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真的养懒汉吗？
一、 “大锅饭”的定义和运作方式
首先，理解“大锅饭”是什么至关重要。
定义： “大锅饭”并非一个正式的经济术语，而是一种通俗的说法，用来形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或集体单位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由集体所有和平均分配的模式。其核心特点是：
平均主义分配： 无论个人贡献大小、劳动强度高低、技能水平差异，大多数员工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工资、福利、住房、医疗、教育等）。
铁饭碗制度： 员工一旦进入单位，往往很难被解雇，形成了“铁饭碗”，保障了就业的稳定性。
集体福利： 单位往往提供衣食住行等一系列配套服务，员工的个人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位。
缺乏竞争和激励： 个人表现与收入、晋升的关联性不强，晋升机会也往往与资历、关系等因素挂钩，而非纯粹的绩效。
运作方式：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生产任务、原材料和资金。企业或集体单位的产出和收益也由国家统一调配。因此，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计划安排，而非市场竞争。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单位的经营状况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影响不大。
二、 “大锅饭”养懒汉的逻辑
“大锅饭”之所以被认为“养懒汉”，主要有以下几个逻辑：
1. 激励机制的缺失：
劳动积极性受挫： 当辛勤劳动、技术精湛的员工与得过且过、技术拙劣的员工获得相似的报酬时，前者会感到不公平，劳动积极性容易下降。为什么我付出了更多，却和别人一样？这种“多劳不得多得”的现象，会打击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
缺乏绩效导向： 传统的评价体系往往侧重于“态度”或“工龄”，而非实际产出和贡献。即使一个人能力很强但“态度”不好，或者产出不突出，也可能受到保护。反之，即使一个人能力不足，只要“态度”端正，也能在“大锅饭”中生存下来。
风险承担不足： 在“铁饭碗”下，即使单位经营不善，员工的生计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使得一部分人可以降低对工作投入的要求，因为失败的风险被集体承担了。
2. 资源配置的低效：
“平均主义”的摊薄： 稀缺的资源（如奖金、晋升机会）在平均主义下被分散，使得真正优秀的人得不到足够的回报和发展空间。这反而可能导致“懒汉”有机会分享到本应属于“能人”的成果。
人才浪费： 有能力的员工可能因为缺乏晋升通道或发挥平台而选择“躺平”，而能力不足的员工则被保护起来，造成人才的低效利用和浪费。
3. 社会观念的影响：
集体主义的过度解读： 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下，个人能力和贡献的突出有时会被视为“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情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个人奋斗的张扬。
“吃大锅饭”成为一种常态： 当这种分配模式持续存在，并被广泛接受时，它就会成为一种社会习惯。人们习惯于依靠集体，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奋斗去获得生存和发展。
三、 并非绝对“养懒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或客观原因）
然而，将“大锅饭”完全等同于“养懒汉”可能过于片面。我们也要看到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一些合理性，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更深层原因：
1. 保障基本民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但国家面临着为广大人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巨大压力。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模式，通过单位保障职工及其家属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公平，避免了大规模的贫困和动荡，为经济建设和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
2. 社会稳定和凝聚力： “铁饭碗”提供了高度的就业安全感，这在社会转型期或经济波动时期尤为重要，可以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和职工的归属感。集体单位也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成为社区生活的中心。
3. 历史局限性： 这种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和发展目标而形成的。当时，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水平不高，市场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路径。
4. 懒汉并非大锅饭的必然结果：
部分个体差异： 即使在“大锅饭”下，也存在一部分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工作热情的人，他们依然会努力工作，追求卓越。人的主动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并非完全由经济激励决定。
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约束： 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如勤劳、奉献等，也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懒惰”。
四、 改革开放后的转变
正是因为“大锅饭”模式在激励和效率上的弊端逐渐显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了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
打破“铁饭碗”： 建立了市场化的劳动用工制度，鼓励竞争上岗，允许末位淘汰。
引入绩效工资和激励机制： 薪酬与个人能力、绩效、市场价值挂钩，强调“多劳多得”。
企业自主经营权：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需要追求利润，对员工的生产效率和贡献更加敏感。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将原先由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逐步社会化，构建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体系。
结论
总的来说，“大锅饭养懒汉”是一个有一定现实基础的说法，它深刻地揭示了平均主义和缺乏竞争的经济模式在激励机制上的弊端。当劳动贡献与回报脱钩时，个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可能导致一部分人倾向于降低工作投入。
然而，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为“养懒汉”也可能忽略了“大锅饭”在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历史作用，以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它并非完全是个人品德问题，更多的是制度设计下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打破“大锅饭”，引入市场化机制，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活力，从而提高了整体的生产效率和创造力。这是一个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体现。
网友意见
私有制不养懒汉吗？
你看看那些坐地收租的房东们，那些靠资本获利的金融资本家们，那些靠着垄断平台吸血的互联网“新地主”们，哪个努力干活了？
赚得盘满钵满，吃的脑满肠肥了，也没见他们搞点真正的科技创新，提高一下生产力啊？
一个社会，形成正确的“共同记忆”是很难的。
大家回想一下，“大锅饭，养懒汉”这个话是哪里来的？我们家刚好有很多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报刊、小说、报告文学……虽然每个时代的叙述立场不同，但“大锅饭、养懒汉”这个说法，不会早于2000年，而且从未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
我生于80年代，在我小的时候，集体主义的余温还在，大型农田水利还在修，父辈们还经常去挖人工河、修电灌站……没有工资，只有“工分”，从来也没见什么“懒汉”。
大家动脑筋想一想，在当时生产力普遍低下的中国农村，在1949年建国后几乎没有任何农田水利、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的中国农村，在从一穷二白的民国手里接过的中国农村……是农民个人单干生产效率高？还是大家一起团结互助、规模化生产效率高？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它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大家今天可以去农村看看，那些今天还在使用的水库、人工河、灌溉渠道，其实都是人民公社时期靠集体修建的，大家至今还在吃60、70年代的红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
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看一组数据：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人民公社期间，粮食产量是逐年增长的，并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
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反而是在1985年，人民公社撤销一年后。
在集体经济时代，有人干活不积极、偷奸耍滑……也是存在的，但这种人都是被大家编成段子嘲笑的，村里们都叫他们“二流子”。
如果公社时期都是懒汉，那你就无法解释红旗渠，无法解释大寨了。
我记忆中，老一辈去乡里办事情，不说去乡政府，都说去“公社”，去村里办事，不说去村委会，说去“生产大队”，那个时候“老支书”还是有很高的动员能力的，村民开会、修桥、铺路、捐款、救灾，喇叭一喊人就齐了。领导干部带头干，就没有那么多“懒汉”。
懒人绝对不是集体经济的特有产物，而是每个时代都有。
“大锅饭，养懒汉”这种舆论，其实是在为“自私”找借口，为个人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找理由，迫不及待想要“全盘私有化”。
1984年人民公社撤销，“分田到户”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某些“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土地是他自己的了，粮食也是他自己的了。有意思的是，在公社撤销前，干部都是要下地一起劳动的，少有贪污腐败；在公社撤销后，村长、村主任们往往就成了农村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更重要的是，“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大型机械就被当做“包袱”甩掉了，对外说这是“负资产”，但经手这些“负资产”的，都发财了。
我老家农村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长辈跟我讲过，当年我们村里集体经济搞得很好，是规模化的农场，大面积种植核桃、棉花等经济作物……但在“分田到户”之后，这些集体资产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村办集体企业被分割承包甩卖，分给农民的只有人均三四亩地，各自只能种粮食，一年收入少得可怜……养家糊口都很艰难。
农民日子什么时候好过的？不是80年代，也不是90年代。而是2000年以后，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农村新一轮基建之后的事情。
最后给一张图，告诉大家啥叫“正确的共同记忆”，这个村什么时候脱贫的？
养懒汉有什么不对吗？
你们怎么有脸吐槽996呢？才十二个小时而已嘛，达不到的都是懒汉。
大概看了一下回答里有人言辞激烈，似乎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阶层，可以颐指气使定义各种懒汉，兴致之下，去看了看他的各种回答痕迹。
这个人看起来也是985毕业，赚钱能力号称是老婆的好几倍，所以理所当然是家里掌钱的。属于比较典型的某类知乎答主画像。
但是细品似乎也不是滋味，此人40岁才买一台13万的车，看头像似乎这台车还到一年一检，应该说，父辈给的家底并不丰厚。
也许他认为能在广州买房买13万的车，是来自勤劳致富，至少比他的父辈要勤劳得多。
然而我不敢说我比我的父辈更勤劳。
从小我就在厂院长大，是工人家庭的孩子。
我父亲是检修工，负责大型设备的检修维护，从巨大的金属容器和管道里钻进钻出，维护设备的运行。
你说我父亲是懒汉也可以这样定义，因为设备运行的时候，他是没有太多工作的。
但是设备一旦停车，经常就是几天几夜没法回家。
因为现场太忙，争分夺秒，我父亲总是来不及戴防护眼镜，眼睛经常被猝不及防电焊打伤，没到这种时候，我母亲就会准备好热水随时热敷。
父亲随时都会半夜眼睛疼到惊醒，母亲又要去准备热水。
第二天只要我父亲还能看见，还是会继续去现场上班。
事实上，母亲也经常忙得合不上眼。
我母亲负责后勤中心300多人的工资考勤加上各种物资领取。
因为单位离家近，可以照顾家里，但真正到大检修时，往往是我父亲在现场没日没夜干活。我母亲在后勤这边加班加点给后勤帮忙。
有时候，半夜给父亲敷热毛巾就落到我头上。
我脑子里推演过一万遍，万一父亲早上醒来瞎了怎么办。
但是幸好，父亲母亲很早就下岗了，所以现在也只是有点老花。
说真的，如果谁当面敢说我父母这一辈是懒汉，我绝对一巴掌糊上去。
我也知道，有些人从小在农村长大，认为工人那会儿待遇好，吃大锅饭，都是懒汉。
狭隘！龌龊！
没有当地主的命，就别给地主家做免费的狗腿子。
所谓的大锅饭本来就是伪命题。更不要说大锅饭概念下的懒汉一说。
就拿我从小长大的工厂来说，同样的设备，在日本的预算人员是1800人，当时厂里是3000职工。
问题来了，你可能会说厂里养了1200个懒汉。
但是日本人薪水多少？中国工人薪水多少？
这帮懒汉用相同的设备，把产量从40万吨提升到60万吨，把设备寿命提升了20多年。
很多人拿农村磨洋工说事，但是工厂里是不一样的，有生产指标，有任务计划，每个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是伤病，有多少偷懒的机会？
大锅饭养懒汉，本质上就是某些人侵吞国资的舆论准备。
起始状态是，国营企业本质上内部最高权力机构是职代会。企业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由职代会决议通过。也就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但是从打破“大锅饭”起，厂长和工厂的上层官僚集团就实际掌握了定义“懒汉”的权力。职工代表大会从此名存实亡。
工人失去了参与管理的权力，那么企业的资产自然也就成为了企业上层官僚集团随意瓜分的蛋糕。
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领导权，还被戴上了懒汉的帽子。
相对于工人偶尔摸鱼，企业的上层管理者无论是决策失误还是懒政不作为都没有了监督。做得好是他能力强，做不好那是大环境差。
那段时间各种劳模，基本上都被企业领导霸占。好像这个世界工人都是懒汉，领导才是劳模。
我所以知道这一切。那是因为我就是工人的孩子。
包产到户之后
第一个崩塌的就是农村教育，因为未成年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按照人头领取粮食了，同时，村办中学大量破产，村办中学的“兼职教师”们也不能领取粮食了，于是“村办中学”的老师和学生集体回家种地了
为了粉饰这种脱学入农的“成就”，全社会掀起一场批斗“农村教育劣质”的高潮，直接说这些教育培养的都是废品就好了
第二个崩溃的是农村水利，集体经济破产，土地破碎化，那么成规模浇灌的水利设施就失去意义了，这个用脚指头也能想明白。尤其是土地归结到个人名下，各种侵占水渠。组织群众集体维护的难度越来越大，失去群众组织，再想把群众都召集起来扛着铁锹去挖沟，已经很难了。我小学的时候还能偶尔遇到大队组织的集体劳动疏通水渠，我上中学之后就一次也没遇到过了。水利设施崩溃的速度比教育崩溃的要晚一点
第三个崩溃的是乡村卫生。这个真是血泪史。农村集体经济崩溃，乡村卫生体系建设也全部破败，各种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开始回潮，像卖血导致集体感染艾滋病的村子特别多，这种事情如果有基层卫生体系及早发现，及早阻止，是本可以挽救的。其他的传染性疾病，比如乙肝之类的，说多了都是泪
第四个崩溃的是信仰。权力不会存在真空，集体退场了，宗教、宗族重新登场，最终酿成了flg，flg失败之后jd、ysl都在大肆扩张
还有人口，因为集体经济体系下，完全脱产的儿童，和半脱产的青少年，是能领到集体的粮食的，在集体经济时代，多生孩子等同于薅集体羊毛。所以根本不需要计划生育，农村生育率也从5.0以上降到了3.0左右，这个可能不算一件坏事，但是再降到2.0以下就不妙了
把以上几个甚至更多的“崩溃”反过来看，也应证了题主的问题，那些致力于“农村教育”、“农村水利基础建设”、“农村卫生”、“农村宣传”、农村文化建设的人，他们都属于广义的半脱产“懒汉”
这些“懒汉”还包括老年人和五保户这些不参加劳动的人口，尤其是五保户，特别是无儿无女、身体残疾的老年人，在集体经济时代，他们的生活是有集体照顾的
当然了，上面没有完全坐视基层财政真的崩溃，于是搞了“三提五统”，这个就呵呵了，雪上加霜，就差那啥了
这还没提到教育崩塌之后中学毛入学率下降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闲散人士造成的治安“混乱”现象，引起的“严打”，这些社会成本都算进来，任何一个单独议题都够出一本书绰绰有余
当然了，不能无限制吹捧好处，集体经济也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庇护的“真正的懒汉”
但这是管理水平的问题，没有人说管理水平不行就把公司拆了集体打伙儿分了单干吧
但我也必须说一句，拥护包产到户的也不全是懒汉，我认识一对老年夫妻，他们没有子女，可能是身体原因不能生育。他们家在集体经济时代特别吃亏，干的活儿和别人家一样多，但是因为没有子女到年底分到的粮食就只有别人的7成左右，所以包产到户对他们这类人来说的确是个福音，但换个角度想想，他们现在老了虽然顶着五保户的名号也能领到低保，但还是很可怜，我觉得还不如留在公社时代，好歹有集体的物质照顾
在历史上，大锅饭造成的后果，可远远比养出一群懒汉糟糕多了。
在1958年，公共食堂之风刮遍了中国大地，所及之处大刮共产风，平调社员群众的生活物资：房屋、碾磨、炉灶、刀板、锅碗瓢勺等都无偿充公，最严重的地方，只剩一双筷子是社员自己的。口粮分到食堂，吃大锅饭，敞开肚皮吃饭不要钱，家禽、家畜、自留地、收归食堂集体经营，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再收费。
以江苏省为例，1958年全省已办公共食堂241711个，食堂吃饭的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92%，基本上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已办托儿所189345个，幼儿园65271个，幸福院4850个，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的情况：全省已有1190个公社实行了伙食供给制或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占总社数的88%，只有165个公社未实行供给制，在实行供给制的公社中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占7.1%，伙食供给制的占50.2%，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的占40.5%，全部供给制的占1.3%。当时全省共计办了34万公共食堂，90%以上的社员在食堂吃饭。
《新华日报》当时报道了淮安县联盟社的公共食堂，这个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既不要钱，也不限量，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帐，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在江苏有些地方，食堂每天吃5顿，灶中不断火，吃饭的人，一班接一班，不计算粮食，不管农闲、农忙，都是三顿干饭或二干一稀。强调吃好，自然就发生了严重浪费现象。
苏州专区100斤稻子只轧60斤米，苏州专区有的公社吃一顿糰子，每人平均吃二、三斤米。江宁县在1958年下半年中，每人平均吃掉380斤粮食，占全年粮食总数的79％，群众批评说：“这样吃法吃不长。”1959年春，徐州专区妇联的同志到农村调研，与群众座谈食堂问题。当时农村粮食已十分匮乏，有一位劳力较强的男社员对妇联的同志说：“现在每人一天半斤面，如果在家里自己做，烧上一大碗菜汤，二顿也能凑合，食堂烧起来，一顿也吃不饱”。
铜山县夹河公社新庄大队的傅庄食堂，1959年从麦收到秋收，70天时间，平均每人只分到55斤口粮，食堂开了23天饭，平均每人吃了28斤，日子过了1/3，粮食却吃了一半多，不得不把粮食分给社员，回家自炊。有社员反映，食堂是“吃精不吃粗，吃少不吃饱”，强烈要求粮草到户，回家自炊。
1958年11月22日《新华日报》又以《常州区三万食堂开展竞赛》、《菜好饭香，干劲洋溢》为题报道了常州食堂开展竞赛,比吃饱吃好等方面的情况。现场会所在的赛桥公社的贝桥食堂，每天一干两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餐三莱一汤。这个食堂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二次饼子，三次团子，二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 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 二年超过德秦恒”，而马福兴和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但这种狂欢的日子很快走到了尽头，从1958年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均出现了粮食短缺的现象，农民们最初对公共食堂的那种热情逐渐冷却了下来。
以河北省为例，1958年9月，就在发文件宣布公共食堂采取“不限量吃法”的两个月以后，就又紧急发文要求进行薯粮搭配，至次年1月，省委就转发了关于治疗浮肿病的经验，到5月矛盾再也掩盖不住，发生了55个自然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的严重事件。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决定：口粮分配到户，下放自留地。毛的态度也趋向温和，在6月13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6月13日，让给各省打电话说，留30%就不错了，因为这是生活问题”。以此为契机，农民得到了口粮的自主权。在5、6、7三个月，陆续退出了公共食堂。如河北省原有食堂200345个，到5月2 0日统计解散伙食堂数是143456个，占总数的71.5%，到8月底之剩下8%，山西省一度剩下的不到农村户口的20%，全国大致如此，除一两个省坚持外，大部分都散掉了80%左右。凡是食堂散得较多的地方，都呈现了出勤增多，养猪增多，劳动效率提高和社员心情舒畅的好局面。
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形势急转急下，解散食堂被打成“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立即表态呼应。如河北省委年9月12日下发《关于积极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指示》，表示要纠正右倾思潮的滋长和放任自流的消极情绪，迅速恢复公共食堂。河南一直是坚持100%加入食堂的省份，湖北省委也发文件恢复公共食堂，提出“必须在全党全民中树立‘公共食堂万岁’的坚定信念”。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百天之内，全国各地一刀切的恢复公共食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河南、湖南等省，达到了97%以上。
就这样，回家吃饭不到100天的农民，又被迫连人带粮一起集中到食堂，自留地再次被回收。把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又都集中起来办了“千猪场”、“万鸡山”等。大批农民的家庭 副业又搞了个一光二净。与第一次大办公共食堂的不同之处是，这次强行恢复起来的公共食堂，从一开始就存在粮食紧缺的危险现象。但是为了坚守公共食堂，在1959年lO月15日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报告》报告说：“今年五、六、七三个月，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
在湖南隆回县，1960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就餐的粮食标准又降了下来：每天男性半斤，妇女四两， 小孩二两半，分做两餐。这点米根本填不了肚子。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山上的牛皮树和枇杷树慢慢被剥得精光，野菜刚长出来一点嫩叶就被掐个精光，草根被挖绝迹了，人们开始用稻谷壳填充肚子。
当地原来的老碾子把稻谷碾成大米，会有一点细糠，再就是粗糙的谷壳。那点细糠和谷壳平时都是用来填猪圈牛圈，或冬天做燃料烘腊肉。但那年公共食堂把碾成粉末的谷壳大把大 把放进钵里与那一点稀饭反复搅拌，村民们再一口一口地生吞硬咽下肚。咽下去还不是很难, 最难的是不能消化,又粗糙,到第二天根本拉不出来。
在河南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202个食堂，停伙17个，农民只好拣红薯、萝卜、刮树度日，55个食堂完全没有粮食，只吃红薯、萝卜。吃4两以下粮食的食堂有42个，4两至半斤的 64个，半斤至l2两的l4个，l2两以上的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公社患浮肿病的978人，其中严重到不能生产的200人。其他疾病如麻疹、白喉、流感等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牲口死亡多，如李岩大队540头牲畜，已死掉182头。李岩生产队5l头牲畜，只剩下l8头，死掉33头，信阳地区商城县越美公社关庙团在1959年春节前后发生粮荒，74个食堂停伙，其中有13个食堂停伙一个多月。据开封地区调查，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全区浮肿病患者有136114人，因不堪饥饿外逃70000多人。
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的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不到每人每天6两。在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的标准来煮粥，其营养价值所剩无几。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2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
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JL)，盆内有个碗(JL)，碗里有个人(儿)”。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
大锅饭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如此：
公共食堂使得基础官员拥有了对农民的生杀大权，对于不服管理的农民就不给他们饭吃。把粮食都集中在食堂，扣饭成了农村干部惩罚农民的手段之一。
一些农民就因被扣饭而致死，四川省的一个农村干部在1961年被判刑．其罪名是“连续不断扣饭，全家6口人，在一个月饿死4人”。四川省西昌县的一些农村干部利用食堂扣饭惩罚农民，造成一些农民自杀。也有农民因为被扣饭而杀死农村干部，可能是考虑到被杀死者作恶在先 ，因此对杀人者仅判处18年徒刑。四川省资中县有的干部利用“连坐法”扣饭，一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饭。有5名小学生没有加夜班．连累 29人被扣饭。湖南省宁乡县一些农村干部对劳动不尽力者也要扣饭或者一餐 、几餐不让吃。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 42人。
在家庭副业上，群众反映过去自己做饭，自己加工口粮，皮糠大糠套碾，100斤稻出70斤米，还能出20斤细糠喂猪。按照320斤的口粮标准，五口之家自己加工可以搞到320斤细糠，加上青粗饲料，就可以养好一头猪，但是粮食到食堂，到机 米厂轧米，100斤稻只有1.5斤糠，因此猪养不起来。只有自己做饭，才能养猪。1959年5月底统计，江苏省生猪存栏量只有六百六十一万头，比公社化前的一千一百多万头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1960年又下降到513.8万头，几乎下降了50%。
公共食堂也不利于保存粮食，1959年5月，徐州地委书记马克玉在江苏省财经工作会议上反映：办食堂，口粮保管困难，全区口粮大约三亿多斤，公社没有这样大的仓库，而且保管不好，霉烂损失5%就是一千多万斤粮食，10%就是三千多万斤粮食，总之分散给社员保管使用，每户不过百来斤，二百斤，是可以保管好的”1960年，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队的社员说，把粮食分给社员个人，“粮食装在社员坛坛罐罐里，老鼠总吃不到一粒”1960年冬，由于管理不善，宿迁县已经烂掉鲜山芋五百七十二万斤。
公共食堂也并没有如预想的一样节约劳动力，因为这种形式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农村烧饭有的是下工之后烧的，不占用劳动时间，有的家中有不能参加劳动的老人、病人、孩子烧饭，他们本身就不是劳动力，而办食堂需要用专人做饭，专人种菜，专人拉柴拉煤等，都需要强壮劳动力，而节省下来的劳力很少参加劳动或不参加劳动，所以反而浪费劳动力。
1961年 3月，句容县城东公社北阳门大队吕家园生产队社员吕百友说：我家六个人，过去都是起早烧早饭，我烧锅，老婆上灶，早饭带中饭，息工回来带弄菜，大家都有分工，烧饭根本不占正当的劳动时间。现在办食堂，全队23个劳力，有4个半人搞饭吃(二个炊事员，1个会计 ，1个种菜，队长一天有半天不参加生产。)赣榆县金山公社有一个食堂300人就餐，有16个做饭，严重浪费劳动力 。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队南岗一队有 29户 34个劳力，食堂炊事员2人，食堂会计 1人，为食堂砍草的2人，种菜 2人，共占用 7个强壮劳动力，占全队劳力的20％多，全队1960年统计：参加炊事、砍草、种菜、看食堂、运 口粮等项 目，供给 17844个劳动日，占全队工分总数的8．9％，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还降低了工分值 。另外，有一部 分公社的食堂规模过大，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般办得不好 ，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拥挤，浪费时间，有的食堂因为吃饭的人多锅小，就吃了再烧，一顿饭吃了三、四个钟头 ，因此，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而且也没有做到出工齐，这和办食堂所宣传的节约劳动力并做到出工齐的宣传背道而驰。
事情发展到1961年时，情况已经彻底失控，中央高层领导纷纷下基层调查问题。
当年5月，朱德去陕西调查。他范颖道：“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咂了； 5、把上级哄咂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从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进行调查，他发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认为“这样的食堂要解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在谈到食堂的情况时说“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这样的食堂要散 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又说：“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而是平均主义的阵地”。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调查，他向当时在上海的主席报告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3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陕西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面。
4月3日至5月7日，邓子恢到福建龙岩进行调查，之后向党中央和主席写出报告。关于食堂，邓子恢说：“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有害无利”。他列举了食堂的五大弊病，然后得出结论说：“办食堂成为妨碍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要求“食堂下放”，“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 邓子恢认为有四大害处：一是降低工分值； 二是扩大了供给面，减少了供给量，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三是地、富、反、坏 二流子因人口多、劳力少，从供给制中得到好。群众说：“二九年分地主(指苏维埃时期打土豪，分田地)， 五八年养地主”；四是养了一批懒汉，打击了勤劳者的积极性。群众赞成一包两照顾的办法，即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和劳力病伤户，解散食堂是除懒汉、二流子之外的群众的普遍呼声。
4月，胡乔木到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公社进行调，4月14日，他在主席的报告中写到：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己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说，食堂问题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分别说来：1，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2，食堂不利于发展养猪等副业，粪肥减少了，生产队的农业收人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3，食堂烧大柴，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因为大柴灰少）；4，由于食堂实行供给制，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不劳动了；5，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而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以及社员相互之间的纠纷增多了；6，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解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4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主席的意见转发了这个报告。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至此，中国共产党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食堂的左倾错误，各地农村在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停办了公共食堂，至此这场闹剧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懒（生产积极性不高）是肯定的，老一辈儿人问一问，都不否认这一点。可是为什么懒呢？
最主要的问题，是分配制度造成的。农民辛苦一年，要交税，要把粮食让给城里人吃，甚至农民还要欠生产队粮食，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挺荒唐的对不对？越种越穷。这么搞一两年还行，时间一长，农民虽然看不出他是在为工业输血，但意识到自己的辛苦与回报不成正比，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了打击，谁还愿意好好种地啊？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一切的问题都是管理的问题，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就是有问题。那么请问，就这么点粮食，怎么搞激励呢。男的一天10/12工分，他如果干得好，你敢给他往上加2工分吗？女的一天8/10个工分，她如果干得不好，你敢给她往下减2工分吗？受制于当时的分配制度以及科技水平，本来大家都吃不饱，还搞激励，嫌没人饿死是吗？）
于是张三抽旱烟，李四拉野屎，王二麻子有样学样，三遍哨才起来。农民这就懒惰起来了。当然我觉得理解起来也不难，想想如今的摸鱼论、躺平论，都是一个道理。
现在除了一小撮人，谁会批评摸鱼的？结果谈到大锅饭，同样是分配制度造成的，却要逮着农民骂，搞得农民欠他二五八万似的。丧心病狂啊。
知乎上还是天真烂漫的学生党居多。
稍稍走上社会，工作几年，任何一个人都能深深的理解“人的本性是懒惰的”这句话有多么的正确。
这里先假设题目说的“大锅饭”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即劳动成果属于集体，激励机制全靠个人奉献精神的模式。
如果是什么有现代化的先进的管理激励机制的高端“大锅饭”，那你凭什么骂人“大锅饭”呢？
我目前工作的地方，能接触到最像大锅饭的单位，可以理解为GWY。看看是什么样子：
- 搞计算机的技术人员，除了个cd不会任何基本的Linux命令。不会也就算了，自己不去百度，微信上问我。
- 项目群里十几个人，几周时间因为点小问题屁进度没有，“推进”、“关照”、“负责”、“跟进”、“反馈”各种刷存在感的词汇天天发。
- 屁大点事儿先问领导，问一次领导几天过去了。
- 某地自己不懂配置，整个系统运作有问题，我们查不出问题，最后我出差去了现场，花了20分钟发现了问题所在。那人改起配置来还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其实只需要鼠标点两下。来回路费1000+，住宿600+，出差补贴450，各位nsr知道你们的钱去哪了吧。
- 给某地安装系统，别地儿都可以远程安装，当地说因安全问题不让远程，又喊我出差。明明都是局域网，就你特殊，各地都是土皇帝。还好头儿说疫情不让出差，这事儿就搁置在那。又帮各位nsr省了2000块钱。
- 让某地导数据库，按理说应该是百万级的数据量，跟我说导好了，我进去一看就9w，喊他们重导。两个星期过去了，今天又说好了，我进去一看变3w了。
这帮人一半是有人梦寐以求的GWY，拿着不错的铁饭碗收入和高得离谱的公积金。（当然我知道知乎上的GWY都是wrmfw的好榜样，我遇到的都是万里挑一的特例）
这就是目前最像大锅饭的群体。
他们没有自我学习意识，没有效率意识，没有成本意识（反正是nsr的钱），不对工作成果负责，只对领导和关系负责。
他们懒惰，能不做事就不做事，能拖就拖，反正不能开除我。
这就是有的人吹捧的大锅饭。
补充：
竟然有人质疑“人的本性是懒惰的”这句话，你们真的人均乔布斯毕加索啊，不去创业上市5年身价200亿美金真的可惜了。
如果不考虑饥饿和交配权，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天天就爬石头上晒太阳睡大觉，你见过狮子闲下来健身吗?操练团体捕猎技巧？未雨绸缪多抓几只斑马做成腌肉藏起来下顿吃？
如果没有考研保研留学保送奖学金等机制，大部分大学生都只想混个60分毕业（清华北大除外），真以为多少人想钻研你那泰勒级数和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啊？睡到自然醒才是真香。
“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就是事实，所以人类才发明了那么多优秀的激励机制来与之对抗，包括荣誉、金钱、权力等，但不包括大锅饭。
年纪大的知道过去大锅饭养不养懒汉的大多可能不上网，起码不会上知乎。
年纪轻的又都没有经历过过去的大锅饭年代。但是幸运的是，大锅饭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掉，很多公有单位至今还是大锅饭，一些私人企业或者其中一些部门也是大锅饭，年轻人可以看看现在的这些大锅饭边有没有养懒汉，看看国有或私有企业管理者愿不愿意用大锅饭的体制来管理企业。
如果是学生接触不到社会，在学校也可以搞大锅饭实验的，比如搞一次大扫除，但是搞大锅饭，不分工，干多干少都一样，看看大扫除效果怎么样。
你认为改革开放是因为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还是吃太饱了没事干折腾一下？
以为大锅饭养懒汉的都没吃过大锅饭，听污蔑集体经济的人说大锅饭养懒汉，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他们说大锅饭养懒汉，其实不是攻击大锅饭，而是攻击集体经济，攻击公有制，醉翁之意不在酒。把公有制攻倒了，大家都厌恶公有制了，才能搞私有制，公有企业才能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才能成为亿万富豪。
不说他们的目的了，就说说他们攻击得对不对，集体经济到底养不养懒汉。
上面两张图是六十年代水利工地上的劳动场景。
那个时候没有机械，都是肩挑人抬，小车推。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全国的水利工程基本建好，修了八万多座水库，挖河渠建桥梁铺路无数，补了单干几千年的水利欠账，为今天的丰收打下了基础。如果集体经济养懒汉的话，能有这么大的成果吗？这么大成果是天上掉下来的？
可是某些人的一句大锅饭养懒汉就把他们的功劳全部抹杀了。
为什么大锅饭不会养懒汉？
好多人以为人性自私，给自己干活才有积极性，集体劳动就没有积极性。这种观点好像很有道理，其实恰恰相反。
人性不仅自私，人性还懒惰。好多人为什么自己的衣服不想洗，自己的房间成了垃圾站也不想打扫呢？学习是给自己学的，可是很多人为什么不想学习，打游戏倒非常上瘾呢？
所以，给自己干活有积极性是完全错误的。
俗话说得好，家活懒，外活勤，集体干活累死人。自己家的活，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扔一边去，明天干。单干状态下，懒人非常多。有一首《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就是劝人不要偷懒的。还有勤劳致富，人勤地生金等金句就是劝人勤劳的。没有懒人，就不会有这些劝人的诗句了。
而集体干活就不一样了。集体干活是有纪律，有任务的，必须完成。很多人自己的房间都不打扫，为什么要打扫教室？因为集体有纪律。给自己干活的时候，累了你就随便休息，或者推到明天干，可是集体干活的时候，你累了可以随便休息吗？别人都不休息单你休息，你特殊？你如果想推到明天干，可是集体的活能容你一个人推到明天，训不死你？今天的活必须今天干完，累死你也得坚持。直到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你才能一块休息。现在机械多了，体力劳动不怎么累了，但是以前没有机械，体力劳动非常累人。
另外要说的是，集体劳动不只是公有制集体经济下才有，私有制下也有集体劳动。私企里工人们在车间，在工地上干活，就是集体劳动，由工头或者领班带领。美国农场里的工人也是集体劳动，在队长带领下劳动。只有一家一户的单干不是集体劳动，而是单独劳动。
(美国农场工人集体劳动）
(人民公社社员集体劳动）
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和美国农场的集体劳动有区别吗？
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生产队长的安排和带领下劳动，记工分。
企业里工人劳动，也是在生产队长的安排和带领下集体劳动，记工分，每天打卡。
如果攻击集体劳动是大锅饭养懒汉的话，就应该攻击美国农场的集体劳动，让美国农场把土地分给每家每户单干。而且也应该攻击企业的集体劳动，让企业把机器都分给每个家庭，让各家各户成小作坊单干。
集体劳动既不养懒汉，而且效率要比一家一户单干要高得多。
某些人攻击集体劳动是大锅饭养懒汉，目的就是把公有经济搞垮台，搞私有制，让自己成亿万富豪。大众要擦亮眼睛。
评论区里那些认为大锅饭养懒汉并且厌恶大锅饭养懒汉的人，肯定厌恶懒汉，都是非常勤快的人，他们以后给私人老板干活时肯定都非常积极，996，007飞起。以后就看他们的表现了。
声明: 本人是个懒人，又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人，本人不讨厌养懒汉，但是我不承认大锅饭会养懒汉。讨厌养懒汉的是老板，任何老板都不喜欢养懒汉，都希望工人一天24小时连轴转，最好还不要工资。但是我不是老板，我的屁股决定我喜欢养懒汉的制度，讨厌不养懒汉的制度，我喜欢那种边喝茶聊天轻轻松松干完8小时还能拿高工资的工作。许多人喜欢不养懒汉的制度，讨厌养懒汉的制度，那就请他们到私企里996，007干活，很适合他们。
很多人明明不是老板，就是打工者的命，却站在老板立场上讨厌养懒汉，我真不知道老板给他们什么药吃了。
一大型私企开全体员工大会，老板讲话: 我要把企业股份全部平分给企业所有人，包括扫厕所的，每个人10000股，大家都同意吗？大家都鼓掌叫好。网上对这个老板的评价是一片好，都羡慕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人。但是当我说这就是以前的大锅饭，集体经济制度时，有许多人都不吭声了。集体经济就是生产资料为集体公有，相当于一人一股的股份制，一人一万股=一人一股。好多人想得到企业股份，却厌恶集体经济，大锅饭，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想的。
大锅饭怎么养懒汉呢？相反大锅饭体制在当时是绝对高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铁证：那时代开始，中国人均寿命和人口飞速增加。
低效无用怎么会导致寿命和人口飞升的？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请问拿来的民国盘子是什么样的？
95%的文盲/人均寿命35/各种传染病流行/农业吃不上饭/工业基础就一小坨、公路铁路一小坨/根本没有科技人才与培养体系，和当时印度比起来，就像现在非洲国家仰望中国一样。
战乱后刚恢复和平的、又穷又落后、几乎没啥工业基础的农业国家，而且还面对大把敌对国家/地区势力/内部反叛势力的再次战争威胁。
没粮食/没钢铁/没化肥/没交通/没文化/没教育/没医疗，我请问怎么把这样一个国家拉上正轨呢？
集体化是必须的，既为了战争准备也为了吃饱饭生存，更为了发展：
一、农业集体化（大锅饭），有利于吃饭有利于水利建设；
①劳动积极性是高的；
集合所有的田地，大家一起耕种：起码比清末民国强啊，那时候杨白劳可能要给黄世仁120%的劳动成果（因为收成不好，地租都交不上，需要借高利贷）；
杨白劳再懒，现在集体土地集体吃，大家都是一口窝窝头，起码你没必要卖掉喜儿给黄世仁还利息吧？生产积极性当然高啊；
②有助于集合力量建设水利网络；
水利设施是农业的骨骼，但是众所周知，新中国之前，我国水利设施很差的，农业靠天吃饭。
从古到新中国刚建立，咱们国家农民各种宗族打仗、私人对杀，很多时候为了抢水；
为什么不修建沟渠网呢？因为田地是私有的，拢不起力量来，哪怕有个很负责的村长想招呼百姓挖几条渠非常难：
因为这属于无偿徭役，立刻就涉及到私人的利益。
比如王二很开心的支持，但张三可能嗤之以鼻：水渠规划靠近王二的地，这水渠挖好，是王二得利最大，那我张三家凭什么出力呢？要挖可以，给老子改规划，改到我家这边来。
而且私人利益是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假如王二家的田地产出高了，几年下来，他余粮（财富）更多，可以购置骡马雇工，他有实力了会帮助乡邻？他有动机反过来压榨侵夺张三家田地财富的；
要是有地主，更没动力修水渠：一般他的地就是最好的地，灌溉没问题，那为啥管浇水困难的孬地呢？
而且其他人水利差、收成差、抵御风险能力低，而自己余粮金银储备多，正好趁饥荒时候，将他人财物人口买到自己手里来；
饥荒时候啥都便宜：劳工价格低——起楼、人口价格低——买喜儿、生产资料价格低——买杨白劳的骡马和地，多爽啊；
每次饥荒，对地主都是一次发大财的机会。
修水利？不是偷地主自己的腰包嘛。
情况非常类似现在老住宅楼加装电梯：高层住户强烈呼吁，底层住户愤怒阻止，涉及到自己房子的增值与贬值，拢不起来呗；假如这楼是单位的，里面住户都是暂住，那谁管你装不装电梯，反正是公家的楼，你说了算。
集体化农村恰好解决了问题，可以避免利益冲突，在我党无以伦比的号召力下，大家集合所有人力量无偿修建水利工程，一代人流血流汗，百世得利啊。
比如红旗渠那种在石头山上愣生生凿出来的水渠，你私有制的时候一辈子也别想搞那工程啊。
就是那时候的集体化，修建了现在80%的农业灌溉工程，不集体化怎么实现这个伟业？
有这个水利毛细血管网，单位农业产出极大增加，大部人才避免了民国那样饿死。
现在你吃上了大鱼大肉，笑集体化时代人吃不饱？老天爷啊，在此之前，他们有可能饿死的啊。
从可能饿死到吃不饱，算不算进步啊？！
你现在给缺水农村修个水渠试试？靠什么？靠村民吗？靠村干部磨破鞋底和嘴皮子到处找上面要资金；要来钱修起来，弄不好村民举报信也雪花一样来了：谁知道村支书从中渔利了没有？
③集体化提供虽然少但免费的教育和医疗。
我党吧一直注重宣传，经常搞脱盲识字运动，对吧，那时候不是你想不想学，而是村长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学习，你是没了文盲的自由，但是你识字了啊。
医疗也懂，赤脚医生。
④总结：集体化是在赤贫情况下，团结凝聚所有资源，来提升大部分人的福利。
打个比方，城里全是密密麻麻的僵尸（饥荒/瘟疫/疾病等等），一群素不相识的幸存者从四面八方逃入了一个废弃小宾馆。
钱当然没用了，各人身上的资源不一样：有人有两袋饼干、有人兜里一瓶水、有人攥着一把斧头、有人身上有一板阿司匹林。
要是各人各自为战，每人抢占一个房间，很快全灭，要么饿死要么被咬死。
活下来的希望，恰恰是大家把身上的资源都拿出来交在一处，每人一口饼干、一口水，然后一起齐心合力封上加固宾馆出入口，肯定每人福利都比上面各自为战高，战斗力也更高；
二、工厂大锅饭是战时经济以及干部与士兵蓄水池。
工人是地位高，但是他们承担了很多其他的责任。
工人要负责军事防御的，一旦发生战争，工人们拉出来就是一只预备役，要去真的打仗的；
工厂也是干部的蓄水池，战争时期，大把的工厂干部和工人会立刻组织起来，去城市里承担城市治安维护、后勤保卫、军事出击等任务。
现在你觉得扯，谁敢进攻你城市，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那还真是危机重重，远处的敌国近处的土匪都可能把城市卷入战争；
这种工厂就和军营一样，军人现在不也是吃“大锅饭”吗？
而且中国国营工厂生产力还可以啊，没有那些国营工厂，你从哪里变出重工业、轻工业来的？
所以啊，不要以现在眼光叨逼叨当时，当时情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是站在先烈们的肩膀上前行，而不是左脚点右脚的平地起飞。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
当超越了平凡的个体，而以国家兴亡、民族存续为己任为目标之时，
当要行 天之道。
知道有人又会说：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又或者说：这有什么，过了二战，全球人类都变异了，寿命本来就高，这是天降之物。
那这样说，我能怎么办呢？
随便你们高兴吧。
在读共和国史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所有广为传唱的所谓原因一定只是表面原因且是众多原因之一。
即使现在市场经济全面铺开，照样也有很多懒汉。难道我们能说现在没有懒汉了么？肯定是有的，而且不仅如此他们可以说生活得很滋润，而且人人都羡慕他们，人人都想成为他们，只是相比大锅饭时期，现在这些懒汉我们连面都见不到了。
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大锅饭之所以养懒汉，起码有一个原因是懒汉吃大锅饭时的其他人看到了”。
另外，懒汉之所以能养得起，根本在于“供得上”。能供上懒汉有两种可能，1.东西多到懒汉可以耍懒；2.懒汉占据了权力，能无偿占据他人的劳动成果。
鉴于当时的生产能力，1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以公平著称的大锅饭，可以允许2这个与之完全矛盾的行为存在呢？这只能代表一种可能：大锅饭失效了。
党中央的改革向来具有魄力，很多潜在的矛盾都被消灭在了萌芽之中。大锅饭失效，意味着地方腐败、走关系走后门频出、庞大冗杂的官僚集团已经开始损害基层人民的利益了，更危险的是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那么作为党中央，想要发起一场改革，如何成功向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手，最后完全地肢解他们，这就是当时面临的课题。
现在回看，党中央当时确实做了一套完整的方案，铺了很多条线路，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都有操作空间，并且令被肢解的那一方迫不得已“心甘情愿”地吃哑巴亏，于此同时几件大事基本也没耽误。很多史料都指向了这一存在。虽说完成了战略目标，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有些代价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很艰难了。
从结论上讲，制度上取消大锅饭只是和那一套完整方案开始执行差不多是同一时刻，经济效率提升和大锅饭的取消只是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他们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人民群众看到了水面上的变化，误以为它是全部，实际上他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大锅饭养不养懒汉呢？我想，养不养懒汉，和大锅饭关系不大。
司马师掌握掌握魏国大权之后，逐渐组织人写文章骂曹操主张的唯才是举，将要才不要德的《魏武三诏令》拿出来狠批。主要攻击方式就是说之前的人才选择方式导致了大量没有道德的人上位。
司马昭对这事儿有些不解，就问司马师：“大哥，咱爹也是因为有才才被重用的，骂唯才是举是不是有点儿不地道？”
司马师说：“你以为就凭咱们家这点儿势力就能篡位了？必须要让世家大族都站在咱们这边，咱们家才能真正站稳。但以前的选拔方式经常提拔起出身低微的人，这让世家大族很反感。我现在派人骂唯才是举忽略道德，就是为了将来多选世家大族的人做舆论准备。”
司马昭说：“那帮人咱们还不知道吗？他们要是有道德也不至于把东汉都玩儿死了。”
司马师说：“咱们的目的是提拔自己人，才能的标准太明显，不好操作。现在把唯才是举骂臭了，换上没有标准的道德，以后才能好操作。”
一个农民，划水时干时不干，混时长，叫懒汉。
一个房东，风口吹上五六套房，房在北方，人在海南，夜夜笙歌，让租房的社畜养着，这就叫勤劳致富，几代人的努力。
绷不住了，不劳动就不算懒汉是吧（流汗黄豆 ）
这才几天怎么这个答案下面成左右互喷了，不要着急嘛，距离12年才几年啊，现在才哪到哪，大的还在后头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题。
首先我们假设当时的现状，确实是大锅饭养懒汉。
然后我们再查一查大锅饭结束的时间，假定为76年。
已知建国时间是49年，那么49-76，这么多年都是大锅饭养懒汉的情况。
那么在懒汉不参加生产，或者是对生产贡献很少的定义下。
只有少数勤快人是生产主力，那么粮食总产量、人口总量竟然能增长较快。
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
大锅一定是口神奇的锅，能让少数人劳动，还能养活那么多人口。
由此可见，这大锅非常好，我们不应该砸大锅，而是应该让懒汉不懒，如果懒汉不懒了，配合上这口神奇的大锅，我们生产不就能飞速成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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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曾经有两段时期，确实是搞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结果造成经济不行了。
但是哪两段时期呢？只要读过历史的都知道。
养懒汉？
别闹了，啥叫养“懒汉”？能保证最起码的衣食温饱的前提下，一个人会被养成懒汉。那是当下拆迁平改、手里几套房的城里人，以及当年能接班厂子里父母铁饭碗的城里人。比如我一长辈，当时上班半年织了三套毛衣，厂子里大姐帮忙教会的。在当年，上班划水是常态，人父母都是厂子里老职工，单位领导都认识，住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只要不犯案子，最高处罚也就留厂查看，开除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何90年代下岗潮工人惶恐不知所措的原因，铁饭碗砸了）
至于农民，怎么可能养懒汉？去田间，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时不时还要修路修坝，大太阳下汗流浃背，周围是蚊虫叮咬，脚下不是滚烫的黄土就是满是寄生虫的水田，怎么偷懒划水啊？农民一个月口粮28斤，大部分是粗粮咸菜，农民种的细粮则优先提供城市工人，而农民的粗粮咸菜提供的热量有限，根本不够吃，你要是一天干活累得躺下就睡还好，饿得睡不着才是真操蛋，只能用裤腰带勒紧腹部，强行“不饿”。就算是化肥农药水利工程大机械化，粮食产量提高了，但农民还是被分配一个月粗粮28斤，温饱都解决不了，怎么养懒汉？
有人说改开农民解决温饱了是因为承包制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云云——扯淡。农民能解决温饱仅仅是因为承包制里优先保证了自己的基本口粮，以及改开打破城乡二元制，农民可以去城里务工、做小买卖。旧时严苛的票证与户籍制度下，乡下人进城没有长期住宿饮食的地方，即便到了2000年以后关于农民工进城暂住证明文件的问题都扯皮了很长一段时间。
养不养懒汉，你翻翻过去照片不就知道了，那时市民是黄瘦黄瘦的，而农民黑瘦黑瘦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真算是“富贵病”，任你文章天花乱坠，肥胖率倒是可以在线打脸。
我发现现在真有一部分人对那个年代满怀向往，巴不得恢复旧制，可惜这是不现实的，现在农民只有不到人口比例的三成，哪有那么多农民供城里人剪刀差噶韭菜……我们推崇毛时代是颂扬其革命理念与精神，万不是回到过去，自五四运动打倒儒家，左壬逐渐取代了儒家的生态位，万事“好古非今”，颇似王莽，把“圣王之世”幻想成极乐园，“法先王之制”，开历史倒车，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方法。
省省吧，养懒汉的主要是房产和金融。“食利”不是“食力”
因为，大家说的大锅饭，不是一个“大锅饭”。
现在都说公社，公社。到底什么是公社？有人知道吗？它分几个时期？
从1949年建国，到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共经历了31年，这31年有什么变化？
总不能是一成不变吧？
总的来说，公社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或者说我了解的只有三个时期阶段。
第一个阶段：早期合作社
早期合作社实际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辅以公有制。以土地分红等为根本利润，自愿合作入社，生产工具归合作社所有，农民加入公社可以分红，还可以使用工具。这一时期，合作社取得显著效果，一些合作社逐渐扩大，形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时期的合作社有大有小，参差不齐。但对比建国前的情况好很多，也初步解决了农业生产初期生产资料不足的情况。
第二个阶段：人民公社化初期（大跃进时期）
随着各个合作社生产发展的壮大，部分合作社为了更好地扩大成产，部分合作社开始合并。起初这些随着生产发展逐渐合并的合作社效果不错，在中央视察时被给予肯定，并对“人民公社”这一词汇给予赞扬。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央对此作出指导意见，其目的是对以此为标本，对生产工作中处于瓶颈状态的合作社指明方向。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了人民公社，公社为集体所有，在未来可向全民所有制转变的目标。
但问题出在了，基层领导人员水平不足问题上。当时，全国生产积极性很高。地方上为了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无论大社小社，纷纷效仿开始合并为人民公社。这就枉顾了劳动生产中的客观规律，倡导绝平均主义。部分小社，中社暂时还没有并社、扩大生产合作的条件，而一味地合并，对生产生活造成了阻碍。
现在互联网上所谓了“大锅饭”时期，也主要指这一时期。大跃进为3年，实际上人民公社在1958年出现，在1960年得到纠正。
贴一段58年的指导意见，作为佐证（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意见中就有提出文化革命与农业生产的指导）：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第三个阶段:1960年纠正了错误方向的人民公社及地方公社
题主口中的老人，可能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合作社以及公社。毕竟这一时期整整持续了20年，时间最长。但这最长的20年，互联网上的资料有限。我能知道且能说的也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老人的回忆中，1960年以后，农业生产中依然存在合作社以及公社并存。很多老人会说，他们是合作社，多么羡慕隔壁公社等等。因为公社是大的生产合作单位，生产力与待遇更好。
这一时期，实际上并非平均主义，也并非全民公有制。
在所有制度上，为三级所有。及生产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公社所有部分很好理解，就是公社财产，生产工具等。大队所有部分依然强调集体所有，及集体所有制度，保证农民私有制权益。其本质是按劳分配。
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非一些人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其中，供给制的只负责保证社员的吃住，相当于包吃包住。其他收入均按照工资制度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合作社的一些额外优点：
除了大家说的，合作社分配制度下对基础医疗的保障以及教育水平保障外。最大的一个额外优点是合作社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解放后的农村是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重灾区。在国企中，工人受教育水平往往相对较高，公共基础检查机关完善，封建意识淡薄。但相对于农村，农业生产工作中，如何保障妇女的生产义务与成果？
中央规定，生产队中，每队除设立队长，副队长外还要额外设立妇女队长。在生产大队中，设立妇女会主任。其目的除为了保障妇女的权益外，也为了提高妇女的生产力水平。
结合“老实人”这个概念在国内的褒贬含义变迁再看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
“大锅饭养懒汉”，其背后的逻辑是人的“自私”“利己性”的利益驱动成立，很大程度上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管理思想的一种设定延伸，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养懒汉”最起码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可以低成本生产大量物资，使社会富裕到养“懒汉”的程度，同时这种基于这种高生产水平下的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保证“懒汉”的生活比较滋润，并且能不至于正常社会生产有过多负面影响。
而这两点基础，在“大锅饭”时代本身就不存在。
在“一穷二白”的创业期，很多产业都是初创和改制，生产力水平本身就不支持“养懒汉”，必须“多快好省”地去建设经济基础，尽可能地“好钢用在刀刃上”，很多工厂和基建都是从无到有的“平地起”，如果“懒汉”是普遍现象，那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而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因为科技水平的落后，建国初期的农业生产更加需要集体协作，以将资源集中并更有效地利用。土改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建国历程中带来的“集体主义”的认同，也进一步增强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知的“公家的”就等同于“自己家的”，因此不感觉为“公家的”事业添砖加瓦是和为“自己家的”的家业出力有本质冲突的。
同时，建国初期的建设生产和保家卫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想驱动”，而非单纯的“利益驱动”，人们喜欢分到土地是真的，人们喜欢升官涨工资也是真的，但这不代表人们只喜欢物质财产和权力。
对集体利益的认可，可以让人们舍生忘死地去参与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即便在各种老电影里也能感受到这种“集体主义”的精气神，更不用说去看那些烈士纪念碑和劳模名单了。
而当市场化来临，当“理想驱动”逐渐被“利益驱动”所取代，认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并为此踏踏实实付出且少有怨言的“老实人”们，在经济运行里的定位，逐渐从“螺丝钉”变成了“电池”，从具备“主观能动性”的劳动者，渐渐变成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工具人”。
“公家的”和“自己家的”产生冲突，反而是市场要素在经济里逐渐强化后才会出现的正常想法。
于是，“老实人”逐渐从“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或先进或普通的劳动者形象，逐渐变成了“无能”的老好人，甚至完全贬义的“废物”。
而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也逐渐被曲解为“平均”。
只有“废物”，才需要“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让其发挥“生产积极性”，通过“看不见的手”，使其在利益驱动下不变成“懒汉”，甚至“变废为宝”。
凭借分配体系中的优势位，可以靠权力与财产性收入成为真正意义上“躺赢”“懒汉”的人，在资本社会里始终是少数，但其依赖的“大锅饭”（利益关系网），则逐渐被解释成了“合理合法”甚至“天经地义”的存在了。
大锅饭确实养懒汉，但那是厂子的小姨子、书记的大侄子、总工的表弟、村长的闺女，你一个工人农民跟着瞎激动啥，有你啥事，干你的活去吧。
大锅饭平等？我可去你个大撒把吧。普通工人农民确实平等，一样穷的吃糠咽菜（工人好一点）衣衫褴褛形容枯蒿，管理层，哪怕是伙夫都油光满面，一般人有机会去食堂？
地主后代替地主招魂，资产阶级后代替资产阶级喊冤，大锅饭时代的特权后代缅怀特权——你一老百姓跟着瞎掺和啥，还嫌被卖的不够？你爹妈爷爷奶奶都替你丢人。
时间才过去了几十年，一些野生大V就开始利用社会矛盾昧着良心（可能确实是无知）忽悠年轻人，要点那啥吧。大锅饭确实不卷，但上大学当兵都靠推荐，你一小老百姓有机会吗？老老实实修理地球吧。就这，你还跟着一帮大撒把一会高喊私有化，一会叫嚣大锅饭，一辈子韭菜的命。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蜀犬吠日”，当然还有一个成语，叫“吴牛喘月”，意思都差不多。
大锅饭跟大锅饭不一样，懒汉跟懒汉也不一样。有的懒汉天生就是懒，你打他他也不干活。有的懒汉可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之前根本没干过，干的慢一点，看着像懒汉，但实际上真不是。
所以大锅饭有没有养懒汉，当然有，但是你要问所有地方的大锅饭都养懒汉吗？那当然也不是。
有些人拿着个例说大锅饭就是养懒汉，这是不对的。但是有些人拿着另一些个例说大锅饭没有养懒汉，这也是胡说八道。一个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大锅饭养懒汉可不是现在说的，这是有大锅饭的时代就有的说法，至少我父母年幼时听过不止一次了，难道这些话空穴来风？
所以大锅饭是不是养懒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大锅饭不是都养懒汉，但是你非要拿个例说大锅饭很好很棒，没有养懒汉，那也是信口开河。
谢邀。
题主在大问题下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知乎网友“对大锅饭言之凿凿”？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少网友以己之心度人，犯了一种典型的、布迪厄所批判的“经济主义”的错误。
怎么个错误法呢？简单来说，就是把西方capitalism的思维方式，生搬硬套在了非capitalism社会上，强行用前者的逻辑，去思考后者的状况，把每一个人简化成了capitalism下的经济理性人（这个术语可能用的不恰当，但我暂时想不到更合适的替代品 姑且一用），而不顾这种简化在该研究条件下是否合理。如果你还记得初高中的物理课的一些内容，应该听老师讲过关于构造简化模型的一些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构造简化的模型的时候，被简化、省略掉的内容不应该对你所研究的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干扰你的研究。比方说，同样把地球简化成了一个质点，你研究地球围绕太阳公转，那没关系，因为该研究不涉及地球的形状，大小，自身运动状况，那这些内容被简化掉，把地球看做一个质点，那是没关系的。但你如果是要研究地球的自转，那就有关系了，你研究地球的自转，却把地球看做一个没有形状的质点，那你研究个der啊！
同理，你在研究社会问题，也是一样的。你在研究capitalism社会的时候，把每一个人简化成经济理性人，可不可以？那恐怕是可以的，因为这是在capitalism社会中。但你研究一个非capitalism社会，再把其中的每个人简化成经济理性人，可不可以？那显然会有问题。非capitalism社会，往往奉行着一套和capitalism社会完全不同的规则、规范，包括了各种规章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观念、信仰、公众舆论，等等，这一切都和capitalism社会不同，在其中生活的人，也必然要考虑到以上因素带来的压力，因而面对同样的条件，他们怎么可能做出同capitalism中的人一样的选择呢？把后者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前者身上，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所以大锅饭养懒汉为何是错的，原因就在于此。得出这个结论的人，完全用的是当代人的视角，用capitalism的视角去观测李德胜时代，用capitalism的思维揣测李德胜时代，而没有考虑到李德胜时代特殊的社会氛围、公共舆论，等各种经济以外的，影响人行为的因素。那么得出有问题的结论，委实不奇怪。
另外李德胜时代也并非简单的大锅饭，比如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工分制，多老多工分多得，少劳少工分少得。
然后关于题主所提到的，工人的积极性问题，这里推荐《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评估（上册）》里洋专家写的文章《中国工人的积极性》，虽然该文章依然带有西方滋铲阶级学者的一些偏见，然而放到现在这个资右满地跑的环境里，倒是委实值得一读。
简单来说，前三十年，我国的工厂里也并非是简单的大锅饭，很多工作都是计件付酬的。其次，前三十年工人生产，如果超额完成任务是有奖金的（另外，奖金很多时候鼓励奖励给一个工人集体而非单个工人，从而在工人中建立集体主义意识）。最后，虽然在GPCR年代奖金等制度被视作滋苯煮艺残余被破坏，但工厂为此改用了非物质奖励，比如给予荣誉等方式鼓励工人生产，因而也并非简单的大锅饭。
暂时就这么多吧。
参考资料：
这个分人分地方分时代。
而且本身私有公有都有各自的优劣点，谈不上哪个就比另一个好。
在农村长大，家里有老人，经常听他们讲以前的事。
人民公社的时候确实穷，家里经常揭不开锅，说三年自然灾害，不少人逃荒乞讨的。这和当时的时代和生产力有关系，暂且不论。
大锅饭时期，公社指挥大家修缮水利，田垄，指导种植，分发农具，是事实。但落实到基层，总有贪污腐败的。大乱斗时，不少贫农仗着身份为非作歹也是事实。手里没有一点产业，种了好几年地一点资产都攒不下。宏观上农村不断给城镇输血，推进国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但农民本身不乐意啊。
个人承包以后，土地基本相当于是自己资产了，干啥都是给自己干，多收两斤玉米就是多攒两毛零钱。对个人来说是大好事啊。但村里损坏的水利田垄就没人管了。政府和人民的距离拉远了。
大锅饭肯定会抑制人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不是空穴来风。一个人偷懒就会让大家都偷懒。各大队的比赛也会形成浮夸风，上交粮食产量就是政绩，一个个通过压榨农民获得上位的阶梯。
众所周知，积极性是第一生产力
是的。
其实从我国当代史来说，这个记工分是怎么演变的呢。
一开始确实是按劳动水平记，但是打分这种事吧，是人为的。但是重点就变成了，不在于你到底干了多少，而在于记分的人愿意给你怎么记，这是有自由裁量权的。而且因为有自由裁量权，所以，不管它记得是不是足够客观，记得少的人里面，肯定是有意见的。
所以后来就改了，改成按劳动力算。比如你15岁，就只能算半个工分，确实大家都说你干得好，才能加。当然，这后来就演变成了：你来我也来，上工来打牌。只要出了工，哪怕是磨洋工，你一个成年男子去了这个工作，那就是一个工分。
你辛辛苦苦地干，也是一个工分，别人打了一天的牌，随便舞几下，也是一个工分。那谁认真干谁是傻子。
所以后来搞大包干以后，首先是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因为干得好，自己拿得多。其他人找的什么化肥之类的例子，是次要的因素。如果人不干活儿，你有化肥有什么用？那还不得喂杂草了。
别洗了。
农业合作社的上限确实远高于，小农经济。
但人性的影响也被放大数倍。
三年真的仅仅因为自然灾害？
合作社最大的好处在于对人民的组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很多水利都是那段时间才建立的。
至于浮夸风，谁都不相信产量有那么高，相信的肯定脑袋有问题，脑袋有问题的人也爬不到高位。
但为什么除了彭老总，没几个人敢公开说 这不可能。
因为挨饿的农民又不是他们。或许他们还会认为基层干部会给农民留下足够的口粮。
事实上，农民不仅没有足够的口粮，甚至连出门要饭都 有碍观瞻。
之所以有浮夸风，是为了工业化，必须要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机器，而正常税率根本不足以或许足够的粮食，但你产量高了，我多收一点也合乎情理。
苏联的余粮征集制使得，农民因怠工把自己饿死。这能怪农民懒吗？
话说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的是什么？很大一个目的不就是为了能当懒虫吗？
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整个社会生产并消费掉一定数量的物资。
生产力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可以生产更多的物资。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社会可以生产并消费更多的物资。
那么三种直接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呢？设想一个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体，生产并消费了1单位的物资。现在，突然诞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那么会有什么影响呢？
按照最直观的想法，大概可以有三种变化。第一，生产效率翻倍，那么全社会可以在维持生产投入的情况下，消费2单位的物资，生产和消费同步提升；第二，全社会可以维持消费1单位的物资，但是生产投入减半；第三，全社会维持消费1单位的物资，但是只有一半人参与生产。看起来一是最完美的经济发展；二是另一种经济发展的形式；三则是!@#$%，应该尽力避免。
但事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因为当今的经济体系主要还是靠市场价格信号来推动。这个信号的特点，决定了当生产力提高的时候，它只能传达价格下降的信号，而不是消费总量应该上升的信号，所以第一种假设极难达成。至于第二种模型，由于博弈论的原理，在价格给出下降信号时，全社会无法达成同步降低生产投入共识，最终只能靠“优胜劣汰”使情况向第三种模型发展。而三发生了之后，无法参与生产的人参与市场交换时能提供的价格就更低了，于是价格信号会进一步导致生产收缩，进入正反馈恶性循环，最终宏观上体现为越来越少的人参与生产但是更辛苦，更多的人无法参与生产，社会生产消费的总量反而在下降。当然，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正因为人类社会不会严格符合理想模型，存在各种误差和“摩擦”，反而提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机会。
参考中国现代史，就很清楚。我们从一穷二白开始，开始试图建立第一种社会。开始效果很好，因为一切目标很明确，就是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要。新增生产力会立刻转化为人民的消费和工农业生产的投资。因此，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不仅没有养懒汉，反而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和组织力。但是当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得到满足之后，组织不清楚人民需求的新增量，无法提供消费扩大的方向，就滑落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题主所疑惑的养懒汉。然后我们选择了接受市场信号，慢慢变化为第三种(当然即便不选择接受市场信号，一样会变为三，参考其他不通过市场手段实现BX的制度)。
总上，养懒汉只是经济根本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矛盾下无非是选择养懒汉还是内卷到生产消费循环崩溃，大不大锅饭不是根本原因。
大锅饭也配养懒汉？
就凭大锅饭，养得起懒汉？
你以为的大锅饭养懒汉：大家出工不出力，吃饭倒比谁都积极，最多撑一年，坐吃山空，第二年去逃荒。
而真正的养懒汉不靠大锅饭，得靠星辰大海：
你脑袋里植入了微纳米芯片，带着老婆孩子，开着房车在海边玩，游泳，捡贝壳，烧烤，van游戏。芯片不停的发送信号，月球，土星，环地球轨道产业带，小行星带……上面的机器人，只要收得到信号，就不停的挖矿，种地……
TM连什么叫“养”都不知道，光在这讨论“大锅饭”，“懒汉”。
我觉得不是养懒汉，是这锅饭他是夹生的，夹生饭让人上吐下泻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到那时就算是个猛男也要落泪。如果这锅饭吃得香是熟的，让人精神抖擞兴奋异常，就算是个萎人也要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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