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本质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足引起的吗？

说起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知青可以算亲历者了，如果说本质，离不开历史发展过程，首先说说上山下乡的时间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建国后的农垦阶段，1960年代初到文革开始，1968年到1978年。

建国后的农垦阶段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退伍军人，大量的退伍军人在新疆，黑龙江农垦戍边，成立了新疆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建设兵团，为稳定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62年起发起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期间有部分城市居民毕业生和回乡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之前有大跃进运动和三年灾荒造成的经济问题，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在这期间也有“下放”运动，将部分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此时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已经相当严格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到1968年，这3年的毕业生都中断了毕业分配，包括这3年中的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在1968年至1969年间大多少都分配到全国的工厂，依然是城市户口，但是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和初中毕业生(小三届)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当时有三个去向，到农村插队落户，到建设兵团做农业工人(黑龙江，内蒙，云南，海南岛等)，照顾留城(人数很少)。

1966年到1968年因为文革国家经济处于非正常态，基层政府也被革命委员会取代，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以后，各地的武斗逐步平息结束，局面开始恢复正常，加上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国家进入备战备荒状态，文革的两派对峙被终止，将大学和中学毕业生“疏散”也有釜底抽薪的意味，同时期因为战备的原因，大量的机关，学校，工厂疏散到三线，大量的大城市机构去农村办57干校，去57干校是全家老小都迁徙过去。57指示就是上山下乡的动员令。

1968～69年是非常混乱而又复杂的一段时间，国家处于一个准战备状态，是不能用经济发展的单一因素考量的，跟生产力没多大关系。

之后的1970年当年的毕业生，至少是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全部留在城市分配工作了，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届人。

从1971年起，部分恢复高中了，大学也在1970年就有极少量的招生，这样初中毕业生就有三个出路，大部分人就近上山下乡插队，部分升高中(2年制)，部分照顾留城。到1972年高中的招生人数扩大，同时对下乡知青给与招工返城的承诺，当然有看表现好坏的条件。

到1973年就开始从下乡知青中招工的实际操作了，部分1968、69、71年下乡插队的知青被招工回到原籍，恢复了城市户口。但是1968、1969年去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则没有这个待遇，因为他们属于拿工资的农业工人。实际上1969年以后也有毕业生陆续去了建设兵团。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77年，在恢复高考后，1978年毕业的高中生可以选择参加高考而不去下乡插队，但是还是有不打算参加高考的高中、初中毕业生选择了下乡插队，因为此时插队2年以后招工回城分配工作已经是非常固定的模式，而照顾留城的毕业生需要待业一段时间才可以分配工作，在招工的倾向上对插队知青的分配工作也更优惠一些。

实际上1978年插队的知青在1979年也全部回城了，这就是因为大量的建设兵团的知青的请愿行动最终促成了自1968年下乡的这批知青几乎全部回到原籍。这期间也有1962年那段的知青回原籍，但是他们多数已经成家，有了子女，回城中如果夫妻一方是当地人，则不能跟随另一方去大城市，子女的户籍也受到限制。

也有一些知青在当地招工了，他们也无法回原籍了。

知青脱离上山下乡状态还有这样几个途径，病退，困退，上大学，参军，转插(从建设兵团转成农村插队)后再招工。病退、困退在最初短暂地存在，很快就堵死了，上大学则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但是初期还是比较公正的，需要文化知识考试，以及劳动表现，及单位推荐，自张铁生事件以后，文化知识考试也变得次要了，推荐成为主要因素，味道就变了。知青参军的我就不说了，太深。

这里还要说到一个不小的群体，回乡青年，在1966～1969年的毕业生中还有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毕业生，他们在1968、69年时可以回乡插队，但是在以后的招工过程中，他们的优先级要低于城市知青，但是在上大学的途径上与城市知青是同等的，在参军的途径上似乎比城市知青要优先一些，这个我没有数据，只是感觉，因为我认识很多年龄稍大于我的退伍军人，他们的战友多是农村青年，从知青中参军的人不多，再说一遍，这不足以说明全貌。

从1970年代起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兵也是一个去向，我的同学当中有十几个直接参军的，他们错过了1977、1978年的高考，当时也很遗憾。

回到题目，从1972年起，实际上是一个动平衡的状态了，毕业生只是要下乡锻炼一下以后再招工回城，实际上与直接招工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推迟”了两年，只有老三届和小三届中大部分人被“固化”了，也有后来进兵团的知青没有被招工，我的大姐就是69年去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她后来的战友中有不少是69年以后去的哈尔滨知青。

很多68年去插队的知青在1973～74年间就招工回城了，也有一个邻居哥哥是文革前上山下乡去的内蒙，1980年他回到北京，但是他的夫人和孩子很久以后才办回北京，因为他夫人是内蒙人。

结论就不说了，表面上是社会生产力不足，可是是因为什么不足的呢？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补充一些细节，知青上山下乡国家是付出了一些补偿的，那时叫安家费，早期是直接给到生产队的，与知青个人无关，后来是按人头补贴了，知青下乡的头一年每人每月补贴伙食费10元，还有若干粮票和油票(这个可能是头一个月的)，到第二年这些补贴就没有了。

1969年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从头到脚，棉帽子、棉军大衣、棉袄棉裤、军装外衣、皮带、翻毛棉鞋、棉手套，好像还有棉被和褥子床单啥的，我印象不深了，还有一个大木头箱子。领到这些物品时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免费的。在托运行李时还买了一捆草绳，把木头箱子捆绑好，再做上标记，因为大家的箱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绑了草绳，草绳也从学校买的，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买这东西。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些物品在一年后都作价从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了。附带一句，兵团员工的工资是38元多/月，我插队时的工分收入大概是15元多/月，我们生产队算北京的中等水平。

在知青插队满两年后招工回城全国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北京等大城市可能执行得好一些，其他地方可能就有所不同，这中间还发生过福建的普通市民李庆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生活劳动困难的问题，毛泽东给他回了信还寄了钱，此事也对改善知青的状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试想，一个普通市民的信函是如何通过层层检查上到主席的案头的？

在当时知青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一个是人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当时很多国家机关的人员的子女也上山下乡了，当时只是军人干部可以通过招兵将一些知青脱离农村，但是机关干部是没有途径直接去农村招人的，招工是分配指标的，最终的权力掌握在农村生产队那方，因此权力的腐败就应运而生了。这里不展开讲了，否则又会有人说是伤痕文学了。

我觉得吧，上山下乡和生产力什么的关系不大。

仅仅是因为，毛主席觉得，有一些人，有点脱离人民群众了！

简单来说，学生只会读书，老师只会上课，专家只会搞研究……

他们不懂得换位思考。

不能体谅别人，更不能理解民生的疾苦！

将自己因为城里人的身份，获得的特权，都当做理所应当的！

城里人不懂，他们之所以能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数亿的农民，在负重前行！

所以，上山下乡，就是要让这些城里人，“换换脑子”，开阔一下见识！

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什么理所应当！

只有换位思考，能够深入理解民生疾苦的人，才是真正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人！

否则的话，学习再多的知识，不能为国家服务，不能造福于社会，又有什么用呢？

用个术语，叫做“又红又专”。

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的人才。

不是，准确的来说，如果单纯讨论初期上山下乡，而不讨论后来的“插队”的话。

那么上山下乡的本质是因为国家拓荒需求导致的城市青年主动前往农村进行拓荒，并且扎根农村，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革，和现在年轻人去乡村支教，当村官，或者开拓事业，并没有本质区别。

本质区别产生于68年，68年之后，由于大量待业青年的产生，导致了“插队”的知青大量产生，才产生了现在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上山下乡的“知青”。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讨论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两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讨论正常的城市青年下乡拓荒，还是在讨论不正常的大量待业青年的没有任何准备的前提下，直插生产队？

这两者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且事实上而言，就算是后者，内部也有很大的区别，从真正改变农村的插队青年，到不适应农村待了不久有机会又回来的青年，再到因为时代因素不得不留在农村的青年。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断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描述清楚的。

而那个时代，也不是一两个凭借屁股拍脑袋的家伙，就能描述清楚的。

所以，与其空泛的讨论这种大的没边的话题，倒不如下沉到具体讨论每一个群体的问题比较好。

这样至少实在点。

哦，对了，补充一句：

某入关壬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对那个时代半毛钱没了解的就瞎胡扯。

所以说某些入关人遗毒太深。

真有人觉得68年这么密集的知青下乡对农村是绝对的好么？

事实上而言，对于很多大队来说，很多年轻人的贸然插队，等于平白无故多了财政压力，事实上而言，很多“插队”的行为不是国家安排分配的，而是自主自动的，这就意味着，有些大队会平白无故的多很多嘴巴，这些人如果能够安下心干农活还好说，但是如果不安下心干农活，对于大队里面的其他本土农民那就是累赘，并且如果再时不时的打架斗殴什么的，那就更是麻烦人物了。

所以才会有三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而不是真的一群知青跑到农村去，然后农民们就欢欣鼓舞的觉得真的多了这么多劳动力，而且这些劳动力还能用的上。

因此，所以我才会批判曹丰泽不看历史，只会接着油头没脑子的胡扯。

上山下乡的原因很多：

1、城市人口过多，粮食不够，这是主要原因。

2、工业发展速度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无法容纳过多的工业人口。

3、农村生产力和改革不够彻底，需要新青年下去，某些城市和高干子弟对于革命认识不够。

上山下乡本质上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人力资源计划决策而已。计划执行过程中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要对计划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上山下乡……

1970年6月间，李讷在江西井冈山中共中央办公厅创办的“五七干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向爸爸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和想法。

李讷在信中说，她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看了李讷的信，立刻叫来了谢静宜，他说：

“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李讷在‘五七’干校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那里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

谢静宜准备动身走时，毛泽东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先让谢静宜看了，其中有一句话使谢静宜深受感动，终生难忘：“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谢静宜看完将信纸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不封，就这样敞着。”

谢静宜明白，毛泽东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李讷了解这种信任。果不其然，李讷看完信后，与谢静宜开玩笑地说：

“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李讷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不久，她生病了，谢静宜受毛泽东之托，又去江西去看望她。谢静宜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谢静宜说，李讷发着烧，跟老乡一起去砍甘蔗去了。谢静宜去到河边帮她俩挑了一担水。那河水浅且浑，她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了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谢静宜回京后，向毛泽东报告李讷的病情。毛泽东说：

“她没什么大病，在家里也时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

谢静宜见毛泽东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

“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时间，再回去吧!”

毛泽东说：

“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谢静宜说：

“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

“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摘自《毛泽东大传》

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这种表述并不恰当，因为这种表述看起来像是“上山下乡本身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事情，只是迫于外部的不利因素而不得不去做”。在我看来，上山下乡是非常正当合理的人才配置。当然在实际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一些执行上的纰漏，或者具体人员配置上的不合理导致的资源浪费，但事情总不可能有十全十美，过程中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但在大方向上，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从宏观上讲，国家人口迅速增长，社会资源的增长则比较有限，城镇环境容纳量不足，绝大多数的受教育人口都集中在城镇，乡村几乎得不到任何的资源和技术，单方面地向城镇进行输送，同时人口素质、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除了极少数像东北平原这样的地方之外，还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从大环境上讲，农村急需技术和知识，而且都不是多么高端的技术和知识，哪怕去几个初中文化的学生都能造成很大提振。

从微观上讲，当时的中国，在绝大多数的人口都生活在原始落后的乡村、急需哪怕最基本的教育和知识进行哺育的现实下，一个学生，如果仅仅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就可以脱下这层“农皮”，成为高傲的“工贵”，这恐怕才是最大的不道德。更不必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各方面资源都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你多吃一口，农民就要少吃一口。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让学生上山下乡，不如说是“回山回乡”。不要说你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该自己跃了龙门就把乡亲们一脚踢开；就算你是工人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城里娇生惯养，你的美好生活也是农村（在本来就非常原始落后的条件下）从牙缝里被剪刀差挤出来给你的，你虽然生活在城里但你的消耗都在农村，本质上你也是农村的物资养大的。

这样的环境中，全中国人本质上都可以视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农村人，让你回山回乡反哺一下为你贡献了二十年的山上乡下，实在是天经地义。

时至今日，中国的生产力急剧发展，已经转型成为一个工业国，绝大多数的物质生产都来自城镇，来自工业了。如今，中国的城镇在社会生产中的位置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仅仅从现在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城镇为全球生产海量的工业品，而且也是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与农村的关系本就是双向的，不能说是农村单方面地哺育城市”。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五十年前的中国与现在不同。在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城市曾经单方面地向农村持续地吸血。为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整体利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既然同时这也造成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恶劣分野，那么城市居民回山回乡在道德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

当然有意识形态因素在里边，但本质上来说，上山下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上千万城市青壮劳动力的过剩问题。

解决这部分劳动力过剩，是当时政府的当务之急，最终经过多方面（政治、经济、领导人个人好恶）的权衡后，出台了上山下乡政策。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要从《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说起。

我国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从现在起就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只能逐步降低今后的人口增长率。解放十四年来出生的孩子，在今后的十五年内，将分批逐年达到劳动年龄，单就二百个左右大中城市计算，每年大约有二百多万人。除城市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以外，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渔、副业生产。他们一般是高中、初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每年暑期，城市就会感到这方面的压力很大。分期分批地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学生安排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十五年的安置工作的规划。——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

当然，先兆早在50年代便已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新中国在科教、文化、卫生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所带来的副作用——忽然呈爆炸式增长的小学、中学毕业生需要一条出路，而即使以新中国蓬勃增长的工业发展水平也没法给这么多受教育人口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所以早在1954年，青年团中央就打过《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者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之后几年的时间里，将新增的剩余劳动力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几乎成为了所有高层领导人的共识。

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刘少奇^[1]
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毛泽东^[2]

除了高层的共识之外，中央当然也进行了比较严谨地估算。第二个五年计划指出了新增的1300万劳动力只有不到1/10的人可以被插入工业领域中，剩下超过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必须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农村几乎是唯一可以容纳这部分劳动力的地方。因此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或者说，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备选项，而成为了一个必选项。

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在一定程度上，这甚至解释了为什么大跃进时会如此不切实际地提出“深耕细作”、“高额丰产”等要求，因此这样一来在耕地面积没有显著增长的基础上可以于单位面积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假如提高单位面积劳动力的结果是切切实实地增产的话，那么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农业增产——剪刀差发展工业——工业吸纳过剩劳动力——反哺农业这样的逻辑链便能够化为现实。

所以在1966年之前，全国已经有超过百万的城市知青下乡参与农业生产了。只不过WG开始之后随着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膨胀与工业生产的停滞，有更多的过剩劳动力需要被推向农村。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是到1968年，全国待分配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积累到了1000万人的规模，其中超过400万人拥有城镇户口。更糟糕的是当时国内采取了较为普遍的“分配”制，在大多数城镇居民的头脑中，工作是政府分配的，只要我毕业，就应当有一份工作做。那么当政府无法消化掉这些新增就业人口时，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因此1968年那个著名的号召：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毛泽东

几乎可以被视为是最高领袖在无奈之下所发出的动员令。因为随着WG的愈演愈烈，正常的工业生产与文化教育秩序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了，上千万城镇待业青年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不安因素，他们消耗大量生活物资却几乎没有产出，继续将他们留在城镇的结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所以从宏观上看，“上山下乡”几乎是建国前三十年的一项持续性基本国策，这是由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与人口暴涨的现实所决定的。只不过随着WG的开展，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而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工业的停滞导致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必须要通过为这种行动赋予额外的政治意义来对待业青年进行动员的原因。

当然，除了向农村转移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意识形态冲突愈演愈烈，几百万梦想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建功立业的青壮拎着五六杠冲出边境，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幸运地是，即使世界曾经在毁灭的边缘上打过转儿，但最后大家还是刹住了车。

以上。

参考

1. ^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原答案删了。

如果一个公司有一个部门特别狼性，不领工资不要加班费，天天007还要额外交公粮。那么肯定把很多工作都干了，其他部门的人干啥呢？董事会就决定把“闲人”转岗到狼性部门。。

那么这个事跟公司财力有关系吗？公司模式决定了，越卷越累越累越卷。

怎么说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用比较简单的数字来说吧

当时工厂能消化100个岗位

城市有100个毕业生，理论上正好

但是农村还有300个毕业生啊

为了公平，就让这400个毕业生都下乡，然后从中选择100个人来上岗

虽然城市的孩子见多识广，去上岗的多，但是农村的孩子还是有很大机会的，不至于像后来的孙少平一样，怎么都进不了城，或者和80年代末一样，侵家荡产买城市户口。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她亲属，她说她舅舅当初去村里，直接带着粮票布票下去发的，小伙子嘴又甜，没几个月就在公社大会上推荐回城里工厂上班了。

还有一个朋友吹嘘他伯父当时是没有回城指标，就说苏联要打过来了，把几个农村来上班的给吓跑了，然后他伯父和几个人才有指标进工厂等等。

80年代以后，国家停止了从农村招工，城市户口直接分配工作，但是很多岗位已经都是原来的农村毕业生了，于是回来的很多原来城市孩子没工作，于是又产生了父母提前退休，把岗位让给孩子的接班、建设一堆没什么用的街道办企业，还有就是一些学生直接合伙开饭店，还上了报纸，等等等等各种行为。

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啊，根本不产生效益，还消耗大量的资源，于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卖户口的事儿，农村的一些“万元户”，就侵家荡产买了城市户口，当时也给安排了工作，毕竟那时候就算去当兵，退役了也是商品粮户口才安排工作。

但是这种方法叫饮鸩止渴，没多久地方政府就没钱贴补了，纷纷半死不活

然后又接着靠农村养活，90年代“三提五统”各种收费，收的农村那叫一个天怒人怨，不过毕竟是农村，不是高贵的城里人，所以报道的不多，关心的人也少。

一直到98年我们敬爱的擎天白玉柱亲政以后，拨乱反正，这种情况才逐渐得到缓解

大概是2000年左右，一次课上老师喝了点酒，说时代变了，现在小男孩小女孩一起出去打工，回来就结婚，以前谁会这样。那时候，就是很多地方的人外出打工的时候，大部分也都成功留在了城市，不一定是大城市，中小城市也算进城。我老家的村，绝大多数离开农村都是这个时候。少部分是80年代以前招工进的城市，80年代以后到21世纪之前，只有一个考上大专的去了城市，其他没有。

并不完全是。

这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样，都是推动农村发展，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进步的努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这里要顺道建议现在身在城市的各位对此表示感恩。

如果没有上山下乡快速推动农村教育发展，提高识字率，拓展农村青少年眼界，就没有九十年代之后大量非文盲农民工进城务工。

在座各位享受的廉价的现代城市文明基础建设，或多或少都得益于此。

功过是非先不论，生长于城市的诸位，感恩吧，请。

@林先生 又想当然的胡说了。

上山下乡不是生产力不足引起的，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不过1700万，而66到78年，职工总人数人从5198万增长到了9499万。如果只是满足城市青年就业，这个职工总数增长是足够的。但这样，广大农村青年就没有多少上升通道了。在上山下乡的同时期，还有上千万农村青年招工等方式进入国企或者集体制企业，所以上山下乡实际上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

66到78年，同时期职工人数增长了4300万， 农村劳动者增长了6180万。

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例一直维持在1比4左右，职工人数增长速度远快于农村劳动者增长速度。

这可以看出是有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进入企业成为职工了。

不是，教员是做农民运动并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人，他深知改变中国的力量在农村，但是他长期被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留洋派的打压，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知识分子，从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等等，对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何改造这些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事实上，最早的上山下乡在解放前就开始了，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教员让他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他是教员的儿子。当然，人和人的区别是很大的，教员下农村能开辟惊天动地的伟业，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能写出伤痕文学。

「上山下乡」里头牵扯的问题很多，不过经济因素一般不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相对而言政治上的意识型态应该更占主要因素。

在特殊年代红卫兵开始窜起后，历经老red guards(西纠、联动)、造反派等各系相继崛起后，武斗风气愈来愈猖獗。为了遏止这种愈发不受控的风气，解除卫兵们的派系身份显然就是重中之重。也正是因为如此，某些主张所谓「人民wg论」的海外学者们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wg其实只有三年。」

当然，ㄇㄠˊ本人的思想也与这有关，或者说与ㄇㄠˊ理解的「资产阶级法权」(或者更准确的翻译为：资产阶级权利)有关。

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关于劳动所得模糊论述批判所衍生出来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个阶级在取代旧的阶级的斗争中，都会倾向于用：「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那么，资产阶级的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正是平等、自由与所有权。

那么这类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意义如何呢？依照马克思的说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至少在封建时代，面对王权与封建主的统治，自由、平等与所有权都是被压制难以伸展的，于是在推翻专制国家时，这些意识形态都是真实而进步的。

可是当环境改为资本主义社社会时，这种意识形态却又是不全面的。比如说平等，就政治权利而言，人人似乎是平等的了(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连象征这点的普选权都没有)，可是有谁会认为一个资本家比如说比尔盖茨会和一个乞丐一样平等呢？原因就出在除了政治以外，还有经济上的不平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的「平等」，是财产以及财产带来的平等。用马克思的比喻就是：「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可见这里的平等不是无条件的，是建立在财产支出的平等。虽然相比封建社会里即使财富相等仍不能拥有同样平等来的进步(以英国中世纪举例，布雷多克著的《婚床》中写道：「不允许勋爵等级以下的任何骑士或任何普通人，使用并穿戴任何大礼服、夹克衫、大氅。但衣着必足以下长度：当他直立时，衣着能遮盖住其阴部和臀部。勋爵或任何更高一级的贵族，则不受此限制。」也就是说一个商人即使再富裕，如果他没有贵族头衔也不能模仿贵族君主的穿着)。但这种「平等」，依然是深受侷限乃至于片面的。

由此来看，「按劳分配」其实也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环。马克思对此在《纲领》一文的具体表述为：

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它主要仍然是形式的，实则并不平等。这主要是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导致劳动贡献的不同，同时每个人的经济负担也有差别。同样是劳动者，即使具有同样的劳动意愿和积极性，但结果依然会是“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

这里头其实很显然探讨的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区别，表面上来说，按照产值来分配似乎是平等的。然而问题是一个人应当为自己天生智力的侷限或能力的侷限承担责任吗？一个人生而贫贱因而无法获得机会提高自己能力，难道他本人应当承担这种责任并因此肯定自己相对卑下的地位吗？教育是阶级复制的机器，一个生而富足的人显然更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拉升自己的技能习得稀缺的技术，难道如此「按劳分配」是真正的公平吗？马克思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评价。

而列宁对此议题则是肯定的认为：「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话虽如此，列宁承认社会主义下固有的侷限性并不认为能够人为的超越这历史侷限。对于这点他在《国家与革命》里头是如此叙述：

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而ㄇㄠˊ在这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抨击的是八级工资制度，在ㄇㄠˊ看来存在八级工资制度几乎与旧社会本质上是相同的。从五七指示里可以很明确看出ㄇㄠˊ对身份藩篱之间造成的不平等有很大的不满，于是在这之上「工农兵学员」、「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实践。其目的显然是想让工农兵民四种身份相互转换，达到所谓「人人全能」的境界。

很显然，ㄇㄠˊ受日本新村主义影响甚广，新村主义的特点就是强调劳动的神圣性。在新村主义里，人与人的不平等的根源受制于千百年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要破除这点，就是要颠覆这种秩序。五四运动里，这种概念广为流传，而ㄇㄠˊ对工读主义的理解显然与此相关。然而在wg时代，这种思维被极端化为对知识份子的敌视甚至扭曲为单纯的反智倾向。于是在那年代，某些科学家反而要退居其次不能主管领导，政治意识形态挂帅下，反而是某些成份重要的人居于领导地位。

所以1975在一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号召下，春天的先声到来了。

答案和兔子和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