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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人类学推翻了哪些传统观点?

回答
分子人类学,这门利用DNA序列的差异和演变来研究人类历史、迁移和亲缘关系的学科,自诞生以来,就如同一把锐利的解剖刀,精准地剖析了过去我们对人类起源、演化和扩散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毫不留情地“推翻”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下面,我们就来详细掰扯一下,那些被分子人类学“扳倒”的旧观念,并看看它又是如何填补我们认知的空白的。

一、 种族是生物学上清晰界限的观点:一个被DNA粉碎的迷思

曾几何时,人们习惯于将人类按照地理分布、肤色、发色等表观遗传特征,划分为几个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种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甚至被用来构建等级制度,催生歧视。

传统观点: 人类存在固定的、生物学上可识别的“种族”类别,这些类别在基因上差异显著,且具有相对稳定的遗传特征。例如,将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等简单地视为独立的“种族”。
分子人类学的“推翻”: 分子人类学通过分析全球范围内的DNA数据,包括线粒体DNA(mtDNA)、Y染色体DNA以及常染色体DNA,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人类在生物学上并没有清晰的、遗传学上独立的“种族”类别。

基因多样性绝大部分存在于“种族”内部: 研究发现,人类基因组的绝大部分变异(约8590%)存在于各个地理群体内部,而不同地理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则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即使是来自地球两端的人,他们的基因相似度远高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
“种族”更多是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学现实: 我们通常认为的“种族”特征,比如肤色,其实是由少数基因控制的,并且是人类为了适应不同环境(如紫外线强度)而产生的局部适应性变异,这些变异并不能代表整个基因组的整体差异。分子人类学证明,这些看似显著的表观遗传差异,在基因层面上并没有导致深层的、不可逾越的生物学鸿沟。
迁徙与基因流动模糊了界限: 人类历史上频繁的迁徙和基因流动,使得不同地理群体的基因不断交融。这种流动性使得任何试图划分固定“种族”界限的尝试都显得苍白无力。

如何填补认知: 分子人类学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物种,所谓的“种族”更多是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形成的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学上的严格划分。这种认知转变,对于消除种族主义,促进全球理解和包容具有深远意义。

二、 人类起源于单一地点,扩散模式单一的观点:一个多点开花、复杂交织的图景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接受“非洲起源说”(Out of Africa),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向外扩散。但具体的扩散路径、时间以及与其他早期人类(如尼安德特人)的互动,一直存在争议。

传统观点(简化版): 现代人类(智人)起源于非洲,然后以一次性、大规模的迁徙浪潮,直接取代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如尼安德特人、直立人),形成单一的、笔直的扩散路径。
分子人类学的“推翻”: 分子人类学提供的DNA证据,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层次的“走出非洲”模型,以及与其他早期人类更深入的互动。

“多条路径”和“多次迁徙”: DNA分析显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并非一次性的事件,而是可能经历了多次、不同规模的迁徙。例如,有一支早期走出非洲的群体,可能在后来的扩散中被另一支规模更大的迁徙取代,但其留下的基因标记依然存在。
与其他早期人类的“基因交流”: 这是分子人类学最令人惊叹的发现之一。通过对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已灭绝人类物种的DNA进行测序,发现现代非洲以外的人类基因组中,普遍存在着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以及少量丹尼索瓦人基因。这意味着,在我们走出非洲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取代”,而是与这些古老的人类群体发生了基因杂交,并将他们的基因融入了自己的基因组中。
扩散的“涟漪效应”: 基因的扩散不是一次性“推土机”式的推进,而更像是一种“涟漪效应”,伴随着适应、局部灭绝、再扩散等复杂过程。DNA可以追踪到这种基因流动的时间、方向和规模,还原出更为精细的人类迁徙图谱。

如何填补认知: 分子人类学将“非洲起源说”从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升级为一个包含多次迁徙、多地互动、基因交流的复杂网络。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演化史不是一部简单的“淘汰赛”,而是充满合作、融合与适应的史诗。

三、 文化进步完全独立于基因演变的观点:基因与文化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

过去,我们常常将文化(语言、技术、社会组织等)的进步与生物学上的基因演变割裂开来,认为文化是独立于基因的,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发展。

传统观点: 文化(如语言、农业、工具制造)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依靠学习、模仿和创新,与人类基因组的演变没有直接联系。人类的基因在现代智人出现后就趋于稳定,不再发生显著的自然选择。
分子人类学的“推翻”: 分子人类学通过分析与人类能力相关的基因(如大脑发育、消化能力、免疫系统等)在不同人群中的变异情况,以及将这些变异与特定文化习俗(如乳糖耐受与畜牧业、淀粉消化与农业)关联起来,揭示了基因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化。

基因适应文化: 比如,在发展出畜牧业,饮用牛奶的群体中,与乳糖消化相关的基因(如LCT基因)发生了快速的自然选择,使得这些群体能够消化乳糖,而没有发展畜牧业的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这说明,文化的出现可以驱动基因的适应性演变。
基因影响文化发展: 同样,某些基因的变异可能也影响了人类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从而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特定文化的发展。例如,与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变异,可能对早期语言的出现和复杂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协同演化”: 基因与文化并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选择,形成了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压力,而基因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了文化的发展方向。

如何填补认知: 分子人类学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生物学特性和文化发展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人类不是被动接受文化的产物,而是通过基因的适应性变化,积极地塑造和回应着文化环境,最终共同塑造了我们这个物种。

四、 语言起源单一且路径清晰的观点:语言的演变与基因的复杂纠缠

语言是人类最独特的标志之一,其起源和传播一直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传统观点倾向于追溯一两种“原始语言”,并试图构建线性的语言演化史。

传统观点: 语言起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中心,然后随着人类的迁徙而扩散,语言的演变可以像系谱树一样清晰地展现出来。
分子人类学的“推翻”: 分子人类学通过比较不同人群的基因组和他们的语言谱系,发现语言的演变和基因的演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完全一一对应。

基因可以追踪语言扩散: 在一些情况下,人群基因的分布模式确实可以与他们的语言亲缘关系相吻合,比如欧亚大陆上的印欧语系语言分布,与某些特定基因标记的分布模式就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这表明,语言的传播往往伴随着人群的迁徙和基因的流动。
但也存在“脱钩”: 然而,也有很多情况是基因和语言发生了“脱钩”。例如,一个群体可能在基因上与邻近群体高度相似,但却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反之,一个群体可能在基因上差异较大,但却使用相似的语言。这表明,文化(语言)的传播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技术、贸易、政治影响等,而不仅仅是基因的传递。
基因可能影响了语言能力: 如前所述,与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变异,可能在早期人类学会使用复杂语言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具体如何影响,以及对不同语言的影响差异,仍在深入研究中。

如何填补认知: 分子人类学让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认识到,语言的传播和演变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现象,它受到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因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但不能完全解释语言的全部历史。

总而言之,分子人类学就像一位无畏的探险家,用DNA这本“生命的密码本”,不断地挑战和重塑着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它推翻了许多僵化的、简单化的传统观念,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丰富、更加动态的人类演化图景。它告诉我们,人类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大家庭,我们的历史是无数次迁徙、融合、适应与创新的总和,而基因,则是这段宏大叙事的沉默而又雄辩的见证者。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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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小河墓地及其随葬美女,以前人们认为是印欧人,有数字七崇拜风俗,立柱的底部有7道阴纹线。棺木上面摆放着7根精心选择的胡杨枝,美女衣帽有颜色鲜红的装饰线,奇怪的是,装饰线都是并排7根。

分子生物学推翻了新疆早期土著来源于印欧人的假说,也推翻了北欧亚人黑皮肤的假说,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新疆史前史。

以前,人们认为,新疆史前史大概是这样的:

公元前3600年,古代印欧人的一支离开里海—黑海北岸,东迁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了名为“阿凡纳谢沃”的青铜文化,阿凡纳谢沃人已开始从事畜牧业,主要饲养绵羊、黄牛等。该文化最远波及北疆地区。但此时游牧文化远未形成,定居农业才是主流,小麦及其面食文化开始出现,同时新疆大多数地方还是少数渔猎部落的天下,欧罗巴人种此时还未深入新疆地区。

公元前2600年,古代印欧人从里海、黑海北岸再次东迁,在阿尔泰山、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形成“切木尔切克文化”,取代了公元前3600年以来当地流行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成为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文化。同时,由于天灾人祸,江浙一带的良渚文明毁灭,一部分后裔来到甘青,创立了齐家文化,在齐家文化逼迫下,源于中原兴盛于甘青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人群(即所谓的羌人)也进入新疆,并对新疆史前文化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此时,新疆已成为东西方人种和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带,正所谓“青铜东来,彩陶西去”。

公元前2100年,奥库涅夫人从南西伯利亚南迁准噶尔盆地,迫使天山北麓切木尔切克人南下塔里木盆地,在新疆和硕形成“新塔拉文化”,在孔雀河流域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同时,奥库涅夫和切木尔切克文化已经对内地城邦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各种石人雕像和青铜剑,都从新疆传到了陕北石峁和山西陶寺一带。

公元前1800年,塞伊玛—图宾诺文化在萨颜—阿尔泰山兴起,并大举南下甘青地区,乃至中原,可能对中原二里头文化(可能对应着传说中的夏)的兴起有一定影响,二里头的青铜爵和青铜牌饰,可能就是该文化传过去的。而且在中原二里头王国(可能为夏王朝)兴起的同时,新疆西部兴起了呼斯塔王国,该王国以石头房子石头墓葬为特色,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公元前1300年,四道沟文化在天山北麓和巴里坤草原兴起。与此同时,雅利安人从咸海南岸大举东迁,游牧文化开始成形,而与其相关的有辐战车传入中原,对商周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前900年,雅利安人在天山北麓取代四道沟文化,形成“前斯基泰文化”。西方称为斯基泰人的古人,即《史记》《汉书》所称“塞人”。此后,新疆逐渐进入邦国时代,包括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城邦和以游牧为主的行国,中途还差点被亚历山大希腊化,直到汉朝大军的到来。

但是,2021年10月27日《自然》Nature)发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上述观点,这就是:史前文化确实如上所述变化,但南疆族群基本未变,主体始终是北欧亚人,新疆(尤其是南疆)史前文化的变迁,主要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非族群的变化。

该文章基于中德美韩四国团队组成的合作团队完成的研究,题为《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干尸的基因组起源》(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文中分析了18具干尸的基因组DNA:13具来自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小河文化,可追溯至青铜时代中期(大约公元前2100-前1700年),5具来自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前2800年),这是首次对新疆地区史前人口进行基因组规模研究。研究团队在论文中也提到,这些个体代表了该地区迄今为止挖掘出的最早的人类遗骸。

全基因组分析显示,塔里木盆地发现的这些青铜时代干尸属于一支遗传上独立的本地人群——北欧亚人。他们并不是外来者,而是曾经广泛分布的更新世群体的直系后代,而根据此前研究,人们推测,这些群体在上个冰河世纪末期基本消失了。

更具体地说,就是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洲晚期智人的后代,非洲晚期智人迁徙到亚欧大陆后,主要分成了五支,第一支为南欧亚人,是印度土著的祖先;第二支是安纳托利亚农民,住于中东土耳其一带,白皮肤;第三支是西欧亚人,主要位于欧洲西部一带,蓝眼睛深黑皮肤,比黑人还黑;第四支是东欧亚人,位于东亚地区,黄色皮肤,黑发,是我们中国人和东亚人的祖先;第五就是新疆这次发现的北欧亚人,主要生活在西伯利亚一带,处在西欧亚人和东欧亚人之间,是两者混血而成,金色头发,是印第安人的主要来源之一。

距今大约1万年前左右,北欧亚人、西欧亚人、安纳托利亚农民开始混血,形成了白肤、金发、碧眼的欧洲白种人,同时,北欧亚人和少量东欧亚人一起进入美洲,形成黄皮肤的印第安人。此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北欧亚人的踪迹,所以人们推测,北欧亚人没有挨过末次冰期,大概率灭绝了。

但最新研究表明,距今4万-6万年前,北欧亚人就来到新疆和西藏,其中迁入西藏的,和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早期智人混血,形成西藏最早的土著,在末次冰期盛冰期后只有少量存活,后融入现代西藏人群中,而迁居新疆的,则成为新疆最早的土著,他们并未在末次冰期中消亡,而是一直生活在那里,阿凡纳谢沃文化来后接受阿凡纳谢沃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来后接受切木尔切克文化,奥库涅夫文化来后接受奥库涅夫文化,内地马家窑文化来了接受马家窑文化,西方乳制品来了用乳品,东方彩陶来了用彩陶……,如同不系之舟,一直跟随着时代潮流,直到楼兰古国因自然环境巨变消失为止,才融入新疆和中亚各民族中。也就是,南疆史前文化的变迁,主要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不是族群迁徙的结果。

另外,在此之前,因为消失太久,北欧亚人的长相一直是个谜团,人们根据古西欧亚人的长相,普遍推测北欧亚人是黑皮肤、红头发,但现在,有了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成果,红褐色皮肤亚麻色头发的小河公主楼兰美女才变成了北欧亚人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皮肤颜色并非如欧洲古人那样是深黑色,而是和印第安人类似,是比北方蒙古人人种略深的褐黄色。

北欧亚人虽然在几千年前就在新疆消失了,但他们的基因融入了本地人中,我国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口中,北欧亚人基因遗存能占到大约有20%-30%,在藏族、蒙古族甚至汉族中也有少量分布。小河墓对数字七的崇拜风俗也在新疆土著中继续流行,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楼兰后裔,在逢红白喜事,还要穿上胸前7条装饰线的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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