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的开掘是新中国考古史最大的悲剧么？

中国考古史最大的悲剧不是gg&kf以后流失了大量文物，换来几个钢镚，现在还得花大价钱买回来吗？

不信查查流失文物记录？圆明园时期都比不上

一、什么是悲剧

从新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我觉得有几件事称得上悲剧：

1.1949年李济等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工作者去了台湾，造成大陆考古人员的匮乏和考古材料的分离。

2.因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边倒，考古学界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基本中断，错失了一个学科理论和方法大爆发的黄金时期（1960年代）。前三十年虽然与苏联、朝鲜有过短暂的联合考古工作，但都以不愉快的结局收场。

3.1982年，川大的童恩正先生曾和哈佛的张光直先生联合筹划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合作计划，但因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反对而夭折，事后看来非常可惜（因为9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在中国还是挺常见，以民族主义立场反对中外考古合作的理由站不住脚）。80年代其他中外合作的机会也有，但结果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成效。比如宾福德对周口店的研究，在当时国内考古学界除了对“新考古学”徒增恶劣印象之外似乎很少吸收到新东西。

当然“政治运动”的迫害也是一大悲剧，惨的如陈梦家，其他人的事迹可能没有这么出名，但是专业人员被脱离一线业务工作，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受到政治干扰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本来能出成果的时间纯粹因为业务之外的原因被耽误。不过相对其他人文社科来说，当时考古学的总体情况不算太糟糕。

如果说从具体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案例的角度看，最大的悲剧应该是那种钱也花了、遗址也挖了，但是没出发掘报告、原始资料也找不着了的那种，除了部分精美标本进博物馆之外毫无用处（张忠培：“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 ）。不是一个两个遗址，而是很多遗址都有这种情况。当然一些比较重要的，经过国家文物局的督促和经费资助，拖延几十年之后总算交出了报告。

相比之下，定陵起码不能说是最差的（1956-1958年发掘，1979年开始编写报告，1985年底完成初稿，1990年发掘报告出版）。

二、定陵“悲”在何处

定陵发掘方法从考古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出土文物被破坏也不是发生在发掘过程中，如果说定陵的发掘是悲剧，原因包括：

1.出土的丝织品因为当时技术限制保存不善，损失惨重；

2.1959年木质棺椁被遗弃丢进山沟，被附近村民当木材抢光；

3.1976年三具人体遗骸被焚毁；

4.材料整理一拖再拖，从发掘到出报告，原始资料有一定散失。

5.最后也是最最关键的，发掘提议不是出自考古学家，而是吴晗、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人，批准发掘的是国务院，而且考古学家如夏鼐是反对发掘的！

造成悲剧的前面三个原因，1是任何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前就可以想见的，23勉强还算是不可抗力（但1955年-1956年夏，有政治敏感的人，已经能够预感将来可能发生不忍言之事）。也就是说，定陵或其他任何一座明代帝陵的发掘本来能够避免，更加凸显了出土文物保存状况的悲剧性。不过这个悲剧谈不上是考古的悲剧，考古本来就是保护文物的，考古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犯错误，出土遗物不是被考古学家破坏的；如果说是文物遭到破坏的悲剧，比定陵更惨烈的悲剧还有很多

三、为什么当时考古学家不想主动发掘定陵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又见《夏鼐文集》下卷）一文中说得比较委婉：“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同志作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郑振铎时任文物局局长兼任考古所所长，夏鼐以副所长名义实际主持工作）

那我们就以这个理由，来看看50年代考古人在忙些什么：

1949年9月（注意在开国大典之前），在裴文中指导下，贾兰坡、刘宪亭负责恢复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51年、1958年至1960年又先后进行了几次发掘。1953年在考古发掘基础上建立工作站，同年建成中国猿人陈列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1950年，文物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赴察哈尔省雁北专区进行调查和小规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实地调查研究文物的工作团体，团长裴文中，副团长刘致平、陈梦家，考古组还包括阎文儒、宿白。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后者涉及的考古工作基本限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人员只有裴文中、贾兰坡；前者虽然是国家级考古科研机构，但其实研究人员只有8人（其中能做导师的只有4个：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加上技术员和技工（徐志铭、赵铨、魏善臣、白万玉、钟少林等）也才14人，这就是建国初期整个国家最基本的考古力量。

1950年10月到1952年，中科院考古所在平原省辉县琉璃阁、固围村等地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任副团长，秘书苏秉琦，参加发掘的还有王伯洪、安志敏、王仲殊、石兴邦（这次发掘据说是为了培训这四个年轻人）。辉县发掘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模式，1956年出版《辉县发掘报告》，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考古报告。

1951年4-6月，苏秉琦带领石兴邦、王伯洪等人对西安一带史前和商周遗址进行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将关中地区分出了仰韶、龙山、周三个文化，这被梁思永赞为陕西的“三叠层”。之后石兴邦、吴汝祚等1953-1954年在丰镐一带调查。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考古所成立丰镐考古队（首任队长王伯洪），1955年起开始对丰镐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主持发掘了河南禹县白沙镇的三座宋墓。1957年出版发掘报告《白沙宋墓》。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办考古专业，苏秉琦任专业教研室主任。这是国内第一个高校考古学本科专业。

1952年-1955年，为了应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自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这四期学员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第一期培训班田野考古实习分别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洛阳烧沟，第二期全部去洛阳，第三期转到西安半坡，第四期去了洛阳和三门峡水库。

1952年以来，培训班、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安金槐、华东文物工作队曾昭燏等主持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1955年发现大型夯土城墙。1959年出版《郑州二里冈》。邹衡参加了发掘工作并于1956年发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

1952～1953年，河南省文物二队蒋若是主持在洛阳烧沟发掘一批中小型汉墓， 1959年出版《洛阳烧沟汉墓》，建立了中原地区汉墓的年代序列。

195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丁村遗址群进行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贾兰坡领衔，裴文中、吴汝康、刘宪亭、邱中郎、王择义、吕遵谔、王建等人参加。1958年由裴文中、贾兰坡等编著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学界用中文编写的第一本旧石器考古专著。

1954年秋至1955年春，苏秉琦主持洛阳中州路的发掘，参加者有安志敏、马得志、刘观民、赵学谦、胡谦盈、林寿晋等。1959年苏秉琦领衔与安志敏、林寿晋合著的发掘报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版，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年代序列。

1954年至1957年，石兴邦主持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为大面积揭露聚落遗址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俞伟超、张忠培、杨建芳、黄展岳等学者都曾参与发掘。1958年在总理过问和批示下建立遗址博物馆，在遗址发掘现场建立博物馆、大面积保护重要遗迹的做法也是国际领先的。1963年出版发掘报告《西安半坡》。

1956年-1958年，中科院考古所成立了黄河水库考古队，主要是配合三门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建设。队长夏鼐，副队长安志敏。1956-1957年，安志敏主持发掘陕县庙底沟遗址、三里桥遗址，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厘正了仰韶和龙山的关系。三门峡水库考古队的成果还包括《三门峡漕运遗迹》《上村岭虢国墓地》等。

1959年，邹衡先生主持发掘洛阳王湾遗址，建立了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序列。

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考古调查，发现与考察了王城岗（八方）、二里头等重要遗址，真正拉开了夏文化考古的序幕。

以上调查和发掘工作，可以说随便抽出一例，在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上都比定陵发掘更重要。50年代的发掘报告现在看起来几乎本本经典，其中很多不见得是因为材料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对材料的研究方法竖立了一个典范，成为后来研究的标杆。而那些重要的、持续工作的地点，则出自考古工作者自己的选择。

因为当时空白太多，有太多可发掘地点可选，而且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郑州、洛阳等一些大工地的发掘尚且需要全国支援，还不一定能赶得上城区扩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抽调人力去发掘定陵真令人无语。这还不算汉唐都城遗址和帝陵、元大都的调查和发掘，50年代起就有太多古今重叠型遗址面临城市建设破坏，到60年代又有无数野外遗址被农业学大寨之类的大规模取土所破坏，这些显然都比发掘明帝陵更急迫。

一些回答说正是因为定陵的教训，所以不主动发掘帝陵，间接产生保护文物的作用——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本来50年代考古学界也没人要急着去挖帝陵。有那么多新发现、那么多问题待研究，发掘某个明代帝陵本身在重要程度上压根排不上号。发掘定陵本质上就是外行的行政命令所致，考古人只能硬着头皮干。

客观说，当时考古人有想挖大墓的想法也正常，但是，要挖肯定也是找年代相对早的、保存情况比较好的（而帝陵在历史上一般都经过盗掘），这样能提取的信息会相对更多，因为那时国家经费有限，发掘也肯定是要讲效益的。50年代主动发掘中，发掘墓葬规模最大的是固围村战国墓（可能是战国中晚期魏国王陵或战国早期赵国王陵），如果说有教训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当头一棒了：

郭宝钧是非考古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解放前就是老殷墟，并独立主持了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因此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在辉县也工作过，但可能恰恰是这些经验误导了他。并不是说被盗了就没价值，但是相对于当时投入的经费来说，这些收获确实不成比例。

可能基于辉县的教训，1951年下半年夏鼐、石兴邦在长沙发掘战国-汉代墓葬时，虽然注意到后来命名为马王堆三号墓的墓，而且判断是西汉早期的，当地向导（解放前的盗墓者）也承认原来盗过但因故中止，但夏鼐还是没有决定发掘这个墓：

国际上发掘的帝王陵多了去了，为什么定陵与众不同呢？

定陵事件之所以这么热，关键不是因为他是一次考古学科的悲剧事件，而是因为他能够用来黑郭沫若，并且很容易引起广泛关注。

定陵发掘是1958年的事情，郭沫若去世是1978年的事情。如果说定陵发掘是个悲剧，那么此后20年间，这样的悲剧基本就不再出现了。

说到这肯定就又有人跳出来说文革时期发生了文物破坏事件了。文革是1966年开始，很快就爆发了“红八月”事件。据说，这一个月时间里，仅北京就打死了1700多人。被驱逐离京的人据说数以十万计。这是很凶残的。那么这是谁干的呢？都说是红卫兵。可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是分为两派的，一边是保皇派，一边是造反派。那么到底是谁呢？有兴趣的人查一查就知道了。有充分的公开资料，不用担心看不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文革期间有历史罪行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因为和首次“严打”是同步进行的，我们可以判断枪毙了不少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仍然还是有一批文革分子突然站出来为“红八月”等暴力事件道歉。这说明“严打”也并不是一味在枪毙人。

在事件发生不久，我国就明确要求不得进行破坏，进行了制止。

在事情搞清楚之前，我不建议拿文革期间的文物破坏问题扣到定陵发掘事件上去。这又不是一回事，跟定陵什么关系？难道日本福岛核危机长期坚持污染大海，是广岛核轰炸是一回事吗？显然二者之间毫无关系。

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由于管理手段跟不上，社会意识有一定的混乱，拜金思想盛行，盗窃文物破坏文物的案件屡有发生。同样对文物造成了大批量永久性的伤害。

那么这些事情跟郭沫若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定陵发掘他有责任，但是后来决定不发掘其他皇陵，他就没有功劳了？

如果说文革初期保皇派大肆破坏文物是坏事，那么跟郭沫若有什么关系呢？那又不是他的子弟。

如果说对外开放后一些人利欲熏心破坏文物是坏事，那么跟郭沫若什么关系呢？他都死去好久了。

至于说定陵是不是最大的悲剧，这其实也算不上。因为定陵的问题主要在于经验不足、技术条件不达标。很多人说，很多陪葬的丝织品很快就风化了。这说起来是个损失，然后也就那样了。丝织品对于了解古代工艺、服制均有一定意义。但是再大意义，你还能指望着定陵出的衣服够你穿一辈子啊？让你穿你穿吗？

前些年发掘的海昏侯墓就因为技术进步而受益不少。但是这些技术进步的因素之一，就是定陵做了垫脚石。说起来整个挖掘的前前后后，总的来说还是走的科学程序，哪怕现在看不科学。认识不到位那是真的没办法，谁也没有上帝视角。

要说考古史上的悲剧，挖定陵其实谈不上最大的悲剧。

真正的悲剧其实是曹操高陵。

高陵在最初的几百年里都是地址明确保存良好的帝陵。唐太宗专门撰写祭文，北宋初期也有人知道地址。但是经过北宋时期的长期宣扬，最后人们知道的就只有七十二疑冢了。北宋这些所谓的士大夫，搞到最后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肯面对了，怪不得会祸国殃民。

高陵从北宋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悲剧。或者说，天大的丑闻。

一个地址明确的帝王陵，因为政治思想的问题，硬是失踪了。

就没有一个学者讲点最基本的诚信吗？

2009年，学者终于确认了曹操高陵所在。附近还有个守墓的村子，虽然村民已经不太清楚这件事情了。

然后真正的悲剧上演了。

考古工作是按照科学规范进行的。考古结论也是按照科学规范提出的。但是这么科学的考古工作，却不被承认。

北宋以来的闹剧疯狂上演，一些哗众取宠的人疯狂炒作说高陵是假的，还声称手里有证据。等到大家去问证据的时候，又迟迟拿不出来。

这样一个证据确凿的考古发现，能够被视而不见强行说成是假的，形成舆论的狂欢，这才是考古学界也是新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

你们学术上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用！

学界信誉如此之差暴露无遗，这对于考古界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

新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应该是高陵事件。

最搞笑的是居然有人连“魏武王”都搞不清楚，以为高陵里面应该是魏武帝……就这样一个简单明白的问题，考古学界的回应都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

学术界按照学术规范去做事，乃至有了充足的证据以后依旧没人信，这才是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