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那些为文革翻案洗白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理解您想深入了解文革翻案洗白者思想根源的诉求。这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话题，涉及历史、政治、个人经历、情感以及对国家未来的看法等多个层面。要详细阐述，需要剥离掉一些非本质的论述，专注于他们可能持有的核心观点和动机。
首先，要明白一点，所谓“翻案洗白”的说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以及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研究的人来说，“翻案”和“洗白”往往被视为对事实的歪曲和对受难者的不尊重。而那些被贴上“翻案洗白”标签的人，他们自己可能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他们在“重新审视”、“纠正偏差”或者“还原历史真相”。所以，要理解他们的想法，首先要尝试放下我们对这个词的预设含义。
他们的想法，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1. 对“改革开放”初期定论的不满或质疑：
认为定论“一笔带根号”不够全面，掩盖了“积极面”。 很多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定了文革的错误，但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笔抹杀”的方式，将文革的许多方面都视为负面，而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积极探索”或“某些成果”。他们可能会强调，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绝对的黑与白，文革期间也可能出现了一些在特定领域（如某些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基层组织建设等）的“亮点”，或者说当时人们的出发点是朴素的、革命的，只是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他们认为，完全否定意味着对那个时代参与者（包括一些普通群众和干部）的努力和付出也是全盘否定，这不符合历史的复杂性。
认为定论是为了政治服务，而非完全客观。 这部分人的观点往往更加政治化。他们可能认为，当时的定论是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巩固新的领导地位，而不是真正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可能会引用一些当代的政治理论，或者结合中国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模式，来论证“定论”本身就带有政治目的性，因此值得再次审视。他们可能认为，真正的“实事求是”应该包括对文革各个方面的重新评估，而不是被一个既定的官方结论所束缚。
2. 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担忧，并试图从文革中寻找“解决之道”（尽管这种寻找可能非常扭曲）。
怀念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平感”或“集体主义精神”。 尽管文革造成了巨大混乱和破坏，但一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当年受到“造反派”鼓舞或曾经是其中一员的人，可能怀念当时那种似乎消除了贫富差距、人人平等参与政治讨论（即使是以极端的形式）的氛围。他们可能认为，现在的社会过于“功利化”、“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他们可能会选择性地放大文革时期强调的“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革命乐观主义”等口号，认为这些精神特质在当下社会已经丢失，而文革的某些方面（比如群众运动的活力）是值得借鉴的，只要“方向正确”、“领导有力”。
认为现在的“腐败”和“特权”是文革的“矫枉过正”。 这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但确实存在。他们可能会认为，文革时期对“走资派”和“黑五类”的打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反击”。虽然文革的方式是错误的，但其“打倒贪官污吏”、“反对特权”的初衷，他们认为在当前社会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他们可能认为，现在一些干部腐败现象严重，社会不公，正是因为当年对革命的“纯粹性”和“群众监督性”的削弱，所以他们才会试图从文革的某些“激烈手段”中找到“治本”的药方。
对“西方价值观”或“自由化思潮”的反感。 这部分人往往对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持警惕态度。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思潮的渗透会动摇中国的政治根基和意识形态。而文革，在他们看来，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抵制“修正主义”和维护自身政治纯洁性而采取的一种极端措施。他们可能会认为，文革的某些批判精神，比如对“帝修反”的警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反击错误思潮”的作用。
3. 个人经历和情感因素的投射：
自我辩护与身份认同的维护。 许多当年积极参与文革，甚至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困境。为文革“辩护”或者“翻案”，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行为进行辩护，维护自己的历史身份和政治价值。如果承认文革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前半生可能就充满了荒谬和罪恶。因此，他们会努力寻找文革中“正确”的方面，或者将责任推给少数“坏人”，以减轻自身的罪责感和历史包袱。
“红卫兵情结”或“革命理想的幻灭与回归”。 一些当年年轻气盛、怀揣革命理想的红卫兵，当他们进入老年后，可能会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中似乎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和权力。这种理想的幻灭感，会让他们回顾文革时期，试图从中找到那种曾经的“纯粹”和“激情”。他们可能会把当年那种狂热的激情误认为是真实的理想，并试图在历史的翻案中找到曾经的荣光。
亲历者对复杂历史的个人化解读。 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个体经验组成的，而个体经验又是主观的。即使是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人的亲身经历可能并非全是负面的，他们可能在文革中得到了某种“解放”或“机会”，或者他们看到了身边某些积极的改变。这些个人化的、局部的经验，如果被放大和选择性呈现，就可能成为他们为文革“辩护”的依据。
4. 认知偏差和信息茧房的影响：
选择性记忆和认知失调。 人们在面对不愉快的回忆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性记忆，只保留那些符合自己期望或能减轻心理负担的部分。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选择性地记住当时的一些“壮举”、“进步”或“友情”，而忽略那些残酷、荒谬和破坏性的事实。
信息茧房和社交圈影响。 在一些特定的社交圈子和网络空间里，存在着一种“信息茧房”效应。如果一个人长期接触的都是倾向于为文革“辩护”或“洗白”的信息和观点，那么他很容易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认知，从而形成一种“为文革翻案”的共识。
总结来说，那些为文革“翻案洗白”的人，他们的想法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
政治层面： 他们可能对现行的历史定论不满，认为其不够全面或服务于政治目的。
社会层面： 他们可能担忧当下社会的某些问题（如腐败、不公、精神空虚），并试图从文革的历史经验中找到某种“解决之道”，尽管这种寻找往往是片面和扭曲的。
个人层面： 他们的经历、情感以及对自身历史定位的考虑，是影响他们观点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包括自我辩护、对理想的怀念、或者仅仅是对复杂历史的个人化解读。
认知层面： 选择性记忆、认知失调以及信息茧房效应，也可能让他们在接触历史信息时，倾向于接受那些符合他们原有认知或情感需求的解释。
理解他们的想法，并不代表认同他们的观点，而是尝试去分析和解释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想法的心理机制和逻辑起点。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避免简单粗暴的标签化。
首先，要明白一点，所谓“翻案洗白”的说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以及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研究的人来说，“翻案”和“洗白”往往被视为对事实的歪曲和对受难者的不尊重。而那些被贴上“翻案洗白”标签的人，他们自己可能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他们在“重新审视”、“纠正偏差”或者“还原历史真相”。所以，要理解他们的想法，首先要尝试放下我们对这个词的预设含义。
他们的想法，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1. 对“改革开放”初期定论的不满或质疑：
认为定论“一笔带根号”不够全面，掩盖了“积极面”。 很多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定了文革的错误，但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笔抹杀”的方式，将文革的许多方面都视为负面，而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积极探索”或“某些成果”。他们可能会强调，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绝对的黑与白，文革期间也可能出现了一些在特定领域（如某些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基层组织建设等）的“亮点”，或者说当时人们的出发点是朴素的、革命的，只是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他们认为，完全否定意味着对那个时代参与者（包括一些普通群众和干部）的努力和付出也是全盘否定，这不符合历史的复杂性。
认为定论是为了政治服务，而非完全客观。 这部分人的观点往往更加政治化。他们可能认为，当时的定论是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巩固新的领导地位，而不是真正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可能会引用一些当代的政治理论，或者结合中国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模式，来论证“定论”本身就带有政治目的性，因此值得再次审视。他们可能认为，真正的“实事求是”应该包括对文革各个方面的重新评估，而不是被一个既定的官方结论所束缚。
2. 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担忧，并试图从文革中寻找“解决之道”（尽管这种寻找可能非常扭曲）。
怀念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平感”或“集体主义精神”。 尽管文革造成了巨大混乱和破坏，但一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当年受到“造反派”鼓舞或曾经是其中一员的人，可能怀念当时那种似乎消除了贫富差距、人人平等参与政治讨论（即使是以极端的形式）的氛围。他们可能认为，现在的社会过于“功利化”、“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他们可能会选择性地放大文革时期强调的“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革命乐观主义”等口号，认为这些精神特质在当下社会已经丢失，而文革的某些方面（比如群众运动的活力）是值得借鉴的，只要“方向正确”、“领导有力”。
认为现在的“腐败”和“特权”是文革的“矫枉过正”。 这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但确实存在。他们可能会认为，文革时期对“走资派”和“黑五类”的打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反击”。虽然文革的方式是错误的，但其“打倒贪官污吏”、“反对特权”的初衷，他们认为在当前社会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他们可能认为，现在一些干部腐败现象严重，社会不公，正是因为当年对革命的“纯粹性”和“群众监督性”的削弱，所以他们才会试图从文革的某些“激烈手段”中找到“治本”的药方。
对“西方价值观”或“自由化思潮”的反感。 这部分人往往对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持警惕态度。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思潮的渗透会动摇中国的政治根基和意识形态。而文革，在他们看来，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抵制“修正主义”和维护自身政治纯洁性而采取的一种极端措施。他们可能会认为，文革的某些批判精神，比如对“帝修反”的警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反击错误思潮”的作用。
3. 个人经历和情感因素的投射：
自我辩护与身份认同的维护。 许多当年积极参与文革，甚至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困境。为文革“辩护”或者“翻案”，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行为进行辩护，维护自己的历史身份和政治价值。如果承认文革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前半生可能就充满了荒谬和罪恶。因此，他们会努力寻找文革中“正确”的方面，或者将责任推给少数“坏人”，以减轻自身的罪责感和历史包袱。
“红卫兵情结”或“革命理想的幻灭与回归”。 一些当年年轻气盛、怀揣革命理想的红卫兵，当他们进入老年后，可能会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中似乎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和权力。这种理想的幻灭感，会让他们回顾文革时期，试图从中找到那种曾经的“纯粹”和“激情”。他们可能会把当年那种狂热的激情误认为是真实的理想，并试图在历史的翻案中找到曾经的荣光。
亲历者对复杂历史的个人化解读。 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个体经验组成的，而个体经验又是主观的。即使是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人的亲身经历可能并非全是负面的，他们可能在文革中得到了某种“解放”或“机会”，或者他们看到了身边某些积极的改变。这些个人化的、局部的经验，如果被放大和选择性呈现，就可能成为他们为文革“辩护”的依据。
4. 认知偏差和信息茧房的影响：
选择性记忆和认知失调。 人们在面对不愉快的回忆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性记忆，只保留那些符合自己期望或能减轻心理负担的部分。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选择性地记住当时的一些“壮举”、“进步”或“友情”，而忽略那些残酷、荒谬和破坏性的事实。
信息茧房和社交圈影响。 在一些特定的社交圈子和网络空间里，存在着一种“信息茧房”效应。如果一个人长期接触的都是倾向于为文革“辩护”或“洗白”的信息和观点，那么他很容易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认知，从而形成一种“为文革翻案”的共识。
总结来说，那些为文革“翻案洗白”的人，他们的想法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
政治层面： 他们可能对现行的历史定论不满，认为其不够全面或服务于政治目的。
社会层面： 他们可能担忧当下社会的某些问题（如腐败、不公、精神空虚），并试图从文革的历史经验中找到某种“解决之道”，尽管这种寻找往往是片面和扭曲的。
个人层面： 他们的经历、情感以及对自身历史定位的考虑，是影响他们观点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包括自我辩护、对理想的怀念、或者仅仅是对复杂历史的个人化解读。
认知层面： 选择性记忆、认知失调以及信息茧房效应，也可能让他们在接触历史信息时，倾向于接受那些符合他们原有认知或情感需求的解释。
理解他们的想法，并不代表认同他们的观点，而是尝试去分析和解释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想法的心理机制和逻辑起点。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避免简单粗暴的标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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