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明亡的历史中学到过哪些历史教训？

教训实在太多了，从某种程度上，明朝的灭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转型失败，贫富分化，阶层和地域撕裂后的中国，所迎来的最惨烈的结局。

不同于汉、唐、宋，明朝的灭亡撕掉了传统政治精英所有的遮羞布，君主、文官、武将、太监，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糜烂数里的大炮、引发兵变的一只鸡、北京城里的三千万白银、水太凉，那个时代的黑色幽默集中华历史之大成，并且其2.0、3.0版本时至今日依然在某些地方持续上演着。所以，正视并反思那个时代的经验教训，就我个人看来，确实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

以下算抛砖引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大的方面：

1、在经济转型期，如果只有经济基础的改变，没有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甚至仅仅是变化幅度不够，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机。本质上明朝的灭亡在于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府体制不符合东南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被迫寻求改革，但其中期改革未能进一步刺激商品经济在全国的发展，反而丢掉了原有体制在农业保护和生产上的优势，以至于王朝末期其体制既不能利用商品经济在资本利用上的优势，也丢掉了小农经济在动员和组织上的优势。

2、不能保证安全的外向性经济是危险的，尤其是当它和货币相关联的时候。万历时期东南乃至全国的物价都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西班牙运往中国的白银保证了货币供应量的充足，并进一步刺激了东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久之后，西欧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好像不关大萌鸟事，但是受哈布斯堡在西欧战局的不利以及南美银矿枯竭的共同作用，白银进口量持续下降，从经济学的角度，这相当于大萌经历了一次先通胀后通缩。后果也是显著的，在风险承受能力最差的边疆，粮价飞涨之后就是“今亡亦死，举大义亦死。”

3、自由经济是温室里的花朵，市场的调控能力没有想象的强，政府不管，那有一天愤怒的人民会替政府管。从自由经济的角度，大萌在制度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低商品税，低流通税，国家没有统一的经济监管和审计部门，一条鞭法后，征税和劳役也进一步完成了商品化，这很哈耶克。然而，明末天灾降临的时候，市场似乎并没有推动着全国各地的粮商赶往陕西，江南依然在大规模种植桑叶和棉花而不是改种稻谷来填补北方粮食短缺的空白，看不见的手在哪儿？交通、信息、以及最重要的——购买力的差别，都会导致市场干预失效，东南的购买力最强，而在可见的未来，西北的泥腿子们似乎榨不出钱来，那商人们索性闭上眼睛，就当西北的天灾不存在吧。

政治上：

1、思想和文化精英们总是沉浸在一个又一个舆论胜利的光环下，挥舞着“政治正确”攻城掠地，当然双重标准也是其中的一环，但本质上，他们和今年溃败的民主党是一类东西。当李定国在西北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时候，南京的公子哥们正在上演痛打魏阉余党的戏码，并自我感动着，至于秦淮河的歌舞传不到的地方在发生什么，who care。关于为啥当初以立嫡反福王，现在以立贤反福王，你不懂，双重标准是文化人的一环，不爽不要玩。阮大铖区区阉党怎么能骑到我们头上？然后一群人就在“逆案”的打击下做鸟兽散了。

2、主流意识形态被瓦解，新意识形态又迟迟不能建立或者占据主流，那么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将大概率是虚无和颓废的。心学是王阳明个人和儒学发展的伟大胜利，但并不是大明思想界的胜利，孔孟在心学的冲击下瓦解了，但是官方不可能去否定它，大明的官方和民间在意思形态上是分裂的。也许心学是进步的，但缺乏官方引导又吸纳各路牛鬼蛇神后，鬼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绝对自由，享乐万岁，隐逸避世，这就是心学几个支流在明末提倡的东西。“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包括王夫之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对心学的严厉批评绝非无的放矢。

3、就明末的历史来看，敝国 乡绅 从统计学角度 不存在 姨种 正面的 德性，远邪派鼓吹和它代表的东西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一方面乡绅阶层占据了地方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并初步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乡绅贪图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的话语权不愿向生产力和生产制度更高级别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在明末居然出现了大量束缚在土地上的债务奴隶这一反常现象。 指望他们的道德和智商，无异于指望母猪上树。当然大明（费拉），在高贵的乡绅和劣化盎撒（满洲）的大洪水冲击下（满洲入关）下倒塌倒也符合远邪的叙事逻辑，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洪水，我需要向所有民族主义右派指出的是，我们在意思形态上的首要敌人依然是远邪分子。

最后谈点细节的经验教训。

1、对于立志做闯王的缓则们，有天然正义并不代表你就有天命，该团结谁，该打击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毛主席的第一个问题依然是首要问题。

2、对于体制内有良心的精英，关键时刻，你忠诚的不应该是某个政治团体，而是更广阔的东西。我一直幻想着，崇祯十六年的西安城门，我能说服孙传庭停下出征的脚步。

3、对于被招安的那些最有活力的新兴势力，我不反对和旧体制妥协，但是就像姬喵喵说的那样，广阔的前途在于勇闯新世界。

帝国体制在初建的时候往往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这时候，外生冲击基本无法撼动统治，帝国体制展现出了它对抵御天灾和外敌的巨大威力。

接下来，行政效率会有一些波动。经过几个小巅峰（即所谓的XX中兴）后，由于矛盾的累积（消化矛盾是帝国体制之短），帝国体制的行政效率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大幅下降。

到了朝代末期，帝国在动员人力和物力上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了。气候变化、白银供给锐减和边疆少数民族侵略等一系列外生冲击（适用于明朝），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让帝国续存下去，统治者还是会想方设法筹集资源，来为行将燃尽的灯芯添上最后的灯油。添油的举措，无外乎反腐、增税和增发货币。可是，整肃吏治，却加速了上层建筑内部的离心化；增税，加剧了叛乱的风险；增发货币，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帝国的局面在进一步恶化。

当帝国已经无法有效地承担抵御外侮、赈灾、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职能时，就会有更高效率的自治组织出现（农民起义），作为旧帝国的竞争者；而帝国内部地区，也有较大的几率显现出分离倾向（诸侯割据）。

这时，旧帝国要为自己争取时间，就只能：1、重新分配权力；2、缩小统治范围。

第一种方法为汉、唐、清所采用。东汉末年，群雄竞起，中央天子无力掌控朝局，大权旁落。各地被默许进行自我管理，之后，朝廷对在竞争中胜出的地方实力派加官进爵，给予认可。而唐朝藩镇格局的出现，也是因为中央希望借助藩镇的力量抵御外族和平定叛乱。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廷被迫允许地方自办团练，威名赫赫的湘军应运而生。尽管曾国藩后来多受打压，但晚清满汉共治的格局却再也无法逆转。

采用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如晋、宋二朝。其中的逻辑是，中央政权从北方迁至南方，凭借天险和南方富庶的条件，或能偏安一段时间。其实，东晋两种方法都有涉及，“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司马氏和门阀士族分享权力的事实。

面对晚明困局，崇祯既不愿放弃权力，也不愿意南下迁都。他坐视民族主义情绪发酵，而未能加以妥善利用，使与满清和议的一点可能也化为泡影。

就这样，庙堂之外，天灾横行，疫病丛生，民生凋敝；而庙堂之上，崇祯和大臣关系紧张，各级官府贪墨难遏，国库亏空。上天没有留给崇祯喘息的时间，明朝不得不与满清和起义军两线作战，兵力被严重分散，国力也迅速耗尽，最终走向了灭亡。

当旧帝国无法有效地自我调整，就只能接受战争这种最残酷的调整手段，来建立新的分配格局。

1.入关是女真团结的唯一途径，是女真求活的唯一选择，是女真崛起的唯一道路。

2.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掉。大明再烂，没有女真步步紧逼，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

3.蹲鹰和挖参固然能挣一些钱，然而改变不了摸鱼是绝大多数女真年轻人唯一出路的现实。

4. 摸鱼的命，不要操天朝的心。靠蹲鹰挖参和摸鱼，不仅买不来洪承畴，连范文程都买不来。

5.与其在关外吃敕书，不如到京城印敕书。

6.没了大明的敕书，女真也没饿死。

7. 靠同胞之情，同种之谊，既不可能让叶赫归顺，也不可能让朝鲜归降。

8. 在赫图阿拉再怎么读半吊子圣贤书，也改变不了摸鱼的现实。

9. 入关前不要搬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

最在意明朝灭亡的就是清朝，清朝几乎把明朝所有失败经验都总结了一遍，并且严厉实施，因为明朝灭亡经验也就清朝能用上。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第二、清代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

第三、对于皇族的控制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第七、对于太监力量的使用

第八、取消各种籍贯制度，允许无地农民出卖劳动力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清军刚入关夺取天下不久，明朝降清士大夫群体发生南北党争，让多尔衮和顺治就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这是用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用尽政治智慧，才勉强压下党争。

东林党对明朝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多尔衮和顺治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后，把抑制党争列为头等大事。

顺治十二年撰写了《御制人臣儆心录》内容分为营私、值党、矫志、好名、附势、作伪、旷官、徇利，并且告知大臣：党同伐异、门户相持、援引朋类并将受到重处。

然后又在顺治十七年，禁止士子会盟结社，严禁官员私下聚会，并且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官员夜宴习惯。

以康雍乾三代在对待结党上，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康熙年代儒林士子结党被禁止，但是新的党争形式出现，就是以索额图和明珠两位权臣之争，所产生新的党争，当康熙全力把两党打掉后，又出现以诸子夺嫡所产生党争。

亲身经历党争的雍正上台后，加大了对于结党的打击，雍正二年，雍正以批驳欧阳修《朋党论》为开端，打击党争现象。

将八爷党残留的中坚力量进行了打击，打击完八爷党后。然后通过谢济世案，又打击了新的结党方向，并且有些激进，但是成功的打击了结党现象。雍正最讨厌的结党现象，又出现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年羹尧身上，于是年羹尧就成了新的打击对象。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初年，朋党又变成满洲党和汉人党，这让乾隆警惕不已，满洲党领袖鄂尔泰，汉人党领袖张廷玉，张廷玉成了汉人党领袖，这是雍正死也没想到的。但是乾隆首先把目标放在打击鄂党上，结果乾隆用了前后二十年，终于把鄂党连根拔起。

乾隆时期朋党力量基本出于零星结盟状态，但是乾隆连最后的火星也掐灭想，于是禁止大臣结交王室，所以哪怕乾隆宠臣和珅，权力在盛，再不敢大规模结党，被抄家时只有少数官员被连累。

但是到了清末，清朝还是灭于新时代的党人手里，这就是历史的轮回吧。

第二、清代完成了最后的中央集权

既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干了这个朱元璋一直都想干的事情。雍正彻底废除丞相制度，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也就是现代的办公厅制度，省、道、府、县四级官员只向皇帝负责。

朱元璋废了很大努力废除的丞相，最后权利却还是落在了大学士手里，功亏一篑。清代雍正之前，中国传统王朝到最后，总是变成儒家阶层和皇权平衡的状态，丞相这个官职的权力总是会超出皇室的控制，军机处的出现，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 从制度上解决了丞相以及大学士制度。

军机处做开始只是负责西北军机作战的几人小组，然后雍正发现军机处对于集权统治的好处，开始慢慢把军机处改变成“秘书处”和“全国机要中心”，军机处始终都没有正式朝中列编，也就脱离了传统朝廷文官体系管辖，人事权控制到了雍正手里。

同时也把军务从兵部彻底划入皇帝直接管控，从此再也没有宋明两代对于武官充满矛盾的控制。

宋明两代，由于军务始终归兵部管辖，由于对于军人的恐惧，军人地位低下，导致很多军事行动武官无法发挥重大军事功能。武官体系是宋明两代最大不稳定因数，也让国家缺乏战斗力。清代雍正把军务握在手里以后，才敢大胆裁撤八旗，转换了八旗隶属关系，去除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随着军机处负责事物慢慢走上正轨，很多职能发挥出巨大力量，这才有后来乾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准噶尔问题的军事力量。

在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的职能越来越现代化，袁世凯的内阁制度，就是直接在军机处制度上建立的。

第三、彻底的把皇族权力关进笼子里面。

明亡时，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起义军对于自己的子孙的恨如此强烈，起义军用各种酷刑对待朱氏子孙，多数朱氏子孙最后因为自己的贪婪与自私而死掉。

明末时，朱氏子孙掌握全国近半数良田，消耗大量全国粮赋，但是崇祯为军费奔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朱氏子孙出来捐献家产保住明朝。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各地藩王起兵，但是各自为政，最后明朝各藩王被清军逐个击破，无一成事。

所以清朝对于皇室的控制，和明朝相比手段狠辣异常。从顺治开始，皇室成员全都被命令居住在京城之内，王位继承借鉴前朝“世袭而递”，并规定“无故不得离京六十里，擅离者与谋反同罪”。

亲王和郡王的管制是十分严格的，他们在京城中被人秘密监视，而被派到地方上的公干亲王更是被严加看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离开，那就是重罪。

最后他们不能结交大臣，前朝的许多王爷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而到了乾隆时期，乾隆严禁大臣与皇族交往，并且严密监视，若是王爷们与大臣结交被发现的话，便是重罪，甚至是直接死刑。

关于封地，所有王爷封地直接由内务府管理，而王爷不能直接对自己封地进行管理，杜绝了清代皇族像明代皇族那样鱼肉百姓，这个巨大的笼子就叫北京。

所以直到清亡，都没有皇族王爷起兵一说。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所谓的“道统”，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贤达士人的所普遍认同道德理论体系，是士人们所颂扬同时也是统治阶层的开明派所认同的道德标准。

明朝皇权与儒家大臣之间的权力对抗，士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从追求"政统"转而坚守"道统"。

所以明朝士大夫由宋的“立功”纷纷改为“立言”，清代以前“道统”始终掌握在儒家领袖手中，这也是明朝到了后期，皇权与朝中大臣对抗加剧的原因，许多大臣为了立言，纷纷牺牲生命，可是最后直到明亡，明儒却没有崖山整个宋儒士子群体的刚烈。

为了重蹈明朝覆辙，清朝从康熙开始把道统归于皇帝手中，对于所有想把道统拿到手里的大儒进行严厉打击，保证整个儒家阶层和皇权保持高度一致。

而清朝的文字狱，其中一大部分是为了维护道统所做出的行为，文字狱震慑了儒家精英，让他们不敢对道统伸手，乾隆写了四万首诗，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维护道统的表现，只是质量不够数量取胜。

这也是天平天国时期，儒家精英纷纷出来对抗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道统对于清代科技的影响在下面这个链接。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明末大商人与东林党结盟，甚至有的东林党人直接进行经商活动，商税明明是朝中重要经济支柱，但是却始终由于东林党人的反对，之后总是反反复复，需要万历皇帝培养自己力量才能把商税收上来，万历之后每次想要收商税，都会被东林党抵制，税收上的重农轻商，导致明末军费开支紧张。

同时士大夫群体免税政策，导致大量土地被归入士大夫名下，导致农税也无法有效收取。所有税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最后农民不甘盘剥，最后纷纷起义，农民军李自成进入北京。

首先康熙时期定下了永不加赋基调，然后雍正更是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并且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于是彻底解决了士大夫群体的免税缺陷，穷困农民没有了纳税负担，雍正时期对于官员逃税惩罚极其苛刻，导致不少官员士绅因逃税被抄家。

清代建立一套标准的商税收取制度，其中最大份额为盐税、茶税、矿税等，各种税都有明确的收取制度，并且清代商人地位较明代有了极大提高，清代国库充盈才让国家有频频向西北动兵的基础。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藏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

光是东北就产生了北魏鲜卑人，高句丽，大辽，金，以及满洲，所以清代对于东北就有了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东北封禁政策。

从表面看东北封禁政策是保护满人龙兴之地，维持东北满人纯粹性，可是从康熙七年到乾隆末年一百年多年里，东北一直是人口净流出状态，到康熙末年，东北已经是大片土地荒芜，可是到了乾隆年间对东北封禁更加严格，导致东北除了驻兵外，满人人口持续减少，大量满人流入关中，以至于1860年朝鲜族沿江而上进入东北，竟然占据了大量土地耕种。

东北封禁政策实际上消弱了留在东北满人的力量，康雍乾三代对于东北持续封禁，导致东北人力空虚，给了沙俄可乘之机，于是被沙俄侵占了大量土地，这和东北封禁有极大关系。

然后雍正开始将八旗旗主与旗人关系分割，从此八旗旗主失了对旗人的号召力，八旗从部落关系变成政治关系。

蒙古草原的威胁一直是中华史书上的主题，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土木堡之变，蒙古草原虽然民族更替频繁，对于中原威胁始终不变，历代中原王朝强盛时把草原主人打败，甚至逐出草原西遁，但是总会有新的民族占领草原，在中原虚弱的时候侵犯中原。

明初明军甚至远征鱼儿海，把蒙古王庭剿灭，可是没有一百年，一场土木堡又把明朝拽如下坡。蒙古草原就是一块充满巨大魔力的土地，中原王朝只能打败草原人，但是从没有让这里臣服过。

金人就曾经意识到蒙古人可怕，进行了持续的人口消减政策，人口消减就是血腥的杀戮，但是蒙古人没有被杀绝，反而壮大后吞掉金朝，于是到了清，清不再进行原始的杀戮政策。

而用综合手段控制蒙古，核心就是分裂蒙古王公，让蒙古王公分裂成小的部族，再也无法通过侵吞其他部族壮大，但凡有侵吞其他部族的部落，就会联合其他蒙古部族将其剿灭，最有名的准噶尔部，从康熙到乾隆三朝，持续七十年将其剿灭。

其他手段包括封爵制度，和亲制度，封爵制度让蒙古王公爵位世袭，杜绝了以前草原上强势王子夺取王位的养蛊习惯，不再有强势王爷诞生。然后将划分领地，从此各个王爷开始执着于保护自己领地，为了保护领地必须依靠清廷保护，于是整个草原失去以往的狼性。

通过和亲政策，让草原享受清廷的政治红利，整个草原部族在清廷有意挑选下，纷纷参与皇室婚姻之中，成为了清廷一份子。

皇家族谱《玉碟》记载, 在清朝统治的近300年间, 满蒙联姻“共595人次, 其中出嫁到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 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

于是整个草原都和皇室有各种牵扯不断关系，蒙古草原从此彻底被收服，蒙古变成朝廷主要兵源地，清末的僧格林沁骑兵就是清朝平叛的主要武力。

藏区在明一代始终是臣而不服，乾隆时期，乾隆先后通过大小金川之战，武力制服藏区后。最关键的手段是把宗教权握在手里，也就是金瓶掣签，并确定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的多极对立，从来不让一方独大，然后确定转世灵童产生地，由清代皇帝确定后方能就任。并且让各方势力轮流执掌寻找转世灵童的权力，保证内部势力因为权力争夺，寻求中央保护。

通过驻藏大臣控制西藏的官员任免，财政、军事、外交等权力全部归驻藏大臣，活佛班禅只保留少量权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制定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承袭金瓶掣签制度。

手指麻痹 明日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