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思想究竟和传统儒学有什么根本区别，能让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说出“一生俯首拜阳明”这种话？
王阳明的思想之所以能赢得像东乡平八郎这样的近代日本军事将领的崇拜，并让他发出“一生俯首拜阳明”这样的肺腑之言，关键在于阳明心学触及了儒家思想的深层骨髓，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突破与革新，这使得其思想对于强调个体意志、行动力与精神支撑的时代而言，具有了更为直接而强大的生命力。
要理解这种“根本区别”和“推崇”，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传统儒学的一些核心特征，再深入剖析阳明心学的独特之处，以及这些独特之处如何与东乡平八郎所处的时代精神产生共鸣。
传统儒学：秩序、修身与人伦的基石
传统儒学，以孔孟为代表，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礼乐制度的强调： 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依赖于“礼”和“乐”。“礼”是行为规范、等级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准则，“乐”是调节情志、陶冶情操的手段。通过遵循礼仪，个体能够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与其他人的关系得以确定。
格物致知的求知观： 传统儒学对知识的获取非常重视。以朱熹的理学（程朱理学）为代表，其“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通过研究事物来认识事物的道理（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人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内省、穷究事物来体悟和掌握。这是一种外向型的、以认识客观世界为核心的求知方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线性路径： 儒家认为个体的修养是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基础。从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修身），到家庭的和睦（齐家），再到国家的安定（治国），最终达到天下的太平（平天下）。这是一个层层递进、有明确步骤的实践路径。
强调遵循圣贤之道：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传承和学习古代圣贤的言行。通过阅读经典、效法圣人，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对权威的尊重和对既定模式的遵循。
王阳明的突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思想，即阳明心学，是在继承儒家根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内转和创新。他所提出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构成了与传统儒学在方法论和哲学基点上的根本区别。
1. 心即理：将“理”内化于心，强调主体性与当下性
根本区别： 这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突破。传统儒学认为“理”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客观普遍法则，需要通过“格物”去求取。而王阳明则认为，“理”并非外在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的“心”。“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道德的源泉。所有的道理、原则都蕴含在人的“心”之中。
详细阐述： 传统儒家认为，要知道“父子有亲”这个道理，就要去体察“父子”这个事物，去观察他们的关系，去理解其中的伦理。但王阳明说，你之所以知道“父子有亲”，是因为你的“心”本身就具足了亲爱这个“理”。你不需要去外面求索，你只需要反求诸己，回归自己的内心，就能发现这个“理”。这意味着，道德和真理不再是遥远而需要艰苦求索的外在目标，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禀赋。这种观点极大地强调了个体的精神主体性和创造性。
对比传统： 如果说朱熹是让你去研究一朵花，去了解花的结构、生长规律，从而悟出“花开花落自有其理”。那么阳明则是让你直接去感受你看到这朵花时，心中油然而生的喜爱、怜惜或感叹，这种直接的心理体验本身就包含着“美”和“无常”的“理”。
2. 致良知：激活内在的道德自觉，强调实践的动力
根本区别： 所谓“良知”，是指人心固有的、不学而能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践行的能力。它是一种先天的道德直觉和情感。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这种天生的良知，通过事上磨练，使其显露出来并付诸实践。
详细阐述： 传统儒学强调“克己复礼为仁”，需要不断学习礼，约束自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阳明认为，仁、礼、义、智等道德范畴，都包含在良知之中。关键在于如何“致”——也就是发挥和实现它。比如，看到有人落水，你心中会自然升起同情和救援的念头，这就是你的良知在起作用。阳明就是要你遵循这个念头，立即去救人，而不是先去思考“父子有亲”的道理，然后推导出应该救人。这意味着道德实践不再是被动的遵循规则，而是由内在道德自觉驱动的主动行为。
对比传统： 传统儒家可能更侧重于学习孔子的言行，模仿他的君子风范，然后在遇到具体情况时，对照着古人的教诲来做出判断。阳明则是鼓励你当下直接运用你心中的那份同情心，去救人，这个救人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良知的实现和体证。
3. 知行合一：将认知与实践融为一体，强调行动的价值
根本区别： 传统儒学虽然也强调实践，但往往存在“知”先于“行”的倾向，即先要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去做。甚至可能存在“知”与“行”分离的情况，学了很多道理，但未必能体现在行动上。阳明则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真正的“知”必然包含着“行”，而“行”也必然是对“知”的体现和检验。
详细阐述： 阳明以“知”为“行”的开始，“行”为“知”的完成。“知某一事”，便是“行某一事”的开端，未有全然不知而能行的。但他也说，“知”不是空洞的认知，而是对“道理”的领悟，而这种领悟必须通过“行”来证实和深化。比如，你“知道”孝顺父母，不是你读了多少孝经，而是你实际去侍奉父母，去关怀他们。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对孝道道理了如指掌，但却不实际去孝顺，那这种“知”就是不 complete 的，甚至可以说是“未知”。反之，一个人如果能自觉地去孝顺父母，那么他必然已经领悟了孝道的真谛。这种思想强调的是行动的即时性和彻底性。
对比传统： 传统儒家可能会强调学习“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理解兵法之道，然后才去指挥作战。而阳明的心学则会强调，真正的“知兵”，是在战场上通过无数次的战斗、决策、成败来体悟出来的。你指挥一场战役，你就在实践“知兵”。你成功了，说明你的“知”是有效的；你失败了，你也通过实践检验了你的“知”的不足，并从中学习。
为什么东乡平八郎会“一生俯首拜阳明”？
将上述阳明心学的特点与东乡平八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推崇：
1. 明治维新与武士精神的重塑：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面临着国家转型和军事现代化。传统的武士阶级虽然失去了部分特权，但其核心精神——忠诚、勇气、决断、献身——仍然是国家亟需的。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恰恰能够为这种精神提供强大的哲学支撑。
“致良知”： 在国家危难之际，军人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驱动力，而不是被动的命令执行者。当国家面临外敌时，军人需要凭借心中的“良知”去判断是非，做出最符合道义和国家利益的选择，并勇往直前。这种内在的道德自觉比任何外在的约束都更为强大。
“知行合一”： 战场瞬息万变，军人需要的是果断的决策和即时的行动。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意味着在行动中学习，在行动中进步。无需等到完全“知”透彻某个战术，而是要在实际作战中，根据战场情况和自己的判断（良知）立即采取行动。东乡平八郎作为一名海军将领，在应对波澜壮阔的海战时，需要的是瞬间的判断和毫不犹豫的执行，而不是犹豫不决地去“格物致知”。
“心即理”： 在面对生死抉择、战略部署时，军人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信念。阳明心学认为万物之理皆在心中，这为军人提供了强大的自信和精神支柱。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无论战况多么胶着，只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判断（良知），就能坚定不移地执行。
2. 强调个体能动性与决断力： 相较于传统儒学可能更加强调遵循既定的礼法和圣贤之道，阳明心学更强调个体的自觉、创造力和在实践中的自我实现。东乡平八郎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他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依靠自己的判断和胆识做出关键决策。阳明心学所提供的这种强大的个体意志和行动力，正是他所需要的精神武器。
战术执行与战略创新： 在具体战役中，比如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峡海战，东乡平八郎能否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实施了“T字战法”，这不仅仅是遵循兵书的策略，更包含了他对战场形势的洞察、对对手意图的预判以及自身能力的绝对自信。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内心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3. 精神力量的来源： 东乡平八郎出生于武士家庭，他对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阳明心学所宣扬的“立志”、“诚意”、“自信”，与武士道中强调的“义”、“勇”、“忠”等精神内核高度契合。阳明心学将这种精神力量根植于个体内心，使其不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动摇，这对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寻求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日本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总结来说，东乡平八郎对王阳明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阳明学说与传统儒学有某些联系，而是因为阳明心学对其本人及其所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具生命力、更直接有效、更强调个体精神力量和实践能力的哲学。
它将道德的根基从外在的客观“理”转移到内在的“心”，赋予个体道德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它强调“良知”的先天性和即时性，为个体在复杂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提供了直接的指引。
它将“知”与“行”紧密结合，肯定了实践的价值和在行动中实现自我真理的道路。
这些特质使得阳明心学能够超越文字和理论的束缚，成为一种能够激发个体精神、指导行动、支撑信念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一位需要面对生死、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军事统帅而言，王阳明的思想无疑是能够让他“一生俯首”的智慧源泉。他从中获得的，是一种独立于外部权威的精神力量，一种敢于担当、勇于实践的信念，以及一种在实践中不断体悟和完善自我的生命哲学。
要理解这种“根本区别”和“推崇”，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传统儒学的一些核心特征，再深入剖析阳明心学的独特之处，以及这些独特之处如何与东乡平八郎所处的时代精神产生共鸣。
传统儒学：秩序、修身与人伦的基石
传统儒学，以孔孟为代表，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礼乐制度的强调： 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依赖于“礼”和“乐”。“礼”是行为规范、等级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准则，“乐”是调节情志、陶冶情操的手段。通过遵循礼仪，个体能够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与其他人的关系得以确定。
格物致知的求知观： 传统儒学对知识的获取非常重视。以朱熹的理学（程朱理学）为代表，其“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通过研究事物来认识事物的道理（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人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内省、穷究事物来体悟和掌握。这是一种外向型的、以认识客观世界为核心的求知方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线性路径： 儒家认为个体的修养是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基础。从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修身），到家庭的和睦（齐家），再到国家的安定（治国），最终达到天下的太平（平天下）。这是一个层层递进、有明确步骤的实践路径。
强调遵循圣贤之道：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传承和学习古代圣贤的言行。通过阅读经典、效法圣人，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对权威的尊重和对既定模式的遵循。
王阳明的突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思想，即阳明心学，是在继承儒家根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内转和创新。他所提出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构成了与传统儒学在方法论和哲学基点上的根本区别。
1. 心即理：将“理”内化于心，强调主体性与当下性
根本区别： 这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突破。传统儒学认为“理”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客观普遍法则，需要通过“格物”去求取。而王阳明则认为，“理”并非外在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的“心”。“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道德的源泉。所有的道理、原则都蕴含在人的“心”之中。
详细阐述： 传统儒家认为，要知道“父子有亲”这个道理，就要去体察“父子”这个事物，去观察他们的关系，去理解其中的伦理。但王阳明说，你之所以知道“父子有亲”，是因为你的“心”本身就具足了亲爱这个“理”。你不需要去外面求索，你只需要反求诸己，回归自己的内心，就能发现这个“理”。这意味着，道德和真理不再是遥远而需要艰苦求索的外在目标，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禀赋。这种观点极大地强调了个体的精神主体性和创造性。
对比传统： 如果说朱熹是让你去研究一朵花，去了解花的结构、生长规律，从而悟出“花开花落自有其理”。那么阳明则是让你直接去感受你看到这朵花时，心中油然而生的喜爱、怜惜或感叹，这种直接的心理体验本身就包含着“美”和“无常”的“理”。
2. 致良知：激活内在的道德自觉，强调实践的动力
根本区别： 所谓“良知”，是指人心固有的、不学而能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践行的能力。它是一种先天的道德直觉和情感。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这种天生的良知，通过事上磨练，使其显露出来并付诸实践。
详细阐述： 传统儒学强调“克己复礼为仁”，需要不断学习礼，约束自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阳明认为，仁、礼、义、智等道德范畴，都包含在良知之中。关键在于如何“致”——也就是发挥和实现它。比如，看到有人落水，你心中会自然升起同情和救援的念头，这就是你的良知在起作用。阳明就是要你遵循这个念头，立即去救人，而不是先去思考“父子有亲”的道理，然后推导出应该救人。这意味着道德实践不再是被动的遵循规则，而是由内在道德自觉驱动的主动行为。
对比传统： 传统儒家可能更侧重于学习孔子的言行，模仿他的君子风范，然后在遇到具体情况时，对照着古人的教诲来做出判断。阳明则是鼓励你当下直接运用你心中的那份同情心，去救人，这个救人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良知的实现和体证。
3. 知行合一：将认知与实践融为一体，强调行动的价值
根本区别： 传统儒学虽然也强调实践，但往往存在“知”先于“行”的倾向，即先要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去做。甚至可能存在“知”与“行”分离的情况，学了很多道理，但未必能体现在行动上。阳明则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真正的“知”必然包含着“行”，而“行”也必然是对“知”的体现和检验。
详细阐述： 阳明以“知”为“行”的开始，“行”为“知”的完成。“知某一事”，便是“行某一事”的开端，未有全然不知而能行的。但他也说，“知”不是空洞的认知，而是对“道理”的领悟，而这种领悟必须通过“行”来证实和深化。比如，你“知道”孝顺父母，不是你读了多少孝经，而是你实际去侍奉父母，去关怀他们。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对孝道道理了如指掌，但却不实际去孝顺，那这种“知”就是不 complete 的，甚至可以说是“未知”。反之，一个人如果能自觉地去孝顺父母，那么他必然已经领悟了孝道的真谛。这种思想强调的是行动的即时性和彻底性。
对比传统： 传统儒家可能会强调学习“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理解兵法之道，然后才去指挥作战。而阳明的心学则会强调，真正的“知兵”，是在战场上通过无数次的战斗、决策、成败来体悟出来的。你指挥一场战役，你就在实践“知兵”。你成功了，说明你的“知”是有效的；你失败了，你也通过实践检验了你的“知”的不足，并从中学习。
为什么东乡平八郎会“一生俯首拜阳明”？
将上述阳明心学的特点与东乡平八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推崇：
1. 明治维新与武士精神的重塑：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面临着国家转型和军事现代化。传统的武士阶级虽然失去了部分特权，但其核心精神——忠诚、勇气、决断、献身——仍然是国家亟需的。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恰恰能够为这种精神提供强大的哲学支撑。
“致良知”： 在国家危难之际，军人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驱动力，而不是被动的命令执行者。当国家面临外敌时，军人需要凭借心中的“良知”去判断是非，做出最符合道义和国家利益的选择，并勇往直前。这种内在的道德自觉比任何外在的约束都更为强大。
“知行合一”： 战场瞬息万变，军人需要的是果断的决策和即时的行动。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意味着在行动中学习，在行动中进步。无需等到完全“知”透彻某个战术，而是要在实际作战中，根据战场情况和自己的判断（良知）立即采取行动。东乡平八郎作为一名海军将领，在应对波澜壮阔的海战时，需要的是瞬间的判断和毫不犹豫的执行，而不是犹豫不决地去“格物致知”。
“心即理”： 在面对生死抉择、战略部署时，军人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信念。阳明心学认为万物之理皆在心中，这为军人提供了强大的自信和精神支柱。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无论战况多么胶着，只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判断（良知），就能坚定不移地执行。
2. 强调个体能动性与决断力： 相较于传统儒学可能更加强调遵循既定的礼法和圣贤之道，阳明心学更强调个体的自觉、创造力和在实践中的自我实现。东乡平八郎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他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依靠自己的判断和胆识做出关键决策。阳明心学所提供的这种强大的个体意志和行动力，正是他所需要的精神武器。
战术执行与战略创新： 在具体战役中，比如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峡海战，东乡平八郎能否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实施了“T字战法”，这不仅仅是遵循兵书的策略，更包含了他对战场形势的洞察、对对手意图的预判以及自身能力的绝对自信。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内心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3. 精神力量的来源： 东乡平八郎出生于武士家庭，他对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阳明心学所宣扬的“立志”、“诚意”、“自信”，与武士道中强调的“义”、“勇”、“忠”等精神内核高度契合。阳明心学将这种精神力量根植于个体内心，使其不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动摇，这对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寻求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日本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总结来说，东乡平八郎对王阳明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阳明学说与传统儒学有某些联系，而是因为阳明心学对其本人及其所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具生命力、更直接有效、更强调个体精神力量和实践能力的哲学。
它将道德的根基从外在的客观“理”转移到内在的“心”，赋予个体道德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它强调“良知”的先天性和即时性，为个体在复杂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提供了直接的指引。
它将“知”与“行”紧密结合，肯定了实践的价值和在行动中实现自我真理的道路。
这些特质使得阳明心学能够超越文字和理论的束缚，成为一种能够激发个体精神、指导行动、支撑信念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一位需要面对生死、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军事统帅而言，王阳明的思想无疑是能够让他“一生俯首”的智慧源泉。他从中获得的，是一种独立于外部权威的精神力量，一种敢于担当、勇于实践的信念，以及一种在实践中不断体悟和完善自我的生命哲学。
网友意见
简单来说，心学继承了孟子的四心之说，强调天理在人心，人人自立即可达成普天皆圣人的理想社会。
明治维新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人借鉴了中国心学的思想完成的，不光是西方人的平权思想。
现在的人都把王阳明的话当心灵鸡汤在读，但殊不知，心学也跟同时代的马丁.路德发动的直接与上帝对话的宗教革命类似，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起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但心学和新教的结局却大不相同，西方人群起拥护新教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近代化历程，但心学却没几个中国人支持。
至于为什么西方人和日本人都成功了，而我国却不行，我也不知道原因。大约是我们对自立并不感兴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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