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家庭会受怎样的处罚？为什么不与人贩子一同获罪？
关于“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以及为何其购买者不与人贩子一同获罪，这涉及到复杂的法律和社会层面。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相关法律条文、犯罪构成要件以及社会现实。
首先，我们来谈谈“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本身。在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非法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
买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买卖妇女、儿童，或者拐卖妇女、儿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里的“买卖”行为，从法律上讲，是针对“买方”而言的。买方主动出价，与人贩子达成交易，将妇女儿童作为商品进行购买，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为什么“开价购买”者会被处罚？
1. 满足犯罪构成要件： 购买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买卖”的完成。法律上，犯罪的成立不单单看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更重要的是客观行为。购买者主动支付对价，获得了对妇女儿童的“所有权”（尽管是非法的），这直接满足了买卖关系的构成。
2. 助长了人贩子的活动： 如果没有买方，人贩子就失去了销赃的渠道。买方的需求是人贩子进行拐卖活动的直接动力。正是因为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人贩子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拐卖或贩卖妇女儿童。因此，购买者的行为是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对犯罪活动的直接支持和纵容。
3. 侵犯了基本人权： 妇女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不是可以被买卖的商品。购买行为是对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基本生存权的严重侵犯。这种行为违背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和人权理念。
4. 加剧了社会危害性： 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不仅给被买卖的妇女儿童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创伤，还可能导致其家庭破裂、社会秩序混乱。购买者是这一切不幸的最终受益者，其行为直接加剧了社会危害。
为什么不与人贩子“一同获罪”，但会受到处罚？
这里的“一同获罪”可能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偏差。实际上，购买者与人贩子确实是共同犯罪，但他们在犯罪链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法律上的定罪和量刑也会有所区别。
购买者与人贩子同属共同犯罪，但并非完全等同。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 犯罪主体和行为不同：
人贩子（拐卖者）： 其核心行为是“拐卖”，包括绑架、诱骗、强买强卖等，旨在将妇女儿童非法转移并从中牟利。他们是犯罪的发起者和主要实施者。
购买者（买方）： 其核心行为是“购买”，是主动出价，与人贩子达成交易。他们是犯罪的“销赃者”和“需求方”。
2. 法律上的定罪依据：
人贩子 触犯的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规定。
购买者 触犯的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关于“买卖妇女、儿童”的规定。
法律条文中明确将“买卖”和“拐卖”并列，表明两者都是构成犯罪的关键行为。
3. 量刑的考量：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罪名相同（买卖妇女、儿童罪），但法院在量刑时会根据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行为、情节、作用以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人贩子 由于其行为更加恶劣，往往涉及拐骗、绑架、长期控制等环节，犯罪情节可能更重，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人贩子的量刑可能会更重。
购买者 的行为虽然是犯罪，但如果没有直接参与拐卖过程，其作用相对“被动”（相对人贩子而言），但依然是构成犯罪的必要环节。法律对其的处罚是为了杜绝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活动。
更详细地解释“为什么不与人贩子一同获罪”的误解：
这里的“一同获罪”更多的是指在刑法上，两人都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 只是在定罪的侧重点和量刑的考量上会有不同。
主从犯的区分： 在某些共同犯罪中，会区分主犯和从犯。但在这个罪名下，买方和卖方都是犯罪的直接实施者，很难说谁是绝对的主犯，谁是绝对的从犯。他们都是各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构成了买卖关系的完成。
法律打击的重点： 法律打击人贩子，是因为他们是犯罪的组织者和直接实施者。法律打击购买者，是因为他们是犯罪的市场和驱动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社会危害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认为人贩子更可恨，因为他们直接剥夺了他人的人身自由。但如果没有购买者，人贩子的行为就无法实现其经济利益，也就不可能如此猖獗。因此，购买者的行为同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举例说明：
假设某人贩子拐卖了一个孩子，卖给了另一个家庭。
人贩子 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
购买者 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
在这个案例中，他们都犯了罪。虽然他们的具体行为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买卖”这一非法交易。从法律结果来看，两人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会感觉购买者“不那么重”？
这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
1. 证据收集的难度： 有时，人贩子的拐卖过程证据更直接、更充分，而购买者可能只是在交易过程中出现。
2. 司法实践的侧重点： 在一些地区，司法实践中可能更侧重于打击人贩子。
3. 法律规定本身的侧重： 尽管法律条文并列，但在实际量刑时，考虑到社会影响和打击的紧迫性，可能会有侧重。
4. 购买动机和情况： 极少数情况下，购买者可能是出于“领养”的某种扭曲心理，虽然这并不能成为犯罪的免责理由，但会在量刑时被考虑。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购买，都是将儿童视为物品。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购买”都是犯罪行为。 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公民权益，对所有参与犯罪链条的人员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仅仅依靠法律制裁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买卖妇女儿童的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
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让社会大众深刻认识到购买行为的非法性和危害性。
加强社会救助力度： 对于贫困、弱势的妇女儿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减少其被贩卖的可能性。
完善户籍管理和人口信息系统： 严防“黑户”的产生，加强人口流动的监管。
国际合作： 许多拐卖案件涉及跨境，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人口贩卖。
净化社会风气： 抵制陈规陋习，特别是“重男轻女”等观念，减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购买”需求。
总之，“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明确的犯罪，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购买者与人贩子一样，都是犯罪的参与者，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他们在犯罪链条中扮演的角色和行为方式不同，因此在法律评价和量刑上会有所区分，但绝不是“不一同获罪”。两者都是打击的重点，共同构成了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
首先，我们来谈谈“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本身。在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非法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
买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买卖妇女、儿童，或者拐卖妇女、儿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里的“买卖”行为，从法律上讲，是针对“买方”而言的。买方主动出价，与人贩子达成交易，将妇女儿童作为商品进行购买，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为什么“开价购买”者会被处罚？
1. 满足犯罪构成要件： 购买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买卖”的完成。法律上，犯罪的成立不单单看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更重要的是客观行为。购买者主动支付对价，获得了对妇女儿童的“所有权”（尽管是非法的），这直接满足了买卖关系的构成。
2. 助长了人贩子的活动： 如果没有买方，人贩子就失去了销赃的渠道。买方的需求是人贩子进行拐卖活动的直接动力。正是因为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人贩子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拐卖或贩卖妇女儿童。因此，购买者的行为是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对犯罪活动的直接支持和纵容。
3. 侵犯了基本人权： 妇女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不是可以被买卖的商品。购买行为是对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基本生存权的严重侵犯。这种行为违背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和人权理念。
4. 加剧了社会危害性： 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不仅给被买卖的妇女儿童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创伤，还可能导致其家庭破裂、社会秩序混乱。购买者是这一切不幸的最终受益者，其行为直接加剧了社会危害。
为什么不与人贩子“一同获罪”，但会受到处罚？
这里的“一同获罪”可能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偏差。实际上，购买者与人贩子确实是共同犯罪，但他们在犯罪链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法律上的定罪和量刑也会有所区别。
购买者与人贩子同属共同犯罪，但并非完全等同。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 犯罪主体和行为不同：
人贩子（拐卖者）： 其核心行为是“拐卖”，包括绑架、诱骗、强买强卖等，旨在将妇女儿童非法转移并从中牟利。他们是犯罪的发起者和主要实施者。
购买者（买方）： 其核心行为是“购买”，是主动出价，与人贩子达成交易。他们是犯罪的“销赃者”和“需求方”。
2. 法律上的定罪依据：
人贩子 触犯的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规定。
购买者 触犯的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关于“买卖妇女、儿童”的规定。
法律条文中明确将“买卖”和“拐卖”并列，表明两者都是构成犯罪的关键行为。
3. 量刑的考量：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罪名相同（买卖妇女、儿童罪），但法院在量刑时会根据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行为、情节、作用以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人贩子 由于其行为更加恶劣，往往涉及拐骗、绑架、长期控制等环节，犯罪情节可能更重，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人贩子的量刑可能会更重。
购买者 的行为虽然是犯罪，但如果没有直接参与拐卖过程，其作用相对“被动”（相对人贩子而言），但依然是构成犯罪的必要环节。法律对其的处罚是为了杜绝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活动。
更详细地解释“为什么不与人贩子一同获罪”的误解：
这里的“一同获罪”更多的是指在刑法上，两人都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 只是在定罪的侧重点和量刑的考量上会有不同。
主从犯的区分： 在某些共同犯罪中，会区分主犯和从犯。但在这个罪名下，买方和卖方都是犯罪的直接实施者，很难说谁是绝对的主犯，谁是绝对的从犯。他们都是各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构成了买卖关系的完成。
法律打击的重点： 法律打击人贩子，是因为他们是犯罪的组织者和直接实施者。法律打击购买者，是因为他们是犯罪的市场和驱动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社会危害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认为人贩子更可恨，因为他们直接剥夺了他人的人身自由。但如果没有购买者，人贩子的行为就无法实现其经济利益，也就不可能如此猖獗。因此，购买者的行为同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举例说明：
假设某人贩子拐卖了一个孩子，卖给了另一个家庭。
人贩子 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
购买者 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
在这个案例中，他们都犯了罪。虽然他们的具体行为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买卖”这一非法交易。从法律结果来看，两人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会感觉购买者“不那么重”？
这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
1. 证据收集的难度： 有时，人贩子的拐卖过程证据更直接、更充分，而购买者可能只是在交易过程中出现。
2. 司法实践的侧重点： 在一些地区，司法实践中可能更侧重于打击人贩子。
3. 法律规定本身的侧重： 尽管法律条文并列，但在实际量刑时，考虑到社会影响和打击的紧迫性，可能会有侧重。
4. 购买动机和情况： 极少数情况下，购买者可能是出于“领养”的某种扭曲心理，虽然这并不能成为犯罪的免责理由，但会在量刑时被考虑。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购买，都是将儿童视为物品。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购买”都是犯罪行为。 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公民权益，对所有参与犯罪链条的人员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仅仅依靠法律制裁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买卖妇女儿童的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
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让社会大众深刻认识到购买行为的非法性和危害性。
加强社会救助力度： 对于贫困、弱势的妇女儿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减少其被贩卖的可能性。
完善户籍管理和人口信息系统： 严防“黑户”的产生，加强人口流动的监管。
国际合作： 许多拐卖案件涉及跨境，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人口贩卖。
净化社会风气： 抵制陈规陋习，特别是“重男轻女”等观念，减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购买”需求。
总之，“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明确的犯罪，构成买卖妇女、儿童罪。购买者与人贩子一样，都是犯罪的参与者，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他们在犯罪链条中扮演的角色和行为方式不同，因此在法律评价和量刑上会有所区分，但绝不是“不一同获罪”。两者都是打击的重点，共同构成了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
网友意见
人贩子固然可恨，但开价购买妇女儿童的个人/家庭才是人口买卖市场的源头，法律为什么不对这些人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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