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文学巨著的作者真的需要悲惨的经历吗?

回答
“文学巨著的作者真的需要悲惨的经历吗?” 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我的观点是:悲惨的经历并非文学巨著作者的“必需品”,但它极有可能成为作者创作的强大催化剂和深刻的灵感来源,使得作品更具人性的深度和情感的张力。

让我们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一、 悲惨经历为何能成为创作的催化剂?

1. 情感的深度与广度: 悲惨经历,无论是失去亲人、贫困潦倒、遭受歧视、战乱创伤,还是内心的孤独、绝望与挣扎,都能够极大地磨砺一个人的情感。经历过极致的痛苦,作者更能体会到人类情感的复杂性、脆弱性,以及在逆境中爆发出的坚韧和希望。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能够转化为文字,触动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产生强烈的共鸣。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经历和对死亡的思考,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人类罪恶、救赎和精神困境的描绘,催生了《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巨著。

2. 对现实的深刻洞察: 悲惨的经历往往让作者更接近现实的残酷一面。他们可能亲身经历过社会的黑暗、人性的扭曲,或者目睹了制度的腐败和不公。这种近距离的观察和切身感受,使得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有更为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他们笔下的世界,往往更具批判性和警醒意义,能够揭示隐藏在繁华背后的真实面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底层人民的苦难描绘,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不公的愤怒。

3. 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在极端困境中,人们常常会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道德的界限。作者通过自身的悲惨经历,也更容易将这种追问融入到创作中。他们可能通过笔下的人物,探索人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如何在苦难中保持尊严,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这种对生命本体的追问,往往能赋予作品超越时代的哲学深度。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虽然不直接描写作者个人的悲惨,但却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存在主义困境和荒谬现实的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就与人类普遍的“悲剧”体验息息相关。

4. 语言的精炼与力量: 当一个人历经磨难,他可能学会用最简洁、最直接的语言来表达最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充盈和对表达的迫切需求,能够激发作者挖掘语言的潜能,使其变得更加精炼、有力、富有感染力。文字不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直击灵魂的利刃。契诃夫一生饱受病痛折磨,他的作品语言冷静而深刻,字里行间透着对人生的哀伤与体悟,正是这种历练,赋予了他的短篇小说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二、 悲惨经历并非“必要条件”,其他因素同样重要:

1. 天赋与智力: 文学巨著的诞生离不开作者卓越的天赋,包括对语言的敏感、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深刻的思考能力。一个拥有高超天赋的作者,即使生活相对平顺,也可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例如,虽然简·奥斯汀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但她对人情世故的细腻洞察和对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得她的作品成为经典。

2. 观察力与同理心: 作者不一定需要亲身经历悲惨,但需要具备非凡的观察力和强大的同理心。他们可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去倾听、去感受、去理解他人的痛苦与喜悦,并将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狄更斯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设身处地地描写伦敦底层人民的生活,他的创作也与他童年时父亲的债务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

3. 知识与学养: 文学巨著往往需要广博的知识背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对人类历史、哲学、艺术的理解。作者需要通过阅读、学习和思考,构建起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艺术视野。马克思·韦伯曾说过:“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历史,但更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文学巨著的作者,即使身处逆境,也能选择如何去理解和回应,如何将苦难转化为升华。

4. 想象力与创造力: 伟大的作者能够超越个人的有限经验,通过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构建出全新的世界和人物。他们可以将抽象的哲学理念、复杂的情感纠葛,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活的角色展现出来。

5. 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文学巨著的诞生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战乱、革命、社会变革等宏大事件,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戏剧性和情感冲突,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例如,二战期间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战争带来的创伤和对人性的拷问。

三、 悲惨经历的潜在风险与误区:

过度沉溺于痛苦: 过度沉溺于自身的悲惨经历,可能导致作品走向极端的情绪宣泄,而缺乏理性思考和艺术结构的支撑,沦为个人情绪的宣泄,而非深刻的艺术创作。
抱怨与泄愤: 有些作者可能将作品仅仅作为抱怨和泄愤的工具,缺乏超越个人恩怨的普世价值,难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美化苦难: 有时,作者可能为了追求“文学性”而过度美化或浪漫化苦难,反而失去了对真实痛苦的尊重和反思。
“制造”悲惨: 有些作者可能会刻意去追求或“制造”悲惨的经历,以期获得创作的灵感,但这往往是徒劳的,缺乏真诚的内在驱动力。

结论:

文学巨著的作者不一定“需要”悲惨的经历,但悲惨的经历无疑是许多伟大作品的重要催化剂和深刻的灵感源泉。它能够赋予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和体验,使其作品更具情感的穿透力和思想的深度。

然而,天赋、观察力、同理心、知识学养、想象力以及时代环境等因素同样不可或缺。一个内心丰富、善于观察、富有同情心、拥有高超艺术技巧的作者,即使生活相对平顺,也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处理和回应自己的经历,无论悲惨与否,才是关键。是将苦难化为力量,将其转化为对人类共通情感的理解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还是仅仅沉溺于个人痛苦,这决定了作品的最终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需要悲惨的经历”,不如说“需要经历过痛苦的洗礼后,仍能保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类的关怀,并拥有卓越的才华去表达这份感受的作者”。

最终,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普遍的困境,无论作者的个人经历如何,只要他们能够通过艺术的方式,将这些深刻的体验传递给读者,并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那么他们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不朽的经典。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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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需要。 比如卡夫卡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小白领,马尔克斯是个业余时间用来文学创作的记者,福克纳是美国邮政的员工,也算是标准的体制内工作,海明威曾经是记者,生活经历比较丰富但并不算悲惨……至于中国的作家中,曹禺写《雷雨》的时候年仅20出头,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江南三部曲》系列的作者格非一直都是大学教师……

当然,悲惨的经历对于个人来说,的确容易让人产生更深的思考,将此融入于创作之中,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几率当然更大。但是文学创作并不单单是卖惨,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存在着非常多可以被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题材,同时很多创作者也可以借用历史题材或者虚构的情节,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

这里面典型的就是曹禺,作为一个20出头的学生,他并没有任何悲惨的经历,但他从小就接受戏剧教育,对于经典作品中的母题表达和剧作结构都非常熟悉,在这个基础上,他通过虚构一个故事表达了当时他对于人生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基于现实经验,而是基于单纯的形而上的探讨。

总的来说,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决定其价值的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创作者的整体水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你去问一下现在还活着的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十个里面有四五个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有过悲惨的经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叙述,可以作为“文学巨著”吗?那肯定是不行的,他们虽然有过悲惨的经历,却没办法用文学的形式进行表达。反而是很多愿意聆听他们故事的人,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进行取材和熔炼,创作出更有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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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

先澄清一下,你提到的例子海伦·凯勒,她不是文学大师,她的作品也不是文学巨著。

从出生到死亡,一辈子都过得比较顺畅,没什么么大型人生悲剧的文学大师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还不少,比如汤显祖、歌德、福楼拜、屠格涅夫、亨利·詹姆斯、奥尔罕·帕慕克等。当然,文艺天才的特征往往是过得即使很好也会闲着没事找事,给自己惹祸上身,比如帕慕克先生非要在采访中揭露土耳其的历史罪恶,结果就差点被判罪了。像托尔斯泰者,本来一辈子也可以过得挺好的,毕竟是俄罗斯帝国数一数二的大贵族,但他自己总要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想不通受不了就要发疯,还觉得自己作为奴隶主是罪恶的(确实是罪恶的),总希望能做点大事来改变俄国,虽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负责任的表现,但很难说是什么悲惨经历,毕竟是他自找的。

其实,很多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其实都是既没有极度悲惨的经历,也不是过得很顺畅,而是好的坏的都体验过,跟大多数人类差不多。比如苏轼,最大的悲惨经历大概就是失去了年轻的妻子以及晚年的诗案,跟很多其他中国作家(比如老杜或李清照或曹雪芹)的人生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白居易更是让我想不出他一辈子到底有什么悲惨的地方。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尽管出身贫寒、一辈子都在奋斗、只活了五十二岁,但似乎也并没有经历过极端悲惨的特定事件(约翰·弥尔顿先生则不一样,是亲身经历了内战以及失明),其实过得跟同时代的多数底层英国人差不多。萨克雷一辈子过得也挺好。维克多·雨果除了自愿流放以外(因为他反对路易·拿破仑在1852年的称帝行为),一辈子也算是很成功顺畅:22岁成名,活了八十多岁,子孙成群,经济稳定,享尽盛名,避开了各种迫害,既有妻子也有情妇。相比而言,雨果的同时代同行巴尔扎克那才叫真悲惨(不过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找的)。

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尽管身逢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对他们祖国的破坏,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始终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波及。当然,纳粹大肆破坏德国时,他们在精神上可能很痛苦,但他们在物质上始终没有经历特别严重的苦难,因为托马斯·曼逃到了美国,黑塞逃到了瑞士,流放生活还过得很小资。

所以,大多数作家,即使经历过困苦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找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不对,因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者来说,主动去体验生活中激烈以及痛苦的一面,既是负责任也是有意义的。当然也有很多作家是被迫体验困苦的,著名者如杜甫、曹雪芹、弥尔顿、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杜甫和弥尔顿遇到内战,曹雪芹家里被皇帝抄了,狄更斯当过童工,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搬砖,普鲁斯特被迫卧床不起,除了普鲁斯特以外,其他几个大概都算经历过悲惨事件了。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在遭遇大型人生悲剧之前,似乎在年轻时都有一段相对比较顺畅的成长期,在这个时期内吸收学习了足够丰富的文化知识修养,以作为日后应对悲剧的智识资源。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写出伟大作品,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悲惨经历,而是因为他们在遭遇悲惨经历时,碰巧有着足够强大的智识储备以把这种悲惨经历转化为伟大的作品。如果他们只是单纯地遭遇了人生悲剧,事先却没有一个充足的准备阶段,那么他们大概也创作不出什么好作品来。想一想,不止杜甫一个诗人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杜甫写安史之乱写得似乎比大多数其他诗人都好一点。清朝时不止曹家一家被抄了,尤其是雍正时几乎年年都有大家族被抄,然而红楼梦只有一部,不是每次有个大家族被抄都有导致一部红楼梦出现。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也挺多的,然而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个人写出了《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大概也是因为他惹祸上身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饱读了西欧文学、具备充足文化储备的人。

所以说,悲惨经历并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必须条件,而是一种创作能力提高的加速剂。创作出好作品的先决条件是具备充足的文化知识修养,尤其是要读过足够多的书并且进行过足够多的写作练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经历一下人生悲剧,才能导致有意义的作品诞生,否则再多的悲惨经历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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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请教了麦家老师几个问题,结合我自己的感受,阐述下这个问题。

多数时候,我们看小说是在看故事,例如麦家老师的《解密》,《风声》,《暗算》,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小说通常叫类型小说,它有一个框架,例如我国或我军遇到了一个巨大难题,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这时出现了一位奇人,带领我们获得最后胜利。这种小说也能获得很高成就,在文学上,《暗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在商业上,《风声》和《暗算》不断被改编翻拍,昨天听麦家老师说,奉俊昊和宋康昊团队也拍了《暗算》,好像已经杀青了。但《暗算》和《解密》这种小说再成功,也不能称为文学巨著。

前年麦家老师出版了《人生海海》,到今年已经发行了两百万册。写这本书麦家老师用了八年,也许站在今天,我们远不能给《人生海海》扣文学巨著的帽子,但我觉得,《人生海海》至少是探索。下面我解释我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一本小说如果只讲故事,那它就是小说,更直白就是故事书。而名著和巨著或许有故事,但绝对不是只讲故事。任何一本名著和巨著,它都有思想方面的拓展,也就是说,我看完这种书后,我想问题理解问题的视角改变增加了。

清楚了不同,那这不同要如何做到呢?

简单说是这样,人都是有依赖性的,有人干自己就不想干,有人想自己就不想想。当别人替你思考时,你自然就没有创新的可能。换言之,要创新,你必须清除掉别人的帮助。例如,表面我们说,“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培训”,而实质上它的意思是,“当无依无靠时,人才会有更多主动思考的机会。” 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返回题干了,“悲惨的经历”,往往是绝地求生,孤立无援,这种完全依仗自己的环境,其实会让作者更全面的思索审视周边的一切事与物,提升之后,就有了撰写巨著的一个前提。一言概之,巨著作者的经历不一定要悲惨,但孤单大概率是必须的。有钱有文化到没朋友的人生,也是产生巨著的土壤。这里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优秀的作家很多,例如迟子建,王安忆,格非,金宇澄等等等等。他们很多地方不比麦家差,但为什么他们不思考一下,写类似《人生海海》,重新解读世界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呢。我觉得一个原因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距离麦家老师比较远。金老师就是编辑,格非和王安忆就是老师,迟子建的作品也有改编,但基本没人看。或许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足够,但因为商业潜力不足,他们即便思想飞了出去,但肉身还在“人间”。但麦家老师属于思想和肉身都跨出去的人,这样才会有摆脱类型文学,往前再走的可能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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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听来的故事,添油加醋画面感极强,就成了。

大作家对事物的感悟能力非常好,大到国家命运前途,小到花草光影笑哭,表达顺畅有层次就成了文笔,这些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对故事的综合能力、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远超亲身经历的重要性。

同样一场悲欢离合,普通人一抹眼泪回去,磕磕巴巴地变成了道听途说;记者凑了几个字发表,赚点米钱;巨匠演绎归纳,漫天挥洒,流芳百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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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师需要经历苦难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吗?如果是在美国写essay,我会直接说出我的结论——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如果文学大师需要经历苦难才能对人生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写出伟大的篇章,那他也不配称为文学大师了。换言之,文学大师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大师,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并不仅基于他的人生经验及所处的历史时期,而往往由于其过人的洞察力和语言表现力能够超越其经历和时代而直抵人类文化的核心。故而,苦难完全不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甚至,现实情况可能和题目所问的往往相反,太多优秀的作家完全没有经历过苦难但却写出了经历过苦难的人一生都写不出的东西。那……苦难的意义又在哪里?


虽然王国维说过,“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但我们也不能说王国维说的就一定对,毕竟根据我最近看的视频,王国维大师生前也判断错了广州境内古百越国遗址里的墓葬主人,给后世专家判断后世发现的大墓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所以这种喊口号式的说法,我们听听就好,也没必要去跟他较真儿,因为没有谁说得所有话都是金科玉律、句句在理,谁知道他在什么情境什么心境下说出来的这句话呢?


但苦难与作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迷信却一直存在,甚至有人认为人如果不经历苦难就不可能写出深刻的作品。这个……反例真的是信手拈来、一举一大堆,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哭着喊着非得要相信这个迷信或者谣言呢?我猜,原因大概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想要寻求自己经历过的苦难的意义而不得,故而把这种假想的“意义”加诸在看似玄幻飘渺的文学创作上。简而言之,这种迷信存在的条件有二:一是苦难对人生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经历过的人要通过各种方法把它合理话;二是文学创作是虚幻且无法抓住的,但如果作家经历过苦难他又写了苦难的话,二者之间似是而非的联系则可以证明第一点里、苦难的合理性。然而,我想说,这两个条件本身就是错的,苦难既没有意义,文学创作也不是不可控的。下面听我娓娓道来。


当然,如果要我娓娓道来,怎可少了“人类奇葩行为大赏”这一环节,今天就讲俩知乎网友以说明我的观点。第一位其实是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我昨晚发了一条想法,说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百年孤独》是一部很难读的小说,毕竟情节紧凑、人物个性鲜明而且里面也只不过描写了七代人的生活而已,而且,名字相同或相似的人性格也相同——除了那对故意换了名字的双胞胎,为什么现在人(包括很多读书博主)一说看《百年孤独》就要昭告天下、说自己要啃历史上最难啃的小说了?


我也承认,对于国人张三李四欧阳娜娜这种简短的名字来说,《百年孤独》里的名字确实有点长,但也不至于记不住吧?就算名字总搞混、也不至于什么史上最难吧?你把《尤利西斯》往哪里放?如果真是史上最难,我打赌你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国内根本不会引进——我读过的、无聊至极的意第绪语文献那可是连英译都没有,就是美国人都不愿意bother to translate的那种,《百年孤独》就史上最难实在太夸张、太哗众取宠了。虽然我是读文学研究专业的,但我第一次看《百年孤独》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想起来高中语文课本里有选段蛮有意思的就借来书、在宿舍趴床上看完了,当时中文系的课还没有上几节呢。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跳出来一位热心网友,理直气壮地指责我说,你不能拿你专业搞文学研究的标准去看待普通读者,你这就是在秀优越,我周围就是有好多人觉得《百年孤独》看不懂。然后我就回,我说我也是高考完不长时间看的,大学专业课根本没上几节,你觉得我第一次看能比普通读者强多少呢?一个高中毕业生、高中学得还是大综合都不是文综——高中三年整做数理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都没学过,刚上大学能比普通读者强多少呢?然后我就说他,你看别人发了这么一条普通的状态都觉得是秀优越,你是不是有点自卑啊?毕竟,秀优越这种事儿是拔高“秀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秀主”)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但如果秀主没有秀优越但观众却认为自己与秀主的距离被扩大了,那是不是观众内心认为自己的地位降低了呢?自己看低自己叫什么?不用我说大家也可以bekommen到答案了吧,对,就是自卑。


昨晚我回了之后就睡觉了,然后今天这大哥给我发了一大堆私信,说,我绝对没有挑衅你的意思,不过你看你昨天发那个状态“和现实太割裂了”(原话),所以才那么评论。倒是说得很客气,所以我也很客气地回了,“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但是我把你拉黑了。”(其实我现在很讨厌这样的留言诶,就像是说,我绝对没有鄙视你的意思,但我就是鄙视你——你说没有某某意思并不代表别人不能从你的话里读出某某意思来,okay?最后我说那句不针对你,其实我就是在学你针对你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把他拉黑了、世界安静了之后,我又琢磨了一下这件事,觉得这件事的本质其实是——身边即世界,关键词是“发私信”。那人给我发私信说,“和现实太割裂了”,就是说,我所在的、周围没有人认为《百年孤独》难读的世界不是现实,只有他经历的、周围人都读不懂《百年孤独》的世界才是现实,所以我认为《百年孤独》不难读、别人称之为“史上最难”是哗众取宠的世界不配被称为现实。那我在哪呢?四维空间?平行宇宙?海底亚特兰蒂斯?西藏香巴拉?你告诉我嘛,如果我和我的周边发生的事情不能称之为现实,那我到底在哪?马尔克斯的梦里?


这人显然犯了个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根源恰恰是认为只有自己经历的世界才是合理、有效、天然的,和自己认知的世界有任何差别的世界就是不合理、无效和不自然的。所以他周围的人都读不懂《百年孤独》才是合理有效的自然现实,而我周围一圈儿天天作妖儿搞文史哲研究的就是不合理无效不自然的现实,就是和所谓“现实”割裂。搞笑呢么。我和你同在一个三维时空内,凭什么你的就是合理有效的现实、我的就是和你定义的现实割裂开?


最诡异的是,这人居然还给我发了条私信!这得别扭成什么样啊,光留言不够还得发私信?我对这种行为的理解一般是,要么神经不怎么正常(这就不用多说了),要么就是我的某句话戳痛他了,让他觉得不发个私信、不把我辩明白他就不舒服。也就是说,他大概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并不是所谓的自然现实,但依然不想承认我的世界也是自然现实这一事实,故而一定要发私信解释个清楚。哎,还是读书少,书读多了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有无数个现实,所谓的typical其实在学术上是个很有问题的词,什么是typical fact?


第二个例子是很久之前N多位热心网友的留言,其实也蛮搞笑的。大概几年前我写过一个回答,讲的是我在纽约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小时候一天吃三顿肉感到很惊奇,说,啥家庭啊能供你一天吃三顿肉?你家肯定挺富的。我也觉得很奇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城市,一家一天吃三顿肉不是挺正常的吗?我同学那语气意思是我大概是个二代,可在我看来我家就和千千万万个双职工家庭一样,根本没有挥霍不完的money,而且我各阶段同学家也都这样啊,我在美国读硕士读博士都是拿得全奖,家里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偶尔给我包个几千块人民币的红包奖励一下那种,绝不是像自费那种一年好几万刀给着。


然后我写完,下面一群人说,不对,你说的不是中国现实,我小时候就吃不着肉,只有过年才能吃得上肉,你就是不接触现实,你就是何不食肉糜,and etc.还有大段大段跟我控诉小时家里怎么怎么穷、怎么怎么苦、肉得怎么怎么分配才能吃到——不过结论就是,我写的不是典型中国现实,他们代表的才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现实。哈?我写的不是中国现实、吃肉那会儿我在哪儿?四维空间?平行宇宙?海底亚特兰蒂斯?西藏香巴拉?我也在中国啊,我也没有做梦啊,我经历的也是现实啊,怎么不能说这是中国现实呢?然后下面出现一位更热心的网友说,为啥你们经历的穷日子就是现实、答主经历的不那么穷的日子就不是现实呢?


说到点子上了!包括上面那位《百年孤独》君和下面这许多位没肉吃君,我们经历的都是现实,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合理化、自然化他们所经历的现实而非说我经历的现实就不是现实呢?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我大概没有经历过苦难,过得比较平顺,所以人在平顺的日子里不会为平顺找理由、找意义的,但苦难不同——经历苦难之时总想着所受之苦要值得、要为日后的生活打下基础,必须为苦难找到意义,大概苦难才会捱下来。但如果实在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意义呢?就是比如经历了苦难内心也并没有变得更强大、就像为了减肥、每天忍气吞声地跑十公里、跑了一个月发现自己腿还粗了呢?那就要在现实中找平苦难的凹地——苦难才是现实,苦难才是常态,苦难才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所以如果谁说没经历过苦难,那必然是与现实割裂,毕竟,只有我经历过的,才是现实。


如果理解了这些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就不难发现,之所以认为文学创作者必须要经历苦难,其实就是非要在苦难上找到意义的一种方式——既然苦难不会让之后的人生更好(有时候可能还更糟),但在反正也琢磨不出可控创作手法的文学艺术创作上找找平总可以吧?所以,这才有了苦难诞生文学、大师需要经历不幸的迷信——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写自己的经历恐怕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的,而如果自己经历过苦难,那自己写起苦难来可能会比别人更深刻?


未必尽然。有些人逃避苦难、不愿回忆,故而根本不会写;有些人只经历了苦难,但未必能找到这段经历到底给自己带来什么并从中挖掘出意义(或许根本就没有意义);有些人认为苦难是常态是现实,所以并不值得一写;而有的就算打通了所有的心理关卡,最后可能卡在了语言上,因为可能小时候没受过特别好的教育、表达起来比较吃力。最后,大概只有极少数人能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脑中所思、心里所想,可,如果作家只靠写自己那点有限的经历又能走多远呢?


对于作家来说,思考和洞察远超经历本身,我最羡慕的就是卡夫卡或者康德式的作家(广义),即一生都不需要离开常居地,但对人和世界的观察和描摹入骨三分。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大师,不需要经历但却能写出远超经历的华章。至于只写自己经历的,哎,大概算个三流作家吧。


所以,苦难有意义么?大抵而言,没有,它不需要被强行赋予意义,而是需要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中被消灭的。文学创作和苦难也没有关系,最伟大的作家就算被关到厕所里,他也能写出关于宇宙星空的鸿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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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巨著不过是原有国家哲学观的延伸,而悲催的经历不过是他被动跨界层体验而已。

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西方哲学观来写中国社会百态。

西方哲学观继承自柏拉图,社会观念的土壤不同,西方哲学观和中式哲学观的不同,导致个体与群体关系之间关系不同,让西方小说主人公只适合西方社会存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了整个西方世界哲学观,其中的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诞生在希腊社会盛行的众神崇拜,盛行于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发扬于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假说的延续,并且在其理论上继续添砖加瓦。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就是怀疑神的存在,个人对于群体远离,才能保持个人清醒与立场,不被以神信仰为主题的社会同化,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对神的存在。

在西方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分封制的神权时代,基督教塑造的欧洲是一个以教会为主的团体格局,群体以上帝为主要崇拜对象,任何质疑神存在的人,都将会受到极端惩罚。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大行其道,核心就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用直观映像质疑神的存在,个人和对群体理性的半脱离。整个欧洲近代哲学家成长最快那些年代,基督教还是大行其道,直到二战后基督教开始被现代社会替代,但是1900年之前西方哲学和神权社会的对立关系依然如此。

而西方自文艺觉醒(所谓文艺复兴)后,柏拉图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西方小说的主角是独立于群体之外,个人永远是清醒的,所以看西方的小说,主人公永远都是孤独的,群体对于个人,大部分小说里都是群体愚昧,个人独醒。

宗教带来的原罪理论和拯救理论,仍然影响着西方,所以西方的小说是柏拉图理论和宗教理念的复杂混合体。

中国永远都是另一个景象,儒家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社会的影响,不必晦涩的映射群体的无知愚昧,儒家的核心哲学不是去质疑神,也不必脱离群体才能保持清醒,而是直接进化到,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然后进入群体管理结构中改造群体。

中国人不相信一个人会突然改变,通过基督山伯爵式的奇遇改变自己,而是相信通过一番勤学苦练,掌握本领后,才能进入管理层,改变国家与群体。

所以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是个人融入小团体,然后进入大团体取得地位。

《水浒传》是无数个体组成大团体试图改造社会。

《三国演义》是个人直接领导群体,改变国家命运。

《红楼梦》是一个小群体与大群体的关系。

今天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仍然占据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仍然影响政治与经济,大量人群依旧以基督教为主要凝聚手段。

大量小说作者依然保持自己独立于群体之外,这样才不会被群体意识绑架。

这都是柏拉图式假说和西方宗教社会矛盾的体现,群体对于个体超然的恐惧,其实就是宗教社会里对于哥白尼式人物的处理方式,宗教对于觉醒者的态度就是恐惧,然后毁灭,而哥白尼也正是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最极端的映像投射。

但是西方观众们喜欢哥白尼式的悲情,总期望有这样的人物引领人们走出黑暗,但是自己却沉沦在宗教里拖着改革者的后腿。

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中国永远都是个体要通过磨练和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的资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本质都是个体人物,通过磨难与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资本,进而改变社会的能力与地位。

中国人不需要哥白尼式的悲情,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其实没人理解,因为不需要,中国是盘古式的人物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改造自然,神农尝百草改善人们体质。

喜欢西方哲学的的人 在哪里都是孤独的,在西方是注定孤独,在中国是没市场,中国主流社会从来就没有神权社会,所有以质疑为主题的哲学观念都没市场。喜欢西方哲学的人,在中国的孤独感也来自于此。明明每句都是人话,但是整个人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

而西方小说主人公,面对整个人群的非理性成为主流,群体的愚昧就是衬托主人公清醒的最好工具,同时脱离人群的人,比如是悲惨的,宿命般的孤独总是存在西方小说里。

可是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群体陷入神权的,中国人向来欢迎改革者,刘邦起义天下英雄来投,刘秀如此,曹操如此,李渊如此,赵匡胤如此,朱元璋亦如此,孙中山如此,延安亦如此,这就是中国读书人都希望能改变社会,并且不会因为神权和贵族群体压制而失望。


西方至今特权阶级仍然存在,中国在唐朝解决的问题 ,西方直到二战的大规模死亡,才解决贵族群体问题,而群体神权化,这个只解决了一半,社会却又被各种理念构成的群体绑架,西方小说里最终其实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立问题。

西方小说里最大的反派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才是主角一生要面对敌人,他们恐惧主角的力量,害怕他们改变社会,同时人群被各种舆论所引导,趋向与愤怒与无知。

中国不会这样,儒家社会影响的中国人,都是期望自己思想能改造社会,著书立说是中国传统哲学观里最基本的体现,每个人都希望成就事业,改造影响社会,个人引领社会进步,个人致力于改造影响群体,才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体现,但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根本的不同,让中国这些文学家们走进西方文学创作路径里,但是又苦苦挣扎,找不到国人认可的方向。

莫言的诺贝尔奖,就是来自于其小说里面,个人与群体的对抗,这种从柏拉图哲学观衍生出来的东方小说,外国人自然一看就懂。

中国传统评书《三侠五义》这些小说里面,都是个人进入群体获得成功的故事,这种基因根植于国人血液之中,西方小说永远都是少数人读物,就是那种哲学观在中国土壤极小。

欧美那种神权社会人群,在中国就是没有土壤,欧式哲学观诞生的文学土壤,会催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

可是在中国,这种个人改造社会的,并且和群体融合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观是相互冲突的。

中国的大部分文学家还在西方的哲学观里挣扎,一心想要寻找个人与群体之间对立关系,为什么没有人写出超越《白鹿原》的小说,那种个人与群体之间融合关系,大部分小说家并不明白。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并且寻找生活中极端孤独的个人案例去创作,无论他们多么痛苦,他们都是走在欧洲人晚上写的老路上,他们永远不会在这条路上有新的发现,因为欧洲人比他们早了几百年。

中国需要属于自己哲学观的小说,那不是痛苦,而是中国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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