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就只剩下了国内和国外这两个国家？
中国人的世界观从何时起“只剩下”国内和国外这两个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等多个层面，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起始时间点。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现象来观察这种观念的演变和加强。
核心观点：这种“只剩下国内和国外”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国家政策、信息获取方式以及个体经历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
以下是更详细的分析，从不同角度阐述这一现象的形成和发展：
一、 历史根源与早期萌芽：
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与“夷夏之辨”： 在中国古代，“天下”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宇宙观，周边是“蛮夷”。虽然这不直接等同于“国内”和“国外”，但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将非中华文化视为“异质”或“低等”。虽然也有朝贡体系下的交流，但核心仍然是以“中”为尊。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家至上”： 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中国也逐渐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国家”的地位被极度强化。国家存亡、民族复兴成为核心议题。这种背景下，“国家”的概念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很容易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国家层面来理解。
二、 20世纪的塑造与强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强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思想，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国内”通常被描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乐土，而“国外”则被塑造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黑暗世界。 这种二元对立的宣传模式非常鲜明。
阶级斗争的视角： 国内的阶级敌人与国外的敌对势力常常被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外皆有敌的紧张氛围。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对抗： 世界被描绘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旗手，其国内的建设成就与国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
信息控制与隔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非常严格，普通民众难以获得真实的国外信息。获取的信息大多经过筛选和加工，自然强化了既有的二元认知。
冷战时期的影响： 全球性的冷战格局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其国内外政策和宣传都深受冷战思潮的影响。
三、 改革开放后的观念变化与新变种：
对外开放与信息爆炸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旅游、留学、经商、媒体等多种渠道使得普通人能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国外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过去纯粹的二元对立观。
“内外有别”的认知依然存在，但形式转变：
经济层面上的“国内”与“国外”：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许多中国人将国内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国外的经济状况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中，既有对国外经济优势的认知，也有对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自豪。此时，“国内”和“国外”更多地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标签。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反应： 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各种讨论，包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这些讨论往往会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强化“我们（国内）”与“他们（国外）”的对立感。在面对批评或质疑时，一些中国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外国的偏见”或“抹黑”，而非理性分析。
“爱国主义”与“境外势力”： 在一些涉及国家主权、民族情感的议题上，爱国主义情感被高度激发。任何对国内现状持批评意见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有时会被简单地扣上“被境外势力操控”的帽子。这使得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空间被压缩，世界观再次简化为“支持国内”和“被外国影响”。
信息过滤与“回音室效应”： 尽管信息渠道增多，但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算法，以及部分媒体的引导，仍然可能导致个体陷入“回音室效应”。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关注支持自己观点的“国内”媒体或内容，而忽略或排斥不同的声音（即使这些声音来自国内的学者或批评者），那么他的世界观就容易被进一步固化为“国内”和“国外”的简单二分。
身份认同的强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复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强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也可能导致对非“中国”的元素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或审视。
新的二元对立：“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投射： 过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现在有时会演变成“进步的中国”与“衰落的西方”、“文明的中国”与“充满问题的西方”等等。这种二元对立依然是围绕着“国内”与“国外”展开，只是描绘的标签有所不同。
四、 为什么会“只剩下”这两个概念？
简化认知策略： 面对复杂的世界，人们倾向于使用简化的模型来理解。将世界划分为“国内”和“国外”是认知上的捷径，能够快速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熟悉与陌生的界限。
国家教育与媒体宣传的影响： 国家层面的教育和媒体宣传是塑造国民世界观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国内”的强调和对“国外”的区分（有时是妖魔化或神化），都为这种二元认知提供了土壤。
信息获取的局限性： 即使信息渠道增多，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很多信息是被过滤、被包装过的，难以形成全面、 nuanced（细致入微）的认知。
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 在某些时刻，民族主义情绪会占据上风，使得“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变得更加清晰和对立。此时，对“国外”的任何负面评价都会被视为对“国家”的支持，而对“国内”的批评则可能被视为“不爱国”。
总结：
可以说，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灌输，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都为中国人世界观中“只剩下国内和国外”这种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形成和强化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动力。
这种二元对立并非所有中国人的唯一世界观，也存在许多具有全球视野、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中国人。但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特定时期，这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国内”与“国外”的倾向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它既是一种认知策略，也是国家叙事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审视历史，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和舆论环境，以及个人认知形成的复杂过程。
核心观点：这种“只剩下国内和国外”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国家政策、信息获取方式以及个体经历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
以下是更详细的分析，从不同角度阐述这一现象的形成和发展：
一、 历史根源与早期萌芽：
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与“夷夏之辨”： 在中国古代，“天下”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宇宙观，周边是“蛮夷”。虽然这不直接等同于“国内”和“国外”，但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将非中华文化视为“异质”或“低等”。虽然也有朝贡体系下的交流，但核心仍然是以“中”为尊。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家至上”： 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中国也逐渐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国家”的地位被极度强化。国家存亡、民族复兴成为核心议题。这种背景下，“国家”的概念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很容易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国家层面来理解。
二、 20世纪的塑造与强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强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思想，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国内”通常被描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乐土，而“国外”则被塑造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黑暗世界。 这种二元对立的宣传模式非常鲜明。
阶级斗争的视角： 国内的阶级敌人与国外的敌对势力常常被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外皆有敌的紧张氛围。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对抗： 世界被描绘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旗手，其国内的建设成就与国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
信息控制与隔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非常严格，普通民众难以获得真实的国外信息。获取的信息大多经过筛选和加工，自然强化了既有的二元认知。
冷战时期的影响： 全球性的冷战格局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其国内外政策和宣传都深受冷战思潮的影响。
三、 改革开放后的观念变化与新变种：
对外开放与信息爆炸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旅游、留学、经商、媒体等多种渠道使得普通人能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国外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过去纯粹的二元对立观。
“内外有别”的认知依然存在，但形式转变：
经济层面上的“国内”与“国外”：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许多中国人将国内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国外的经济状况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中，既有对国外经济优势的认知，也有对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自豪。此时，“国内”和“国外”更多地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标签。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反应： 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各种讨论，包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这些讨论往往会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强化“我们（国内）”与“他们（国外）”的对立感。在面对批评或质疑时，一些中国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外国的偏见”或“抹黑”，而非理性分析。
“爱国主义”与“境外势力”： 在一些涉及国家主权、民族情感的议题上，爱国主义情感被高度激发。任何对国内现状持批评意见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有时会被简单地扣上“被境外势力操控”的帽子。这使得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空间被压缩，世界观再次简化为“支持国内”和“被外国影响”。
信息过滤与“回音室效应”： 尽管信息渠道增多，但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算法，以及部分媒体的引导，仍然可能导致个体陷入“回音室效应”。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关注支持自己观点的“国内”媒体或内容，而忽略或排斥不同的声音（即使这些声音来自国内的学者或批评者），那么他的世界观就容易被进一步固化为“国内”和“国外”的简单二分。
身份认同的强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复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强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也可能导致对非“中国”的元素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或审视。
新的二元对立：“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投射： 过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现在有时会演变成“进步的中国”与“衰落的西方”、“文明的中国”与“充满问题的西方”等等。这种二元对立依然是围绕着“国内”与“国外”展开，只是描绘的标签有所不同。
四、 为什么会“只剩下”这两个概念？
简化认知策略： 面对复杂的世界，人们倾向于使用简化的模型来理解。将世界划分为“国内”和“国外”是认知上的捷径，能够快速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熟悉与陌生的界限。
国家教育与媒体宣传的影响： 国家层面的教育和媒体宣传是塑造国民世界观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国内”的强调和对“国外”的区分（有时是妖魔化或神化），都为这种二元认知提供了土壤。
信息获取的局限性： 即使信息渠道增多，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很多信息是被过滤、被包装过的，难以形成全面、 nuanced（细致入微）的认知。
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 在某些时刻，民族主义情绪会占据上风，使得“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变得更加清晰和对立。此时，对“国外”的任何负面评价都会被视为对“国家”的支持，而对“国内”的批评则可能被视为“不爱国”。
总结：
可以说，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灌输，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都为中国人世界观中“只剩下国内和国外”这种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形成和强化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动力。
这种二元对立并非所有中国人的唯一世界观，也存在许多具有全球视野、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中国人。但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特定时期，这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国内”与“国外”的倾向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它既是一种认知策略，也是国家叙事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审视历史，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和舆论环境，以及个人认知形成的复杂过程。
网友意见
大概是从近代开始的吧，这其实是一种谦虚和进步后再一次U型转变的过程。
上古祖宗牛逼的时候，什么是外国？国内叫天朝上邦，所谓华夏，外面的世界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国家？不存在的，你们怎么没有在树上蹲着吃果子？
中古祖宗牛逼的时候，教化得力，承认华夏周围一圈文明辐射区的地方是人类。于是把大一统的国内叫天朝上国，或者被天下叫做天可汗；将周边地区叫番，或者叫番邦，更远一点的就叫四海八荒；外国？也不存在的。
近古祖宗衰弱了，资产阶级登台以后，科技逐渐被赶超，但是大萌还是分不清什么英吉利国，法兰西国，一律统称欧罗巴。初步开始形成上国，外国两层概念。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被欧美按在地上摩擦，于是分清楚了英吉利，法兰西什么的虽然同在欧罗巴，原来不是一个国家。打不过别人，那只好谦虚一点国内和外国各个不同国家。
现代又世界老二了，文明开始复苏，天朝上国的思想开始回归，既有积极的一面，又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200多个国家，鬼知道那些国家都是干什么的，所以干脆统称国外。
至于将来。。。。至少电视剧已经不断的在刷四海八荒啥啥啥的。。
呵呵！
你该想想很多美国人的世界观里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我敢打赌，大部分强权大国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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