作的真实复杂性。
在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关于犹太人影响力的论述。历史上，犹太人在欧洲曾长期受到歧视，被限制从事许多行业，但在金融和商业领域，他们却找到了一些发展的空间，从而在某些时期积累了财富和商业影响力。进入现代，犹太裔人口在全球商业和金融界确实有着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和成功的企业。比如，在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等领域，不乏犹太裔的成功人士和家族企业。
然而，“控制”这个词语在这里同样是极具煽动性和不准确的。全球经济是由无数的公司、个人、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驱动的。拥有财富和商业影响力并不等于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更大程度上是由市场规律、技术进步、全球化进程以及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决定的。将全球经济的成功或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民族或宗教群体的“控制”，是一种极端的简化，也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经济力量。
再来看媒体、文化和思想。在媒体领域，确实有一些犹太裔人士在媒体公司中担任要职，或者拥有媒体资产。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犹太人通过媒体来塑造公众舆论。然而，现代媒体行业是一个高度多元化且竞争激烈的领域，背后涉及的资本来源、编辑理念和受众群体错综复杂。许多媒体机构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立场，报道角度也千差万别。要说犹太人通过媒体“控制”了信息传播，需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系统性的、有组织的操纵，而不仅仅是某些犹太裔人士在媒体界担任重要职位。
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犹太民族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宗教和哲学传统。犹太教的教义、犹太哲学思想、犹太文学艺术等，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代，也有许多犹太裔人士在学术界、艺术界、科学界以及哲学思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步，创作了无数经典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提出了深刻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然而，这些贡献和影响力，是他们作为个体、作为学者、作为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思想和创造力的体现，而不是某个群体集体“控制”思想的证据。思想的传播和演变是一个开放、动态且充满辩论的过程，受到社会、历史、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将某些思想的流行归因于犹太人的“控制”，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逻辑，它将复杂的文化和思想现象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归因。
那么，为什么会有“犹太人控制论”的说法呢？
这种阴谋论的产生和传播，并非空穴来风，它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面临的歧视、排斥以及特殊的社会境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历史上的边缘化与刻板印象： 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常常被视为“他者”，在许多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被剥夺了许多权利，甚至遭受过残酷的迫害。在这种被排斥的环境下，一些人出于嫉妒或敌意，会将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或问题，归咎于这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认为他们暗中操纵一切，从而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2. 经济能力的吸引与恐惧： 由于历史原因，犹太人在某些经济领域（如金融、贸易）展现出一定的才能和积累了财富，这在一些不发达或经历经济困难的社会中，容易引起羡慕、嫉妒甚至是恐惧。阴谋论者常常将经济上的成功放大，将其解读为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3. 信息不对称与群体认同： 在信息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对某些群体的了解往往基于片面的信息或刻板印象。同时，人们也倾向于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外部群体，以巩固内部的群体认同。这种心理机制也为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4. 反犹主义的持续性： “犹太人控制论”是反犹主义最古老、最持久的论调之一。它在历史上被反复提起，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利用各种社会事件和群体情绪来为自己辩护。例如，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相信有人在幕后操控经济；在国际政治动荡时期，人们也更容易相信存在某个秘密的“势力”在背后操纵。
5. 特定文本的流传： 《锡安长老会纪要》等虚构的“文件”在历史上曾被广泛传播，声称揭露了一个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的阴谋。尽管这些文件已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它们的影响力至今仍在。
总结来说，认为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欧洲和世界在政治、经济、媒体、文化和思想上的说法，是一种缺乏事实依据且极具危害性的阴谋论。犹太裔人口确实在全球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代表和一定的影响力，但这并不能等同于“控制”。这种说法往往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过度简化，是对犹太民族历史境遇的扭曲解读，并且是反犹主义的典型表现。理解这种说法的背后，更需要我们学会辨别信息真伪，认识到社会运作的复杂性，并警惕那些企图通过煽动仇恨和偏见来转移矛盾的言论。我们应该以理性、证据和开放的心态来审视世界，而不是沉溺于基于恐惧和猜疑的阴谋论。
网友意见
每个国家中的犹太人对待全世界政治经济的观点和愿望是不一样的。把整个犹太民族当做全球控制欲很强的野心家是不妥当的，全世界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不分民族和血统的，其他有“理想”的人不会把这种“荣誉”拱手让人。
北非的黑肤犹太人，中国极少的黄肤犹太人，东欧犹太人与西欧犹太人，北美犹太人及以中东以色列国中犹太人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志向是不一样的。
除了职业政治家，即便是北美和西欧这些发达国家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底层犹太人还是忙着讨生活过好小日子，有钱有势且有野望的犹太人大佬才有机会“胸怀天下”。虽然犹太人掌控全世界的阴谋论有些被夸大了，但想掌握时代走向的犹太人大佬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不是一两个，是一群或多群政经组织或明或暗的试图操盘世界。
最典型和让普通人熟知的是90岁的索罗斯，他是老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移民，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也是美国民主党的长期“金主”，被视为搅动美国乃至世界局势的“神秘人物”，被称为“全球阴谋的中心”。但他的老乡安迪·格鲁夫却是通过参与创办英特尔而成为一代硅谷领袖。
媒体报道，2016年8月，竞选期间，黑客组织DC Leaks攻破了索罗斯集团的计算机系统，获取了包括2008年至2016年索罗斯旗下多个组织的2576份文件。
其中一份2011年的备忘录显示，索罗斯集团针对一些美国的激进伊斯兰极端组织批评分子进行研究，试图抓住他们的痛脚。其中包括弗兰克·加夫尼和罗伯特·斯宾塞以及一些保守派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包括上述那本书的坐着大卫·霍洛维茨、和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儿利兹·切尼。这些人士都是亲以色列人士，并强烈警告过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这份研究外包给美国进步中心(CAP)，一个左翼智库，每日邮报的调查记者发现索罗斯资助了这个机构上百万美元。CAP的创立者“恰好”是希拉里的竞选主管约翰•波德斯塔。
在以色列，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宣称的目标是“挑战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反民主政策”，部分手段是“质疑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的声誉”。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索罗斯曾豪掷数千万美元支持希拉里，可惜希拉里最终未能打败特朗普。前美国众议长、共和党资深政客纽特·金里奇称，索罗斯是“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幕后推手，给美国的“激进左翼”提供支持，造成美国国内的混乱。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关索罗斯的“阴谋论”再度甚嚣尘上。尤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选卡马拉·哈里斯作为副手，被认为是得到索罗斯的授意。索罗斯的儿子亚历山大·索罗斯被曝与卡马拉·哈里斯的关系十分密切。卡马拉·哈里斯的母亲来自印度，父亲是牙买加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位长期担任检察官和参议员的少数族裔女性，受到来自特朗普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猛料攻击。由于拜登今年已经是78岁且被质疑患有老人痴呆症，如果拜登当选总统，哈里斯预计将扮演比一般的副总统更重要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下一次大选中参选总统。
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索罗斯的基金会已经花掉了近89亿美元，这么大一笔钱砸下去，不知可以培养多少政坛左翼人士。
土耳其、意大利、匈牙利（索罗斯的出生国）等国的右翼政客都对索罗斯嗤之以鼻。这一方面与“反犹太人”的历史传统有关，一方面也表明对金融投机者、政治操控者、动荡制造者的厌恶。索罗斯之所以成为亿万富翁，被认为主要是靠金融投机而且残酷成性，包括击垮“英格兰银行”、掀起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等。几十年来，索罗斯投资作风凶猛、蛮横推广民主理念的做法争议不断，他头上贴着“金融大鳄”“干涉内政的破坏者”“麻烦制造者”的标签，被指责引发危机并从中牟取暴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把索罗斯称为“奸商”“窃取了马来西亚人民财富的敌人”。东南亚和东欧国家尤其深受其害。在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土耳其等国，索罗斯及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均被列为“不受欢迎”。
“今日俄罗斯（RT）”2019年1月25日报道，针对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对中俄进行抹黑，渲染中俄威胁，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反驳，美国应停止将问题归咎于他人，应该在国内寻找问题根源。“除非每个国家都认识到问题首先存在于他们本身，而不是由一些外部力量造成，否则（索罗斯）这种心态将继续存在，我们也将继续听到这种言论，”索罗斯在那次论坛演讲中提到，现在的中国是“所谓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同时，他还呼吁美国制裁华为以及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如果让这些公司主宰5G市场，对全球都是威胁”。
1998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在市场投入巨款逼退索罗斯的狙击操作后，2019年香港社会发生“修例风波”，暴乱祸港对经济的损害逐步显现，为外部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这时，索罗斯又嗅到了趁火打劫的机会。他决意重施故伎。2019年8月，索罗斯先是利用港股下跌之机，大举买入空单建仓。香港《大公报》认为，“保守估计，1998年索罗斯一伙持有10万张空单，这次预计不低于20万张”。历史再一次重演。2019年9月4日，香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令港股大幅回升，恒生指数的单日涨幅高达4.3%。次日，当索罗斯试图大举抛出空单最后一搏时，却发现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出现上文所提及的故障。
第二天恢复交易后，港股继续上涨。市场传言，索罗斯生生被港股生生闷杀了24亿港元。从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放出的狠话中，可以品味出这位最喜落井下石、专薅世界各国人民的资本大鳄心中的怒火，他说，“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而这仅仅是索罗斯在中国香港金融市场上的操作，他金援黎智英、戴耀廷等乱港分子，资助国际律师协会等多家NGO。1998年败返美国华尔街后，索罗斯迫不及待地捐款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并自任主席，迅速成为协助西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金库组织。次年，该组织发布报告承认，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人权网站”，其中包括中国香港。
“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站还显示，去年该组织在亚太地区预算为5760万美元。其中，1103万美元用于“民主实践”，730万美元用于“人权运动”。
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则是索罗斯选中的“合伙人”。在《香港“拆家”黎智英》一章中，港嘢君披露过“肥佬黎”不仅是乱港祸港行动的大金主，更是西方反华资金的中转人。索罗斯利用开放社会基金会，不断通过黎智英等“白手套”向乱港暴动提供资金，以雇用人员、购买装备。
索罗斯所控制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还与国际律师协会（IBA）有染。2019年9月，国际律师协会公布颁发人权领域贡献奖予李柱铭、吴霭仪。
李吴二人都是臭名昭著的乱港祸港分子。向两名乱港人士颁赏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则一直接受索罗斯的资金援助和实际控制。
这意味着，李柱铭获得国际律师协会的厚赏，与他卖力配合索罗斯在港“颜色革命”有关。李柱铭所领导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已沦为索罗斯的一枚棋子。香港大律师公会成立于1949年，历任主席均坚持政治中立原则，强调不能被“牵扯政党力量”。随着李柱铭、戴启思、吴霭仪等多名民主党和公民党“大状”迅速得势，香港大律师公会迅速改弦更张，频频干涉香港政治。2019年9月3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出“谴责警滥权”声明，要求行政长官调查警方所谓的“暴行”，这引起赵振寰、李绍强、黄汝荣等大律师公会成员的不满。他们发布公开函质疑，大律师公会“未审先判”就定论警方过度使用武力。
香港大律师公会背离开创之时的初心，触发该组织多名大律师的不满。2019年10月15日，香港资深大律师蔡维邦发文称，他极不认同公会纵容暴力的倾向，故在10月9日辞去大律师公会副主席的职务。
索罗斯乱港的核心手法正是，利用NGO多方扶植颠覆他国的“颜色革命”。他是一个内心极其复杂的另类资本主义梦想家。他以雄厚资本为基础，试图通过自己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工具，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的“变天”，都有该基金会的参与和策动。索罗斯的基金会试图在众多国家挑动“颜色革命”，同时也尽可能放大其个人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作用。
据媒体报道，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就与索罗斯拿出250万到300万美元活动经费资助有关。还有2004年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柠檬革命”等等，都与索罗斯的资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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