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中国的科学进程落后于西方的？

我更愿意把这个问题归因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工具人文化。

什么意思呢？在儒家文化里，对人最高的评价是“人材”，最低的评价是“废物”。材者，木料也。换句话说，在儒家文化中，每个人都只是用于建构社会大厦的材料，其价值由这个人本身的工具性决定。孔子的学生宰予大白天睡懒觉，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

这种文化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

它片面、唯心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生产力进步的作用，认为人是一种有着无限潜能的工具，一切生产力的进步都来自于人的工具性的改善。然而实际上，人作为一种工具的潜能是十分有限的。荀子早就指出了，人之所以“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在儒家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卖油翁》式的、“无他，唯手熟尔”的工具人文化，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正是这种价值观，将中华文明引入了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

这种工具人文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工具人文化恰恰来源于我们古代社会的成熟与先进。

许多考古研究证明，我国是这个世界上现存国家中，最早开始爆人口的国家。早在汉朝，我国人口就已经超过5000万。在宋朝，开封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都市，而同一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一个城市人口上万就足以自夸繁华之地。

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这一点，经常被当作辉煌灿烂的历史而夸耀，但很少有人对过早的人口爆发带来的危害展开反思。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口众多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低廉，意味着无论在任何行业，与技术改进相比，堆人力总是更加经济的选择。你说你一条生产线可以每天生产1000件衬衫？没关系，我雇500个女工，每个女工一天生产2件衬衫，价格还比你便宜。

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当西方开始研究蒸汽机时，我们还在用人抬轿子。当英法联军坐着蒸汽船拿着来福枪在八里桥登陆时，我们还幻想弓马娴熟的蒙古勇士能够抵挡敌人的脚步。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人在鼓吹珠心算的速度快于当时的计算机，要向全国的小学生普及珠心算。

社会由人组成、服务于人，人本身才是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把自己当成工具，但这只是一种手段。任何将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做法，都必然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一个社会的进步发源于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工具人文化的反思，正是我们下一步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必要思想准备。

“李约瑟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能令所有人都信服的说法。在这里就给一个我个人的思路供大家参考批判。

先把我的结论贴出来：双方对于“理论”研究的对象的理解有重大差别，所以很难用“落后”来形容二者之间的比较。

首先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科学理论，在这里我选择认同托马斯.库恩的说法，即科学理论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范式”（problem-solving paradigm）。通过构造理想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令人困惑的问题，最后直到人的研究活动，并在研究中再总结出理论模型，如是循环。

那么，导致广义上的中西在科学理论上的差别，其实在于两种文化传统中想要解决的问题一开始就不一样。而对不一样的问题的解答直接导致了理论的不一样。而只有西方世界关心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范式最后变成了自然科学理论。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差别呢？这就必须回到雅斯贝尔斯口中所说的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在同一时间段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中西方世界最初的理论形态，他们的诞生首先是基于人类心智的成熟，开始主动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不是用迷信巫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在同一时间段中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的原初理论，基本上奠定了两种文化的根基，以及未来各自的思想史发展的线索。

根据库恩的“解决问题的范式”这个定义来理解轴心时代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大概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一批思想家，面临了特定的让其产生困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开始发展理论。而就是一开始面对的问题的不一样，直接导致了双方未来理论形式的差别。

那么具体的差别是什么呢？对于孔夫子等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面临的时代问题就是礼坏乐崩和春秋战国的乱世。由于周公所指定下来的封建制度到了春秋时期难以为继，诸侯国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状态，社会失序。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诸子百家开始分析问题，给出解答。因此，在先秦思想之中，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第一哲学”。除了工匠出身的墨子以外，其他人并不对纯粹的自然世界有太多兴趣。这并不是说中国思想家天然讲究实用，没有自然科学精神，而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人类社会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自然世界的问题还排不上号。毕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面前，如何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有着绝对优先地位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范式，也只能是伦理学和政治学。

而古希腊的情况则有明显不同，因为古希腊历史上完全没有统一的国家制度，各个城邦之间虽然也存在战争，但是不存在一个维系超越城邦之上的秩序的需要。而且许多城邦依靠爱琴海的贸易和殖民活动都保持着相当繁荣的景象。比如最早诞生哲学的米利都，在泰勒斯的时代就已经是爱琴海边十分繁荣的港口了。对于城邦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同时期中国面临的“礼坏乐崩”的危机问题。而没有这个问题，就不会提出相应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范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古希腊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Bug。这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古希腊哲学的出现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认识不足的地方，即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同它的神话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古希腊的神话体系本身非常详细缜密，但是也存在解释力上的局限，第一就是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有版本区别，比如小爱神Eros（古罗马的丘比特），到底是爱神阿弗洛狄特的崽，还是宇宙混沌之初的原古神呢？不同版本的神话说法不一。第二个就是，神的背后为什么还会有神都无法掌握的东西在控制呢？为什么作为神王的宙斯，也不能违背他将会被自己儿子推翻的神谕呢？斯提克斯河的誓言为什么连神都不能违背？对于神话体系留下的Bug的不满直接引发了古希腊的“做题家们”的解题欲望。所以早期古希腊哲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修补神话的漏洞，或者绕开神话来解释世界的形成”所展开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便成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第一哲学”。而一直要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伦理学和政治学才开始体现出来。而且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伦理学和政治学也基本上不考虑落地问题，不会像先秦诸子那般想要通过游说诸侯的办法促成现实中的政治变革和民众教化。

简单粗暴点来说，中西文化中的理论的不同，是其原初理论形态的不同，是伦理学，政治学作为第一哲学与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的不同，其根本是面对的问题是礼崩乐坏，需要重建秩序还是神话体系出现Bug，需要重新解释世界的不同。而基于这样的范式，导致了两种文化之下日后的所产生的实践方式的差别。在中国的理论范式内，构建政治秩序永远都是第一目标。于是我们构建了在古代最为完善庞大的国家制度。而在西方的理论范式内，解释世界永远都是第一目标。于是他们构建了极其不接地气的形而上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的民族性，而是在于指导实践的范式不一样。

因此，对于李约瑟问题，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们很难用“落后”来形容中西方科学进程的差别。因为如果把“科学理论”理解为如何进行行政管理和组建官僚系统的理论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说西方一直都落后中国。关键问题在于二者之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范式，没办法进行比较。就像两个品种完全不一样的树种，种出来的树开的花结的果都完全不一样。两种从根上就不一样的东西你其实没法说谁更领先谁更落后。如果不是全球化，使得不同文明产生碰撞摩擦，李约瑟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

现在，当大家都认为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反思为啥古代中国为啥没发展出来自然科学，然后再批判一番。其实简单粗暴点说就是，中国的思想家如果真的认为自然科学的问题是值得研究，足够引起其解题欲望的问题的话，自然科学肯定是发展的出来的。只不过我们的祖先确实不关心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们不关心自然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确实是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更需要解答。

你了解一下工程学、数学这些学科和军事的关系就知道了。比如数学和炮兵的关系，大概在古罗马时代就密不可分了。实际上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因非常功利性，因为利益需求导致对工程方面的需求，工程经验的数量和应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更高效更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指导，才促进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现在学习的各种科学理论，本质上就是一堆数学模型。甚至我们衡量这些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都是这些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际观察到的误差有多少，所谓的剃刀原理，无非是同等误差下尽量挑模型简单的那个，并非简单的就一定正确，而是简单的用起来更方便。

西方国家早期，国家规模小，分封后实际集权的国土面积小，人口少，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能带来非常直接的收益，甚至哪怕只是做的一点儿有趣的东西，仅仅给贵族之间带来点儿谈资，都能转化成实际收益。

而对中国来说，庞大的国土面积，高度集权的政治，导致可调动的资源非常多，相比少数技术进步，决策方向和管理能力带来的影响远远大的多，以至于一点儿技术进步的收益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连点儿浪花都打不起来。技术更先进的中原被技术落后的周边民族打得灰头土脸的情况很常见。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要指望统治者会去关注一点儿小小的技术进步，除非你带来的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没有小的技术进步的累积，又哪儿来的技术革命呢？相比西方早期那些贵族赞助技术研究，甚至干脆就是贵族自己从事技术研究，中国这种大国集权背景下，把精力和财力都花在技术研究上的贵族早就在竞争中被淘汰了。

单人可以凭管理组织能力调动巨大资源，而社会上又存在对个人来说几乎无穷无尽的资源的情况下，竞争必然演变成比谁调动资源的范围更广，最后统治者的精力必然是投入“与人斗其乐无穷“上。

相比之下，对于分封制，单个集权者统治范围狭小，可调动资源有限，“王侯将相就是有种”的西方国家，统治者关注技术发展就是统治的最优解。

至于说现在，中国终究得关注技术了，无非是因为技术终于发展到可以碾压一国单纯堆积人力和自然资源的程度了。

所以，科学思想诞生在哪儿，和什么人文情怀啊，什么民族特性啊之类的都没关系，纯粹就是利益驱使。

实际上，上一个社会阶段太大的优势，往往会阻碍社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导致社会在下一个阶段落后，而下一个阶段落后，却又容易导致社会在进入再下一个阶段时受到的约束少，更容易领先。

所以为啥科学思想不是先诞生在中国，无非是因为中国太早进入大统一，太早进入集权统治。其实中国已经算运气好的了，其他早期很成功的社会，我们一般称之为“文明古国”，丫连科学长啥样都没看到就嗝屁了，就剩中国一个独苗苗了。

PS:有些人说什么中国人太功利，所以缺乏追求科学的精神。呵呵，我再举个例子吧，发现万有引力的前置科学是天文学，而有两大研究途径指向天文学，一条是历法，因为种植业需要，然而种植业需要的天文学研究程度很难达到发现万有引力所需；另一条途径是远洋航行，推动远洋航行的是商业，原因是海上航行顺着海岸线走路程太长，走直线的话基本上必然深入远洋。要不是开普勒定律，牛顿不知道哪年才写得出万有引力公式。

要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打更多的胜仗，科学研究只会沦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玩意儿，再过一千年也别想和炼金术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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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的评论看下来啊，好多人分不清从个人角度看科研，和从国家发展角度/历史发展角度看科研的差别。

至少就古代的情况来说，个人可以凭一时兴趣搞科研，然而不要指望可以凭个人的一时兴趣可以不断推进深化科研。单项单次的科研突破可以依赖个人的兴趣和天赋，然而基本上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上的，换句话说，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技术应用总结的经验，科学研究连基础都不具备；然后少数人做出科学的理论突破后，也要依赖利益驱动，才能避免科研成果的失传，并且让后来的研究者能接上前代人的研究。不然仅凭兴趣驱动，研究得越深，相关领域分化越严重，后续刚好传到同样感兴趣的人手里的可能性越小，随便历史上来点儿什么波折就失传了，无非是有战乱的时候失传得快点儿，没战乱的时候失传得慢点儿。

一直到现代，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也是看在为了技术发展而进行的超前投资上的，现在之所以能支持很多人凭兴趣研究，而且无惧失传，无非是生产力大幅发展，养得起这么多闲人，而且信息储存技术也大幅发展，有利于保存信息了，否则很多凭兴趣搞研究的人，且不说有没有人赞助，连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连一代人都流传不了，属于刚死就失传的那种。

所以，从个人的视角出发，看科学那就是好奇心，探索欲推动的，然而从整个历史来看，科学发展是利益推动的，要不是利益因素，千百年来的科学家只能不断地重复造轮子，爱因斯坦还在研究铁球是不是同时落地呢，小滑块都不知道在哪儿，哪儿有功夫搞什么相对论。

所以有些人啊，不断地要论证科学是靠科学家兴趣推动的，说白了就是象牙塔里的清高而已，把自己这个个体看得很重，无非是要论证“我的兴趣很高尚，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没有铜臭的，所以你们都该支持我”，怎么说呢，本来就是吃五谷杂粮的，非要弄得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这种人啊，到了古代只能在国师和跳大神之间二选一，没机会搞科研的。

我觉得，中国科学进程落后于西方、或者说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中国古代的数学。

你说中国古代数学发达不？璀璨不？提起来，《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等专著，刘徽、祖冲之、秦九韶等大数学家，伟大不？答案当然是很璀璨，很伟大。

但是，中国古代数学有几个非常大的缺陷。

最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中国古代数学是一种应用学科，研究数学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某种现实问题，比如计算历法、丈量土地、计量仓储、计算距离、修建工程等等，——这个从中国古代数学的圣经《九章算术》中就能很明显看出来，你看他的章节名，就叫“方田”、“粟米”、“少广”、“盈不足”等等，而内容则是一道一道的应用题。在这里，数学仅仅是一种计算工具，所以中国古代数学其实就是算术，一切都是围绕着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计算问题来进行的，如非实际应用，中国古代数学则很少思考一些纯思辨性的问题。

这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缺少了纯思辨性的思考，所以中国古代数学始终停留在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哲学的、理性的、“道”的高度，这点非常可惜。——我甚至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思维的根本原因。没有了形而上的思考，只纠缠于具体应用之间，则数学不免就变成了“仓储之学”、“丈量之学”、“运输之学”、“修造之学”，而对于数学的真正本质，则很难触及得到。

也正因为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都是“仓储之学”、“丈量之学”、“运输之学”、“修造之学”，所以也就造成了它的另外一大缺陷：没有形成体系。

这方面，我们必须要用古希腊的《几何原本》来做个比较，《几何原本》用几个定义、五条公设、五条公理，使用逻辑论证推导的方法，建立起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大厦，每一个命题都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每一个命题本身又成为后面命题的推理依据。整部书结构之完整、逻辑之严密，虽欲易一字而不可得。——明朝徐光启就曾这样评价这本书：“此书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置之不可得”。

徐光启为什么有这样的惊叹呢？因为中国古代数学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拿《九章算术》来说，你可以随便把它的题目进行删减、前后互换，完全不影响这书的其他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几何原本》是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算法为基础的。

西方数学以逻辑推理为基础，最终建立了形式逻辑这一思想利器，从而成为了科学思维的根本。

中国古代数学以算法为基础，虽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比如刘徽的割圆术、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这也是数学史上唯一一个以 中国人命名的定理）等等，但总的来说，这种成就是孤立的、偶然的，没有形成体系，更不要说成为科学的基石了。

中国古代数学既然以算法为基础，就带来了另外一个大问题，也就是在所有的数学论著中，数学家们所侧重记录的，都只是算法的内容，而至于如何得到这个算法的，数学家们却并不关心，以至于证明过程付诸阙如。

中国古代数学还有一个大缺陷，由于汉字的关系，中国古代数学符号极其不发达，数学符号不发达，致使所有数学命题、算法的表述，都必须通过文字来进行，而不是使用公式。

这以上种种问题，如没有建立起形式逻辑、没有证明推导过程、不知道使用公式，这种情况下，科学又如何能够产生呢？

牛顿在建立经典力学之前，还得先发明微积分，就中国古代数学这个状况，你认为可能产生微积分吗？

关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一个高大上的题目，刚刚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单独用一章三节进行专门论述，可见这个题目对于科技的重要性。我既没有做过专题研究，也没有资格过多评论。今天赶巧周一，刚查了一下百度地图，到单位上班估计得在路上堵一个小时了，久违的堵车，正好有这么长的空闲时间，也仅就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围绕这个话题叨叨几句，算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思考了几分钟，从哪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呢？我想大致分三个层次吧，第一个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人的因素，第二是企业的因素，第三是社会的因素。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人”的因素

人是科技创新中最核心的资源，也是最难讨论清楚的因素。作为一个曾经的科技工作者，我从个人角度回答几个问题，试着把这个点说清楚，比如：我要选择加入一家科研机构，是什么吸引了我？如果选择离开，又可能是什么原因？当然原因可能有很多，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让我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选三个因素的话，我会选择尊重、公平、团队。

（一）关于尊重

知识分子历来都好面子，这恐怕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我想全世界优秀人才的内心大多是孤独的，也是骄傲的。不管他们是否有权势，是否富有，都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马云讲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离开企业，无外乎两点，要么是钱没给到位，要么就是受气了。在尊重这个方面，我并没有特别强调待遇，并不是说收入不重要，而是对于很多科技工作者来说，物质条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足够丰富，大多数空间已经被他们所热爱的科研领域所填满了，一般没有太多时间或者精力追求物质方面的东西。故而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能够得到尊重很重要，物质条件只要能够达到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就会很满足了，对于物质他们并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向往和追求。

（二）关于公平

学而优则仕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当前也有很多著名科研机构、大学校长由院士来担任负责人，行政职务注定是要承担很多的管理工作和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院士则是对一个人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一种认可。我们如何充分发挥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这个人在最适合的岗位上从事着最热爱的工作，院士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本来应该把他们专长投入到科研领域，而他们现在不得不把精力分散一部分出来在事务性工作上，不得不说是对资源的浪费。在这一部分我并不是表达院士不可以担任行政职务，而是院士们可能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改革。我狭隘的理解，搞科研需要大量的投入，而资源基本都掌握在一些非科研人员的手中，那么在这个矛盾中，只有科研人员掌握行政力量，掌握了分配资源的权力，才能够更好的为科研服务。我想绝大多数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科研领域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情怀，并不是自发自愿担任这些行政管理职务。从这个角度，我想每个科研工作者都渴望一个公平的科研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够自由自在的，充分的，竭尽所能的从事自己钟爱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成果流芳后世，我想这可能就是公平背后的含义吧。

（三）关于团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不外如此。优秀的人总是和愿意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科技工作者比别的群体更渴望创新，更渴望做出改变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果。因此，当选择一家科研机构的时候，如果这个机构有着业内知名的大牛，那对于技术人员无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作为一个完全靠脑力的职业，就像是在茫茫的无人区狩猎，在大牛的手下干活，就像是跟着一位有经验的猎人，更容易取得成功，收获满满。在良好的工作团队中，大家秉承着相同坦诚的理念，相互尊重的态度，能够自发达成和谐的协作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思想的火花，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每个人的专长和创造力，这种团队环境不仅是一种宜人的工作氛围，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技成果大量的产生。

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企业”的因素

企业这个因素其实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企业应该为科技人员营造什么样的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是企业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创新产品？

（一）企业应该为科技人员营造什么样的创新环境？

1.对科技工作者要宽容失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科技工作者需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因为科技工作者要做很长时间的冷板凳，需要承担很高的沉没成本，风险极高，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很难做出像样的科技成果。所以这个时候企业的信任和理解就变成了支持他们前行的巨大力量。我原来工作过的一家北欧企业，常年在大学研究院雇佣了这个领域内涉及的顶尖专家，他对这些顶尖专家要求极为宽松，提供了充沛的科研经费，对这些专家采取了完全信任的态度，没有设计什么考核指标，这些科学家反而为企业源源不断提供了先进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企业发展。任正非老先生曾经说他们高薪招揽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十几年没有出成果，突然取得了算法突破，公司在3G上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优秀的人才都对自己有着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个人要求，只要你能招到优秀的科技人才，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做出更多的成果，根本用不着你去考核，做不出科技成果的那种煎熬，一般人根本忍受不了，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做出成功过。如果对科技人员像对待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考核，从他的角度看，更多的是一种不信任和不尊重。我觉得企业与其在思考怎么考核技术人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想怎么能够招揽到业界最前沿的科技人员。

2.对科技工作者要给予相对自由的环境。科技工作要靠积累，也要靠灵感，因此，对于创新性强的工作，很多国外公司都给予了宽松的工作要求。我以前工作过的公司，请半天假是不需要申请的，也不算在请假范围内，也没有请假次数限制，如果临时有事随时可以去办，只要跟自己上司说好就可以了。据说在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里，为了激发员工创造性，工作时间可以带自己的宠物上班，有人希望在公司能够打排球，很快草坪变成了沙滩排球场等等。让我想到了《种树郭橐驼传》中的一句话：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3.厚积薄发，静待科技工作者的奇迹年。一个人怎样才容易灵感爆发？就是在其心灵最自由的时候。流水线上要求工人尽量提高效率，而且流水线缺一个环节都不可以，而科技工作者完全是一种独立的创新性工作，工作成功与否和工作时间没有正相关关系，因此，不能像管理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管理技术人员。他们可能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世界上著名的很多天才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奇迹年，比如：1666年，牛顿独自一人就奠定了微积分学、经典力学、光学和天文学（天体力学）这四大学科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足以让牛顿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1905年，爱因斯坦独自一人就发表了六篇论文，单单这一年的工作，至少就配得上好几个诺贝尔奖。

（二）企业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创新产品？

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以此获得回报，获得利润，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这是企业和社会良好互动的生态环境。社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企业不断生产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需求，甚至企业还能创造出新的产品引导社会的需求。

1.企业创新与需求的错位。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企业接触客户需求的一线人员，并没有把市场需求及时、准确的反馈给科技研发人员，企业内部信息通道不畅通。或者企业研发部门的地位都高高在上，市场部门反馈的需求，没有得到研发部门的重视。有的企业的技术人员不接地气，设计出的图纸，在生产制造环节难以实现，或者实现成本很高，有的勉强实现了还容易产生大量质量问题。还有的企业研发部门创新比较任性，凭着技术人员一厢情愿的想法，并没有真正的和企业外部的需求对接起来。以上这些案例，浪费了大量的科技资源。而且科技人员习惯性追求性能高、结构复杂和外观精巧，而实际需求常常是皮实好用，价格低廉。供给和需求双方在认识上的差别，导致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不为市场接受。

2.企业创新要有领先半步的意识。我姑且把自己道听途说来的一些路边社消息分享大家，供大家思考。以前我工作过的一家跨国公司，据说公司科技储备领先行业最先进水平20年。这个公司选择技术领先半步策略，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每当竞争对手推出性能更好、价格更低廉的产品时，他就从自己的科技储备库中推出新一代的更加优质的产品，以此在市场上获取更高利润。从这个案例来看，科技创新的策略对企业同样重要，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应该把企业的利润放在第一位，科技创新与赚取利润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3.企业利用市场快速补全创新链。还是我工作过的这家外企，他们曾经也面临过很多的技术瓶颈，比如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润滑等等，还有一些机电一体化、设备成套方面的问题。这家公司花大手笔收购行业里面前三名的企业，重组收购并非只买不卖，而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循环状态。当他收购了一家优秀企业之后，就从这家企业里面快速吸取急需的科学技术，作为自己产品的技术支撑，当这家公司的技术短板补足之后，他就会毫不犹豫以一个较好的价格把这家公司卖出去，很多公司重组不仅弥补了科技短板，经常还可以大赚一笔，卖公司的收益又会投入到下一轮的战略性收购重组中。

三、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社会”的因素。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从科技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除了“揭榜挂帅”、“赛马”等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类措施，科技工作者也渴望在社会中得到更多身份认同。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不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是这个社会给予的，是环境造就的，精神的产生需要土壤，需要从社会和环境中汲取能量才能够生根发芽，在贫瘠的文化土地上是开放不了科技创新之花的。

1.科学家需要社会关注。在我国研发两弹一星那个时期，钱学森、邓稼先、黄纬禄等一批科技工作者都获得了国士般的待遇。在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他们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抛家弃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发展国家的科技事业。进一步说明了科技工作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改革开放以后，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切向钱看，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知识成为变现的工具后，让我国科技工作者变得铜臭气了，到现在这种社会导向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2.科学家需要社会尊重。在创新型能力最强的国家，科技工作者都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拿我们的近邻日本来举例，他们将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印在纸币上，体现了日本高度尊重知识力量的态度。在这些国家，科研投入高，科技人员个人收入并不高，那就说明待遇并不是制约科技进步的主要变量决定性变量。举个反例，在我国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是薪水最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笼络了大量的人才，收入也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并没有看到高收入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高投入同样也没有产生很多的原发性技术成果。这些行业更多聚焦在了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方面。

写了很多，算了，还是删了，免得又进去了。。。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描述的是外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原因是在那个年代里，搞科研收益低，且没必要，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其实，西方那些早期搞科研的人，其行为目的完全是自发的好奇心所致，俗称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也只有贵族敢这么玩，也只有贵族玩得起。

而中国虽然人多，但大多数都是穷人，并且社会行为规范观念森严，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那时候的行为规范的出发点，无非是繁殖后代，外加聚敛资源，除此之外的事都会被列为不务正业，俗称不出道。

道者，繁衍后代，以及听从上级的命令，一起聚敛资源。再根据你积累的资源，给你在社会上搞个排名，并给予相应的地位。

这便是每个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使命，或者叫习俗、文化。

有钱有势后，就会花钱招募各种人才，以自己为中心，出去跟其他势力争夺资源。这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的七雄争霸，以及最后始皇帝的一统华夏。

所以，社会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某人或某个群体，积攒更多的资源，也就有了那句老话，“打仗就是打钱！”

发展到近代，你就会发现虽然各个国家间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发生战争的频率却明显降低了。

因为打仗只是手段，搞钱搞资源才是目的。

既然可以经商贸易，拿我不需要的东西，从你那换取需要的东西，那还打什么仗?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如此重视文化产业的原因，虽然没造出什么有实体的物品，但是只要这样东西能从其他国家那里换取我国需要的资源就足够了。

再更进一步，就发展出了如今的金融贸易，我连用脑子想出来的文化产品都不搞了，直接跟你玩数字游戏，便可从其他国家那里抢到资源，那何乐而不为呢？

华尔街那帮人很好的诠释了现在人类文明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搞钱。

所以，你会发现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都只是在搞资源，而科研虽然也需要资源的辅助，但并不是其最终目的，而科研的最终目的只是发现某种规律。

目的不同，放大到行为上也会不同，而古代的中国人便选择了，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即纯粹的只为了搞钱。

除非，这个科研项目能帮助我搞更多的钱，我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所以，在任何国家里，军事领域的技术总是领先于商业技术。（明朝时，就大力发展过火器的制造和使用，目的是为了守钱，间接的搞钱。）

而古代不搞科学是因为从那时候看，搞钱和搞科研之间关联性不强，甚至还呈现负关联，那就要遏制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了。

直到近现代，所有人都有目共睹，原来科研和搞钱成直线正相关，所以才那么重视科研，但科研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永远都是——搞钱。

这样看就很明白了，别看人类长那么大的个头，有脑袋、有内脏、有四肢，有上亿的神经元。那么复杂的一个个体，所做的各种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昆虫类的蚂蚁没什么两样，能表征出那么多的东西，最终还不是和不能表征，也记不住啥东西的蚂蚁一样，搞资源的积攒，即搞钱吗？

——————

做人还是做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能二者选其一，原因便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要想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先达成，记忆持续这个必要条件。

做人的要点在于猜对方的心思、意图、目的，所以太会做人的人，就不会做事，因为客观规律不因人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如何做人？

与他人的预期达成一致，重视或者听从他人的意见/预期。

那做人为什么和做事相矛盾呢？

因为客观规律不因人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客观世界的影响因素是多变复杂的。所以，科学永远不会完美，只能靠人去不断地完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某位权威人士说道理A就是对的、绝对的真理，那么根据科学永远不会完美，需要不断完善这个条件，那岂不是一定就要质疑这位权威人士？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注重传承，所谓传承，这个词汇里不就包含着需要后人完全相信其正确性，进而完整的把它流传下去。

在中国这个特别注重传承文化的国家里，像科学这种必须要不断质疑权威人士，甚至彻底推翻其言论的事是很难发生的。

所以，西方能发展出科学也是得益于其松散的组织模式，而像中国这样紧密的社会结构下，发展不出科学其实是必然的。

如果没有葡萄牙人打烂威尼斯—土耳其贸易垄断体系给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浇水，西欧发展到底也不过是一个小号的、松散的大明。英格兰的国王仍然沉浸在与法王的无限战争中，神罗的皇帝一次又一次与教廷争夺主教的叙任权，意大利的城邦继续凭借着地利和土耳其人垄断香料贸易。

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是休达战役为葡萄牙人打开的新大门，是威尼斯—土耳其贸易垄断体系瓦解后涌入里斯本的黄金，是荷兰人高瞻远瞩成立的第一个东印度公司。有了这些“水分”，资本主义的萌芽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以宗教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正是建立在葡萄牙人开辟的印度航道改变了旧欧洲这一社会存在之上的。没有这一转变，近代科学这一建立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瓦解这一基础上的新社会存在便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

因此这个问题，和中国人是否有劣根性、中国人是否不如欧洲人没有任何关系，从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阶段，那便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西欧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地区，是因为被西欧挡在门外的葡萄牙帮助他们打开了这扇大门。

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同为封建主阶级，葡萄牙的国王为什么能容忍对外开拓这类损害封建主权威、动摇封建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东西？

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它的国王们太穷，以至于无力自行铸造金币。渔业和自给农业是经济支柱。

葡萄牙是个贫穷小国，被排挤在欧洲事务之外，被强大的邻国卡斯蒂利亚包围和压制。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而中国的封建主阶级为什么又可以承受限制东南沿海居民自发开拓的后果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晚明士绅的“启蒙思想”，就像威尼斯的繁荣——美丽却脆弱，前者被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关进了牢笼，后者被欧洲尽头的蕞尔小邦打得粉碎。

开拓开拓开拓，没有开拓，何来开拓带来的一切？

中国的科学进程没有领先过全世界

和古埃及、古印度、阿拉伯只能说平等的。

只是中国教育弱化了印度的天文数学、阿拉伯的医药化学史

给你举个印巴民族领先【近现代欧洲】例子，下图是南印度Kerala 学派发在15世纪天文学研究中发现的极限级数，比泰勒麦克劳林早了两个世纪。为此，苏黎世联邦理工要专门开个历史学博士职位，去研究古印度数学史：PhD student posi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欧洲史观，平等正视全球古科技，李约瑟之流并不意味中国更优秀。史学家对古印度、阿拉伯科学，同样兴趣浓厚，没有对古中国另眼相看。

但中国史学局限，没有资源投入欠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所以不知道印巴阿拉伯的历史光辉，再加上自我民族中心论，自然就看扁了他们，只会对标西方。

再回到你的题设逐步分析

我们学历史就知道，在古代中国人们就有很多工艺技术、科学知识领先世界水平。

这话没错，中国古代繁荣过一段时间，农业丝绸瓷器文学艺术都不错。但是印度人、阿拉伯人、罗曼人，也有独特的的工艺，和辉煌的时期。 没有客观证据显示，他们古代比中国人差劲。如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古罗马的建筑，直到今天依然坚挺不衰。埃及金字塔，长度不比万里长城，但是高度和精度强得多，还早了三千年。

史前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土耳其部落在没有金属的情况想，单靠石头就建立了万人城市，没有街道，人房顶上行走，门也开在房顶上，屋里有壁炉可以做饭。这时的中国还在茹毛饮血住山洞。

祖冲之的圆周率比西方早一千年发现，华佗比西方医学更早的发明了麻沸散等

祖冲之的一个π， 只是一个碎片知识点，还不如他儿子的祖恒定理、包含了微积分思想，而这些成果，托勒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都有。

至于华佗的麻沸散，只是众多麻醉剂的一种。世界各国都有大麻、鸦片、古柯碱、魔幻菇这样的麻醉剂；华佗想给曹操，劈开脑袋去肿瘤，把自己作死了；但是瑞士人五千年前就开脑壳，治疗精神病了。这是瑞士洛桑博物馆的公元前3500年的头盖骨，根据周围组织生长分析，主人经历了脑组织治疗，且存活了一段时间。

至于其他的医疗技术，西方更是花样繁多：

古罗马时代就可以做双眼皮

1500年瑞士人剖腹产母子平安，之后几年还顺产了几胎。

而且剖腹产技术流程记录下来，之后两三百年医生都依次效仿。

16世纪法国人，靠粗铁丝捅尿道的方法，来治疗前列腺增生，虽然疼也比憋死好。《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是尿尿痛死的，要是有个法国医生，给他扩充一下，加上鸦片麻醉，还能活好些年。

17世纪英国人可以割掉阑尾炎

至于你说的

明清以前，工艺水平、知识水平，当然的中国都是远远领先于世界的。

并不是这样，中世纪欧洲机械加工、化学制药、建材制造已经形成系统产业链了。16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玻璃工业，以皇家的名义建了一个大型工厂，这家356年历史的公司至今还是世界500强。在中国上海安徽河北武汉都有工厂，以生产飞机挡风玻璃出名，叫圣戈班建材。类似还有如意大利Beretta枪械公司、英国Whitechapel 铸钟厂都有 500年的历史；要是说起美妆护理这样的轻工业，其涉及的化学萃取、酒精提纯，硝硫盐酸分类， 有700年历史。

涉及金属冷处理、化工偶然发现，等流程复杂精密的项目 ，

一个研发生产周期动辄数十年，

迭代周期几百年，比三次科技革命时间总合还长。

以机器制造机器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

车钳刨铣、石头建筑，这是欧洲上千年的传统，只是煤炭和蒸汽机的发现，将这一工业文化放大了。在热能出现以前，车削、锻造、光学、精密仪器，很多看似先进的产业，在欧洲就流行几百上千年了。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提到、只是中国的历史不会去叙述这些西方的科技文化。

但凡去欧洲工业旅游都会发现，纺织厂、锻造厂、车间全都是建在河边。因为蒸汽机出现以前，欧洲人已经用水做能源，通过皮带或齿轮，推动机器了。这跟中国玩票式的水车灌溉不同，几乎所有城市码头都被工业车间占领，这在大量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 小说《红与黑》开篇就写水力气锤

一进城，就会听见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轰隆隆作响，搅得人头昏脑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全靠一只由湍急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打颤。我也说不清一个铁锤一天要生产几千枚钉子。起落之间一些水灵俏丽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巨大的铁锤下面，铁块旋即变成了钉子。

火车出现以前，轨道交通就有了，也就是有轨电车的前身，不过是马拉的公交车而已。

水力电梯出现的更早，《三个火枪手》里面就有提到水力电梯，到了1853年otis公司的电梯已经有自锁装置了，绳子断了也不会摔下去。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提到了公共自来水，因为西方的城市给排水系统在宋朝就出现了，利用泉水压力输送到居民区：例如下图是意大利1860年公用自来水系统旧址，我在2015年的时候还是能去喝水的。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提到了电报，但是大仲马的时代还没有电。这就是早起的光学电报.出现于1790年代，比莫尔斯电报早了60年，就是旗语编码+望远镜长距离传递信息。

如果你实在觉得我崇洋媚外，可以去读读《红楼梦》，

看看康雍乾时期，公爵贵族家里是不是大量的

落地自鸣钟，桌钟，怀表，随身挂表；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喝醉了，看到了探春房里秤砣晃悠，那是座钟的惠更斯摆频率；

从西洋水银镜看到的自己太逼真，误以为是亲家母。

电视剧《康熙王朝》，周培公在山西避战，就是等西班牙进口的红衣大炮。

至于收复台湾，明珠的想方设法掏空国库的1500万两银子，买18万两一艘的荷兰战舰。

那时候西方工业革命还没开始哦，雅克萨尼布楚战争也没有输给俄国。

但这时的顺治康熙对 汤若望、南怀仁 的西方科技已经十分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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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从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及的极早时代以来，就在值得惊赞的希腊民族中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不要以为数学与理性在其中仅仅同自己本身打交道的逻辑学一样，很容易就遇到或者毋宁说为自己开辟了那条康庄大道；我宁可相信，数学（尤其是在埃及人那里）曾长时期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的幸运灵感所造成的革命，由此人们必须选取的道路就不会再被错过，而科学的可靠进程就永远地、无限地被选定、被标示出来。这场比发现绕过著名海角的道路更为重要得多的思维方式的革命以及实现这场革命的幸运者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保留下来。然而，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过据称是几何学证明的那些最微不足道、按照常人判断根本就不需要证明的原理的发现者，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传说表明，对于由发现这条新道路的最初迹象所造成的这场变革的怀念，必定对于数学家们来说显得极为重要，从而变得难以忘怀。在第一个演证等腰三角形的人（无论他是泰勒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因为他发现，他不必探究自己在图形中看到的东西，或者也不必探究图形的纯然概念，仿佛从中学到它的属性似的，而是必须通过他根据概念自身先天地设想进去并加以表现的东西（通过构图）来产生。而且为了可靠地先天知道某种东西，除了从他根据自己的概念自己置于事物之中的东西必然得出的结果之外，不必给事物附加任何东西。
当伽利略让他的球以他自己选定的重量向下滚过斜面时，当托里拆利让空气托住一个他事先设想与一个他已知的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或者在更晚近的时候，当施塔尔通过抽出和归还某种东西而使金属变成钙盐又把钙盐再变成金属时，在所有的自然研究者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他们理解到，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产生的东西，它必须以自己按照不变的规律进行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必须不让自己仿佛是被自然独自用襻带牵着走；因为若不然，偶然的、不按照任何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的观察就根本不在理性毕竟寻求和需要的一条必然规律中彼此关联。理性必须一手执其原则（惟有依照其原则，协调一致的显象［Erscheinung］才能被视为规律），另一手执它按照其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自然，但却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让自己背诵老师希望的一切，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自己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甚至物理学也应当把它的思维方式的这场如此有益的革命归功于这样一个灵感，即依照理性自己置入自然之中的东西在自然中寻找（而不是为自然捏造）它必须从自然学习、而且它本来可能一无所知的东西。由此，自然科学才被带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它在这里曾历经许多个世纪，却无非是来回摸索。---《纯粹理性批判》

中国什么时候有这个思维方式了？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样红啊。中国屹立世界之林数千年，一直都是人类文明之颠的存在，哪怕是最惨的晚清、民国期间，也是世界大国，是世界牌桌上的玩家。

还想怎样？五千年历史，一刻不是世界第一就得反思自己？那还让不让别的文明活了？

反思怪是种病态，这种病为什么广泛存在于中国人心中，这本就是个问题。

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明珠，最后败于斯巴达。

法国是欧洲皇冠，被乡巴佬英国人吊着打。

日不落帝国傲视全球，被暴发户美国当搅屎棍使。

历史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无数文明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才是常态。

题主，你真正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领先西方，还能几千年不消亡，至今仍能问鼎全球。

人类诸多文明，昙花一现的才是历史常态，像中国这样经久不衰的才是奇迹。

很多人忽略了，在技术进步到产生质变之前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很有限，对于生产水平提高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政治制度建设和行政水平提高带来的统治能力提升的影响大。

简单说，在漫长的古代，你花费精力整一堆“新技术”，远不如研究如何使政治构架更加稳定，如何选拔人才来的立竿见影。

对于中国来讲，统治阶级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只要国家稳定，尽量消除战争（包括内战和对外战争）威胁，稍加轻徭薄赋国内的生产水平就会达到相当的水平。而古代中国相对欧洲复原之辽阔，资源丰富，相当程度上使得技术进步的效果非常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就体现出来得到统治阶级重视，所以中国会产生了轻视技术进步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更倾向于改良制度，从而达到让国内生产尽快恢复到认知中的“最高水平”。

对于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人是很难去完整的想象出来的。。。所以中国的统治阶级能想象到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状态，无非就是传说中的三代时期、文景之治、贞观盛世。这些认知中最好的时代，似乎都不是技术带来的，而是制度带来的，他们的结束，似乎也不是技术带来的，而是制度问题，“礼崩乐坏”的问题。

整个欧洲的历史，其实在欧洲文明史上，罗马帝国的最大疆域只是很短的时期（大家津津乐道的罗马历史，大部分时间罗马并不是唯一的强大力量，大家可以查一下罗马把地中海变成内湖的时间，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靠前），绝大多数时间欧洲都是很多国家/城邦/政治力量构成的碎片化的竞争激烈的格局，新技术对于版图有限资源有限的碎片化格局，带来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欧洲各个势力，为了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就得搞一搞技术才能勉强维持的了生存的样子。

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量变产生质变。。。

于是在这种形势下，欧洲质变了，发生了工业革命。

而同期的中国，经过了两千年的思考探索，终于在清朝构建出了无比稳定的封建统治构架，可以说达到了这个体制统治稳定性的巅峰。

然后，就撞上了技术质变的欧洲人。。。

拜登的粮果然到了，啥鸟人都有

中国没有科学家。只有技术员。

这个问题提的有问题，思路不对。

科学，严格意义上是一种现代产物，为什么在近代欧洲产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欧洲之外，中国，伊斯兰，印度等等主要文明区域都没有率先产生科学，才是一种普遍趋势。

所以你要是因为中国科学进程落后而去倒推原因，只可能是缘木求鱼，表达各种不满，不是理性分析，而是貌似理性的情绪输出。

欧洲之所以产生现代科学，其实已经有不少研究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早期归因于文明优越论或种族优越论，比如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对科学精神产生的关键原因等等。这些说法也忽悠住不少人，但仔细分析都有问题。

古希腊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是两回事，古希腊文明早就中断了，近代欧洲还是通过伊斯兰文明来回想起古希腊文明的，属于再创作，不是流传有序的那种。

现在随着历史研究的持续深入，可以得出的推论有：

欧洲现代科学的诞生属于多种因素的汇聚，属于历史演化中的非常状态，不过这种非常状态一旦出现，就有塑造新常态的可能性。

多种因素，包括蒙古游荡欧亚大陆带来的非常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很多文明意味着灾难，但在特定背景下对于欧洲却带来一些多元文明交流的因素，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如古希腊思想的重新传播），欧洲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宗教条件，航海与殖民带来物质和文明交流等等。

多因一果的现实历史复杂性往往属于常态，但是历史叙述本身却容易陷入单一原因论，这和认识能力不足以及人类情感的自我膨胀有关。

一、大学

西方的大学很早，哥伦布航海的时候就去葡萄牙的大学研究航海遇到的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传承和发展

而同时期的中国，科学家就是单打独斗，很多东西都重复发明，因为很少有交流，加上技术书籍的失传，完全就是靠科学家本身的天赋。

中国的书院别说其他的学说了，就儒家自己内部的流派，一个书院里也只有儒家自己内部学说的一个流派，排除异己排除的让人无话可说。

二、重视

元代有个读书人，说这些医、工、技这些小道，经常失传，只有我们孔圣人的言论源远流长

敦煌的王道士，拼命保存的就是儒家经典，各种医、账目、杂谈都是不当回事卖给外国人的，现在我们研究敦煌只能高价买国外博物馆的数据，就是因为，王道士拼命保存的儒家经典，随便找个书店都有啊。

嘉靖年间的《算学宝鉴》，导数解高次方程的算法，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早

但是："四百年间未见各收藏家及公私书目著录，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

三、外行指导内行

大家都知道近亲繁殖的优势在于强化某种特性，杂交的优势在于获得某种原来没有的特性。

但一切都有个前提，我们可以任意处置这些动植物，留下没缺陷的，淘汰有缺陷的，这就叫人工选择。

而我大怂的书生就很神奇，说你这近亲繁殖啊，有悖人伦，必须要停

最后大怂的马都成驴了····

宁可被蛮夷吊着打，也不能突破祖宗说的话

还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活活坑死了中国的外科等等

咱们现在，大学的校长有学物理有生物，但是他们不会让大家都用物理的原理来研究生物化学哲学土木美术舞蹈戏剧·····

儒家是真敢让所有的都按儒家的标准来研究·····

四、任何技术的发展，需要最聪明的人来推动

可最聪明的人这一辈子都在研究孔夫子这句话啥意思

2007年，深圳耀华实验学校读书，曹原用了三年的时间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

2010年，高考总分为理科669分，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2018年3月5日，《自然》连刊两文报道曹原在石墨烯超导重大发现。

注：被一些文人吹到天上去的“民国大师”，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一篇论文都没有·····

但是，如果曹原这一辈子就研究孔夫子这句话啥意思

会怎么样呢？

梁章矩在《制义丛话》中引述这样一个事例：取四书各首句并作一题曰：‘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老童即应场曰：‘道本乎天，家修而庭献也。’

一个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老童生，但其“破题”功力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五、

康熙本人自然科学水平很高，传教士都佩服，但是康熙仍然让汉人老老实实学孔夫子考科举

而且详细规定

“乡会试为士子进身之地，文律更严，三场对策，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更何论同 时见存之人。“

士子所熟读者，无非陈文墨卷；所研求者，无非高头讲章小。所有历史事实，因文中禁用，故多不涉猎。

除了钦定的四书五经，你别的任何东西写进来都直接罢黜！

对比一下，万历时候有大臣上奏，说陛下啊，现在科举考生写完四书五经就写诸子百家，写完诸子百家就写史书传记，写完传记连佛经道经都写啊·····

有人会说，这是减少考试难度，让贫困家孩子也能考上

问题来了，只要中了秀才，生活就无忧了

为什么不扩大考试范围呢？

因为读程朱修订过的四书五经的人，才是最好的奴才啊！！

六、

“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

我自己的理解是，管理制度+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优势，降低了对科技发展的需求。

偷懒复制粘贴一下

这里的“缺乏需求”不是指古代国人不需要更多更好的衣食，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或者更好的交通工具与武器。

而是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整个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相对西欧）都缺少对科学技术迫切的改善性需求，缺乏催生科学进步的机制（不论是制度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继而难以进一步激活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因为古代中国的利基从根本上来说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而过早统一的庞大国家，统一的文化圈，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使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分分合合的整体，在应对自然上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性、制度性手段，也使得（在上层的角度）人们的思想需要更加统一，这和相对中国来说“小国寡民”的西欧也是不同的。

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改善，既不是古代大多数普通国人实现安居乐业、获得更大利益的首选（实际上仅仅能吃饱穿暖过得平安通常就已经是古代国人最大的幸福了），也不是大多数脱产的古代中国精英进行“自我实现”的首选。

就事实来说，从文艺复兴到工业 革 命，不难看出，即便同在欧洲，各国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能引领当时科技文化进步的，始终都是当时最以工商业立国，经济结构相对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甚至）有国内的统一市场，并奉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国家（意大利城邦、尼德兰、英国、德意志邦国、美国）。这和基本以“重农抑商”为经济“国策”的古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袤的领土，所以不论出于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古代中国都非常依赖农业，所以历代王朝基本都“重农抑商”，“劝课农桑”。加之古代中国（尤其是那些大一统的朝代）作为一个整体在东亚都是规模绝对领先，技术还有一定优势，所以外部压力基本没有或者即便有外部压力其文明程度也低于自身，这样的中国，自然就很容易自成体系，圈地自萌。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几乎从大一统时代开始就患上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甚至慢慢地，原有的赖以强大的资源反倒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而因为人口、领土和资源相对较小，所以并非大一统的西欧各国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往往重视工商业，甚至相对农业更重视工商业。而工商业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提高。

加之各国之间常年的战争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也使得西欧各国，尤其是原本在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的国家与民族不得不依赖制度改革和科学技术升级维持自身安全，以及寻找和开拓更大的利益。

实际上，与大航海时代欧洲境遇相似的唐（早期）宋（中晚期），恰恰也是古代中国科技文化最发展、最包容的时期，工商业发达，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开始出现，对外贸易开始大发展，而距今更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则自带国际化属性，也更是百家争鸣。

古代（尤其元明清）中国与文艺复兴前后西欧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和西欧都有不从事生产而衣食富足的上层，但中国和西欧的上层却大大不同。

有长期政策和制度（如察举、科举）的大一统中国，可以“学而优则仕”，依靠土地兼并、朝堂争斗往往是中国古代上层获得更大利益（声望、财富和权力）的最稳妥方式。

而农民、工匠、商人不但难以在这种社会阶层流动制度中获得好处，反倒常常是被打压甚至歧视的对象。甚至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艺精英，往往也都是仕途上（一度乃至终生）不得志的“失败者”，像王阳明、顾炎武、唐伯虎这些。

而西欧的上层，则往往与工商业密不可分，政治与商业利益联系密切，甚至贵族起家时就是工匠和商人，像美第奇家族、皮特家族这种。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全欧洲的霸权国，使得人才和资本的流通乃至战争的动机能够更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政治需要，也使工匠和商人（以及农民）起家的圈外人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地登上政治舞台，“暴发户”慢慢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的“老钱”，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巨大权力。

也就是说，西欧的社会阶层流动虽然同样依托于传统的封建制度（当然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和古代中国的也不同），也在进行土地兼并，却又以工商业为基础，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大大不同。

在这种利基差别下，近现代西欧的商人和政客相对来说更接近于一体（虽然此时的西欧政客利基上大多数仍然是农业，也就是土地贵族），而非近现代中国常见的商人依附于权力。

而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主君和臣下、臣民（甚至奴隶）的传统关系变为近现代的雇主和雇员，政客和公民的过程，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相对更加平等的过程，西欧也就比中国更快一些。

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工商业相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财富，且土地在工业时代前就是最重要的资本，普通人难于大量获得（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普通人），所以更重视工商业的西欧，其经济发展程度在元朝便已开始超过中国，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已经开始比当时的中国要更发达了。

更高质量、更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对科技文化更依赖，对科技文化态度也更开放的脱产阶层，也加速了西欧的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寒门）的形成，巨大的商业城市也不断形成，市民不断增加，这是近现代西欧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近现代西欧科学家都是来自殷实的家庭，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人力基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缺乏巨大的商业城市，即便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本身再怎么深邃精妙，再怎么文艺复兴，这些文化遗产也可能只是贵族老爷们进行自我修养的方式甚至炫富的玩物，而难以进化成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就像郑和的舰队虽然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豪华和强大，但曾经拥有领先科技的明代中国，因为缺乏类似的商业利基而没有让这样的大舰队变成大明自己的皇家海军，中国最后也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真正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就像鸦片战争后英国开始大量向晚晴输入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却一度卖不出去，导致不少英国商人因此亏本一样。

单纯的器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它本身的优点和先进性实际上很难得到发挥。

近代西欧商业与权力更接近一体的上层与早期中产阶层的壮大，使得科学技术在科技贡献率其实并不那么高的第一次工业 革 命 前也能够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即便在工业时代到来前的欧洲，如果一个人在某项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理论创新或者技术突破，很容易会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崇拜，乃至成为留名后世的科学家，也有可能因为技术本身的应用凭借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先进更开放的中产阶层也使得西欧的权力阶层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可能过于保守，因此像早期的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这样的组织才能出现和发展。

而到了科学技术开始实打实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 时代，随着西欧人力资本（相对其他地区）愈加昂贵，技术升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大，世界上的工业国和非工业国的科技差距已然是天壤之别，再无物美价廉的工业化了。所以除少数人口或资源大国（如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能够成为后起之秀，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这是后话了。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因为经济基础（获利方式）的不同，近代西欧形成了与古代中国差别明显的脱产阶层与中产阶层，和大量的商业城市，而这一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反过来与科技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虽然这一循环其实也遇到过可能被打破的风险），最终促进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过程。

就是这种想法吧。

坐看一群军盲和不懂装懂的业余选手盖楼撕逼。

传统巨无霸集团在信息时代没有一家跟上节奏的，不是圈地自萌就是谨慎苟活，还有很多的直接就被打死了。

你问这些手里有钱又有人的企业为什么没跟上时代节奏？为什么手里握着这么大的资源还能被小作坊给打败甚至赶出自己深耕几十年的领域？

为什么新崛起的产业相关巨头都是从车库里，从校园里，从街头巷尾诞生的？

答案不言而喻。

过早走出蒙昧导致失去了出去抢劫的道德解套路径。

过于成功的内循环经济和优势过于明显的商品国际竞争力，导致失去出去抢结的动机。茶叶瓷器丝绸，就使得中国在贸易中占尽优势。西欧在正常竞争当中毫无胜算。才搞出鸦片和大炮的伎俩。

大一统使得内部斗争很早进入相对文明的方式，这个没有过于。

如果你仔细观察达芬奇等技术先驱是谁资助的，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是西欧长期的高烈度割据军事斗争，催生了这些对于科技与组织形式的需求。

是小国林立战乱不断的现实，促使西欧国家的杀人抢劫技术领先于东方。当初的欧洲，才是怪物房。

以上导致了国家暴力机器的技术组织进化比较缓慢。意识形态上也没有为扩张政策做好洗地的准备。

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暴力上输给了在无底线暴力竞争中胜出的西方列强，被彻底洗劫，从而先后失去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社会财富和经验的正向积累、以及社会组织的迭代机会。

最重要的就是丧失了定义“先进”的话语权。陷入了百年恶性循环。

不能甩锅清朝，清朝只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但从阿基米德、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国科学就已经普遍落后洗放了。

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但已经有严密的公理系统，还有定理、推论等等，很多定义、公理、定理几千年不变，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后面的科学家在这个体系里添砖加瓦。

牛顿发展了微积分，欧拉极大限度地扩展了微积分的应用，像什么e、pi、i在欧拉那时候就有了，包括著名的公式 ，欧拉年代就有了。

后来高斯就研究了微分几何、非欧几何之类的东西，那时候依然是清朝。

进入20世纪就更不用说了，物理、应用数学爆炸式发展；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计算机迅猛发展，现在都是码农的年代。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固有的经验主义制约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一直不够系统性，而且都是师傅传徒弟，没有大范围交流。而西方喜欢发论文，像欧拉发了多少论文，虽然很多都是水文。

中国喜欢藏着掖着，然后说什么“祖传秘方”“世代单传”，好像越神秘越牛逼；但西方是公开化，申请专利，越公开，接受越多人检验，别人才相信。但这样不利于发展。

科学和技术只有成体系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能带来显著的现实利益，从而实现可维持的发展，即带来的现实收益比研究投入的成本更高。在此之前，只能是花钱找乐子的行为。

而中国存在一直巨大的“负人口红利”。因为人口红利过于巨大，导致落后技术下的产出变高，从而使得新技术带了的现实利益超过旧技术的临界点变得更高，于是使得更难循序渐进完成技术拼图。

比如交通工具，在有公路系统和汽车这种体验和效率都远超人力的新技术之前，有什么出行方式会比人力八抬大轿舒服呢？如果有，那就是再找八个人抬。车辆在这种前提下，就只是一种没有排面的次级交通工具。所以中国三千年前就可以天子驾六，但在之后的几千年里连四轮马车都不多见。无它，没有需求。但问题是，没有大规模使用四轮马车，那么研究减震、悬挂、制动器这些机械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没有这些机械研究就更不可能有现代的汽车。所以，中国科技进步在一定时期内就被人口红利带来的路径依赖锁死了。

其实现代也一样，为什么民国时期买办横行？因为从遍地农民每个人嘴里抠二两米出来，靠买洋人的东西就够维持“上层”的“现代化”了。为什么现代中国很多企业完全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因为靠低端产业吃人口红利就赚够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上层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无法产生新需求；低层则随着BX加剧，无法产生新的有效需求(没有钱就不叫需求)。自然整个社会就没有进行技术改进的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必须伴随着社会革命进行的原因。

没有一个人用科技史里的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

有些人的大脑天生适合当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当完以后还要像癌细胞扩散一样把自己充满偏见的想法传播给别人。

回答这个问题，你至少要引用两个学科的知识。

中国科技史，西方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