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人到底如何看待后金？

明末时期，国人对后金（后来称清）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时局变化、地理位置、个人经历以及信息传播而呈现出复杂且多样的面貌。简单地说，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开始就恐惧或憎恨后金，也有人曾抱有幻想，或者将其视为利益工具，但总体而言，随着后金的崛起和对明朝的持续压迫，负面情绪逐渐占据主导。

一、 初期：模糊、蔑视与潜在的威胁

后金，最初只是一个东北边疆的游牧民族政权，其崛起之初，在明朝统治者和大多数汉族精英眼中，更多的是一个“边患”。

信息不对称与地域隔阂： 明朝疆域辽阔，中央政府对辽东的实际控制力有限，更遑论更远处的建州女真。许多内地官员和百姓对后金的认知是模糊的，仅仅知道是“北边的野人”，是需要边镇将领去“剿抚”的对象。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后金的威胁在早期并未被广泛和深刻地认识到。
惯性思维的轻视： 明朝长期以来都有与北方民族打交道的经验，无论是蒙古各部还是女真各部，他们习惯于将其视为可以通过羁縻、分化瓦解或武力镇压的“边患”。后金的出现，在很多人看来，并没有跳出这个范畴。他们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投入足够的兵力和财力，就能将其“平定”。
辽东士绅的复杂态度： 辽东是后金直接的邻居，当地的士绅、军官和普通百姓对后金有着更直接的感受。初期，一些人可能因为后金的军事优势而感到恐惧，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边疆利益受损、或者与中央政府关系不睦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后金视为一种“利用”的对象，或者至少不希望中央政府过早地投入巨大资源去彻底消灭他们，以免影响当地的经济和秩序。例如，一些与后金有贸易往来的商人，或者因为官场倾轧而失势的官员，可能会有不同的盘算。
萨尔浒之战前的“乐观”： 在萨尔浒之战前，尽管辽东战事频仍，但明朝中央政府似乎并未将后金的威胁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许多战役的失利被归咎于将领无能或兵力不足，而非后金本身的实力。这种“鸵鸟心态”也反映了部分精英阶层的认知偏差。

二、 中期：震惊、恐惧与战略收缩

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是明朝与后金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场战役彻底打破了明朝的幻想，让后金的实力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失地之痛”与国家安全的警钟： 辽东大片土地的沦陷，数万明军的覆灭，以及辽东地区无数百姓的生灵涂炭，给明朝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意识到，后金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被碾压的“边患”，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的对手。
恐惧情绪的蔓延： 随着后金一次次在辽东取得胜利，甚至威胁到关宁锦防线，恐惧的情绪开始在明朝内部蔓延。尤其是生活在辽东附近的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或被屠戮，或被裹挟，或逃亡内地，对后金的看法充满了仇恨和畏惧。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悲哀： 明朝朝廷为了应对后金，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招抚、分化等。但这些策略往往效果不彰。更令人扼腕的是，为了弥补辽东的军事空虚，明朝被迫从其他边防线调兵，甚至征调关内民壮。与此同时，一些明朝将领为了自保或牟利，也出现了与后金勾结，或者将后金的威胁淡化的现象，这使得整体的认知更加混乱。
对后金政权的复杂认知： 在恐惧的同时，一些明朝官员也开始审视后金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他们看到了后金在军事组织上的严密（八旗制度），在军事动员上的高效，以及在宗教和民族政策上的“拉拢”。这种审视，虽然带着敌意，但也促使他们开始从更深层次去理解这个对手，而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群“蛮夷”。

三、 后期：仇恨、绝望与复杂的生存考量

随着后金步步紧逼，甚至几次兵临山海关，明朝的生存危机愈发显著。此时，对后金的看法，更多的是被仇恨、绝望和一种复杂的生存考量所笼罩。

民族仇恨的升温： 随着战事的深入和人口的损失，民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后金在占领区实行的一些政策，如剃发易服（虽然这是在入关后大规模推行，但在辽东早期已有迹象，如强制纳贡、人口转移等），在明朝百姓看来，是对其民族认同的挑战。这种仇恨情绪，在明朝灭亡后，尤其是在抗清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统治阶层的分化： 尽管大部分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仍然忠于明朝，但也有一些人因为长期的政治斗争、个人前途的渺茫，或者对明朝统治的绝望，而选择了投降。这些人对后金的态度，可能从最初的敌视转变为顺从，甚至成为后金的效犬。他们的存在，也使得外界对后金的看法更加复杂。
普通百姓的生存选择： 对于生活在战乱地区或被后金占领地区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的看法更多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憎恨后金的侵略和带来的痛苦，但当现实的统治者是后金时，为了活下去，他们也可能被迫接受新的统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而选择“顺从”。
信息传播的过滤与塑造： 到了明末，随着书籍和舆论的传播，对后金的负面宣传也逐渐增多。朝廷和士大夫阶层为了动员民心、巩固统治，往往会将后金描绘成残暴不仁的敌人。这进一步固化了许多人对后金的负面认知。

总结来说，明末时期国人对后金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轻视到重视、从警惕到恐惧、再到普遍仇恨的演变过程。

初期，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边患”认知，夹杂着轻视和战略误判。
中期，萨尔浒之战后，后金的实力让明朝上下震惊，恐惧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成为主调。
后期，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明朝的衰亡，对后金的民族仇恨、对统治阶层分裂的无奈，以及普通百姓为生存的复杂选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后金的更加复杂和深刻的看法，但总体而言，由于其侵略者的身份和战争带来的苦难，负面评价占据了绝大多数。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明朝士大夫对后金军事制度、政治手段的某些“借鉴”式观察，但这种观察是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进行的，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看法。而对于那些选择投降的明朝官员，他们的“转变”并不能代表整个明末国人的普遍立场。

网友意见

嗯，降清的人与坚持抵抗的人对清朝看法是不一样的。黄宗羲与顾炎武早年与晚年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清朝未入关之前与入关后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普遍对清朝的态度类似于拿破仑第二次登陆法国时法国媒体对拿破仑的态度：

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吃人的魔鬼向格腊斯前进→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波拿巴占领里昂→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比如李定国虽坚决主张要“严辨夷夏之防，以中国为重”（《南明史》），但是李定国的主张连自己儿子都没有说服，李嗣兴在李定国死后立刻就投降了清朝。

从正常逻辑而言，一个人天天坚持一个理念，结果连自己儿子都没能说服，这不但是这个人的悲哀，也是这个理念的悲哀。

至于黄宗羲，他晚年对康熙帝一口一个“圣天子”，对清朝一口一个“国朝”，称赞康熙皇帝统治之下是五百年之名世，还在《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中将清军称为“王师下江南”。

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

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

而明末另一位反清大儒唐甄，对清朝的评价更是夸张：

唐子曰：大清有天下，仁矣。

同样，在明末遗民里有人大骂元朝“禽兽”，也有人公开怀念元朝对民众统治的宽松。

胜国（元朝）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五茸志逸随笔》 ·清·吴履震

总的来说，清军未入关之前，普遍舆论就是痛骂后金是夷狄、是禽兽；清军入关后普遍舆论就是盛赞清朝是国朝、圣天子、王师。

尤其明亡之外，从绝对数量而言，像王夫之那样痛骂清朝是夷狄、是禽兽的儒家士大夫是极端少数派，王夫之在曾国藩兄弟追捧之前，知名度在清朝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没多少知道。

而类似黄宗羲晚年盛赞清朝是国朝、康熙是圣天子的士大夫是绝大多数，而且大多很有名。

你愿意相信哪位明末士大夫以及政治人物关于清朝的言论能代表当时的“民意”，完全看你自己价值取向。

其实元朝灭亡后，怀念元朝的舆论也挺多的。

明末人概念里没有起义一说，就是流贼，一异质文明更是胡扯，古代的中国大一统王朝本来就是有两面性的，华夏和蛮夷兼而有之，一块硬币的两面 ，但还是一块硬币

在明清鼎革之际，当时的明、清、朝鲜、日本、西方人等均认为明是中国，清是相对于中国的另一个国家，其入关消灭明朝，就是中国的亡国。而以李顺为代表的汉族农民起义是中国国内的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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