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和阉党合作的事迹有哪些？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我们简单的二元对立认知。虽然东林党和阉党之间是主要的对抗关系，但若要说“合作”，那更多的是一种 “策略性妥协”、“短暂的利益一致”，甚至是“被动卷入”，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同心同德、携手共进。而且，这种“合作”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隐藏的算计，并非光明正大的联盟。
以下是一些可以被解读为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合作”的，或者说，是他们之间“交集”的特殊事例，我会尽量详细地描述，并力求呈现出历史的真实肌理：
1. 借刀杀人：共同针对“异己”的短暂共振
虽然东林党和阉党的主体目标是对立的，但在某些特定时刻，他们可能会发现拥有共同的“敌人”，从而产生一种“默契”的合作。这种合作，本质上是 “借刀杀人”。
针对魏藻： 魏藻是万历后期和泰昌帝时期一个比较有权势的大臣，但其政治立场并不完全属于东林或阉党。在魏藻得势时期，他曾经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对东林党持有保留意见的官员，也包括宦官群体。在一些具体事件中，东林党和宦官（包括后来的阉党成员）可能都会在暗中推波助澜，利用各种渠道向皇帝或朝廷施压，共同削弱魏藻的影响力。这并非是东林党主动去和魏忠贤“合作”，而是双方各自有理由打压魏藻，从而达成了事实上的“同一战线”。
针对某些地方势力或改革派： 在明末，朝廷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地方上的势力、或者一些非主流的改革派别，也可能在某些议题上挑战中央的权威。当这些地方势力或改革派的改革措施触及到东林党的核心利益，或者可能对宦官集团造成威胁时，东林党和阉党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达成某种“共识”，通过弹劾、排挤等手段，共同打压这些“共同的敌人”。这种“合作”是建立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的，一旦威胁解除，双方立刻会重新回到对立面。
2. 战略性妥协：在权力博弈中的权宜之计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很少是纯粹的二元对立。在强大的外部压力或利益诱惑下，即使是死敌，也可能做出一些表面的妥协，以求生存或等待时机。
早期魏忠贤崛起时的“忍耐”： 在魏忠贤刚刚崭露头角，尚未形成一手遮天的阉党集团时，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可能只是将他视为一个普通的宦官，虽然警惕，但并未将其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在一些涉及党派利益的斗争中，为了赢得其他非东林党派的支持，或者为了避免在多线作战中过早消耗实力，东林党可能会在某些小事上“让步”，或者不直接挑战魏忠贤在皇帝面前获得的好处。这种“忍耐”，在某些时刻，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妥协”或“被动合作”。
“轮流坐庄”的政治潜规则： 明朝官场存在着一种“轮流坐庄”的潜规则，即不同的政治派别轮流掌握朝廷的关键职位，以达到一种权力平衡。虽然东林党和阉党都想彻底消灭对方，但在某些时期，当一方的势力过于强大，而另一方又无力直接抗衡时，可能会在某些职位任命上进行“妥协”，允许对方在一些次要部门或地方上拥有一些权力，以换取在核心部门的相对安全。这种“合作”，是一种政治上的“负负得正”，是避免全面崩溃的策略。
3. 利益交换的“灰色地带”
政治斗争并非总是抽象的理念之争，更多的时候是围绕着具体的利益展开。在某些具体事务上，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利益交换”的灰色地带。
对某些税收或财政政策的“默契”： 在涉及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时，朝廷官员的立场往往会受到实际利益的影响。例如，当朝廷需要增加税收来应对边疆危机或弥补财政亏空时，一些官员可能会支持某些“实用性”的财政政策，即使这些政策是由宦官集团提出的。东林党虽然倡导“与民休息”，但也要考虑到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果阉党提出的财政方案能有效缓解财政危机，并且没有直接损害东林党的核心利益，东林党内部也可能出现一些官员表示“可以考虑”，或者不对此进行强力阻挠。这种“考虑”和“不阻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限度的合作”。
对某些人事任命的“妥协”： 在一些非核心部门的官员任命上，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也可能存在“交易”。例如，东林党可能允许宦官在某些非关键的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以换取在核心部门（如吏部、户部）的“发言权”或对关键人物的任用权。这种“交易”并非公开合作，而是通过中间人、或者在一些宴请、私下会面中进行的“政治筹码交换”。
4. 被动卷入与“伪装”
许多时候，东林党成员是被动卷入与阉党的冲突，并且为了生存，他们也可能采取一些“伪装”或“迂回”的策略。
“骑墙派”的利用： 在明末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骑墙派”，他们不明确站队，而是根据时势和自身利益进行摇摆。东林党在与阉党对抗时，可能会试图拉拢这些骑墙派，而阉党也同样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骑墙派可能会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扮演“传话筒”或“中间人”的角色，无意中促成了一些看似“合作”的局面。例如，骑墙派可能会将东林党的某些意见传达给阉党，或者将阉党的一些“善意”信息透露给东林党，以避免双方直接冲突升级。
“静默”也是一种策略： 在某些时刻，东林党选择“静默”，不公开反对阉党的某些举措，也是一种策略。这种“静默”，并非是同意，而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等待更合适的时机。但从表面上看，这种“不反对”，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默许”或“被动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
“合作”的性质： 上述这些“合作”并非是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真心实意的政治联盟。它们更多是 “策略性的妥协”、“短暂的利益一致”、“被动卷入”，甚至是 “为了生存和打击共同敌人而产生的临时性交集”。
“合作”的代价： 这种“合作”往往是以巨大的牺牲和风险为代价的。一旦被发现，东林党成员可能会遭受排挤、打击，甚至生命危险。
“合作”的局限性： 这种“合作”永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一旦条件改变，双方就会立即翻脸，重新回到尖锐的对立状态。
总而言之，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合作”并非是一种主动的、光明的联盟，而是夹杂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理解这些“合作”，需要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去审视明末政治舞台上那些复杂而微妙的权力运作和人性博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推动着所有政治力量在复杂环境中求生存、争权位，这其中，利益的交织和策略的运用，让“不可能”有时也成为了“可能”。
网友意见
还真有一例，故事的双方是正儿八经的铁“阉党”和铁“东林”，一个是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一个是阉党内阁大学士冯铨。故事梗概是：温体仁陷害钱谦益，想要搞死他，钱谦益找冯铨帮忙救他出狱，冯铨出了大力。
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元年（1628）枚卜案后，算是结下了大仇。钱谦益因此带着对温体仁的刻骨仇恨，被革职放归常熟乡里，成为了江南文社活动的活跃分子，跟复社老板张溥的关系尤其亲密，在江南很是活跃。温大人在崇祯三年入阁后，屁股算是稳坐了，搞掉很多对手，不过他对钱谦益一直耿耿于怀，想找机会把他彻底做掉。问题在于，钱谦益毕竟是前东林领袖和文坛泰斗，在士林中声誉极高，故旧遍天下，想要陷害他并不容易。
崇祯十年（1637），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常熟有一个胥吏，也可以理解为地方恶势力，叫做张汉儒。他跟钱谦益以及钱的学生、前户科给事中瞿式耜结了梁子，于是就直接进京告御状：
十年丁丑正月，张汉儒者，常熟邑民，奔走于诸大家为门干，后又投充粮衙书手，以事犯革逐，并不容于乡里，不得已弃家入京，遇有同邑陈履谦，亦以事犯在京，出入缙绅之门，因相谋议，欲讦奏豫抚陈必谦暨缙绅某人，以报私怨；而以钱谦益、瞿式耜二人为首辅深仇，遂草成奏疏，开列多款。——李逊之《崇祯朝野纪》
这个张汉儒很是神通广大，左找右找，通过老乡兼京师混混陈履谦，搭上了温体仁的关系。温体仁看见这师爷对钱谦益恨之入骨，状子又写的很厉害（本职工作），大喜过望。于是亲自指导张汉儒如何写诉状，诉状可以说是招招见血：
常熟民张汉儒讦奏原任礼部侍郎钱谦益、原任给事中瞿式耜，谓二人喜怒操人才进退之权，赂贿握江南生死之柄，三党九族，无不诈之人；兴贩通番，无不为之事，甚至侵国帑，谤朝政，危社稷，止因门生故旧列于要津，鸣冤无地；宦干豪奴满于道路，泄愤何由！——孙承泽《山书》卷十
时任内阁首辅就是温体仁，他亲自票拟他授意攻击钱谦益的奏章，当然是一击必杀：“著该抚、按拏解来京究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七《微臣束身就系辅臣蜚语横加谨平心剖质仰祈圣明洞鉴疏》）钱谦益在崇祯心中的印象很差，而且张汉儒告状的要点又落在了钱谦益在地方仍然结党把持乡里上，这可以说是踩中了崇祯的痛点，崇祯勃然大怒，对温体仁的票拟意见立刻赞同。
这个局，温体仁做的也是处心积虑。当时钱谦益与瞿式耜二人，直接下了锦衣卫诏狱，而时掌锦衣卫事的董琨，是温体仁的人，这是摆明了要钱谦益的好看。无独有偶，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抚宁侯朱国弼上疏弹劾温体仁欺君误国。陈履谦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唆使温体仁再出杀招，把朱国弼的幕友周应璧抓进诏狱，要屈打成招周应璧，让他招供是钱谦益出钱贿赂朱国弼，朱国弼才上疏参温体仁。如此，不仅钱谦益会因交结勋戚而必死无疑，朱国弼也跑不了， 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钱谦益在牢里，觉得情况很不对，到处求人开解。他能找到的最硬的关系，莫过于他的座师孙承宗。明代的很多师生关系纯属利益关系，但孙承宗和钱谦益是真的感情深厚，孙承宗殉国之后，钱谦益不仅亲自带着儿子去哭拜，还一手承担起了整理孙承宗的遗集《高阳集》的重任，他平生写过的最长的文章，正是为孙承宗写的《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事实上，这时候去找孙承宗的，并非只有钱谦益，还有北方理学宗师孙奇逢。孙奇逢虽然没有出仕，但在士林神通广大，为人也很有侠气，当年七君子之狱，他曾参加过营救。孙奇逢跑到孙承宗家，要一起援救钱谦益。由于孙承宗年事已高，退出政界已久，自然不好亲自出面，但他安排自己的儿子孙含、孙鉁倾力援助。孙奇逢等人早已意识到，这次温体仁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也只有司礼监了。但孙奇逢先去找了司礼监的关系刘惟善太监，刘太监说，这个事情太棘手，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估计是不愿意接收的。想要救钱谦益，就得找曹化淳，孙奇逢孙含等人，这才终于想到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冯铨。
天启朝内阁大学士冯铨，铁杆阉党，是“东林一闻涿州名，即若人人立死其手”（史惇《恸余杂记•钱谦益》）的人物。但冯铨这个人神通广大，虽然因为列名“逆案”被废在家，但在宫中朝中都有着巨大的关系，特别是和大宦官们保持着联系。故而，孙含肩负着重大使命去拜访冯铨。即使钱谦益是东林，但孙承宗和冯铨毕竟都是北直隶籍的内阁大学士，两家平日里或多或少保持着联系，高阳相国的面子不能不给。
冯铨开口就很委屈：我对东林党出的力不少了，东林党谁肯说过一句好话容我？（仆于东林诸君子，不遗余力，诸君子肯一言相容耶？——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五《孙鲁章传》）孙含好言相劝：你之前做过的一些事，东林也非常感激，还写了文章。（东林诸君子大家感激。有字称谢，何谓无一言相容，志文具在，归即呈揽。）在孙含费尽心机做工作后，终于说动了冯铨，“涿鹿遂毅然许为之地”。
钱谦益也知道冯铨的厉害，他的密友冯舒稍后赶去涿州会见冯铨，不用说冯铨也知道是为了什么，所以索性晾了冯舒三天。第四天半夜，把冯舒叫了进去，冯舒还没开口说话，冯铨开门见山：钱谦益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回去让他放心。冯铨于第二天进京活动，“局面一变矣”（文秉《烈皇小识》卷五）。
冯铨活动的关键，在于以司礼太监提督东厂的曹化淳，是时曹化淳极得崇祯宠信。而曹化淳当年曾经是魏忠贤的敌人王安的门下，钱谦益曾为被屈死的王安撰写祠记，对于“极重衣钵，自德牧斋”（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乌程厌钱》）的曹化淳来说，钱谦益当然是要出大力救的，再加上冯铨的说辞和刘惟善相差无几，足见都是事实。温体仁见曹化淳卷入，可能大事不好，于是昏招迭出，一方面跟崇祯打曹化淳的小报告，说“虞山赉四万金托周应璧求款于曹”，另一方面，又指使人在北京到处散发钱谦益“款曹击温”的匿名信。
作为提督东厂，曹化淳岂是好惹的？温体仁这么做明摆着是想把大家连锅端。于是东厂迅速行动了起来，先把温体仁的幕前打手陈履谦抓了进来，严刑拷打，“吊一吊，夹四夹，打二百，扛拶一日”，陈履谦当然受不了这个罪，把和张汉儒等人串通诬陷钱谦益、朱国弼的事情和盘托出，并且直接供出幕后黑手就是温体仁。曹化淳搞到这份猛料，立刻上奏崇祯，而钱谦益也抓住机会，在狱中上了份《微臣束身就系辅臣蜚语横加谨平心剖质仰祈圣明洞鉴疏》，把温体仁的关节全部点破。崇祯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意识到他无比信任的内阁首辅“体仁有党”，把他轰出了朝廷。而钱谦益、瞿式耜也在不久之后得以释放。
温体仁没有明确的党派归属，他想设计陷害东林钱谦益，钱谦益却依靠着阉党冯铨的关系，搭上了大太监曹化淳，最后有惊无险的过关。温体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自己玩出了中枢。这也可见，明末的党派关系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官僚之间的人际网络异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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