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 24 小时便利店比上海少很多吗？为什么？
下面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
一、 数量和密度的对比：直观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在北京和上海都居住或生活过的人会有一个直观感受：在上海，尤其是市中心区域，夜间活跃度高，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随处可见，即使在相对晚的时间点，也能轻易找到一家营业的便利店。而在北京，虽然便利店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24小时营业的比例可能相对较低，尤其是在一些非核心区域，夜间想找到一家营业的便利店可能需要花一些功夫。
当然，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随时获取且会不断变化，但从行业观察和公众认知来看，上海在24小时便利店的覆盖面上通常表现得更胜一筹。
二、 原因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城市发展模式、人口结构、消费习惯、运营成本、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
1. 城市发展模式与夜间经济：
上海：更成熟的夜间经济和“不夜城”特质。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其商业氛围和夜间经济发展更为成熟和多元化。上海的夜生活更为丰富，有更多的夜间消费场所（酒吧、KTV、宵夜店等），这直接带动了对24小时便利店的需求。人们在深夜或凌晨需要购买日用品、小食、饮品等，便利店就成为了重要的补充。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商业布局也更倾向于支持夜间活动，许多区域在晚上依然保持活跃。
北京：城市功能侧重与夜间经济的相对保守。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城市发展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文化、科技创新等职能。虽然北京也在大力发展夜间经济，但其商业形态和居民的作息习惯相比上海可能更加传统和规律一些。尤其是一些行政区域和文化中心区域，在夜间可能会有更多的限制或活动相对减少，这直接影响了24小时便利店的客流量和营业必要性。
2. 人口结构与消费习惯：
上海：更强的流动性和年轻化人口比例。 上海吸引了大量年轻、高素质的流动人口，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消费模式，并且生活节奏可能更快，夜间活动也更频繁。这部分人群对24小时便利店的需求更大，因为他们的作息可能不完全遵循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北京：更强的稳定性与区域化特征。 北京的人口结构虽然也在快速变化，但其稳定居民的比例可能更高，生活习惯也相对稳定。虽然北京的年轻人也非常活跃，但在整体消费习惯和作息上，可能不如上海那样普遍地倾向于“全天候”消费。北京的城市也更具区域化特征，不同区域的生活节奏和夜间活跃度差异较大，一些非核心区域的24小时便利店需求可能不足。
3. 运营成本与利润考量：
租金成本： 上海的商业地产租金普遍高于北京，尤其是在核心商圈。但反过来，上海的客流量和消费能力也更强，这使得便利店运营商即使支付更高的租金，也可能通过更高的坪效和更长的营业时间来维持盈利。
人力成本： 24小时营业意味着需要两班倒甚至三班倒的人员配置，这增加了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便利店运营商需要评估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24小时营业是否能带来足够的回报来覆盖这些额外成本。如果一个区域在深夜或凌晨的客流量不足以支撑24小时运营的成本，那么便利店就可能选择缩短营业时间。
市场竞争与饱和度： 上海便利店市场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品牌会倾向于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包括24小时营业。而北京的市场可能在某些区域还未饱和，或者运营商在扩张时更注重盈利稳定性。
4. 区域政策与城市管理：
北京的特定区域管理： 北京作为首都，在一些区域的安全管理、噪音控制、以及特定时间段的交通管制等方面可能有更严格的要求，这可能也会影响便利店在这些区域选择全天候营业。
政策支持： 虽然政府都在鼓励发展夜间经济，但不同城市的具体政策支持力度和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某个城市的政策更能鼓励和支持24小时便利店的发展，例如在牌照审批、租金补贴、安全保障等方面，那么这也会影响便利店的数量和比例。
5. 连锁品牌策略差异：
全家（FamilyMart）和罗森（Lawson）： 这两个品牌在上海的24小时便利店数量和密度普遍较高，它们在中国市场的早期布局和发展策略可能更侧重于满足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多元化需求。
便利蜂（Bianlifeng）： 作为国内新兴的便利店品牌，便利蜂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布局，并且以科技化和智能化运营为特点，尝试提供更灵活的营业模式。但其在不同城市的推广和运营策略，也会影响其24小时便利店的覆盖情况。
三、 总结
总而言之，北京的 24 小时便利店数量相比上海确实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源于：
上海更成熟、更活跃的夜间经济和更强的“不夜城”特质。
上海更年轻化、流动性更强的人口结构和更接受全天候消费习惯的消费者群体。
尽管上海租金更高，但其更高的客流量和消费能力可能更能支撑24小时运营的成本。
北京在城市功能定位、区域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对24小时便利店的普及产生一定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就没有24小时便利店，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消费模式的变迁，北京的24小时便利店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从整体数量、密度和市场渗透率来看，上海目前在这方面可能占据优势。
网友意见
北京的 24 小时便利店比上海“的确少很多”。
（2018年10月1日补充新的数据：官方公布数据北京品牌连锁便利店1200家，北京市2017年底推出便利店发展规划，每年补贴2亿，力争2020年达到3000家便利店。）
如果说原因，答案只有一个：
相对于上海而言，在北京开便利店很难赚到钱，所以北京的便利店少于上海。
具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三个“半”：
一、只能做“半年”的生意。北京的冬季气候原因，市民出门意愿不强，天气冷了都宅在家里。便利店只能做半年的生意。
二、做“半边”（半条路）的生意。北京马路宽且大多中间有隔离带，看着对面有便利店过不去，只能做半条路的生意。
三、只能做“半天”的生意。北京的夜生活习惯不是很强。2012年前后，诺大一个北京城，12点以后吃饭的无非是簋街、后海和雍和宫附近的金鼎轩。
就是放在2017年来看，夜间消费习惯和上海、广州依然有差距。
因为上面几个原因，在北京开便利店赚钱的机会小了很多。
没有人愿意做不赚钱的生意（甚至于赔本买卖），有了这个“因”，自然得出“北京便利店比上海少”这个“果”。
--------2016年补充回答的分割线----------
增加一些资料，便于更好理解。
1、回答问题的背景说明。因为集团业务关系，曾先后三次参与北京市场的便利店开店/经营分析和调研。分别是2006的快客便利（侧重于经营层面），2010年的某外资公司（开店前期工作），2011~12年的某外资便利公司（政策法规相关）。工作内容恰好和君临回答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有交集。
2、再说政策。北京市商委在2003年以后，先后推出多项的“大力发展”政策，想要积极推动便利店的发展，但是收效甚微（这个说起来又是个大问题，就不多谈）。 @君临 提到的政策问题，详细补充说一下。
便利店经营的食品，从政府管理角度分成两个大块：其一是预包装食品如方便面/饼干一类，需要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另一类是需要现场加工的如关东煮/茶叶蛋，需要领取餐饮服务许可证。北京市场的7-eleven是个特例，2012年之前开出的店铺大多领取了餐饮服务许可，可以在店内加工快餐盒饭。
2006年调研时，快客和北京的好邻居、物美便利在政策方面并无差异，但是受制于气候、消费习惯、消费力等等原因，快客的经营举步维艰，同期的平均单店日销只有上海的一半不到。
如果单从政策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和事实不符，也是说不通的。
2004年就进入的7-eleven并未受到制约，但直到2012年只在北京开出了140家左右的门店，同期全家在上海开出了将近600家门店。北京快客没有被政策显著制约，依然发展艰难。
同期，上海对内资便利店的政策倾斜有过之而无不及：外资便利店不能卖香烟，不能搞自己的会员卡（初期不行，12年后来可以了），交通卡充值水电费等等都是优先考虑内资便利店。
某内资便利店直到2010年，其部分店铺是国有的物业，租金成本按照1.8元每平方米计算，我看到数据简直要昏倒——转租出去都比自己开店赚钱。
即便如此，仍然没有挡住全家、罗森等外资攻城略地式的发展。
因此，政策问题没有成为当时调研特别关注的核心部分。换个角度看，即便是有扶持政策，当时北京的物美、好邻居便利店也没发展起来。
3、为什么是“三个半？”
2010年的调研花了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基本跑遍了北京7-Eleven的全部门店。统计一个小时的来客数，统计上下班时段、节假日的消费等等等等情况......
“三个半”的提法就是综合多项调研数据后，归纳出的原因。
换成零售行业更准确的说法是：店铺的来客数偏低。
调研之初就确定了一个方向，可解决的问题，调研的方向侧重于可行性分析。
举个例子：
调研结果显示“消费能力不足”，这个就拿出结论就行了。便利公司无法解决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不可能解决，除非给大家发钱。
调研的结果如果显示“便利店消费习惯未养成，消费意愿不强”，那么就要进一步深入到当前消费习惯的调查，找出可能的原因，进而找到解决的路径、办法。
调研结果报告提到的问题非常多，落实到这“三个半”，主要的原因就是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根本无从解决。
政策可以有变通处理，比如现在的北京罗森联营方式开展餐饮服务。
建立米饭工厂、冷链配送中心，其核心是资金投入和回报的问题。
选品、门店运营、单品管理是技术问题，花钱花时间有望解决。
但不可能把北京的大马路上开人行道便于通行、提升冬季气温让市民朋友愿意出门遛弯买东西啊。
通俗的说法就是：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核心问题。
4、其他因素
这个回答主要立足于“北京VS上海”，在两个体量、消费能力、发展程度相近的城市之间比较，一些共性或者相类似的东西就去掉了，比如房租、人员成本、物流成本等等。
如果以气温为出发点，和日本北海道来做比较，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VS日本。
这个时候平均收入差距近六倍带来的购买力差异，税收，市场准入制度，管理成本，零售市场总体布局等原因将会成为显著影响因子。气温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用零售行业的说法就是：日本的客单价更高。当然，他们的来客数也不低。
此答案大体可以说明为啥北京的便利店大多开在国贸等CBD区域——在来客数不足的条件下，优先考虑客单价更高的区域开店。
5、已转行，但听业界的朋友说近两年北京便利店发展很快。
以上也请业界高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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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阅读。
有同学认为北京便利店少的原因是“三个半”，即由于纬度高，天气寒冷，只能做“半年”生意，每日只能做“半天”生意，马路宽隔绝了人流，只能做“半条路”的生意。
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是关键原因。
2014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曾经发布过一份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得分和排名如下——
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其得分远远低于纬度相近或更高，气温更寒冷，人口密度更低的太原、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城市。
还有，看下面这幅地图——
日本北海道的纬度跟哈尔滨差不多，常年积雪，人口只有570万，相比起北京的两千多万人口，密度更是低到不知哪里去了。
那么北海道现在有多少便利店呢？一共2761家，每百万人拥有便利店484家。
而北京目前只有1200家便利店，按常住人口2100万计算，每百万人只有57家便利店。这样的差距，用气候和人流量完全无法解释。
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政策。
目前北京的便利店，除了部分早期开业的7-11，获得“鲜食许可证”外，后来的所有新开门店都禁止熟食经营，其他外资便利店，比如罗森、全家等，也是被禁止熟食品类。本土的便利店，只有好邻居搭上了市商务委的早餐工程政策红利，其他便利店也大多无法经营熟食。
对于其他城市的便利店来说，与传统杂货铺的竞争核心之一，就是熟食品类。热乎乎的关东煮、咖喱鱼丸、热狗、车仔面、玉米、茶叶蛋、鸡腿，SKU可能不到百分之十，但是营业收入往往占到30%左右，再加上寿司饭团、午餐盒饭等冷藏食品，一般营业收入要占到40%以上，毛利率更是比普通零售商品高10-20个百分点。
这些高毛利、高消费频率的特色熟食，是吸引一个消费者去便利店，而舍弃杂货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全家、7-11、罗森三大外资便利店的统计数据看，70%的进店消费者会购买鲜食产品。并且在北方地区，寒冷的午夜经营时段，热加工熟食的营业收入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
现在，这一切都被禁止了。
并且根据北京的政策，物美、超市发、京客隆等大型超市开便利店是可以获得专项贷款和贴息的优惠政策的。贴息的额度为，每开10家直营连锁店、便利店，企业就可获得1000万元银行贷款额度的贴息。这使得本土便利店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而本土便利店并不擅长经营熟食，即使是冷藏的熟食。
在本土便利店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北京又发布了对熟食经营的细则，除了禁止热加工熟食之外，对冷藏熟食也提升了审核门槛。比如冷链食品工厂需要达到4000平方米，一家冷链代工厂的投资规模需要在亿元以上，没有规模根本无法支撑，这导致新进入的外资便利店冷藏熟食品类更少，举步维艰。
你想想，核心竞争优势被砍掉了，在门店租金高企的情况下，营业收入少四成，毛利润去掉大半，你让便利店们还活不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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