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的魏忠贤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评价会有差别?

回答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堂腐败,而在这其中,魏忠贤无疑是那个最为臭名昭著的名字。提起他,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权欲熏天、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对魏忠贤的评价并非铁板一块,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复杂因素在起作用?

要了解魏忠贤,我们得先梳理一下他发迹的脉络。他出身贫寒,早年甚至曾为了生计而沾染赌博,欠下高利贷,人生起步可谓是相当“卑微”。为了摆脱困境,他选择了净身入宫,成为一名太监。这个选择,也注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与常人截然不同。

在宫中,魏忠贤起初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他靠着自己的机灵和迎合,一步步攀附权贵。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他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走得近。客氏在宫中地位特殊,她对魏忠贤的提携,可以说是他平步青云的敲门砖。有了客氏的庇护,魏忠贤得以接近年轻的皇帝,并逐渐掌握了皇帝的宠信。

明熹宗朱由校是个对朝政毫无兴趣、沉迷于木工和玩乐的皇帝。他将朝政大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身边的太监,而魏忠贤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凭借着口才和心机,迅速成为了朝堂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为什么评价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评价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史书的记载角度、作者的立场以及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1. 官方史书的定罪:
在明朝灭亡后,清朝修撰《明史》时,将魏忠贤定性为“阉党”的首领,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出于“正统性”的需要,清朝统治者自然要将前朝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像魏忠贤这样的奸臣,以凸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明史》中对魏忠贤的描述,充满了负面色彩,将他描绘成一个残暴、贪婪、铲除异己、迫害忠良的典型奸臣。

具体罪状的描绘: 《明史》等史书详细记载了魏忠贤如何结党营私,培植亲信,形成庞大的“阉党”势力,几乎掌控了朝廷的各个部门。他如何通过严刑峻法,恐吓和陷害正直的大臣,如东林党人。例如,他设立西厂、东厂等特务机构,大肆逮捕、审讯、处决异己,制造了许多冤案。他的党羽遍布朝野,从中央到地方,无一不受到他的控制。他对皇帝的蒙蔽和操纵,也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使得皇帝对朝政一无所知,只听信魏忠贤的谗言。

2. 一些人的“现实主义”评价:
尽管官方史书对其口诛笔伐,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在某些特定时期,或者在某些人眼中,魏忠贤或许并非全然是负面形象。

维护统治的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熹宗时期,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东林党等清流派虽然在道义上占优势,但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有时也显得“书生气”过重,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统治集团。而魏忠贤及其阉党,虽然手段不光彩,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压制住党争,维持了表面上的“秩序”。对于一些更看重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而非政治清明的人来说,魏忠贤或许被视为一个能够有效执行皇帝旨意,维护统治的工具。例如,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魏忠贤的手腕确实比一些犹豫不决的文官要“果断”一些。
早期对社会的“稳定”: 也有说法认为,在魏忠贤掌权初期,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他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作用。但这更多是一种事后拔高的解释,难以掩盖其后期罪恶。

3. “好事”的曲解与“坏事”的叠加: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一个不断被重塑的过程。对魏忠贤的评价,也受到当时政治气候、权力斗争以及信息传播的影响。

“坏事”被放大: 魏忠贤的罪状非常多,而且性质恶劣,如迫害忠良、贪污腐败、制造冤狱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当他倒台后,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归咎于他,他的罪行也因此被无限放大,成为所有黑暗的化身。
“好事”被掩盖或忽视: 有没有魏忠贤“做过”的好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他的权力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明朝政治体制的破坏之上的。即使他在某些具体事务上有所“作为”,也很难洗刷他整体的罪名。更何况,由于他本人的品行和行事风格,即使是“好”的事情,也常常被认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为之。

魏忠贤的最终结局:

魏忠贤的权势到达顶峰时,可谓是权倾朝野,无人敢惹。然而,这种权势的终结来得也同样迅速。随着明熹宗朱由校的驾崩,崇祯皇帝继位。崇祯皇帝年轻有为,对魏忠贤的专权早就深恶痛绝。他采取了雷霆手段,迅速剥夺了魏忠贤的权力,并将其定为罪犯。

在被贬往凤阳的路上,魏忠贤自知罪不可恕,最终自缢身亡。他的党羽也纷纷被清算,一时间,“阉党”土崩瓦解。

总结一下,评价魏忠贤之所以会有差异,主要原因在于:

史书的立场与目的: 清朝官方史书为了巩固统治,必然将其描绘成罪大恶极的奸臣。
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在一个充满党争和政治斗争的时代,一些政治派别可能会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对魏忠贤进行一定程度的“辩护”或“辩解”。
评价标准的演变: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政治清明、官员品行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
“妖魔化”的倾向: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奸臣形象,人们容易将所有政治上的黑暗都归结于他,从而形成一种“妖魔化”的评价。

归根结底,魏忠贤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凭借个人权谋和对政治机会的精准把握,得以掌控朝政并造成巨大危害的人物。他的存在,是明朝政治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其罪名之多、危害之大,也使得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宦官奸臣之一。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对他的评价角度略有不同,但其主导的政治黑暗和对朝政的破坏,却是历史公认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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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为了打消某些键盘政治侠什么政治平衡论的瞎扯,简单说一下好了。

首先,熹宗重用魏公公不是什么政治平衡,而是因为魏公公在熹宗少年时就伺候自己,给的酬报。


明熹宗任用、重用魏公公,不是天启改元之后,而是泰昌元年他爹死后不久。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庙登极,拟册立先帝为东宫。是时逆贤尚列库衔,暗与客氏深谋,遂相与刻意拥戴王太监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无不可者,遂充东宫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酌中志》
谦于嘉靖四十一年选入,历升内宫监总理,又皇贵妃郑娘娘下宫人林廷宫女,谦所侍也,最有时道,凡逆困乏,谦每资助之。徐贵又在京具揭先监处,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法,亦赖谦救止之。贤自此在甲字库渐裕,掌库李宗政,贤之前辈也。光庙在青宫淡薄,先帝既诞之后,生母才人王老娘娘无人办膳,贤遂夤缘入宫,办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绍引进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监安名下,光庙久宠信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魏朝朝夕誉贤,安为朝所惑,颇信之。————《酌中志》

通过这两段史料,我们可以看一下,魏公公在1620年八月光宗登基的时候,他不过位列甲子库库衔的宦官,之后因为曾给熹宗生母王才人和小时候的熹宗办过膳的关系,在王安、客氏的安排下,充所谓的东宫典膳局官。

以御马监太监魏进忠提督宝和三店。————《明熹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条

光宗死后不久,1620年9月24日,熹宗就命魏公公提督宝和三店。

逆贤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笔,凡不识字而躐跻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张明、先帝时魏忠贤、孙暹、王朝辅五人而已。————《酌中志》

泰昌元年冬,即1620年冬,魏公公就晋升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及先帝即位数月,二人因宠渐相冒嫉,于乾清宫暖阁内醉骂相嚷。时漏将丙夜,先帝已安寝,而突自御前哄起,司礼监掌印卢受、东厂邹义、秉笔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等皆惊起。是时逆贤已升秉笔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国臣升乾清宫管事掌兵仗局,并跪御前听处分。————《酌中志》

还不光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公公还兼掌惜薪司印,可想而知,魏公公的重用,不是因为什么YY的阴谋论,只是因为他从熹宗小时就侍奉他,熹宗登基之后,魏公公作为潜邸旧侍,熹宗给他的回报而已。

比如,天启元年正月,御史王心一参劾魏公公,就说

再则谓魏进忠侍卫有功

很明显,就是说的熹宗之所以褒奖魏忠贤,是因为魏公公在青宫时就侍自己有功而已。

天启初年逆贤即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督宝和等店,天启三年十二月掌东厂印,前后奖敕数十道,温旨无算。————《酌中志》

天启三年十二月,即1623年12月,魏公公又兼掌东厂,除了一个尚膳监不明外,魏公公已经是总督东厂官旗办事、兼管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印务、提督宝和等店,司礼监秉笔太监了,名义上只低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从以上史料就可以看出,熹宗重用魏公公,不是什么打击东林,搞政治平衡。而是出于对从小养护自己的奶爸的回报。

诏以太监王体乾、宋晋、魏进忠等青宫旧劳————《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条

看见没,是青宫旧劳!

实际上,熹宗对魏公公的感情,在熹宗给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圣旨中透露的淋漓尽致!

奉圣旨:朕览卿等奏,顷因杨涟疏论魏忠贤,以致诸臣渎奏,殆无虚日,朕岂不闻不见,佯为不知。而不深究,盖已内洞劳臣之心,欲外全宪臣之体。况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行迹,独此人耳。今乃被杨涟指摘牵诬,而大小臣工又随声附和,纷纷渎扰。念事事皆朕亲裁,有何专擅?有何疑忌?只枚卜点陪一节,其余虚实可概见矣。且杨涟此举,必非无因而发,卿等或见其肺肝也。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贤今昔之劳,辄以浮言听其所请乎?至于内操一节,祖宗以来相沿颇久,侯朕谒陵等项礼毕,便即停止。惟今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元老股肱,平章任重,自与廷臣所为不同,卿等还宜亟为调剂镇定分嚣,诸臣附和猜付之疑,以副朕凭籍倚至意,该部院知道。————天启四年六月十一日《论魏太监事情揭》

这是什么感情,就是感激奶爸的感情!

所以,熹宗重用魏公公,和什么政治平衡,什么打击东林没有关系,因为东林在外廷的众正盈朝,并未能影响到魏公公在内廷的盈朝,也未能阻止魏公公一步一步从提督宝和三店到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再到总督东厂官校办事!


另外,为了彻底打破某些键盘政治侠的YY,再说一下,魏公公的上台,本质上是明代监(司礼监)阁(内阁)政治的体现,即内阁与司礼监合流,进而掌握六部科道,从而控制朝廷。

有些人老是YY什么杨涟上疏导致熹宗对付东林,其实,只要多分析史料,就可以看出,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后,熹宗的处置是十分有弹性的,并没有彻底撇开东林,相反,对于东林人士,仍然好言抚慰,并加重用。

杨涟的二十四罪疏,是天启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的(刘若愚《酌中志》),但疏上之后,熹宗迟迟不下发至内阁票拟,按叶向高的说法

今日发下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本,为左副都御史杨涟参论,自请罢斥,奉有传谕拟票进呈。其杨涟本已逾两日未蒙发下。————天启四年六月初二日《回奏魏太监本揭》

在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魏公公马上上奏了一篇《孤臣憨直招言,谨辞东厂》疏,请求辞免东厂,熹宗在天启四年六月初二日传命内阁温旨票拟魏公公的奏疏,然而杨涟的奏疏,熹宗却迟迟不肯发下,所以,叶向高恳乞熹宗,

请其杨涟原奏本仍望检发,容臣等参详拟议,听皇上裁决批发施行。————天启四年六月初二日《回奏魏太监本揭》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魏公公被杨涟参后,曾去找次辅韩爌求解,被韩爌所拒,又找到了魏广微来拟旨。

疏入,忠贤亦惴惴惧祸,欲结辅臣韩爌为之地,爌严拒。不得已,泣诉御前,客氏又从中委曲调护,遂令魏广微条旨。————《先拨志始》

实际上,这道谴责杨涟的圣旨,是熹宗命司礼监文书房太监传谕内阁的,

杨疏上,上震怒,传谕内阁:杨涟本内妄论诸款,俱系无根蔓词。内论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乃宫壶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由透知?逞臆猜忖,屡屡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朕自嗣位以来,日夕兢兢,谨守我祖宗成法,惟恐失坠。近年所行,不过申明旧典,未敢过行一事。其祖宗法度,十分未行其二三。杨涟曾被论劾,托病回籍,骤升今职。不思洁己,妄指宫禁,欺侮朕躬,屏逐左右,姑不深究。以后敢有尾论的,国法宪典仍存,绝不姑息,拟旨来。阁臣润饰以进,旨下九卿科道。————《蘧编》

从叶向高的描述就可以看出,这是熹宗的意思,传谕过后由内阁润色,下发给九卿科道官。而润色后下发的圣旨,和这个传谕内阁的原本没什么太大差别,附上可以对比。

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淂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欵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淂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四年六月初三日条》

这道严旨虽然指责杨涟,但弹性非常大,因为在最后,熹宗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对杨涟的上疏不进行追究,实际上,当时很多东林人士上疏弹劾魏忠贤后,熹宗所下旨意多是不进行追究。

比如熹宗对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弹劾魏忠贤的批示

天启四年六月初七日,奉圣旨:杨涟本奉旨已明,如何又来渎扰?朕御下严明,朝夕左右,岂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谓朕何如主?好生不谙大体。念系言官,且杨涟倡首,已置不问,姑不深究,该部知道。————《奏为宪臣逐奸之论甚正,朝廷辨恶之法宜明,谨循职掌,合词共答,恳乞皇上即敕究处,消弭隐祸,以安人心疏》

如对福建道监察御史李应昇的批复

天启四年六月初七日,奉圣旨:已有屡旨,如何又来渎扰,姑不究,该部知道。————《题为罪珰巧于护身,明主不宜分过,谨直发其欺君之罪,以仰祈圣断疏》

对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尊素的上疏批示

天启四年六月初九日具题,奉圣旨:已有旨了,不必渎扰,该部知道。————《题为舆情不可不孚,圣断不可不蚤疏》

还有如对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的批复,魏大中的《合词请纳宪臣之忠,以除逆珰疏》中,再次提到了宫闱秘事,熹宗刚开始是要严惩魏大中的

适蒙发下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等本,该文书官王敏政、翟国祯等传奉上传:这事情屡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长子连日用药,朕心焦念。乃纷纷激恬,全不体念君父,成何臣子?为首的着降三级调外任用。又奉上传:宫闱严密,外廷何得妄生猜疑,必有教唆,通同情弊,为首的还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究问。————天启四年六月初五日《回奏拟魏给事本揭》

魏大中的这道奏疏是天启四年六月初五日所上的,熹宗看到这道奏疏之后大为震怒,一连两次上传内阁,要把为首的送镇抚司究问,降三级调外。在叶向高调节护救之下,熹宗的圣旨改为

天启四年六月初七日奉圣旨:这事情屡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长子连日用药,朕心焦念。乃纷纷激恬,全不仰体,岂是臣子分义。且宫闱严密,何得妄生猜疑,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其余的姑不究,该部知道。————《合词请纳宪臣之忠,以除逆珰疏》

杨涟、袁化中、李应昇、黄尊素、魏大中这些人,都名列东林前六君子、后七君子之位中,如果熹宗真在杨涟上疏之后就像某些人YY的对东林动了杀心,岂会对他们不进行追究?

再来看看熹宗对吏部尚书赵南星奏疏的批复

天启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圣旨:卿忠清公正,朕所深知,倚眷正殷,何可言去?近来议论繁杂,邹维琏一事牵扯多端,殊非政体。卿部鉴别人才,既云是非甚明,不必会看。左光斗、魏大中等都着安心供职。汪文言父事王安,改名冒官,拨弄贤愚,荧惑视听,本当伽号示众。姑从轻着锦衣卫拿来午门前,着实廷杖一百棍,隔了职为民,永不叙用。亦不许潜住京师。以后再有挟私挑激,扰乱公论的,卿便指名参来重处。部务繁重,会推大选耽误已久,卿宜遵旨,即出视事,勿再延,该衙门知道。————《恳祈圣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从好言安抚赵南星,并让左光斗、魏大中安心供职来看,很明显,熹宗并不想对东林大打出手。

天启四年八月,左都御史孙玮死后,曾推左副都御史杨涟署印

时推杨涟署印,不报。御史李先春请总宪简推召望,以给事中陈良训疏补总宪。谕取在朝俸深者,意户部尚书李宗延也,故先春及之。————《梁本明熹宗实录》天启四年八月初一日条》

杨涟虽然没能署掌都察院,但接替孙玮掌都察院的,仍然是被列为东林的高攀龙!

总宪员缺,举朝共推先生,先生恳辞曰:太宰是房师,可与门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冦乔公、左司冦饶公皆正人也,而饶公资俸深受杖更惨,可越次用某乎?又劝推冯少墟太宰亦以为然业注饶矣。而河南道袁化中坚执不从,卒以先生名上,次日得旨。先生益局蹐不自安,具疏曰:都御史者,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之事皆得言之,臣工之邪皆得纠之,然而世习之渐靡难言矣。臣子不真心为国家,不真心修职业,悠悠忽忽,则有难振之气,以请托为固然,以货赂相结纳,则有难洗之习。升迁壅滞,仰屋书空,则有难定之志。谬同异为是非,误爱憎为好恶,则有难清之见,无端而起畛域藩篱,无端而起弓蛇鬼豕,则有难调之情,所以难者,皆缘人必各有阴私,故各成隔碍,必居此位者,自心先无阴私,而后可销人阴私,自心先无隔碍,而后可通人隔碍。至御史簪笔朝端,公论之明,晦由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系之,必为之长者联为一体,萃为一心,惟君国之是殉,毋身家之苟营,而后可宏济于艰难。今者,大计在近,巡方之使当使循良之麟凤,悉耀光明贪残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困穷四海,灾荒孑遗尚获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职,即都御史之失职,此之关系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当之,是易所谓覆餗□也。疏上,不允,乃就职 。————《高子遗书》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杨涟的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并没有造成熹宗和东林的决裂,熹宗依然在任用、重用他们,让他们安心供职!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熹宗用魏公公下大旗打击东林这种说法。


那么熹宗是为什么和东林彻底闹翻的呢?是因为天启四年九月发生的晋抚(即山西巡抚)之争,刚开始会推的是郭尚有,但在吏部尚书赵南星的操作下,最后推的是谢应详。之后,御史陈九畴弹劾谢应详昏聩,魏大中朋比,引发了魏大中与陈九畴的互劾。而身为东林之一的黄尊素,在这个时候认为东林不该树敌过多,

晋抚缺,其乡人共推郭尚友,冡宰、吏垣不听。公曰:新昌入铨,难端未己,今晋抚又违乡人之好,抵巇投隙,难将复至。————《黄忠端公神道碑铭》

这时候,黄尊素已经清楚的看到了危险迫在眉睫,但实际上,熹宗这时候是站在东林这里的,看一份熹宗的圣旨就能知道

天启四年九月三十日,奉圣旨:谢应详着赴任已有旨了,该部知道。————《特表晋抚之生平以祈圣鉴疏》

如果这时候熹宗就动了要搞东林的心思,那万万不会在给魏大中的圣旨重说已经下旨让谢应详去赴任了。

但天启四年十月发生的事让整个政局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内阁大学士魏广微颁历迟到事件。

是月,阁臣魏广微失仪被纠。广微以认宗通内自称为姪,遂怙势偃蹇。会初一日颁历不到,又庙享行礼来迟,于是诸给事御史魏大中、许誉卿、李应昇等合纠之,广微因益走内思得而甘心焉。盖先是忠贤虽横,犹惮外廷也,自广微合而阉遂借外廷以攻外,焚原之势于是乎不可复弥矣。————《启祯两朝剥复录》

刘若愚则比较清晰的写了魏广微彻底倒向魏忠贤后,如何与魏忠贤相通

按南乐相公之通内也,实自天启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庙迟误,被台省参劾,遂生生逼上阳关路,始与逆贤通焉。凡有书札,皆用阁揭摺子,亲笔行书,外贴南红纸签,题曰:内阁家报,钉封钤曰:魏广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识画花押,差心复官人赍送逆贤直房,系李朝钦收掌,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念与逆贤听,各命家下官人照将姓名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酌中志》

魏广微被参后,与东林为敌这一点,夏允彝也有描述

阁臣魏广微以颁历失朝,台臣李应升纠其应杖脊,而广微愤甚。先是,南星自以老病,请时免其入朝,得专心职业。于是,广微谓冢臣自请免朝不之罪,而阁臣一失朝即杖脊,何不平至此!挟愤与忠贤通,尽逐诸臣。————《幸存录》

正是因为魏广微的投靠,使得晋抚一案完全翻转。

首先,晋抚一案交由吏部、都察院再进行会议

天启四年十月初九日奉圣旨:既有旨看议,不必烦陈,该部知道。————《敬剖台臣失实之言以祈圣鉴疏》

其二,熹宗下旨谴责各官

吏部、都察院接出圣谕:日以封疆多事,兵饷不充,寇攘灾荒,时复见告。朕每览文书,深用忧惕。因念朝廷设官分职,赖以宣力分猷。今大小臣工布满班列,忠勤任事,岂曰乏人?悠忽旷官正自不少。至于章奏条陈,辄鬦靡冗长,批览不暇,乃大利大害,每擘画不前,小嫌小疑,便攻讦不已,亦且蹊径岐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挤排。大臣顾惜身名,动思引去,小臣占望风气,依违自全,聀掌不脩,政事堕废,坏我国家,莫济时艰。朕思尔等叨受爵禄,自当图効勤劳,何乃比肩立朝,不思同心报国,当繇纪纲,结党狥私,以致于此。特谕诫尔等,从前咎愆悉与湔洗,尔等其各涤虑深思,更絃易辙。目前军国大计,安攘远猷,各宜悉心建明,恊谋补赞各便中外实心干济之臣淂以一意展布,随事奏功,民困侵苏,闾阎安堵,夷氛靖熄,疆宇廓清,朕淂以舒忧宵旰,尔等亦获表 勳名。若乃积习因循,罔知惩艾,党同伐异,狥私㓕公,以致人才沮废,国是日非,讵惟自沾生平,亦且上负君父。朕奉祖宗成法,照察不私,罪状既明,黜辱不贷,决不姑息,著吏部、都察院传谕各衙门,一体严行申饬,毋淂视为具文,特谕。————《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四年十月初九日条

这条圣谕不知是否为内阁所拟,但以此为界,之后确实是东林倒台之始。

天启四年十月初八,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奉旨会议陈九畴晋抚一事,会议的结果,是台臣(即陈九畴)论人失实,然而十月十二日,熹宗却一反前态,严旨指责魏大中,

有旨: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会推,以朝廷封疆为师生报德。夏嘉遇、陈九畴奏揭纷嚣,成何政体?各降三级,调外任用。你部院大臣奉旨看议,何必含糊偏比,委曲调停,以后还著遵奉新谕,一体申饬。如有仍蹈前辄,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的,一併重处。————《启祯两朝剥复录》

在这种情况下,吏部尚书赵南星于天启四年十月十四日上了一道《奏为年老智昏认罪求去疏》————《赵忠毅公文集》

而熹宗对赵南星的批复,也一改前态,准其离去

奉旨:“御史初上疏,当即出一言,何至于纷嚣?及有旨会看,卿自不公忠,为人调弄。况向日经筵,朕亲睹失力,岂望澄清吏治?既年老引咎,著回籍调理。”————《先拨志始》

而左都御史高攀龙也上了一道《自请罢斥疏》,疏上,批复

奉旨:“总宪为风纪重臣,自当秉公执法,卿既无私,何乃师友偏比,不肯从公会看?”又旨:“幼冲字样,任情那改,非欺而何?即求罢,著回籍调理。”————《先拨志始》

而且,据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所说,给魏大中、陈九畴的圣旨没有经过内阁的手,而给高攀龙的圣旨,内阁票拟之后又遭御笔改动。

会吏部尚书赵南星、都御史髙攀龙以谢应祥事为奸党所讦,踉跄去国,爌上疏言:一日而去两大臣,臣民失望。且御批径发不复到阁,攀龙一疏经臣票拟,又蒙御笔改移,大骇观听。有诏切责。————《东林列传.韩爌传》

而且,据《三朝要典》所载,当时上这道奏疏救赵南星和高攀龙的内阁中不只是韩爌、朱国桢(大部分史料只记这两人)还有臣(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然而,通过对比史料,就知道,这道给韩爌的奏疏,其实就是魏广微所拟。

初,南乐欲专政,遂于告病之际,求逆贤密奏,先帝特谕,分票商量,又引世庙时"必不敢如此"等语。————《酌中志》

这道所谓的“必不敢如此”灯语的圣旨,就是魏广微所拟,下发给韩爌等救赵南星、高攀龙的圣旨,圣旨原文如下:

祖宗设立会推会看,原非为师生植党比。今冢臣及宪臣附和依违,全无公论,知有情面不知有朝廷,或世庙时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调已示薄惩,卿等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过生猜忖,致滋烦扰纷嚣,还遵前旨行。————《三朝要典》天启四年十月戊戌条

这里面还不仅仅实魏广微依附的问题,顾秉谦自不用说,就是朱延禧,也已经有了倒向魏忠贤的姿态。

据大学士朱国桢所言

时山西巡抚缺,已拟郭尚友,改推谢应祥。谢曾为嘉善令,首垣经识拔者,御史陈九畴方外转,窥皆以门墙为言。诏停应祥,另推选郎,首垣夺职,责太宰及先生阿比。余惊曰:部院待皋,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睁目曰:谁免?谁免?盖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畴留用,朗先直追赃四十八万,凡蒲州原拟,改之至尽。盖皆两人潜改潜送,屡黜员外郎徐大化又伏内幕润色,动千百言。————《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先生墓志铭》

随后,魏广微又拟了一道圣谕,按刘若愚所说

其年冬(天启四年冬),南乐魏相公密与贤一稿,贤付永贞著誊奏施行,其中有"元凶已放"四字。累臣问"元凶"指谁,永贞曰:你快写罢,今厂爷在御前立等要奏哩!累臣叹曰:人臣已去,为甚还派他这样名色?永贞曰:你到大殿内替老赵解解。————《酌中志》

魏广微草拟了一道圣谕,内有“元凶已放”四字,刘若愚还问过李永贞,元凶是谁,被李永贞嘲笑,你可以去大殿内给老赵(按指原任吏部尚书赵南星)解释解释。

圣旨原文如下

吏部、都察院接出圣谕:
朕绍承大统,四载于兹。值军旅顿兴,封疆未谧,兼天灾踵至,五穀不登,致海内萧条,民生困苦。所望君臣一体,上下同心,登进贤仁,讲求兵食,奠中国以御夷狄,脩人事以补天工,每食寝不宁,焦劳罔恤,未淂安攘之道。乃尔等大小臣庶,望享国家之报,靡怀君父之忧,内外结连,呼吸相应,盘据要地,把持道津。念在营私事啚颠倒,诛锄众正,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迩来以恣行愈甚。忠贤皆为觧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而后快,其罔上之心,抑思人尽缄口,然后满其无将之愿欤。朕前已有特谕,备极详明,如何大小群工视若弁髦,全不遵信?幸天启朕心,豁然顿悟。近御史陈九畴令看议书,乃国是攸関,辄任情轩轾,法纪所係,谬与调停。统均之道既垂,风宪之猷更失,因是以思从前所为,皆是欺瞒。但遂营谋之私,不顾肺腑之见。今元凶已放,群小未安。或公为党救,或妄肆猜忖,本当根枝尽拔,彻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讵可骤施,谕尔徒众,姑与维新,洗涤胃肠,脱换胎骨。果能改图,仍留任用。如有怙终稔恶,嫉夫善类,甘为指纵之鹰犬,罔虑贻遗之祸患,朕将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袭姑息之政矣。凡兹百辟,咸使闻知,特谕。————《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条

按照今人苗棣《庸人治国——魏忠贤专权研究》所述

这一特别上谕,是天启朝政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原来高踞庙堂之上、声威赫赫的东林君子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祸国殃民、死有余辜的国家公敌。

在这种情况下,韩爌、朱国桢的黯然离去,导致东林在御前(司礼监)和外廷(内阁)都没有了可以继续讲话协调的人,接着就是杨涟、左光斗倒霉。

时各衙门奉旨会推吏部尚书,署部事左侍郎陈于庭等以资望所属,列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名推上。
圣谕曰:吏部、都察院浊乱已久,失祖宗设立初意,朕已屡谕更改,如何此次会推仍是赵南星拟用之私人?显是陈于廷、杨琏、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三凶既倡率于前,谁敢不附和于后?又会推职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况近日杨琏既曾亲接圣谕,今值会推之日,岂可佯为不知,怙恶不悛,注藉躲闪。又前与高攀龙会看陈九畴之事,党比不公,颇属杨琏、左光斗张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奸,冥顽无耻。陈于廷前奏,从来会推吏科河南道概与画题,袁化中不无扶同情弊。陈于庭、杨琏、左光斗俱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著革了职为民,仍追夺杨琏、左光斗诰命。计典期迫,吏部即将堪推尚书、都察院的,不拘现任、在籍,多会举六七员或七八员,各开写履历职名来看,该部知道。————《两朝从信录》

对杨涟、左光斗的处分是在天启四年十月的己酉,即天启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即颁布魏广微草拟的这道彻底改变朝政局势的圣谕五天之后。


从以上史料就可以看出,第一,东林的下台,不是所谓的什么熹宗下大旗,搞平衡,相反恰恰是内阁与司礼监勾结的结果,这里东林最大的失误是彻底把魏广微逼到魏忠贤一边,而魏广微又献计分票,魏公公利用自己对皇帝的影响同意分票,从而导致原本东林占有优势的晋抚一案彻底失势,而被熹宗一同贬斥的陈九畴,不久之后就被召回,并担任保定巡抚一职。


实际上,早在明末就有人怀疑,是什么导致了熹宗如此的行为,

文秉就说:

以熹宗一人之身,亦前后若两截焉————《定陵注略》

刘若愚也说

天启甲子冬,河南献宝玺。后魏相国广微等交通逆贤,大工兴后,崔御史呈秀等接续布阱。凡先帝一应长旨意、长圣谕,迥与癸亥以前文气不同,人颇骇异。时通内导逆诸臣,大布谣言于外曰:涂文辅是秀才出身,赵鸣阳入幕在内。南北传播,人多信以为实。————《酌中志》

他们都怀疑,同样是熹宗一个人,前后如何会迥然不同,判若两人。

这里当然有诱导的因素,比如魏广微

魏广微深恨众人之纠劾也,揣忠贤以应山衔大中等,因欲借刀剪除,遂与比周密谋。以党者,人主之所恶也,乃谮于上曰:“杨、左、袁、魏,与在朝诸臣蔑主冲幼,结党擅权,不尽窜杀,无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轻蔑之心。”上意遂移,忠贤得以肆行排陷。初犹挑激上怒,传奉票拟,继则从中发票语,付阁誊进。广微在其门下,初称宗弟,后称宗侄,内外交通,而缙绅之祸始烈。————《先拨志始》

比如魏忠贤公公

比至天将明,仍复全到。是日该正秉笔直房,亦查看一周,每晨奏先帝览文书。时逆贤、永贞、元雅、文辅,先将应处应点姓名及应改票帖俱托体乾口奏,曰:万岁爷某系门户,该处某票某字当改,或从臾。先帝御笔亲改,惟梁栋不经管魏广微、崔呈秀等事。而逆贤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不轮流该正,然颇有记性,只在御前赞扬附和,植党徇私,或危言冷语挑激圣怒。————《酌中志》

实际上,这种手法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会。


但最主要的还是明代的监阁政治,即司礼监结合内阁,控制六部科道,进而掌控朝政,当然还有一点是皇帝的信任。熹宗对魏忠贤自始至终都是信任的,因为弹劾魏忠贤不是天启四年五月杨涟挑的头,早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了,而熹宗的处理方式也是把锅往自己身上扣,如果不是信任,不可能如此。

其实,通过司礼监与内阁结合,进而掌控朝政的,也远不是天启末的魏党一例,最出名的,就是万历初的冯保与张居正了,高拱堂堂内阁首辅兼掌吏部,和冯保不对付,照样败在冯保和次辅张居正手里,更别说区区杨涟一个左副都御史了。冯保、张居正联合,迎来的是为期十年的张居正时代,魏忠贤、魏广微(顾秉谦)联合,迎来的就是两年多的阉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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