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凭什么要让知青去种地？
一、回应时代的需求：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特别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动荡，农村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要满足全国人民基本的粮食需求，解决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但工业的原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农业。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缺口日益明显。许多青壮年劳动力或是参军，或是进入城市工业建设，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出现了失衡。而城市里，随着教育的普及，涌现出大量的待就业青年。他们身体健康，有学习能力，正是可以投入到国家建设中的宝贵人力资源。
因此，让知青去种地，首先是出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把城市过剩的青年劳动力输送到农村，既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缓解劳动力短缺，又能通过他们的劳动，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支持工业化进程。这是一种国家资源配置的考量，旨在通过人力资源的重新布局，解决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
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政治与思想的双重目标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考量。
“改造主观世界”： 当时推崇“革命”和“改造”，认为城市青年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容易沾染“资产阶级思想”的习气，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让他们到农村接触工农群众，经历劳动生活的磨砺，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他们的阶级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朴素思想，从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又红又专”的新型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在劳动中学习，在生产中进步”。
“改造客观世界”： 这层含义更加直接。让知青参与农业生产，直接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村的劳动力，提高农业产量。虽然他们初来乍到，对种地一窍不通，但通过学习和实践，理论上是可以掌握基本技能的。他们的到来，也被看作是“帮助贫下中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将国家发展目标与个体改造目标相结合的思路。
三、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尝试（理想化层面）
在宣传层面，上山下乡也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意义。当时强调“工农联盟”和“城乡一体化”，反对“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尝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 通过城市的知识和技术（虽然很多知青并没有掌握多少高深技术），与农村的土地和劳动相结合，理论上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理想化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番复杂的问题。
四、实践的考量：为什么是“种地”而不是其他？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下，“种地”是最为直接、最能体现劳动价值，也最符合农村基本生产方式的选择。
基础性劳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整个社会提供生存必需品。让青年参与最基础的生产劳动，是将他们纳入到国家最基本的需求链条中。
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初期）： 相较于复杂的工业技术，基础的农耕技术虽然需要经验积累，但在初期，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城市青年学习耕作、播种、收割等基本技能是可能的。他们的到来，可以填补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缺口。
普遍性： 农业生产是农村最普遍、最基础的活动。让知青参与其中，意味着他们要深入农村的肌理，体验农民的艰辛，与农民一同劳动，这是实现“接受再教育”和“改造客观世界”最直接的方式。
解决待业问题： 在工业化尚未完全成熟、创造大量城市就业岗位之前，将大量青年分流到农村的农业生产，也是一种解决城市待业压力的有效手段。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让一群没有农业经验的城市青年直接去种地，必然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许多人一开始连锄头怎么用都不知道，甚至会出现“南方知青不会犁地，北方知青不会收稻谷”的尴尬局面。这在实践中造成了效率低下，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总而言之，上山下乡让知青去种地，是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战略、政治思想目标、社会结构调整以及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产物。 它既是对国家农业生产力的注入，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再教育”和“改造”的一种尝试，更是当时社会试图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理想化社会目标的一种探索。虽然这段历史充满了争议和复杂性，但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和动因，对于认识那个年代的中国至关重要。
网友意见
问题是老问题，但是提问角度有意思。
首先，你质问“上山下乡，凭什么要知青去种地”，潜台词是种地“不正常”，在城里谋一份工薪丰厚的职业或是当干部才“正常”。至少下乡“知青”不应该从城里抽调出来，下乡去种地，留在城里过“正常”生活才对。
但是，问题在于，1949年新政权继承的整个城市体系根本就“不正常”！唯一可靠的解决方案恰恰要经历暂时的“更不正常”才能制造希望。所以在1949年和接下来一代人时间里，政府的大多数政策在你眼里是反“常识”的。好在那些政策总体上达到了目标，1.5代人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读书后到城里求职，获得你眼中“正常”的权利。这样到了再下一代，历史知识不足的年轻人才会提出这种问题。
为什么说1949年的城市体系不正常？因为当时中国本来没有“正常”的粮食贸易来养活这么大的城市人口。所谓“正常”粮食贸易，就是农民吃饱了，再把过剩的粮食拿出来交换城市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保证城市人口吃饱。但是，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200公斤，1951年在土改和政权大力动员的情况下才增长到250公斤，考虑到去皮去壳，运输损耗，留种子，考虑到粗粮营养价值很低……在肉蛋奶鱼供应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中国人（包括农民自己）常年处于饿肚子状态。之前产量更低的时候当然更吃不饱。
众所周知，城市是粮食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为什么农民吃不饱还有城市？
首先因为政府和军阀会收税，拿走一部分粮食养活官员、军人，但这只是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之所以城市大多数人口能生存，是因为农民的粮食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要拿出很大一部分做地租，集中到少数地主家庭。地主家当然吃不掉那么多粮食，这些粮食就拿去卖给城市，交换现金、商品、武器和服务，提供这些东西的城市人口才有吃的。简单地说，是地主的剥削供养了中国城市。如果当时中国农村变成自耕农状态，每个农民都有权利优先考虑养活自己的家庭，城市人口应该全都饿死才对。所以，历史书说解放前的经济体系是“畸形”的，完全是因为地主能迫使农民饿肚子交租（还贷），才有了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超过5000万的的城镇人口。
同时，在农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地可种的问题。1949年的时候，由于没有后来人民公社和建设兵团垦出的几亿亩耕地，全国耕地只有14.68亿亩，人均2.74亩。在这个水平上，如果没有技术革新，没有人民公社这种新型组织形式，在农业中投入新劳动力的收益已经很小了。很多农村人口无地可种——不仅仅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当佃农，当雇工的机会都不多。所以一方面实际地租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农村（以及城市）有大量的潜在流民，在造反和饿死的边缘混日子（上海500万人口，经常每天收出去几百具冻死街头的尸体）。在这个阶段，“种地”显然不是“国民待遇”，而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和城市贫民渴求的生活。
所以，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以耕者有其田为政治口号，以平等为号召，拿到了道德制高点和政治动员力，摧枯拉朽地毁灭了旧社会的政治结构，进而用土改消灭地主，打破了农村的经济结构。
然而，旧社会留下的人多地少和城市畸形两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战乱消失，治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防疫体系逐步建立，结果是每年的死亡人数陡然下降数千万，而生育习惯没有变，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炸，给粮食供应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更可怕的事实是，土改虽然是农村民心所向，虽然明显提高了粮食产量，但结果可能是彻底断绝城市的粮食供应！理由上面已经说了——过去城市有吃的，前提是地主和土豪迫使农民饿肚子，提供了商品粮。现在几亿农民获得了“种地”的国民待遇，自己支配土地出产，第一选择是全家吃饱，几乎瞬间消灭了余粮也就是商品粮供应。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就发现了，越是增产（通过土改），采购粮食越难。既然新社会继承了旧社会的畸形结构，就必须承认，几亿农民吃饱饭，和几千万城市人口有饭吃，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无论你在城市工商业上玩出多少创意，吸收多少所谓的就业，绕不过一个生理问题——农民没吃饱前，就是不卖粮食怎么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减少城市人口意义不大——就是疏散到农村他们也要吃粮食。在耕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就算把城市人口转移到乡村，优先转移的也应该是能帮助增产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不是直接解散城市。
其次，指望农民提高积极性也没啥可行性——积极性本来就不错。无论是当自耕农，还是在饿死的威胁下当佃农，他们本来就是全力种地。无论什么经济手段，促使他们更卖力种地，也没法在人均2-3亩的耕地上玩出更多花样来。
（杨白劳同学有足够的积极性种地，黄世仁却想让他当“种不成地”的典型，去激发其他人更疯狂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控制人口来缓解压力还是不太可能。因为人口暴增的根本原因不是“多生”，而是“少死”——1962年的死亡率都低于解放前平均水平。至于计划生育，起码要等赤脚医生普及和橡胶工业建立才能考虑，就算是80年代后，计划生育也是城市比农村好开展。所以人口暴增是绕不过的问题。
这三条出路都否决，那么唯一的根本性选择办法就是快速工业化。只有工业化的化肥、良种、水利、储运方式能做到大幅提高亩产，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避免像解放前那样，每年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来保持粮食-人口的平衡（无论原因是战乱还是灾害，客观效果都一样）。在能靠本国供应足够的化肥、电泵、喷雾器、农药、铸铁管道之前，任何其他目标都是虚的。另一方面，工业化以后的人口会自然地进入避孕状态（解放前上海工薪阶层的家庭子女数量就低于2），从而解决人口暴涨问题。
怎么工业化？
第一条是打破鸦片战争以来的国外商品倾销压力，保护民族工业度过幼年期。这一点解放军已经做到了，那个签署中美商约逼民族产业自杀的政权滚到了台湾（而且也在美国默许下恢复了关税保护）。接下来就需要积攒工业化的资本，而这正是中国最匮乏的东西。由于一个世纪以来关税不自主，中国工业没攒下什么本钱。除了日本留下一点工厂铁路，除了苏联给了几亿美元的启动资本，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即中国需要抽调最优秀的劳动力参与工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资本扩张速度，抢在人口压垮环境之前完成工业化。
怎么保证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是最优秀的一批呢？
首先当然可以看学历等硬指标——50年代前期的中学生根本不操心就业。但就全国来说，抓壮丁必然抓不到优秀人才，要保证进城的人相对优秀，一个必要条件是大幅提高工人待遇，让优秀的年轻人愿意放弃几千年来“可靠”的农业，进城参加工业生产或是保卫工业社会。这就是工农差别的原因，是新的“正常”生活标准的来源。
当然，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加工资本身不足以吸引人进城——吃不饱的高工资有什么意义？所以工农生活差别包括现金报酬，也包括粮食待遇不同。我前几天刚刚写了一篇关于50-80年代城乡粮食供应方式的回答：
马前卒：农民是否希望消费者浪费粮食？消费者节约粮食是否有利于农民？
交了农业税之后，农民还得出售“征购粮”。这部分粮食国家虽然付钱，但明显不是农民期望的价格，所以也要强行派指标。一般来说，征购粮要比公粮多几倍。70年代末的征购粮基数是700多亿斤，和公粮合计1000亿斤上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商品粮”的主体。国家通过公社-生产队来收取这部分粮食，只为其中的2/3付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
……另一面，城市居民买粮的价格不仅不是议价粮水平，甚至还低于征购价。只要你有粮票和粮食本，购买数量不超过配额，一两毛钱就能买一斤米面（不是未脱壳的粮食），而农村征购价格也就这么多。考虑到粮食加工存储运输的损耗，国家还要再贴一笔钱来供应城市居民。
农民有责任在半饱状态下廉价卖粮，工人干部则有权利靠国家补贴买更廉价的粮食。按道理说，这个工农差异是不该传之子孙的。只有那些被挑选出来参加工业生产的优秀人力才应该享受优惠待遇，否则激励作用就不强了。但是，客观上，一方面旧社会已经留下了几千万城市人口，就算社会再畸形，也不能都赶到农村去享受“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工人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能在家庭内部制造分隔。所以，按照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粮食优惠待遇暂时是给全体城市人口的，工人在城里生的未成年子女也有一份粮票，也享受粮食补贴。
到了60年代后期，第一代城市工人的子女已经读中学，快成人了。而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还在努力积攒资源升级，做不到在粮食增产的同时给所有人工人待遇——每年招工上百万，既没有少到可以忽略，也无法覆盖全国（注意是全国不是所有城市）的年轻人。这个时候，怎么决定新一代人的就业模式呢？是工人的子弟直接占据所有就业岗位，继续享受自己成年前的粮食补贴？还是让所有年轻人竞争就业岗位，保持工农差别的激励作用？
脑子正常的领导人都会选择后者。恰好此时农村教育也明显追上来了，城市每培养一个中学生，农村就要培养三个。就算按学历算，也不能让城市工人子弟独享粮食补贴和就业机会。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城市青年下乡，和三倍于他们的农村同学一样，享受种地这个国民待遇（没错，土改为城市乡村的贫民争来的），然后一起竞争工人和干部这两种超国民待遇。这就是知青下乡的逻辑所在。如果不这样做，农村人读书就没有回报，好不容易推出去的普及型中学教育就会崩塌，下一代人要落实的全面工业化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归根结底，之所以城市人口“过剩”。是因为旧中国人多地少，社会结构畸形，需要大多数农村人停留在半饥饿状态，才能给少量的城市人口供应粮食。每个不能促进快速工业化的人口，停留在城市且吃饱，本质上都在虐待3-5个农民的肠胃。没有哪个城市居民有这种天然的虐待权，更没有优先获取工业化激励的特权。所以，尽管60-70年代的城市新增就业足以吸纳城市的工人-干部子弟，国家还是要求城市新增人口在成年后下乡，和3倍于自己的农村中学生（回乡知青）竞争就业岗位。在这个竞争中，大多数城市中学生（下乡知青）不能优先回城，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么？旧中国的畸形社会结构固然不是年轻人的错，但也不是其余人口的错啊？凭什么你父母通过选拔进了城，子女就可以逃避这个历史责任？
实际上，国家政策也的确不是“必须下乡”。而是“不下乡就取消你的特权”，即停止粮票补贴。很多人仗着父母和兄长的粮票接济，的确可以留在城里。你偷跑回城里，只要自己能吃上饭，国家也不会干预。可见在知青问题上的抱怨，100%是对丧失特权的不满。
具体的论述，可以看我之前的两个回答：
中国近代以来有哪些看似昏招，实际却十分精妙的国策？ -马前卒的回答
知青的生活中有什么少为人知或被刻意隐瞒的悲惨经历？-马前卒的回答
之前说过的，我这里就不多啰嗦了。只是我想强调一点，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城乡区别明确化，到1976年毛去世只有23年，到1979年废除知青下乡只有26年（伏明霞当世界冠军都是26年前的事情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旧社会的畸形结构不可能瞬间消失，如果每个民众都拒绝为历史包袱买单，这个国家早晚会被历史包袱压垮。你可以指责分配历史包袱的方式有问题，具体的策略都可以讨论，但赤裸裸宣布一部分人不应该对畸形的粮食供应问题负责，天生就有虐待农民（他们的父母多半之前也是农民）的特权，还要博取道德优越感，这只能用一个词形容：
“惯的”
此外，前面提到了，既然旧社会畸形社会结构不可能通过迁移所有城市人口的方式解决，那么，在农村中学生都要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让城市中学生也参与，是非常合理的方案——他们之前已经额外享受了十几年的粮油补贴了。这一点我在之前的回答也提到过：
马前卒：中国当代有哪些足以彪炳史册、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发明或工程？
我下放所在的集成垸红旗大队，是离长江改道工地最近的几个大队之一。我到生产队的第三天，生产队长就安排了我们几个男知青去参加长江改道工程的劳动。我们到达工地，见数万民工如蚂蚁般的在狭长的荒洲上劳动，人山人海，场面很是壮观。当时开挖新河道工程已完成了一大半，河道已初见雏形。开挖河道就是将河床的泥土运至新河道两岸百余米的地方堆积成堤坝，那时没有使用一台所谓挖土机、推土机等机器设备，完全是用人工手挖肩挑。
我们集成垸的知青回长沙过春节，或去砖桥公社办事，来回都要从新开挖的河道中爬下爬上走过。直到那年3月份长江的江汛来了，长江水位达到一定标准后，有关部门动用炸药将新河道两端的泥坝炸毁。随着几声沉闷的爆炸声，滚滚长江从新河道奔流而下，新河道启用了。汹涌湍急的江水冲刷着河道两岸，更一步拓宽着河道，裁弯截直的河道才发挥作用。以后当地群众把这一段新开的长江河段称为“新河”，以后设立的渡口又叫“新河渡口”。
总之，新中国急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化解历史包袱，要避免在饿死几亿农民还是几千万城市人口之间做选择，就必须全民总动员搞工业化。而总动员的前提是公平。现在的人对工业化历史不了解，抱怨城乡二元化结构，抱怨知青下乡我都理解。但又不想要城乡二元化结构，又大骂知青下乡，那就有精神分裂的嫌疑了。
（至于有人问，为什么下乡就要种地，不能当村官。那回答还是一样的——种地是国民待遇，当基层干部不是。想当队长自己争取啊！基层生产队长是直选，这是70年代的常识）
其他相关回答：
因为题主这种人当时很多。。。
知识青年很多被教育成了不能文不能武的二货，所以出现了上山下乡。。。当然，其实上山下乡意义不大。
因为很多人骨子里认为种地低贱，就算再会种地也低贱，这种人很多，现在依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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