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允在诛杀董卓前后，智商判若两人？

关于王允在诛杀董卓前后“智商判若两人”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史书记载解读和戏剧化演绎的偏差。在正史中，王允的智商并没有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然而，这种“判若两人”的感受，更多地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记载的侧重点与局限性：

《三国志》的冷静叙述： 《三国志》作为正史，对王允的记载相对简练且注重事实陈述。它描述了王允作为尚书令，对董卓专权不满，与司徒黄琬、光禄勋袁绍等人密谋，最终通过李傕等人的背叛而身死的事实。在这些记载中，王允的形象是一个有政治抱负但命运多舛的官员，并没有过于突出的智谋表现，也没有表现出能力上的巨大波动。
《三国演义》的戏剧化加工：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为了塑造人物和推动情节发展，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大量艺术加工和虚构。在《三国演演》中，王允被描绘成一个睿智、忠诚、有担当的大臣，他成功实施了“连环计”，利用貂蝉离间了董卓和吕布，最终促成了董卓的死亡。这使得王允在诛杀董卓的过程中，显得智计超群，近乎神算。

这种差异使得我们在阅读正史时，会觉得王允表现平平；而在阅读《三国演义》时，则会惊叹于他的智谋。 当人们将《三国演义》中的王允与正史中的王允进行对比时，自然会产生“智商判若两人”的错觉。

2. “连环计”的艺术效果与误读：

《三国演义》中“连环计”的精彩呈现： 在《三国演义》中，王允将美貌的歌女貂蝉献给董卓，又暗中让吕布也与貂蝉私通。通过巧妙的安排，利用貂蝉的美色和情感纠葛，成功地挑拨了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关系，最终促使吕布杀了董卓。这个计策的实施过程描绘得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将王允塑造成了一个极具谋略的人物。
历史真相的复杂性： 真实的历史中，貂蝉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她是否是王允施展“连环计”的关键人物，都存在巨大的争议。许多史学家认为貂蝉是小说家为了故事情节而虚构的人物。即使在《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存在也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工具，真正执行“杀董卓”这一行动的是吕布。而王允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策划者和推动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坚定了反董卓的决心，并与其他反对派联系。

《三国演义》对“连环计”的浓墨重彩的描写，使得王允在这一时期显得格外“聪明”。而其他时期，尤其是他最后的结局，则更多地被描绘为因吕布的背叛而无能为力，这种对比自然容易让人产生“智商判若两人”的感受。

3. 政治环境的变化与个人际遇：

董卓专权时期： 在董卓专权时期，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很多忠臣义士都敢怒不敢言。王允作为尚书令，身处高位，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环境。他的反抗行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因此，即使他有一些政治想法，也很难在明面上施展。
诛杀董卓前后局势的突变： 诛杀董卓是整个汉末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董卓死后，局势立刻变得更加混乱，李傕、郭汜等董卓旧部趁机攻入长安，导致了王允等人的悲剧结局。
“智商”的定义： 如果我们将“智商”理解为在特定政治环境下，能够运用政治手腕、平衡各方势力、制定并执行有效策略的能力，那么在董卓当权时期，王允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他的“智商”体现在他的政治立场和对时局的判断上。而在诛杀董卓的行动中，虽然小说将其描绘得惊为天人，但实际历史上，王允更可能是在策划和协调反董卓的力量。而在董卓死后的混乱中，他因为吕布的失误而付出了生命代价，这更多的是一种时运不济和政治局势失控，而非他个人智商的突然下降。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并非王允的智商判若两人，而是：

史书和小说对王允的记载侧重点不同。
《三国演义》对“连环计”的戏剧化描写，让王允在这一时期显得智谋过人。
王允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际遇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其最终的结局。

总而言之，认为王允“智商判若两人”的说法，主要是受《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影响，将他与貂蝉联系起来的“连环计”神化，并将其最后的悲剧结局简单归因于个人能力的不足。 正史中的王允是一位忠贞的大臣，在动荡的时局中，他尽力而为，但终究未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王允智商没有判若两人，王允开始“初议赦卓部曲”，的确是想过要赦免董卓部下，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变化，王允做出决策时有他的顾虑，需要知道的是，当时李傕、郭汜等并非在凉州，而是正在洛阳以东的中牟县，和朱俊对峙。

192年初，袁绍正与黑山交战，而曹操则不久陷于黄巾交战，这到让徐州刺史陶谦活跃起来，他串联援助正在河南中牟的朱俊，与董卓抗衡，董卓则派遣女婿牛辅屯陕县，牛辅又派遣李傕、郭汜前往中牟，对付朱俊。

没想到后院起火，192年4月，王允密谋杀掉了董卓，这时长安的袁氏门生故吏出来了，所谓“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再加上朱俊等人还在和董卓部将对峙，所以王允就顾虑“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

• 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

王允是考虑赦免董卓部下，但袁氏门生故吏闹长安，名望极大的朱俊也还在中牟县和董卓部将对抗，而吕布的反复劝说，也终于让王允的赦免想法发生改变，王允虽然认为这些人无罪，但“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最终没有选择赦免董卓部将，不过从后续过程来看，王允的决策是否算完全错误也值得商榷。

吕布以李肃前往陕县讨伐李郭二人，结果打了败仗，李肃回来后被吕布诛杀，然后打了胜仗的牛辅发生营乱，牛辅以为麾下都叛变了，就带着金银珠宝逃命，就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没想到胡赤儿等杀了牛辅，把牛辅的脑袋送往长安。

• 比傕等还，辅已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归。既无赦书，而闻长安中欲尽诛凉州人，忧恐不知所为。

董卓死了，领导牛辅也死了，脑袋还被送往长安，李傕、郭汜等人陷入恐惧之中，如果时间截止到这里，很难说王允先前拒绝赦免是个错误决策。

李郭等人再次派人向长安请求赦免，王允再次拒绝，李郭等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打算各自分散，回老家结婚，但没想到的是，贾诩出现了，建议杀回长安。

王允派遣原董卓部将胡轸、徐荣、杨整修3人前去讨伐，但王允吩咐时，对胡杨二人言语不善，结果王师在新丰战败，徐荣战死，胡轸等投降李傕。

• 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东晓喻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乎？卿往晓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

李郭二人进围长安，8日后，长安有叟兵内反，长安陷。

与此同时，陶谦发起，联合前杨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共同推举朱俊为太师，讨伐李郭，结果李郭控制下的朝廷征召朱俊去长安，朱俊同意了，陶谦等人遂放弃。

从结果来看，王允的败笔在于，第二次拒绝在牛辅死后，李郭所请求的赦免。此外，王允作为士人，轻视包括吕布、胡轸、杨整武等在内的武人，尤其是轻视胡杨二人，直接导致新丰战败。

当然，贾诩突然杀出的建议，也是致命的，要是没有贾诩，可能王允第二次拒绝赦免，李郭等人就直接解散，回老家结婚了。只能怪董卓死后，王允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这气运没了。

人还是那个人，长处和短处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更善于阴谋诡计而不善于领兵治国罢了。

王允设置连环计如果换个场景的话，完全可以改编成官场陷害。先找一个同部门的愣头青，给他介绍女朋友，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在让大领导把这个女朋友潜规则。在愣头青怒火攻心的时候再给他添上一把柴，直接到办公室和大领导大吵大打。这样就让大领导身败名裂，在领导位置上再也干不下去了。

可等到真把董卓杀了，王允开始用体制外的方式处理问题时，就变得非常无能了。李傕郭汜他们再不济，也是跟着董卓平黄金打军阀的武将，他们在体制内可能真玩儿不过王允这样的老官僚，但一旦开战体制外斗争，王允就不行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曹操，曹老板领兵作战和治国安邦的能力没得说吧！以他老爹副国级实权领导的背景，起步就是首都部分地区的实权政法一把手，但却先被挤兑到外地明升暗降，然后就被免职回家了。就是对付董卓，他想的也是直接刺杀的路子，可见他的内斗能力和王允比可差远了。

可一旦曹老板自建体系，不再和那些老油条玩儿体制内心眼儿，马上就成了人中龙凤。把王允打得落花流水的李傕，被曹老板灭了三族。

一个人聪明并不代表在各方面都玩儿的转，秦桧这个被金人打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败类，一回到体制内就能把岳飞这种战神级别的人玩儿死，这找谁说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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