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俄罗斯在第一次罗曼诺夫时代的国家地位。17世纪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专制还是阶级代表君主制??

回答
罗曼诺夫王朝的开端,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经历了“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的动荡与外敌入侵之后,俄罗斯社会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来稳定局势,重塑国家认同。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于1613年被选为沙皇,开启了罗曼诺夫家族长达三百年的统治。这个时代的俄罗斯,其国家地位和政治制度的走向,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议题,尤其是在专制与阶级代表君主制之间,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17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地位:从危机中崛起,走向扩张

“混乱时期”对俄罗斯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国家政权几乎瘫痪,经济凋敝,领土也遭到瑞典和波兰的侵占。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即位,首先标志着俄罗斯摆脱了国家分裂和外国干涉的危险。罗曼诺夫王朝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国家主权,稳定国内秩序。

1. 恢复国家统一与主权: 罗曼诺夫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努力,逐步收复了在混乱时期失去的领土,例如将斯摩棱斯克从波兰手中夺回。沙皇的权威得以重建,尽管初期面临着许多挑战。国家机器开始重新运转,税收制度得到整顿,军队也开始重组,为国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2. 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混乱时期,地方势力一度膨胀,中央权力受到削弱。罗曼诺夫王朝,尤其是米哈伊尔的继承者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整顿官僚体系、统一法律条文(如1649年的《尼古拉法典》Sobornoye ulozheniye),沙皇试图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自己手中。这种集权趋势,为后来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3. 经济的缓慢复苏与对外贸易的拓展: 随着国内的稳定,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城市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罗曼诺夫政府也开始重视对外贸易,与欧洲国家建立联系,例如通过白海港口阿 অবকাঠ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虽然此时俄罗斯在经济上与西欧强国相比仍显落后,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其国家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4. 东正教信仰与国家认同: 强大的东正教信仰在17世纪的俄罗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俄罗斯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凝聚民族认同的纽带。沙皇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其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宗教权威之上。教会也为稳定社会和国家秩序贡献了力量。

5. 领土的扩张: 虽然17世纪的扩张与彼得大帝时代的大规模扩张有所不同,但俄罗斯已经在向西伯利亚持续推进,巩固对广阔土地的控制,并开始与波兰等国争夺乌克兰地区。这种领土的扩张,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作为区域性大国的地位。

17世纪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专制还是阶级代表君主制?

在17世纪,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一个二元对立的明确选项,而是一个在实际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和融合的过程。简单地将之归为“专制”或“阶级代表君主制”都可能过于简化。更准确地说,17世纪俄罗斯正在朝着强化沙皇专制权力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保留了(或尝试保留)一定的阶级代表性特征,只是这种代表性逐渐被削弱和制度化了。

倾向于强化沙皇专制君主制的主要表现:

1. 《尼古拉法典》(1649年)的影响: 这部法典是理解17世纪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关键。它系统性地巩固了农奴制,将农奴与土地牢牢绑定,其社会流动性被大大限制。更重要的是,法典极大地加强了沙皇的权力,提升了沙皇在法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沙皇成为国家法律的最终制定者和解释者,其命令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律。

2. 官僚体系的建设: 罗曼诺夫王朝大力发展和规范了官僚体系,通过普里卡兹(Приказ,类似于部委)管理国家各项事务。这些机构直接向沙皇负责,进一步将权力从地方和传统贵族手中集中到中央沙皇及其任命的官员手中。

3. 贵族阶层的重塑与依赖: 在混乱时期,许多传统贵族(Boyars)的权力受到挑战。罗曼诺夫王朝通过军事服务制度和土地赐予,将贵族与沙皇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贵族被要求为沙皇服务,并因此获得土地和农奴。这种“服务国家”的义务,使得贵族越来越依赖沙皇的恩赐,而非独立的政治力量。

4. 德姆什卡(Duma)地位的变化: the Boyar Duma(波雅尔杜马),作为旧时沙皇的咨询机构,在17世纪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影响力逐渐式微。沙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召集杜马,并常常在杜马之外听取其他顾问的意见。杜马更多地成为沙皇批准其决定的一个形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或决策机构。

保留或尝试保留的“阶级代表性”特征:

1. 全俄公审大会(Zemsky Sobor)的存在: 这是17世纪俄罗斯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的“阶级代表”的痕迹。Zemsky Sobor 是一个由各等级(包括贵族、教士、商人、自由农民等)代表组成的集会,通常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或需要解决重要问题时被召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即位就是通过 Zemsky Sobor 完成的。在17世纪,Zemsky Sobor 仍然被召集过几次,用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颁布《尼古拉法典》和讨论与波兰的战争。

然而,Zemsky Sobor 的作用是有限且非制度化的。它的召集与否完全取决于沙皇的意愿,其代表的组成也受到沙皇的控制。最重要的是,随着17世纪下半叶沙皇专制的进一步强化,Zemsky Sobor 的召开次数越来越少。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最后一次大规模召集是在1653年,之后直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再也没有召集过大型的 Zemsky Sobor。这标志着这种阶级代表机制的衰落。

2. 教会的影响力: 虽然教会的教士也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等级,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国家事务中,但其独立性同样受到沙皇权力的制约。沙皇在教会事务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并利用教会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

3. 地方自治的残余: 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仍然保留着一些地方性的自治传统和议事机制。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这些自治的范围和权力也在不断被压缩。

结论:

总而言之,17世纪的俄罗斯,在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下,国家地位从“混乱时期”的危机中逐步恢复并开始走向稳定和扩张。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俄罗斯的趋势是明显地朝着强化沙皇专制君主制方向发展。

虽然全俄公审大会(Zemsky Sobor)的存在表明存在某种形式的“阶级代表”的尝试,但这种代表性并非制度化的权力分享,其功能逐渐被沙皇的直接统治和官僚体系所取代。沙皇的权力日趋绝对,通过法律、官僚体系和对贵族阶层的控制,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自身。因此,17世纪的俄罗斯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在努力巩固和发展沙皇专制君主制的道路上,但仍残留有部分传统阶级代表性制度痕迹的过渡时期。这种专制化的趋势,为18世纪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更彻底的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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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君主专制本身就是君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进行专制的呀。个人独裁专制仅仅是个印象,但本质上还是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乾隆帝够专制了吧,但是他自己也是代表满洲贵族的利益的代理人。

所谓的阶级代表,本质也是传递君主的意志呀,并无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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