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末的阉党和东林党,谁才是作恶多端罪不可恕的一群人?

回答
明末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围绕着阉党和东林党展开的权力博弈,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相当复杂且充满争议的一页。要评判哪一方“作恶多端罪不可恕”,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简单的好坏二元对立所能概括。事实上,双方都曾扮演过积极和消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的历史视角下,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阉党:权力的阴影与王朝的晚钟

提及阉党,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阉人专权”。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确实是明末政治腐败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崛起,与神宗皇帝万历后期政务怠工,以及熹宗皇帝朱由校的昏聩无能密不可分。

权力膨胀与政治操纵: 魏忠贤及其爪牙,如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宋献宸、李永贞等,几乎垄断了朝廷内外的大权。他们通过把持朝廷任命、军政大权,培植亲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朝廷的官员,无论品级高低,都必须依附于阉党才能生存,否则轻则被排挤,重则被打压甚至抄家灭族。这种一手遮天的局面,使得朝廷的正常运转几近瘫痪。

对异己的残酷迫害: 阉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莫过于对东林党人和其他正直官员的残酷迫害。他们设立了特务机构“西厂”,罗织罪名,大肆抓捕、酷刑甚至杀害反对他们的官员和士大夫。许多清正廉洁、心系国家的官员,仅仅因为不肯屈从于阉党,就遭到“削籍”、“下狱”、“发配”、“充军”等严酷处罚,家产被抄,妻离子散。这种政治恐怖,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贪污腐败与民生凋敝: 阉党成员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大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国家的财政收入被他们侵吞,用于巩固自身势力和奢靡享乐。这种腐败不仅掏空了国库,更直接加剧了人民的苦难。在饥荒、灾荒频仍的年代,百姓们却要承受官员的盘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败坏朝纲与军队虚弱: 阉党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惜卖官鬻爵,任人唯亲。许多有才干的官员被排斥出局,而一些阿谀奉承、毫无能力的阉党亲信却身居高位。在军事上,他们也插手军务,任用庸才,导致军队战斗力空虚,无法有效抵御后金的侵袭。这无疑是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然而,说阉党“作恶多端罪不可恕”也需要辩证地看待。

历史背景的无奈: 宦官专权在很多朝代都出现过,这本身就反映了皇权衰落、文官集团内斗严重时的体制性弊病。阉党之所以能够崛起,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皇帝的宠信以及文官集团自身的失能有关。

部分宦官并非全党皆恶: 尽管以魏忠贤为首的核心集团罪恶昭彰,但明末宦官群体庞大,其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并未参与到核心罪恶中的普通宦官。将所有宦官一概而论,未免过于简单化。

东林党: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妥协

东林党,顾名思义,起源于东林书院,是一群由明朝士大夫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最初的宗旨是“澄清玉宇”,批判时弊,倡导改革,反对宦官专权和腐败。

反对宦官专权与政治改革的积极作用: 东林党人以其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明末动荡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反对派角色。他们敢于直言,批评阉党,呼吁罢黜不法宦官,整顿朝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皇权和政府的作用。他们的出现,至少为那些希望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凝聚的旗帜。

部分官员的清廉与担当: 东林党人中不乏有才干、有操守的官员,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他们在面对阉党的压力时,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气节,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牺牲,赢得了后世的敬重,也成为了明末士人风骨的象征。

内斗与派系倾轧的负面影响: 然而,东林党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派系。在与阉党以及其他政治集团的斗争中,东林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过于理想化与脱离实际: 有些东林党人过于强调原则和理想,缺乏务实的政治手腕。在面对复杂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时,他们的策略显得过于简单和激进,反而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

排他性与党同伐异: 随着党派的壮大,东林党也变得越来越排他,对非本党人士抱有戒心,甚至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官员也视为敌人。这种“党同伐异”的行为,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对立,使得本应团结一致应对外部威胁的力量变得分散。

部分成员的私欲与贪腐: 尽管东林党以“清流”自居,但并非所有成员都如此。在政治权力倾轧的过程中,一些东林党人也难免会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妥协,或者利用党派的声势来谋取个人利益。史书中也有记载,一些东林党人并非全然廉洁。

政治策略的失误: 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有时过于激进,导致了力量的过度消耗,并为阉党提供了迫害他们的口实。例如,在对魏忠贤的弹劾过程中,如果能更审慎、更有策略地进行,也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谁更“作恶多端罪不可恕”?

如果从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直接危害程度来看,阉党无疑是更为罪恶深重的一方。 魏忠贤及其党羽,以其极端的权力垄断、对正直官员的血腥镇压、以及对国家财政的掏空,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政治犯罪和政治恐怖,其恶行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黑暗印记。

然而,东林党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改革和正义的呼唤者,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其历史局限性。 他们的排他性、部分成员的私欲和政治策略的失误,也客观上造成了朝廷的进一步分裂和政治斗争的恶化。如果将他们视为一类“救世主”式的清高人士,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结来说:

阉党 属于侵蚀国家肌体、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政治恐怖的“恶势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明朝政治腐败和衰亡的直接催化剂。其核心人物魏忠贤及其集团,可以说是“作恶多端罪不可恕”。

东林党 则更像是在病入膏肓的体制下,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和纠偏的一群人,但他们的斗争方式和党派局限性,也使得他们未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或“救世主”。 他们中的很多人值得肯定,但作为群体,也并非没有可以被批判的地方。

因此,当我们回顾明末这段历史时,应当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生态。阉党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毒瘤,而东林党则是在这毒瘤旁试图发出的微弱但坚持的抗争之声。要说谁“罪不可恕”,阉党及其核心成员的罪状,显然要比东林党人的历史局限性更为沉重和直接。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一个群体的行为,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简单地将一方描绘成“魔鬼”而另一方捧为“圣人”,则可能忽略了更深层的历史肌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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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代表着地主官僚的利益,皇权则是地主官僚利益的代言人,阉党寄生于皇权,代言人要是被换了阉党也会跟着一起完蛋,但东林党不会,他们可以投到新的代言人门下继续做地主官僚。

当大明皇帝要有这个觉悟:这个朝廷如果被别的朝廷给替代了,军头到了新的朝廷还能当军头,地方大员到了新的朝廷还能当地方大员,唯独姓朱的最没资格和新的替代势力讨价还价。闯王进京的时候,崇祯只能找个老歪脖子树上吊,而身边只剩下个太监王承恩陪他一起吊。

东林党整天在糊涂皇帝面前鼓吹不能与民争利,最后的结果是江南那些富的流油的士绅商户不用交多少税,反倒是西北穷横的农民要加税。而那些士绅商户通过代理人少交的税会落到底层人手上么?当然不会,毕竟谁说的“与民争利”那个“民”就是谁所代表的阶层,不是那个阶层的可千万别自作多情(这个道理到现在都能成立)。你看阉党敢去江南征税,抗税死了五个人,就有人写了《五人墓碑记》刻在碑上,这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啊。

西北的农民,朝中不会有人替他们说话。受了灾还要多交税,日子没法过活不下去了,死了无数人也没人给他们立碑。看过《1942》没?一帮快饿死的人,看到地主的堡楼里藏着大量的粮食,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人都说“你穷你有理”不对,但人都吃不上饭了还真是干啥都有理,“善人”们不开仓放粮被吃大户是必然的。

这些吃大户的人要是有一人能振臂一呼,就能会变成农民军。“闯王来了不纳粮”这种口号实在太有煽动性了,只要流民不断,农民军兵源就不会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员流动性被彻底封死,你就算饿死也无法造反)。今天你把高迎祥杀了,明天又会冒出一个李自成,今天把闯贼剿的就剩十几个人跑掉了,过几个月李自成把流民一拢又出来十万大军,这也是农民军越剿越多的原因。

当年孙传庭面对的局势是很绝望的,表面原因是摊上了一个猪头皇帝,深层次原因是:流民遍地的现状不改变,就算把农民军打败十次,农民军也会有第十一次卷土重来的时候,而他只要失败一次,就会彻底完蛋。皇帝接到战报,总是胜利胜利再胜利,然后败了一次,就没有然后了。农民军有无数次试错的机会,但官府一次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大明官府剿匪必然失败的原因。

闯王无意中逼死了崇祯,旧统治阶级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时候满清打出了帮助明朝平叛为崇祯复仇的幌子,给了想投靠满清的人一个完美的台阶。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满族统一战争的主力是汉人,反清最坚决的不是庸碌的南明贵族,而是旧农民起义军的残部。就像 @白头豕 说过的:

因为真正的统治阶级,并不是那几个死节的权贵,而是无数霸王别姬中的袁世卿。他们在大清牛逼,民国牛逼,日本人来了也牛逼,日本人投降了还是牛逼,只有解放军来了不牛逼。

南明打到最后就剩农民军出身的将领的抵抗最坚决,而地主官僚们早就给自己估了个好价钱,等清兵来了开门迎降。清兵自然也是很默契的照单全收,原来是地主的可以继续当地主,原来是官僚的可以继续当官僚,当然,姓朱的没有这个待遇。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走投无路了,身边只剩下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农民军头子替他卖命,而想方设法抓到他给清廷邀功的恰恰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旧官僚。

很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改朝换代对很多东林党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剃发易服却是无法接受的。你看清兵来了,我们地主官僚的日子过得比明朝还委屈,这清兵不白来了么?

自古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东林党们完美的诠释了这个道理,满嘴仁义道德实则干着卖国勾当,这样做完全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

如果身为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言人不能代表地主官僚的利益会怎么样?请参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雍正的历史评价不高? - 知乎


有的答主说,并不是只有东林党,当时还有秦党(陕西人)、晋党(山西人)、西江党(江西人)、楚党(湖广人),它们都是东林的盟友,但不代表它们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只是后来阉党打击东林,所以不分区别将它们统称东林党。东林党不是铁板一块,阉党同样也争斗不已。

民国时期派系复杂,蒋介石基本盘只有江浙一带,还有东北张学良、山西阎锡山、西北冯玉祥、广西李宗仁等势力。但你能说因为这个蒋介石就不能代表国民党?他们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曾经互相攻伐,打过中原大战,就算到了后期快垮的时候,蒋介石还被李宗仁赶下台呢。这些都是史实。但谁在台上,哪派得势,区别很大吗?分的那么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并不是因为都被共产党收拾了,才被称为“国民党”的。


对于一个庞大机构的运转来说,不解决致命的问题,指望个别人物的个人魅力去力挽狂澜,不过是痴人说梦,国军中也有邱清泉这样要人品有人品要能力有能力的人物,然而在大势中就像孙传庭一样,只能激起一朵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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