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环球时报文章《“巨婴论”别又成敲打中国的棒子》？
要评价《环球时报》的文章《“巨婴论”别又成敲打中国的棒子》，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包括其核心论点、论证方式、潜在受众、可能产生的效果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中国社会心态和国际关系视角。
文章的核心论点及解读：
文章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巨婴论”在中国国内的流行，虽然可能源于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批评，但其传播和放大存在被西方媒体和某些中国批评者“双重利用”的风险，最终可能被用作打压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的工具。因此，国人应该警惕这种“自污”并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放大，避免被“敲打”。
更具体地，文章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解读：
对“巨婴论”本身的质疑或保留态度： 作者可能认为，“巨婴论”的说法过于笼统和标签化，未能全面、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某些“不成熟”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如经济发展阶段、转型期的阵痛、教育体系的不足、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等。它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带有负面预设的解读。
对“巨婴论”传播的担忧： 文章最核心的担忧在于，这种负面标签一旦在中国国内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就容易被外部势力捕捉并放大。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可能会借此来论证中国人的集体不成熟，从而服务于其“中国威胁论”或“中国衰落论”的叙事。
“双重利用”的论述： 这是文章的关键之处。“巨婴论”被视为一种“双重利用”的工具：
国内批评者的“利用”： 一部分国内的批评者可能真心认为存在“巨婴”现象，并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然而，作者认为即使是出于好意，这种批评也可能无意中为外部的负面评价提供了素材。
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的“利用”： 这是文章最警惕的方面。作者担心西方媒体会抓住“巨婴论”来描绘一个不成熟的中国，以此合理化其遏制政策，或者制造对中国文明的偏见。
国家形象和民族自尊的维护： “环球时报”作为一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官媒，其文章往往关注国家形象和民族自尊。“巨婴论”被视为一种对中国国家形象和国民整体素质的负面刻画，因此需要被“辩护”或“反驳”。
呼吁理性反思和避免过度自污： 文章最终的落脚点可能是呼吁中国人应该对自身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但要避免过度放大和“自污”，更要警惕被外部势力借机攻击。这是一种在承认问题与维护国家形象之间的平衡尝试。
文章的论证方式和特点：
议题设置与引导： 文章通过将“巨婴论”与“敲打中国的棒子”关联起来，巧妙地设置了一个议题，将国内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引导向对外部敌对势力的警惕。
概念的政治化和工具化： “巨婴论”这个社会学或心理学上的概念，被这篇文章赋予了政治含义，并被解读为一种潜在的“武器”。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文章倾向于将讨论划分为“为中国好”和“被外部利用”的二元对立，容易引导读者将批评者与外部势力划为一类。
情感动员和民族主义情绪： 通过使用“棒子”、“敲打”、“别又”等词汇，文章容易激起读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外部压力的抵触心理，从而增强其说服力。
事实与观点的混合： 文章在论述时，可能会引用一些社会现象作为“巨婴论”存在的证据，但其核心论证并非基于严谨的社会学调查，而是基于对“巨婴论”传播后果的判断和政治预判。
警惕论和防御性叙事的运用： 文章的核心在于“警惕”，并构建了一种“防御性叙事”，即当中国面临外部批评时，要先判断这种批评是否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从而采取规避或反击的策略。
文章的潜在受众和可能产生的效果：
潜在受众：
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 这类读者更容易认同文章的观点，认为外部批评是遏制中国的手段，并对“巨婴论”这类可能损害国家形象的言论感到反感。
对西方媒体持怀疑态度的人： 经历过或观察过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片面性或恶意解读的人，也可能被文章说服。
对社会批评感到不安的人： 一些对国内社会问题进行尖锐批评的声音感到不适的群体，可能会将“巨婴论”视为一种“不和谐”的噪音，从而支持文章的观点。
普通民众中对国家形象敏感的人： 许多普通人也希望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尊重，当听到可能被视为负面的评价时，会倾向于相信“环球时报”的解释。
可能产生的效果：
压制国内对“巨婴论”的讨论： 文章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引导国内舆论，使人们在讨论“巨婴论”时更加谨慎，甚至不敢深入，以免被扣上“不爱国”或“为外部势力递刀子”的帽子。
强化对西方媒体的负面认知： 文章会进一步加深一部分人对西方媒体的不信任感，认为它们总是带有偏见地攻击中国。
转移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 文章将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对外部势力意图的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公众对“巨婴论”所揭示的深层社会问题的关注。
维护国家形象的“防御性努力”： 从官媒的角度看，这是在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防止负面标签被固化。
加剧国内批判者与维护者之间的对立： 文章的论调可能会加剧国内不同声音群体之间的对立，使得社会问题的讨论更加困难和敏感。
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一些深知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者来说，这种“以敌人为中心”的辩解方式，反而会显得心虚或回避问题，从而加剧其对中国体制或社会的疑虑。
文章背后的社会心态和国际关系视角：
这篇文章折射出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复杂心态：
崛起过程中的敏感与焦虑： 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非常关注自身形象，对任何可能损害其国际声誉的评价都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既源于对自身成就的自豪，也源于对可能遭遇打压和遏制的担忧。
“中国威胁论”的背景： 文章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叙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巨婴论”很容易被包装成对中国人集体心智不成熟的“证据”。
国内改革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张力： 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要求改革和进步的声音，但也存在着对改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或西方干涉的担忧。官方媒体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需要在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与维护稳定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话语权”的争夺： “环球时报”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一种策略。它试图通过重构议题和引导舆论，来反击西方叙事，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话语空间。
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反思的矛盾： “巨婴论”的出现本身就挑战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避免过度张扬个体的观念。而当这种对个体的“不成熟”指责与民族叙事相冲突时，官方媒体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结评价：
《环球时报》的文章《“巨婴论”别又成敲打中国的棒子》是一种典型的 “防御性叙事” 和 “议题转移” 的策略。
优点（从其角度看）：
警惕性： 文章确实指出了国内某些标签化讨论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的风险，这种警惕对于身处复杂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是必要的。
维护国家形象： 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的角度出发，文章试图阻止负面标签的形成和扩散。
引导国内舆论： 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试图引导国内社会，在反思自身问题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审慎和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
缺点（批评角度）：
逻辑上的滑坡与过度简化： 将“巨婴论”的讨论直接与“敲打中国的棒子”划等号，存在一定的逻辑跳跃和过度简化。它忽略了国内批评者可能出于真诚的改革意愿，也忽略了即使没有“巨婴论”，外部势力也会找到其他理由来批评中国。
压制理性讨论： 通过扣帽子和引发民族情绪，文章可能有效压制了国内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理性的讨论，让人们害怕触碰敏感话题。
“塔西佗陷阱”风险： 当公众普遍认为官方媒体的解释是在回避问题或为自身辩护时，反而会加剧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形成“塔西佗陷阱”。
“自污”与“他污”的界限模糊： 文章试图区分“自污”和“被他污”，但其论述方式容易让人们觉得，只要被外部批评，就都可视为“他污”，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改进的动力。
忽视问题的根源： 这种辩解方式将焦点从“巨婴论”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如教育、家庭养育、社会保障、个体权利等）转移到外部势力的意图上，未能直面和解决问题的根源。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是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和国际关系环境下的产物。它在试图维护国家形象、抵御外部批评的同时，也可能因为其论证方式和潜在的压制效果，而阻碍了国内社会真正的自我反思和进步。评价这篇文章，需要理解其背后的政治语境和宣传策略，同时也要看到其对理性讨论和问题解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章的核心论点及解读：
文章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巨婴论”在中国国内的流行，虽然可能源于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批评，但其传播和放大存在被西方媒体和某些中国批评者“双重利用”的风险，最终可能被用作打压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的工具。因此，国人应该警惕这种“自污”并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放大，避免被“敲打”。
更具体地，文章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解读：
对“巨婴论”本身的质疑或保留态度： 作者可能认为，“巨婴论”的说法过于笼统和标签化，未能全面、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某些“不成熟”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如经济发展阶段、转型期的阵痛、教育体系的不足、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等。它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带有负面预设的解读。
对“巨婴论”传播的担忧： 文章最核心的担忧在于，这种负面标签一旦在中国国内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就容易被外部势力捕捉并放大。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可能会借此来论证中国人的集体不成熟，从而服务于其“中国威胁论”或“中国衰落论”的叙事。
“双重利用”的论述： 这是文章的关键之处。“巨婴论”被视为一种“双重利用”的工具：
国内批评者的“利用”： 一部分国内的批评者可能真心认为存在“巨婴”现象，并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然而，作者认为即使是出于好意，这种批评也可能无意中为外部的负面评价提供了素材。
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的“利用”： 这是文章最警惕的方面。作者担心西方媒体会抓住“巨婴论”来描绘一个不成熟的中国，以此合理化其遏制政策，或者制造对中国文明的偏见。
国家形象和民族自尊的维护： “环球时报”作为一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官媒，其文章往往关注国家形象和民族自尊。“巨婴论”被视为一种对中国国家形象和国民整体素质的负面刻画，因此需要被“辩护”或“反驳”。
呼吁理性反思和避免过度自污： 文章最终的落脚点可能是呼吁中国人应该对自身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但要避免过度放大和“自污”，更要警惕被外部势力借机攻击。这是一种在承认问题与维护国家形象之间的平衡尝试。
文章的论证方式和特点：
议题设置与引导： 文章通过将“巨婴论”与“敲打中国的棒子”关联起来，巧妙地设置了一个议题，将国内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引导向对外部敌对势力的警惕。
概念的政治化和工具化： “巨婴论”这个社会学或心理学上的概念，被这篇文章赋予了政治含义，并被解读为一种潜在的“武器”。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文章倾向于将讨论划分为“为中国好”和“被外部利用”的二元对立，容易引导读者将批评者与外部势力划为一类。
情感动员和民族主义情绪： 通过使用“棒子”、“敲打”、“别又”等词汇，文章容易激起读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外部压力的抵触心理，从而增强其说服力。
事实与观点的混合： 文章在论述时，可能会引用一些社会现象作为“巨婴论”存在的证据，但其核心论证并非基于严谨的社会学调查，而是基于对“巨婴论”传播后果的判断和政治预判。
警惕论和防御性叙事的运用： 文章的核心在于“警惕”，并构建了一种“防御性叙事”，即当中国面临外部批评时，要先判断这种批评是否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从而采取规避或反击的策略。
文章的潜在受众和可能产生的效果：
潜在受众：
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 这类读者更容易认同文章的观点，认为外部批评是遏制中国的手段，并对“巨婴论”这类可能损害国家形象的言论感到反感。
对西方媒体持怀疑态度的人： 经历过或观察过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片面性或恶意解读的人，也可能被文章说服。
对社会批评感到不安的人： 一些对国内社会问题进行尖锐批评的声音感到不适的群体，可能会将“巨婴论”视为一种“不和谐”的噪音，从而支持文章的观点。
普通民众中对国家形象敏感的人： 许多普通人也希望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尊重，当听到可能被视为负面的评价时，会倾向于相信“环球时报”的解释。
可能产生的效果：
压制国内对“巨婴论”的讨论： 文章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引导国内舆论，使人们在讨论“巨婴论”时更加谨慎，甚至不敢深入，以免被扣上“不爱国”或“为外部势力递刀子”的帽子。
强化对西方媒体的负面认知： 文章会进一步加深一部分人对西方媒体的不信任感，认为它们总是带有偏见地攻击中国。
转移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 文章将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对外部势力意图的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公众对“巨婴论”所揭示的深层社会问题的关注。
维护国家形象的“防御性努力”： 从官媒的角度看，这是在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防止负面标签被固化。
加剧国内批判者与维护者之间的对立： 文章的论调可能会加剧国内不同声音群体之间的对立，使得社会问题的讨论更加困难和敏感。
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一些深知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者来说，这种“以敌人为中心”的辩解方式，反而会显得心虚或回避问题，从而加剧其对中国体制或社会的疑虑。
文章背后的社会心态和国际关系视角：
这篇文章折射出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复杂心态：
崛起过程中的敏感与焦虑： 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非常关注自身形象，对任何可能损害其国际声誉的评价都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既源于对自身成就的自豪，也源于对可能遭遇打压和遏制的担忧。
“中国威胁论”的背景： 文章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叙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巨婴论”很容易被包装成对中国人集体心智不成熟的“证据”。
国内改革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张力： 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要求改革和进步的声音，但也存在着对改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或西方干涉的担忧。官方媒体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需要在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与维护稳定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话语权”的争夺： “环球时报”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一种策略。它试图通过重构议题和引导舆论，来反击西方叙事，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话语空间。
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反思的矛盾： “巨婴论”的出现本身就挑战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避免过度张扬个体的观念。而当这种对个体的“不成熟”指责与民族叙事相冲突时，官方媒体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结评价：
《环球时报》的文章《“巨婴论”别又成敲打中国的棒子》是一种典型的 “防御性叙事” 和 “议题转移” 的策略。
优点（从其角度看）：
警惕性： 文章确实指出了国内某些标签化讨论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的风险，这种警惕对于身处复杂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是必要的。
维护国家形象： 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的角度出发，文章试图阻止负面标签的形成和扩散。
引导国内舆论： 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试图引导国内社会，在反思自身问题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审慎和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
缺点（批评角度）：
逻辑上的滑坡与过度简化： 将“巨婴论”的讨论直接与“敲打中国的棒子”划等号，存在一定的逻辑跳跃和过度简化。它忽略了国内批评者可能出于真诚的改革意愿，也忽略了即使没有“巨婴论”，外部势力也会找到其他理由来批评中国。
压制理性讨论： 通过扣帽子和引发民族情绪，文章可能有效压制了国内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理性的讨论，让人们害怕触碰敏感话题。
“塔西佗陷阱”风险： 当公众普遍认为官方媒体的解释是在回避问题或为自身辩护时，反而会加剧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形成“塔西佗陷阱”。
“自污”与“他污”的界限模糊： 文章试图区分“自污”和“被他污”，但其论述方式容易让人们觉得，只要被外部批评，就都可视为“他污”，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改进的动力。
忽视问题的根源： 这种辩解方式将焦点从“巨婴论”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如教育、家庭养育、社会保障、个体权利等）转移到外部势力的意图上，未能直面和解决问题的根源。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是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和国际关系环境下的产物。它在试图维护国家形象、抵御外部批评的同时，也可能因为其论证方式和潜在的压制效果，而阻碍了国内社会真正的自我反思和进步。评价这篇文章，需要理解其背后的政治语境和宣传策略，同时也要看到其对理性讨论和问题解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友意见
很早前就有人说《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是反忠，人家只是用不同的说话技巧扩展中国舆论空间罢了。
这种说话方式叫“内容正确但错误的话”。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比如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和男生相亲，女生见面就说：“失望了吧，我不漂亮”。男生蹦出两字“就是”。女生气不打一处来，问“我哪不漂亮”。男孩又蹦出两字“身材”。好了，相亲结束了，可是男生每句都是事实啊。再比如，你孩子刚满月，朋友都来看，突然有人说：“这孩子不傻”。你都想上去打他对吧，可他的话内容正确，你能说自己孩子傻？
“内容正确但错误的话”让人不爽的原因在哪？
问题在于这些正确内容话题本身就是忌讳，就不应该提。这些话题一提，总不免让人潜意识产生不好的联想。比如“这孩子不傻”这话一说，肯定就有人会想着孩子哪里傻了，为什么他会说不傻。同样的道理，女生说“我不漂亮”，就是让男生夸她其他方面，机智的男生就会说“哪有，一看你就聪慧，今天的裙子搭配很漂亮的”。
大家有时候会说些“内容正确但错误的话”。
采用这种说话技巧往往是讽刺人，故意让别人感觉酸溜溜。比如富二代朋友买了一辆车，你可能就会当着朋友面说：“我爸如果有钱就好了。”谁不希望自己父母有钱呢？但这时候一说这话，讽刺就到位了。
同样，大家想想，《环球时报》每天总是批这个，骂那个，感觉就是傻逼，可是又有多少新闻是环球时报以反贼的口吻提到了，大众才会想到这个话题。就这个巨婴的话题，如果不是环球时报提，最多就和民间谈80后是垮掉的一代一样，不会有几个人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高度。
民主二字在多少网站是敏感词，可胡主编整天骂民主，真是赤子之心灯塔可见，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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