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看王小波的书觉得他有一股从西方视角俯视中国人的优越感？
一、 王小波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时代烙印： 王小波成长在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的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的“启蒙时代”。他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压抑，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愚昧、僵化、压抑人性等现象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批判。
西方思想的影响： 王小波深受西方哲学、文学、科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科学精神以及对理性与逻辑的推崇。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并从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使得他的思想体系具有了鲜明的西方色彩，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有所区别。
二、 王小波作品中的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
理性与荒诞的并置： 王小波的作品常常将冷静理性的叙述者与充满荒诞、非理性的现实环境并置。他的叙述者往往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用一种近乎科学的、分析性的眼光去审视周遭的世界和人物。这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某些读者看来，可能就带有一种“审视者”的姿态，而这个“审视者”的思维方式更多地根植于西方启蒙理性。
“知识分子”的视角： 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半自传色彩的，常常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展开。他笔下的人物（有时就是他本人）往往是那个环境下少数清醒的个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应对周遭的荒诞。这种“清醒者”与“愚昧者”的对比，在不经意间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优越感。
对人性弱点的揭露： 王小波毫不留情地揭露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盲从、愚昧、奴性、压抑人性等种种弱点。他以一种解剖刀般的犀利，剖析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扭曲心理和行为。当这种揭露过于尖锐、过于具有普遍性时，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站在一个更高、更纯粹的立场上，从而产生“俯视”感。
对“非理性”的批判：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潮中，存在着对集体、对权威的过度推崇，以及对个人独立思考的压制。王小波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强调个体的价值、自由意志和理性判断。他的批判，因为其根源于西方启蒙思想，可能会被一些读者联想到西方社会对东方社会的一种“现代性”审视。
三、 语言风格与思想内核中的“西方视角”体现：
逻辑性和批判性： 王小波的语言风格常常是清晰、逻辑性强且富于批判性的。他善于运用比喻、类比，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分解开来，用一种清晰的逻辑链条去分析。这种对逻辑和批判的强调，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特征。当这种逻辑和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时，就可能被解读为“西方视角下的批判”。
对“智性”的推崇： 王小波的作品中弥漫着对智性和独立思考的推崇。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酷”，这种“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不受束缚的头脑和对自由思想的追求。这种对“智性”的价值判断，可能与西方文化中对理性和知识的重视有关。
对“常识”的捍卫： 王小波常常将常识视为一种珍贵的价值，并对那些违背常识的现象进行反击。他认为很多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被各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当他捍卫的“常识”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的“非常识”形成鲜明对比时，他捍卫的立场自然会被视为一种来自外部（或者说是来自理性化、西化后的“常识”）的审视。
黑色幽默与解构： 王小波善于运用黑色幽默来解构权威和陈规。他以一种戏谑、反讽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社会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传统叙事方式的策略。这种解构性的幽默，往往是一种站在现有秩序之外的审视，而这种审视的思维方式，也可能被与西方社会中对权威的质疑传统相联系。
四、 为什么这种感觉会被解读为“优越感”？
“现代性”的比较： 优越感往往产生于比较之中。当读者将王小波的批判与他对西方思想的借鉴联系起来时，会不自觉地将他置于一个“已实现现代性”的视角下来审视“未实现现代性”的中国。在这种框架下，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我们（西方）已经走了多远，你们（中国）还有多远”的论调。
身份认同的敏感： 很多中国读者在阅读时，自身就带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当作者以犀利的语言揭露自己民族的弱点时，即使作者的本意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这种揭露本身，可能会触动读者内心深处的敏感神经，将其解读为一种“自己人”的批评，而当这种批评带有西方理性色彩时，就可能被误解为一种外部视角下的“俯视”。
对“中国批判”的复杂情感： 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自身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性时，常常怀有复杂的批判情感。这种批判既有深切的忧虑和爱，也可能夹杂着对某些西方观念的认同，从而形成一种难以名状的疏离感。王小波的写作恰好触及了这种复杂性，使得这种情感的表达被一些人感知为“优越感”。
“西方”作为一种参照系： 在很多情况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默认的现代化、理性化的参照系。当王小波的批判思想与这个参照系高度契合时，他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来自“更文明”世界的代言人，这自然会引起一些读者对“优越感”的联想。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以下几点来更全面地理解王小波：
作者的本意并非“优越感”： 王小波写作的根本动力是他对自由、对理性的热爱，以及对人性尊严的捍卫。他批判中国社会，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思考，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健康、更理性。他的“酷”和“智性”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抵抗愚昧和压抑。
他批判的是“现象”，而非“民族性”： 王小波批判的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非理性、反人性的现象和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整个民族。他所描绘的许多人物，虽然身处荒诞的环境，但依然展现出人性的光辉，比如“我”和陈清扬在荒野中的自由生活。
他自身也是“被规训”的： 王小波的“西方视角”也是他自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自我构建的一种思想视角。他并非生而拥有这种视角，而是后天努力和反思的结果。因此，将他简单地归类为“从西方视角俯视”，可能忽略了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体挣扎和探索。
“启蒙者”的角色： 很多时候，王小波的作品更像是一种“启蒙”的尝试。启蒙者往往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用清晰的逻辑和批判性的思维去引导被启蒙者。这种角色定位，自然会带来一种“引导者”的姿态，而非平等的对话，但这与“优越感”是不同的。
总结来说，你感觉到王小波的作品中存在“从西方视角俯视中国人的优越感”，这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他深受西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其批判的工具和视角带有鲜明的西方启蒙色彩。
2. 他以冷静、理性的叙述者视角，尖锐地剖析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愚昧、盲从和反人性现象。
3. 他所推崇的智性、个体的价值和常识，与当时中国社会某些主流观念形成反差。
4. 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将他的批判与“西方现代化”的参照系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俯视”的联想。
5. 作品中对“智性”和独立思考的强调，也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带有阶级性或文化优越感的姿态。
理解这种感受，关键在于区分“批判”与“优越”，以及理解王小波作为一名真诚的思考者，他那种对自由和理性的执着追求。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希望唤醒和改变，但这种唤醒和改变的姿态，在某些时刻，确实容易被误读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希望以上的详细解释，能够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你所感受到的王小波作品的特质。
网友意见
这说明题主还是没在超市门口摇明白。
王小波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大师，门下走狗极多，绝对不可能是如此浅薄的。
王小波的思想是在用科学理性的思想重新反思传统而已，而且这种反思精准直白，多数时候反常识，但完全不存在推导错误。
至于优越感，那是真的不至于，说明题主书读太少了。
你照这么说，鲁迅那不是优越感爆棚了？
如果你把王小波放在一个普通人的思想水准来理解，那有很大概率得出他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的结论，但你要知道王小波不是普通人，他是理科高材生，中国第一批软件编程者，到40岁才转行写小说，在儿时经历过wg，却不曾放弃过独立思考，自小就用怀疑的视角看待身边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他不是那种从他人思想中获得一些边角料就夸夸其谈的人，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思考者。
就那上面那段采访来说，王小波是一个能极短时间内道破问题本质的人。比如访谈中记者问，关于是否有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两种思想，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肯定是当时公知们使用一种“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的变体。记者大概对这种说法也不太认可，并追问是不是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王小波认为这种说法相当无聊，接下来重点来了，他认为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想隐藏一些不体面的东西。
如果面对记者的王小波思想只有知乎平均水平，那他会跟记者分析东西两种思想的不同最后得出“各有优劣”的结论，以此来证明自己学贯中西。但王小波毕竟不是知乎平均水平，他知道，思想就是思想，思想有因人而异，有因地制宜，但思考的方式肯定是一样的，无非是为了找到真相，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儒家学子编撰《论语》和托马斯潘恩写出《常识》无非是想用自己的思想为现实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非要把他们分为东西思想然后比出个优劣来的人非蠢即坏。
而得出王小波“崇洋媚外”结论的人估计也分不清楚，什么叫自我批判。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即你不认可东方的，那你就必定是认可西方的，所以你“崇洋媚外”。这使我想到韩寒曾经讽刺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假使韩寒也把逻辑分成中国逻辑和外国逻辑，那韩寒也就是一个公知的水平，但韩寒毕竟还是比公知水平高一点，知道逻辑就是逻辑，没必要一批评中国就非要捎上外国，一批评东方就拿西方来举例子。这就像现在网上一群人一天到晚中医西医，医学就是医学，谁救的人多，谁就是好医学，一个青霉素，让人类平均寿命提高了近一倍。但你要是问弗莱明，你发明青霉素是为了证明西医比中医厉害吗？人家肯定觉得你是神经病。
理性求真的人会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没发明青霉素，怎么才能营造合适的土壤氛围，让这样伟大的发明也能诞生在中国。于是王小波写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作品。
而崇洋媚外的人则会直接下结论，中国人永远也发明不了青霉素，于是柏杨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
王小波在他的文章《知识分子的不幸》里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现在已经被完全滥用了，似乎只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论你到底是否真有“知识”，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但其实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容易取得的头衔，它首先要求你具备独立的人格，而具备独立人格往往要求你的生存并不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政府或机构，或者你至少不仰赖于某个特定的领导去生存，这一点是最难实现的，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不依附于某个集体的独立生存往往很难实现，这也注定了大多数读书人具有先天的软弱性。中国历代就缺乏不依附于皇权的独立知识分子，哪怕是在先秦时期，大多数士人的最大追求，也不过是让自己的学说被统治阶级所采纳，因此为了让统治阶级满意，就会或多或少地出卖自己的真实追求，甚至最后像法家一样完全沦为统治阶级的鹰犬，一切以实现君主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到了秦朝以后，独立知识分子更是基本绝迹，察举制和科举制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也让中国的读书人从此只有一条出路：做官。为了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中国读书人的独立思考根本无从谈起，只能对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顶礼膜拜，不敢在学术领域进行批判性思考，无法实现理论创新，更遑论科学工具的发现。这些人真的做官以后，为了保住饭碗则更加难以保持独立人格，只能对皇权进行人身依附，也必然需要逢迎上意，歌功颂德。
那么，中国历代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吗？当然有，但确实很少见。因为成为知识分子还有第二个要求：你得遇到一个允许独立知识分子生存的时代，至少是一个理智的年代。什么是理智的年代？最起码的要求是，知识分子发表意见不会面临杀身之祸，知识分子钻研学问不会被权力所干扰。但是这样的年代是极为稀有的，因为在法治社会之前的社会，知识分子能不能放心发表意见和专心研究学问，并不取决于这些知识分子本身是什么表现，而是首先取决于统治者是什么性格，什么追求。统治者如果容忍甚至欢迎批评意见，那知识分子就可以成为魏征；统治者如果反感甚至严禁批评意见，那知识分子即便是魏征又能有什么作为？面对这样的统治者，你越发表意见，就越是自取灭亡，而且这样的统治者，也往往只偏爱那些逢迎上意、溜须拍马的佞臣，不会对魏征之流有什么好感，相反让他们消失才会让统治者感到舒服和满意。其次是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群众状态，如果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比如文革时期，哪怕你选择沉默投降都无法自保，人民群众会自发对独立知识分子进行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消灭。当然，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往往就会主动培养什么样的人群，这样的群众状态也往往是特定的统治者所造就的。
最后，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坚定的人格力量和不悔的精神信念的，因为他们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遭遇各方的误解以至攻击。那些入世的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会由于修齐治平的士大夫理想，把实现全天下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他一方面有着忧国忧民的焦虑，想分担统治阶级的重担，但提出的改进措施基本都会因为损害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而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统治阶级往往只会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的鹰犬，对任何不符合这一工具属性的知识分子都会进行打压；另一方他们又缺乏对底层困苦的体察，对于修齐治平的美好想象往往与现实严重脱节，不仅美好的治国理想遭遇现实打击以后迅速褪色，而且他们自身的腐化堕落往往比统治阶级来得还要快，他们到最后大多只是成为了皇权的附庸，成了民众口中的贪官污吏。而那些出世的传统知识分子，成为隐士已经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出路，虽然这同样被批评为一种对现实的消极逃避。
对于已经走出传统知识分子迷梦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大多尝试在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扮演一种独立观察者和批评者的角色，统治阶级有问题他们批评，人民群众有问题他们也批评，既希望统治阶级接受民众的批评监督，进行科学决策；又希望人民群众接受科普，不要做出反理性反科学的行为。虽然他们大多主观上希望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都能听听他们的批评意见， 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所共同厌恶，他们的建议既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采纳，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最终甚至会被这两者一起讨伐。因此，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人格力量和不悔的精神信念，往往很容易在遇到最初的误解以至攻击以后就偃旗息鼓，选择明哲保身，甚至选择倒向强权拥抱利益，更不用说伴随着这些误解和攻击而来的人身威胁和打击报复，他无法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反过来说，这也正是独立知识分子的可贵，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并不完美，才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指出它的问题，它的不足；正因为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着顽固的保守力量，才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揭示新的思想，新的出路。只有当这些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人格的时候，他们才能最大可能地不计利害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最大可能地为科学真理而不是为权力需求服务，最大可能地赋予一个社会理性反思的动力。这种独立人格的真正实现，既需要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更需要他们在政治上、人身上也是独立的。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的困境呢？从外部来说，这取决于你所处的时代。如果你是身处一个自由法治的时代，那么你可以做到自由表达，只要你不触犯法制本身，那么这本身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困境了，你唯一的困境可能是怎么维持自己的理性与客观；如果你是身处一个基本理智的时代，那么你基本可以做到谨慎表达，但你必须很清楚你的言论所能到达的界限，超出统治阶级允许范围的言论你无论如何谨慎表达，依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也会遭受人身威胁；如果你是身处一个丧失理智的时代，那么你不仅无法谨慎表达，甚至无法保持沉默，只能选择热情歌颂，在这样的时代，你是否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你的声音是否还能被人听见，往往只取决于你是否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人身上的独立，否则你最好的策略只能是选择沉默。不过根据历史的经验，人类社会总体上是在逐渐走向文明与开放的，哪怕在某些阶段存在一些停滞与倒退，但是我们不妨保持这样的信念：那些倒霉的年头总是会过去的。
但是从内部来说，走出困境只需要你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只要你自己的精神世界是觉醒的，你的人格就可以是独立的，你的思想也可以是自由的，它并不会被某个独裁专制的帝王所统治，也不会被某个丧失理智的年代所束缚，你并不需要等那些倒霉的年头过去，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一个理性豁达的自我，只要你明了自己的真正信念，它就无法被时空所凝滞。
那下面这个是不是可以打入恨国党行列了？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青年必读书》
本来就是学术二道贩子
我猜可能是因为你比较自卑吧，自卑的人的一个表现，就是敏感玻璃心。碰上一个正常点的人写的东西也能犯病。
小波在我眼里是上古大神，和求伯君一个级别的。在那个连windows和wps都没有的年代，就能用汇编语言自己开发编辑器写小说。后来去写小说，主要是那年代当码农不挣钱。他的小说我看了一些，非常佩服，幽默，有趣且毫无戾气。简直不像是被上山下乡折磨过的人——虽然我没见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但我见识过九十年代的湖南老家农村。怎么说呢，把你乎上这帮叶公好龙，满嘴跪族的小屁孩子赶去那种环境干农活啃红薯饭，不出三个月就能让他们跪下哭着认错。
嗯，评论区某些【】叉似乎不知道当年人口流动是卡死的，出去外地要开介绍信吧？算了，我没有兴趣和【】叉浪费时间。
王二多次纠正过美国人，他写的程序发音叫“操 你 妈”，不是“靠 你 妈”。
实际上，他的优越感来自俯视一切荒诞不公，并不是只针对中国人。
王二在书里说了很多回“龟头血肿”，这个事是这样的：
特殊时期一位知识分子被人踹了一脚，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受伤程度“龟头血肿”了，于是这个叫死理的觉得自己莫名其妙挨了顿打，这是不对的，就写了一个大字报，说明了自己莫名其妙挨了一踹，受伤部位都“龟头血肿”了，并且表述说自己无原因被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没人关心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就会读书的四眼仔被人打了，反而大家都开始叫这个挨打的家伙，“龟头血肿”。至于打人的有什么下文吗？没人追究施暴者。反而倒是受害者从此之后就变成了“龟头血肿”，一肿二十余年不消。
王二之所以三番五次说这件事，是因为从王二这种知识分子理性的逻辑这篇大字报的意思是：“我”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并且“我”受伤很严重（龟头血肿）-“我”受伤这件事是不对的-大家应该明白这种暴力事件是错误的。
原本，王二们觉得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大家都认清是非对错是对全民都有好处的，但是事实给了一个荒诞的答案：凭什么你受到了不公就要追求公理正义？大家不都是活在不公之中吗？哦，原来你是“龟头血肿”呀？难怪你不正常，因为你是“龟头血肿”嘛，原来如此，你会写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就因为你是“龟头血肿”“龟头血肿”“龟头血肿”“龟头…”
王二的荒诞的幽默感和优越感，就是来自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人民应该追求的是什么？理论上来说答案应该是公理正义公平，但是事实上，民众们都不在乎这些。但是人们生来就该忍受这些痛苦吗？王二没法回答，看着周围人都对痛苦习以为常，王二只能黑色幽默了。
所以理性和现实的冲突就是，如果你开始思考，你就会开始痛苦。你如果仅仅觉得他崇洋媚外，那不就是正好落入了他的“龟头血肿”先生事件了吗，他所希望人们去思考去关注的，人们根本不在乎，反而会抓取其他的部位大做文章。
是你过于敏感了。
另外，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站在中立角度（或者至少表现得站在中立角度）的答案，用“大家吹捧他”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但提问者的态度又很诚恳，因此我觉得很大可能是提问者对于中文的掌握并不熟练。
奉旨修改。
我的答案高赞被删除不少。知乎么。我随便写写，知乎随便珊珊，大家在删之前随便看看。
因为这篇虽然也是随手写得，但是觉得还是有必要让许多人了解一下到底我们父辈做过什么，走过什么样的路。
私信很多人在问，我也懒得一个一个给截图。于是就修改一下。大家知乎也体谅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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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插队时的王小波还有一阵子，他每天都得用独轮车推着几百斤重的猪粪上山。他以为这种活难不倒他，谁知才三天，胆汁都差点吐出来。他却调侃，还好那些猪没有思想，不然它们看到人们不遗余力地要把它们的粪便推上山，肯定要笑死。
不注意陡峭的山里会如何。
注意，也不过是筋疲力竭，一身伤病。
参考的原文
王小波在《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中说：“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条驴……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一百多户人，驴子一条都不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
王小波觉得，用人替代驴子劳动实在是件愚蠢的事情：“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他的结论是：“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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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成果非常可疑。
总体而言，我跟几个科普界大佬聊过。
不要怀疑她们的智商经历与能力。她是比王小波略小一些的人。她家里父母都是农民，五个兄弟姐妹，还剩三个。
其中有个生下来就夭折了。
她写到：不及一朝一夕，也便是一生一世。
你看看这文笔。
实际上她是个搞科学的，并非文科生。这个条件能读清华的神童班，后来当了某社记者。无论文笔还是学历，我想应该都是佼佼者。
她至少留在了国内。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她的同学去了哪里。不言而喻。
她个人回忆认为家里能吃饱饭是因为化肥突然好买了。也就是那几条工业化肥线投入生产了。
这个农家肥，猪粪的效果如何，王小波是讽刺的。他因此赞扬荷兰的风车。
以我浅薄的化学知识看，氨含量也是很可疑的。
毕竟光合作用是一种化学作用。其实就是氨的含量问题。
而且就湖北填湖造田的一系列举措，基本认为这是愚蠢的。违反自然规律的。
我父母是挖河。他们就用中世纪的工具挖出一条河流。
吃得是稻谷。需要自己舂米。
王小波吃得呢？是一种红薯干。并非煮熟的，而是晒干的。吃得时候王小波觉得自己要倒立。不然吞咽不下去。下去了也要串出来。
睡的是吊脚楼，同床的不光有热带的硕大蚊子，臭虫，还有各种爬行动物，比如毒蛇。突然被咬一口，或许就在睡梦中没了性命。
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若有不满，可以让军代表教育你的思想。让你不会有任何不满。
当然不是龙牙这样的军代表。这类军代表通常不怎么读书，鲁迅著被认为是一个叫著迅鲁的外国坏人写得邪书，不符合最高指示，通通要没收。
龙牙当军代表在知乎是受到群嘲的。
当年没人敢嘲弄军代表。因为他们最革命。
他们不光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批判。
福利也不是没有。比如洗澡没有热水，就会敲扁水管，据说这样可以利用超声波加热。
结果是把脚割伤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洗澡不割伤脚的问题。就没人在意热水了。
当然如果你得了病，无论成分如何，是会有超越阶级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予以救治的。
救治的效果如何。就见仁见智了。
按照他写的杂文，他还是乖乖滚回北京去治疗肝炎了。因为浑身都是黄疸。不治没命了。
而他的同伴，因为得了囊尾炎，手术的时候，剖开肚子，医生找不到囊尾，太阳就快下山了。当时很多地方没有电灯。总不能让病人在手术台上开肠破肚躺一夜吧。
于是连同病人，大家一起努力找囊尾。
这个，符合最高指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手术中学习手术。
比较有专业知识的医生，或许只是反动学术权威。是不放心给大众看病的。更别说当教授了。
所以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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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穿的，大队干部穿着日本援助的化肥袋改装的裤子是正常现象。于是大队干部在接待日本友人的时候，日本友人惊讶的发现，干部的裤子上赫然写着：日本产尿素。的字样。
他只有这样一条能够见人的裤子。
当时买布要布票。这是城里的工人阶级才有的待遇。什么都要票。自行车也有票。我用过粮票。有钱没票别人也不会卖给你。
传说一个青年好不容易搞到自行车票，结果排队到他了，发现票丢了。因此失魂落魄，婚也没有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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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之后，发现物是人非，城市里并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就业出路是个严重的问题。
而国有企业，大院子弟，如督工这样的，早就父死子继，占满了所有的坑。
少数人考上大学，发现了不一样的欧美世界。
我们从事后的眼光看，欧美即将赢得与华沙共产主义联盟苏联的胜利。
欧美即将在物资，价值观与福利下，走向他的顶峰。取得苏东坡的剧变与苏联解体的终结性胜利。
以解放别人为目的的主义，要被保障民生为目的的现实福利取代。
崇高的精神目标终究让位给了世俗的物质生活。
中国即将倒向美国，发展新的道路。
别人已经在顶峰的，我们才刚刚重新开始。
王小波崇尚科学、理性和逻辑。科学、理性和逻辑这些东西准确的说是“现代的”，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东西被西方人先弄出来了，于是就和现代医学被叫做“西医”一样，这些东西被称为“西方的”。在某些人那里，王小波自然就变成崇尚西方了。
王小波又是爱国爱思考的的，所以他会试图分析“种种原因”是什么，分析之后必然带着批判，王小波的批判里又满是讽刺和幽默。毫无疑问，在那些人眼中，这是崇尚西方的人在亵渎传统。
事实上，如果牛顿，罗素，爱因斯坦这些个人是中国人（或者说现代的东西诞生于中国）的话，估计王小波现在又会被人说成种族歧视的典型了——英国人可能会忿忿地说：“他竟然如此推崇他们中国的东西，竟然歧视我们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果“现代的”这些东西诞生在中国，中国也就不会有王小波了——但也许在那个世界会有一个崇尚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法国人，就叫小波 · 二 · 马丁吧。
那个马丁啊，也喜欢思考，也喜欢写些讽刺的文字。
他爱法国啊，经历很多之后，他就想，我们法兰西人也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啊（狗头），也曾经属于光辉伟大的罗马帝国啊,怎么就搞不出这些东方的东西呢？怎么就落后于东方了呢？
因为种种原因，他发现叫嚣着甚欢的天主教和法兰西搞不出现代的（东方的）东西不无关系，他爱法兰西，他想让法兰西有科学逻辑和理性——于是乎他也写文章批判那些个嚷嚷着复兴教廷文化的，讽刺那些觉得靠复兴天主教就能重现罗马帝国辉煌的，也质疑起天主教中的某些东西。
二十几年之后，法兰西没有借助半点天主教的力量，崛起了。
这时法兰西一些受过点教育的新一代青年们发现小波 · 二 · 马丁这人坏的很：
1、他留学朝鲜，接受了东方的教育，深受东方的影响。
2、他竟然崇尚搞哲学的中国哲学家叶素胜过崇尚耶稣，写的文章里竟然敢鼓吹科学、理性、逻辑这些东方搞出来的东西。
3、他竟然还对我大法兰西的天主教文化有过批判，我们的圣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他讽刺过。
一想到这里，法兰西的有识青年愤怒了。
哦，我亲爱的上帝啊，请原谅这该死的崇陆媚外的香瓜人(特指白皮黄心的那种)吧！
天主教文化可是我法兰西的传统文化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啊，老祖宗都靠着这个啊！
“我看小波 · 二 · 马丁的书，觉得他有一股从东方视角俯视法国人的优越感。”他故作镇定的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一般而言，他的观点里一定有金子，也有狗屎。
理性的人应该判断这个观点里的金子和狗屎，捡金子，丢狗屎——而不是从“道德”出发，做价值评判，进而全盘否定，扣帽子，……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世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绝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再好言相劝：算了吧，何必呢？
附上王小波对“国学”的一些观点，见仁见智吧。
《文化之争》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种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也配！——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我看国学》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都这么藏着端着干嘛？
不要因为王小波名气大人气高，常在kindle榜单里出现就有所顾忌。
这种批判中国不知道加一句西方更臭，没法用发展和全面的眼光看待问题的人，直接打为臭公知，批倒批臭就完事儿了。
什么玩意儿“受限于时代“，什么玩意儿“有他的局限“，什么玩意儿“不可全信”，藏着掖着的，酸不可闻，对待这种臭公知不要客气，要不然屈了各位新时代全球视野好青年的才。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就算把王小波复活了拉起来，当场拉上台戴帽子，打成臭公知批倒批臭，也没法影响到他半分，这是最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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