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到底有过文字狱吗？
答案是，元朝确实存在文字狱，而且其特点和表现形式，与后世的文字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独特。
要理解元朝的文字狱，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统治者的心态。
蒙古统治下的复杂局势与统治者的焦虑
元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转型。蒙古人作为草原民族，其统治方式、文化观念与汉族传统都有显著差异。虽然元朝统治者吸收了许多汉族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们骨子里依然带有草原民族的特点：尚武、崇尚权力、对潜在威胁高度警惕。
更重要的是，元朝的统治者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何统治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 汉族是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群体，但也有其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蒙古人数量相对较少，要维持统治，必须依赖于对其他族群，尤其是汉族的有效控制。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可能动摇其统治、挑起民族矛盾、或者被解读为不敬的言论，都可能触动统治者的敏感神经。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关注和控制的对象。
元朝文字狱的特点
与后世的文字狱相比，元朝的文字狱有着一些独特的方面：
1. 族权至上的逻辑： 元朝的文字狱，很大程度上是蒙古贵族对汉族士人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压制。许多文字狱的背后，都隐藏着对汉族文化、历史的贬低，以及对蒙古统治合法性的维护。只要言论触及了蒙古人的尊严、民族优越感，或者被认为是对蒙古统治的挑战，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2. “汉人”与“胡人”的身份鸿沟： 元朝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汉人”（主要是指宋朝统治下的汉族，以及辽、金统治下的部分汉族）和“蒙古人”、“色目人”之间的身份差异非常明显。这种身份差异也渗透到对文字的态度上。当汉人创作的内容被认为是在暗中嘲讽、攻击蒙古人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3. 对历史记载的敏感： 蒙古人对自己的历史和出身有着特殊的重视。一些关于蒙古起源、征服过程的记载，如果被汉族士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或者其中夹杂了对蒙古人的贬低，都可能成为文字狱的导火索。
4. 宗教和文化融合中的冲突： 元朝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时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种复杂的文化交融中，一些关于宗教的言论，如果被认为有损于统治者所信奉的宗教，或者引发了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招致严厉的惩罚。
具体的案例与表现
虽然不像清朝那样系统化、大规模，但元朝的文字狱案例并不少见，它们常常隐藏在各种审判和政治迫害之中：
“汉族士人的被压制”： 许多在元朝为官的汉族士人，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一些诗词、文章，如果被解读为抒发亡国之痛、感叹汉族文化的衰落，或者暗含对蒙古统治的不满，就可能成为被查办的罪证。例如，一些怀念宋朝、感叹时事的诗句，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戒备： 尽管元朝吸收了大量汉族文化，但一些过于“汉化”的言论，或者被认为是在宣扬汉族优越性的内容，也可能引起统治者的警觉。
针对具体事件的文字审查： 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或社会动荡时期，统治者会加强对言论的审查。一旦发现有文字内容被认为是在煽动不满、传播反叛思想，就会立即展开追查。
“乌斯藏语”（藏语）的翻译风波： 有一些关于翻译工作的争议，也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例如，如果翻译的内容被认为是在曲解原意，或者在翻译过程中夹杂了不利于蒙古统治的内容，也会引起关注。
尽管元朝没有像清朝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帽子”体系（如“反清复明”、“大不敬”等），但其文字狱的实质并没有两样：都是为了维护统治、压制异见、控制思想。
历史的反思
元朝的文字狱，虽然不像清朝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反映了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在面对统治合法性、民族认同和思想控制时，都可能采取的手段。蒙古统治者通过对文字的审查和惩罚，试图巩固其在汉文化圈内的统治地位，但这种压制也无疑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并对汉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总而言之，元朝的文字狱是存在的，它们是蒙古统治者在维护帝国统治、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应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虽然其具体表现形式和背后逻辑与后世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对思想的压制和对文字的禁锢，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力。
网友意见
这个，真没有......（和我大明大清相比）也就找到这么一条算是沾边点的了。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周密《癸辛杂识》
（这估计是在讽刺硬译公牍体）
另外关于这段话，究竟解释成“受赐瀛国公的合尊死在河西了”还是“瀛国公合尊被赐死在河西了”，细研文意（特别是后面那句“诏僧儒金书藏经”），似是前者为妙。
但这事，恐怕还没这么简单......被元帝所杀的可能性，依旧很大。
谢邀
元代典型意义上的文字狱确实很少。一则说明元代文网宽松的例子是：有人举报南宋遗民梁栋身为大元臣民有思宋之心，结果元朝官方的回复是“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不过，元代文字狱虽然发生得少，但仍然存在过。此外，因言获罪和文化管制措施也有很多。
一、典型意义上的文字狱
典型意义上的文字狱，就是根据诗文作品对作者治罪。现存史料中所见的元代典型文字狱共有三次，未遂的有一次：
1、黄谦之事件
就是上一回答 @直江实纲 提到过的事情。盐官县教谕黄谦之写作“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的桃符讽刺硬译公牍体被罢职。顺便说下，黄谦之应该只是发句牢骚而并不是对元朝统治有根本上的不满。在用元朝的“体制力量”维护他所属的儒士地主阶层的利益时，他还是很积极的。就在他写这对桃符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年），他还上呈说在修筑海塘的工程中，免役儒户不应当“与民一体科差勾扰”。
2、赵㬎（宋恭帝、瀛国公、合尊）被赐死事件
南宋小皇帝赵㬎在投降元朝之后，被封瀛国公，一直享受优待。至元十九年（1282）薛保住告变事件和当时的局势引起忽必烈的紧张感，于是决定把赵㬎迁到上都居住，并杀害了文天祥。至元二十五年（1288）又下令赵㬎去吐蕃出家学习藏传佛教。关于赵㬎此后的结局，《佛祖历代通载》记至治三年（1323）被元英宗赐死，但没有记载被赐死的原因。明初《山庵杂录》则记述了一个文字狱的故事：
“瀛国公为僧后, 至英宗朝, 适兴吟诗, 云`：寄语林和靖, 梅开几度花? 黄金台上客, 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 闻之于上, 收斩之。既而上悔, 出内格黄金, 诏江南善书僧儒, 集燕京, 书大藏经云”
1981年，藏学家王尧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南宋少帝遗事考辨》一文，还原了藏文史籍中的赵㬎。其中关于赵㬎之死，成书于1361年的《红史》云：
“薛禅皇帝登极之至元十三年，蛮子南宋幼主登位三年，伯颜丞相尽取其国土，幼主皇帝被发遣至萨斯迦地方，出家为僧。后，至（英宗）格坚皇帝之时，杀之，出白血焉。”
王尧云，出白血或译流血成乳，是佛教历史上习见的说法, 用来表示冤狱, 被害者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 象奶子一样。即藏族史学家对赵㬎之死寄予同情, 认为他的被害是冤枉的。结合汉文史料，可以说赵㬎因文字狱被元英宗赐死，应当是可信的。
另外，赐死赵㬎的元英宗虽然是一位备受汉人士大夫和一些后世史学家青睐与惋惜的悲剧皇帝，但却有极为暴躁的性格，在因言论治罪方面也可谓是屡有前科。至治元年（1321年），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等劝谏寿安山佛寺的营造工程，奸臣琐南向英宗挑拨说他们是“讪上以扬己之直，大不敬。”结果英宗竟然杀害了观音保和锁咬儿哈的迷失，把成珪、李谦亨流放到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在赐死瀛国公的同一年，与元英宗关系亲密的艺人史骡儿在表演时唱词有“酒神仙”语句，酒醉中的英宗认为是讽刺自己，大怒下令杀害史骡儿。当然，元英宗毕竟还不是纯粹的暴君，他在酒醒后发现史螺儿已死，后悔地叹息“骡以酒讽我也。”赐死瀛国公之后也是：“既而上悔”。但是明知自己的暴躁而不能约束，以一腔热情推进其政治蓝图，最终把自己和真·基友拜住都带入了政治上的死地。
3、伯颜追捕曹明善事件
元末元顺帝初年，权臣伯颜杀害剡王彻彻都、高昌王贴本儿不花，汉人官员曹明善就写了《眠江绿》小令两首，在大都城的五座城门附近都各贴了一张，以示抗议。这也算是一种隐晦的大字报了：
“长门柳丝千万缕, 总是伤心处, 行人折柔条, 燕子衔芳絮, 都不由凤城春做主。
长门柳丝千万结, 风起花如雪, 离别重离别, 攀折复攀折, 苦无多旧时枝叶也。”
伯颜得知后大怒, 发动情报部门查实是曹明善所作, 于是在大都广为搜捕。曹明善跑到江南的一个僧舍里避难。直到元顺帝和脱脱扳倒了伯颜，他才公开露面。
4、未遂的文字狱：虞集被诬告事件
虞集是南宋虞允文的后人，元代后期鼎鼎大名的文坛领袖。文青范的皇帝元文宗对他格外欣赏，多所优宠。但是《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本传则记载了他在文宗时代的一段险恶经历：
“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
所谓世家子孙，显然就是一批蒙古贵族子弟。他们不满于元文宗对虞集的偏爱，于是从虞集的作品中寻找涉嫌“讥讪”朝廷的文字，向文宗告状。他们能熟练地阅读汉文文学作品，乃至从中摘选特定的词句，说明他们被汉文化的“涵化”程度已经相当不浅。但是看不惯文宗对一个南方文人如此优待，因而想通过文字狱诬告，又说明他们的蒙古本位意识不减反增。这正是姚大力所总结的：“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不过，身为文青的元文宗对虞集是真心崇拜，因此世家子孙的诬告没起什么作用。
以下部分不是有关狭义的文字狱，但可以看一看蒙元时代“言论自由”的状况——即没有文字狱，并不代表一切很美好，元代政治的宽大相当程度是江南地主文人在经历了洪武高压之后的感受。但事实上，元代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并没有松动。
二、在言论上对最高统治者“大不敬”被治罪的
有一条专门惩罚对最高统治者个人不敬的刑罚，即“口里填土”，传承自蒙古帝国时期。窝阔台时期一个畏兀儿人阔儿古思“说了一些粗鄙的话，被人告发”，窝阔台把他关到监狱里，“用土填嘴而死”。（《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34）忽必烈时期，桑哥因为说话粗鲁傲慢，所以被杀前嘴里被填上脏东西。（《史集》第二卷p349）忽必烈也曾下令：不拣什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通制条格》卷八）（以上转引自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
元武宗时期还有一个胆大的蒙古贵族秃剌数次得罪武宗。秃剌曾在反安西王阿难达的政变中立有大功，但是觉得武宗赏赐不足，一直心有不满。一次武宗在登舟时，秃剌突然跑过去对武宗讲：“人有常言：一箭中麋，毋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这是蒙古人之间同辈人讲的话。还有一次秃剌在宴会上喝醉了，结果脱下腰带对武宗说：“尔与我者，止此尔！”最后这个终于被武宗处死了。然而秃剌的儿子在两都内战时期却又为武宗的儿子即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妖言”、“妄议”、“诽讪”：元代因言治罪的制度规定和事例
1、制度
诸举人于试卷书他语者，驳放；涉谤讪者，推治。（《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
或妄造妖言犯上：并杖一百七，流奴儿干。（《元史》卷一百三《刑法志》）
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及同谋者处死，没入其家（《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
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
2、事例（未全，且摈除了上文举过的事例和明确的“妖言谋反”的事例）
中统三年，王演等以妖言诛。（《元史》卷五）（注，与王文统同时被杀）
至元三年，平阳路僧官以妖言惑众伏诛。（《元史》卷六）
至元二十四年，以御史台吏王良弼等诽讪尚书省政事，诛良弼，籍其家，余皆断罪。（《元史》卷十四）
台吏王良弼，尝与人议尚书省政事，又言：“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之，捕良弼至，与中书台院札鲁忽赤鞫问，款服，谓此曹诽谤，不诛无以惩后。遂诛良弼，籍其家。有吴德者，尝为江宁县达鲁花赤，求仕不遂，私与人非议时政，又言：“尚书今日核正中书之弊，他日复为中书所核，汝独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问，杀之，没其妻子入官。（《元史》卷二百五）
至元二十九年广南西路安抚副使赛甫丁等诽谤朝政，沙不丁复资给之，以风闻三十余事，妄告省官，帝以有伤政体，捕恶党下吏如法。（《元史》卷十七）
元贞元年，朱永福、边珍裕以妖言伏诛。（《元史》卷十八）
元贞二年三月，以完颜邦义、纳速丁、刘季安妄议朝政，杖之，徒二年，籍其家财之半。（元史卷十九）
大德二年，温州陈空崖等以妖言伏诛。（元史卷十九）
综上，元代的文字狱很少但存在。现有资料表明共发生三起，未遂一起。除文字狱外，元代的言论管制和因言获罪状况则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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