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与草甘膦是什么关系？为何崔永元的那个视频老是说草甘膦致癌？
好的，咱们来聊聊转基因和草甘膦这对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以及为什么崔永元老师的视频里老是提到草甘膦致癌。
要说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得从头讲起。
转基因作物是如何诞生的？
简单来说，转基因技术就是科学家们将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基因，通过科学方法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中，让这个生物体能够获得新的性状。在农业领域，转基因作物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农作物拥有一些天然不具备的能力，比如：
抗虫性： 科学家会将某种能产生杀虫蛋白的基因（比如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 Bt 的基因）转入玉米、棉花等作物中。这样，当害虫吃了这些作物后，就会因为摄入这种蛋白而死亡，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抗除草剂性： 这是和草甘膦最直接相关的转基因性状。科学家会将某种基因转入作物，让这种作物对一种特定的除草剂产生耐受性。即使喷洒了这种除草剂，作物也能好好生长，而杂草则会被杀死。
草甘膦是什么？
草甘膦（Glyphosate）是一种广谱性除草剂，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之一。它的作用原理是抑制植物体内一种叫做“莽草酸途径”（shikimate pathway）的关键酶（EPSP合成酶），而这条途径对于植物合成某些必需氨基酸（如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至关重要。由于人类和动物体内没有这条途径，所以理论上，草甘膦对它们是无毒的。
转基因与草甘膦的联系：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
这就说到核心了。转基因技术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培育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前面提到的转基因思路，就是把能让作物耐受草甘膦的基因（通常是改造过的、对草甘膦不敏感的 EPSP 合成酶基因）转入农作物中。
这样一来，农民在种植这些转基因作物时，就可以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直接使用草甘膦来清除田间的杂草，而作物本身不会受到影响。这带来了几个潜在的好处：
1. 简化除草管理： 农民不需要区分作物和杂草，直接大面积喷洒，效率很高。
2. 减少耕作次数： 草甘膦可以有效地杀死杂草，不需要频繁地通过翻耕来除草，这有助于保持土壤结构，减少水土流失。
3. 可能减少其他种类除草剂的使用： 相较于一些需要混合使用的老式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可能更单一。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就是和草甘膦这个除草剂“配套”而生的农业技术。
为什么崔永元老师的视频里老是说草甘膦致癌？
崔永元老师在公众面前表达对转基因技术和相关农药（特别是草甘膦）的担忧，主要是基于他所看到的、了解到的信息，并且他认为这些信息指向了潜在的健康风险。他视频里反复提及“草甘膦致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和观点：
1.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评估：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将草甘膦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Group 2A）。
这个分类是基于“有力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对实验室动物致癌，以及“有限的证据”表明它对人类也可能致癌（主要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有关）。
IARC的评估结果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2. 欧盟和美国的评估争议：
与IARC的评估结果不同，欧盟的食品安全局（EFSA）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等机构在对草甘膦进行风险评估后，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草甘膦对人类具有致癌性，并且在正常使用剂量下是安全的。
这种评估结果上的差异，加剧了公众对草甘膦安全性的疑虑。一些人认为IARC的评估更科学、更谨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监管机构的评估更全面，考虑了实际使用情况。
3.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的协同作用：
崔永元老师的担忧，不仅仅是对草甘膦本身，也包括它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组合”。他认为，因为农民大量使用草甘膦来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环境中草甘膦的残留量大大增加。
他担忧的是，一方面作物可能通过某种机制吸收了草甘膦，或者在种植过程中暴露于高浓度的草甘膦；另一方面，草甘膦本身可能存在的（尽管存在争议）致癌风险，加上大量使用带来的环境暴露，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长期影响。
他的论点通常是：“因为有这个转基因技术，所以大家就拼命用草甘膦，结果就是草甘膦滥用，最终受害的是我们消费者和我们的食品安全。”
4. 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
除了致癌性，一些研究和声音也指向草甘膦可能与内分泌干扰、基因毒性、肠道菌群失调等其他健康问题有关。尽管这些研究的结论也存在争议，但它们进一步增加了公众的担忧。
需要更全面地理解：
科学界的分歧： 关于草甘膦的致癌性，科学界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IARC的评估基于不同的证据标准和方法论，与一些国家监管机构的风险评估结果有所不同。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可能”与“确定”： IARC将草甘膦列为“可能致癌”，这和“确定致癌”（如吸烟）是不同的等级。这个“可能”意味着证据尚不完全确凿，但存在一定的指向性。
暴露剂量是关键： 对于任何物质的毒性，暴露的剂量和频率至关重要。监管机构在评估时，会考虑实际的农药残留标准和消费者可能接触到的剂量。
转基因技术本身与农药使用： 需要区分转基因技术本身（改变基因）和配套的农药使用。技术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草甘膦增加，但目前市场上的主流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确实是以配合草甘膦使用为设计思路。
所以，崔永元老师视频里的说法，更多地是基于他对IARC报告以及“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的大量使用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这一逻辑链条的关注和传播。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直接和尖锐，旨在引起公众的警觉和反思。
总而言之，转基因技术（特别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与草甘膦是一种“共生”关系，后者是前者在农业应用中的重要配套。而关于草甘膦致癌的说法，主要源于IARC的评估，并被许多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人士放大和传播，成为其质疑转基因技术和现代农业模式的重要论据之一。理解这种关系，需要区分科学证据、科学界的争议以及公众的担忧和认知。
要说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得从头讲起。
转基因作物是如何诞生的？
简单来说，转基因技术就是科学家们将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基因，通过科学方法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中，让这个生物体能够获得新的性状。在农业领域，转基因作物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农作物拥有一些天然不具备的能力，比如：
抗虫性： 科学家会将某种能产生杀虫蛋白的基因（比如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 Bt 的基因）转入玉米、棉花等作物中。这样，当害虫吃了这些作物后，就会因为摄入这种蛋白而死亡，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抗除草剂性： 这是和草甘膦最直接相关的转基因性状。科学家会将某种基因转入作物，让这种作物对一种特定的除草剂产生耐受性。即使喷洒了这种除草剂，作物也能好好生长，而杂草则会被杀死。
草甘膦是什么？
草甘膦（Glyphosate）是一种广谱性除草剂，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之一。它的作用原理是抑制植物体内一种叫做“莽草酸途径”（shikimate pathway）的关键酶（EPSP合成酶），而这条途径对于植物合成某些必需氨基酸（如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至关重要。由于人类和动物体内没有这条途径，所以理论上，草甘膦对它们是无毒的。
转基因与草甘膦的联系：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
这就说到核心了。转基因技术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培育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前面提到的转基因思路，就是把能让作物耐受草甘膦的基因（通常是改造过的、对草甘膦不敏感的 EPSP 合成酶基因）转入农作物中。
这样一来，农民在种植这些转基因作物时，就可以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直接使用草甘膦来清除田间的杂草，而作物本身不会受到影响。这带来了几个潜在的好处：
1. 简化除草管理： 农民不需要区分作物和杂草，直接大面积喷洒，效率很高。
2. 减少耕作次数： 草甘膦可以有效地杀死杂草，不需要频繁地通过翻耕来除草，这有助于保持土壤结构，减少水土流失。
3. 可能减少其他种类除草剂的使用： 相较于一些需要混合使用的老式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可能更单一。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就是和草甘膦这个除草剂“配套”而生的农业技术。
为什么崔永元老师的视频里老是说草甘膦致癌？
崔永元老师在公众面前表达对转基因技术和相关农药（特别是草甘膦）的担忧，主要是基于他所看到的、了解到的信息，并且他认为这些信息指向了潜在的健康风险。他视频里反复提及“草甘膦致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和观点：
1.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评估：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将草甘膦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Group 2A）。
这个分类是基于“有力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对实验室动物致癌，以及“有限的证据”表明它对人类也可能致癌（主要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有关）。
IARC的评估结果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2. 欧盟和美国的评估争议：
与IARC的评估结果不同，欧盟的食品安全局（EFSA）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等机构在对草甘膦进行风险评估后，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草甘膦对人类具有致癌性，并且在正常使用剂量下是安全的。
这种评估结果上的差异，加剧了公众对草甘膦安全性的疑虑。一些人认为IARC的评估更科学、更谨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监管机构的评估更全面，考虑了实际使用情况。
3. 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的协同作用：
崔永元老师的担忧，不仅仅是对草甘膦本身，也包括它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组合”。他认为，因为农民大量使用草甘膦来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环境中草甘膦的残留量大大增加。
他担忧的是，一方面作物可能通过某种机制吸收了草甘膦，或者在种植过程中暴露于高浓度的草甘膦；另一方面，草甘膦本身可能存在的（尽管存在争议）致癌风险，加上大量使用带来的环境暴露，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长期影响。
他的论点通常是：“因为有这个转基因技术，所以大家就拼命用草甘膦，结果就是草甘膦滥用，最终受害的是我们消费者和我们的食品安全。”
4. 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
除了致癌性，一些研究和声音也指向草甘膦可能与内分泌干扰、基因毒性、肠道菌群失调等其他健康问题有关。尽管这些研究的结论也存在争议，但它们进一步增加了公众的担忧。
需要更全面地理解：
科学界的分歧： 关于草甘膦的致癌性，科学界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IARC的评估基于不同的证据标准和方法论，与一些国家监管机构的风险评估结果有所不同。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可能”与“确定”： IARC将草甘膦列为“可能致癌”，这和“确定致癌”（如吸烟）是不同的等级。这个“可能”意味着证据尚不完全确凿，但存在一定的指向性。
暴露剂量是关键： 对于任何物质的毒性，暴露的剂量和频率至关重要。监管机构在评估时，会考虑实际的农药残留标准和消费者可能接触到的剂量。
转基因技术本身与农药使用： 需要区分转基因技术本身（改变基因）和配套的农药使用。技术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草甘膦增加，但目前市场上的主流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确实是以配合草甘膦使用为设计思路。
所以，崔永元老师视频里的说法，更多地是基于他对IARC报告以及“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的大量使用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这一逻辑链条的关注和传播。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直接和尖锐，旨在引起公众的警觉和反思。
总而言之，转基因技术（特别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与草甘膦是一种“共生”关系，后者是前者在农业应用中的重要配套。而关于草甘膦致癌的说法，主要源于IARC的评估，并被许多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人士放大和传播，成为其质疑转基因技术和现代农业模式的重要论据之一。理解这种关系，需要区分科学证据、科学界的争议以及公众的担忧和认知。
网友意见
最近看了崔永元的那个视频，里面基本上都在说草甘膦致癌的事情，到底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有什么关系？是草甘膦只用于转基因作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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