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哪个事件之后,季汉就没有统一中国的可能了?

回答
要说哪个事件之后,季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彻底归于虚无,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带有一定主观判断的问题。因为历史的走向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而非单一事件就能完全决定。

但如果非要挑出一个 标志性的转折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季汉未来命运的事件,那我认为是 蜀汉在北伐中屡屡受挫,特别是魏延、姜维等人北伐战略的最终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季汉内部力量的消耗和衰竭。

这里面需要拆解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系列 互相关联、层层递进的失败和消耗。

首先,我们得明确季汉的 基本盘。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建立蜀汉,其核心优势在于 人才的聚集 和 高昂的理想主义旗帜。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些曾经的猛将,以及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谋士,为蜀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开国元勋们的凋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诸葛亮,他不仅是首席军事战略家,更是蜀汉政权的稳定器和精神支柱。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指向“诸葛亮去世”。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接过了北伐的大旗。姜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家,他年轻有为,志向远大,也确实在多次北伐中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给曹魏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但是,姜维的北伐战略,尽管在军事上有其可取之处,却 严重消耗了蜀汉本就有限的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蜀汉地处偏远,人口和资源都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每一次大规模的北伐,都需要大量的兵力、粮草和物资。这些物资的筹集,对于民生凋敝的蜀汉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更关键的是,姜维的北伐战略,尽管能对曹魏造成牵制,但 从根本上改变不了双方国力的巨大差距。曹魏拥有更广阔的土地、更多的人口和更发达的经济。即使在关中地区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也难以对曹魏在中原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每一次北伐,更像是对自身国力的 一次次“试探性消耗”。

所以,第一个关键的节点,可以说就是姜维领导的北伐战略的“长期无效性”和“战略性消耗”本身。 这不是某一次具体的战败,而是一种 持续的战略失误,它不断掏空蜀汉的家底,却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

紧接着,就要看蜀汉 内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衰退。

在诸葛亮去世,特别是费祎、董允等忠臣相继离世后,蜀汉政坛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诸如宦官黄皓的崛起,以及朝政的腐败,削弱了蜀汉内部的凝聚力。黄皓弄权,排挤贤良,尤其是对诸葛亮留下的忠臣如 陈祗 等人的压制和排挤(陈祗的死也对季汉的军事指挥系统造成了影响),以及对 姜维的猜忌和阻碍,都极大地削弱了姜维北伐的有效性。

当姜维坚持北伐,而朝堂上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人从中作梗时,北伐的成功率就更加渺茫。姜维甚至不得不到沓中去屯田,以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对北伐的坚持,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在朝中的处境十分艰难。

那么,哪个事件是这个“长期消耗和衰退”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并且对蜀汉的灭亡起到了直接的推手作用呢?

我认为是 公元263年,魏国大将钟会和邓艾的联合伐蜀之战的失败。

这次战争,可以说是一次对蜀汉命运的 “终极审判”。

我们得详细说一下这次战争的经过,才能理解它为何如此关键。

魏国在司马昭的主导下,终于下定决心要一举消灭蜀汉。他们集结了十余万大军,兵分几路进军。

钟会作为主帅,率大军从骆谷道进发。
邓艾则率另一路偏师,出奇兵,从阴平小道而进。

蜀汉方面,在魏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传来时,其实是 反应迟钝,且准备不足。

姜维在诸葛瞻的指挥下,驻守在剑阁,试图凭借险要的地形阻挡钟会的进攻。 剑阁确实是天然的军事要塞,但姜维的策略是正面迎敌。
诸葛瞻作为诸葛亮的儿子,虽然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他年轻,经验不足,而且在面临魏军主力进攻时,其判断和指挥上存在失误。

而真正致命的转折点,出现在邓艾的奇袭上。

邓艾以数千精锐士卒,冒着严寒,穿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阴平小道,这本身就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军事行动。这条道路艰险异常,蜀汉朝廷认为那里不可能有敌军通过,所以驻守在此的兵力非常薄弱。

邓艾的出现,完全打乱了蜀汉的整体防御部署。

当邓艾的部队翻越摩天岭,出现在江油时,蜀汉的防御体系瞬间崩溃。诸葛瞻在得知消息后,仓促组织抵抗,但在马失前蹄的情况下,在诸葛瞻的指挥下,蜀汉军队在绵竹被邓艾击溃,诸葛瞻本人也战死沙场。

诸葛瞻的战败,意味着蜀汉最关键的防线被突破了。

随后,邓艾长驱直入,抵达成都城下。刘禅(后主刘禅)在群龙无首,外无援兵,内无斗志的情况下,选择了投降。

为什么说这是季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的终结?

1. 军事上的彻底溃败: 邓艾的奇袭和诸葛瞻的战败,摧毁了蜀汉最后的军事抵抗力量。虽然姜维在剑阁与钟会对峙,但由于主力被邓艾牵制,且内部出现动摇(例如守卫绵竹的部队战败),蜀汉已经无法再组织有效的反击。
2. 国力与人才的耗竭: 姜维多年北伐,虽然是出于“兴复汉室”的理想,但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消耗了蜀汉仅有的国力。当外部危机真正来临时,蜀汉已经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和长期的抵抗。而前线关键将领(如诸葛瞻)的战死,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军事人才储备。
3. 战略空间的丧失: 蜀汉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险峻的地形和相对独立的战略空间。邓艾的阴平小道突袭,打破了这种地理优势,直接将战场推到了蜀汉的核心腹地。
4. 内部动摇与士气崩溃: 在关键时刻,蜀汉的许多官员和军队士气低落,缺乏抵抗的决心。刘禅的投降,更是直接宣布了蜀汉的灭亡。

即使姜维后来试图通过阴谋(与宦官黄皓一同被擒后,姜维利用钟会的到来,鼓动钟会起兵反魏)来复国,这也已经是回天乏术的垂死挣扎了。 姜维的计谋虽然有其过人之处,但最终也随着钟会、邓艾的被杀而破灭,并导致了更多无辜生命的牺牲。

所以,严格来说,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的终点。这个终点,以“邓艾奇袭阴平,诸葛瞻绵竹战败,蜀汉门户大开,刘禅投降”为最集中的体现。

在此之后,季汉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有“蜀汉灭亡后,仍然有人组织反抗”的零星事件,但那已经不再是季汉政权本身的延续,而是残余力量的最后挣扎。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元263年的三国归晋,特别是蜀汉的灭亡,标志着季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彻底地化为泡影。它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是多年战略消耗、国力衰退和内部治理不善,最终在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土崩瓦解的必然结果。

这场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季汉集团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已无力再承担“兴复汉室,统一中国”这个宏伟目标。 它的失败,是所有之前积累问题的总爆发,也是蜀汉命运的最终注脚。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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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其实这个问题看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有了答案,因为隆中对就是战略规划家诸葛亮为蜀汉政权规划的最高纲领。

隆中对的第一部分是刘备如何建立政权:

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

这一段是说,刘备要建立政权不能从曹操的地盘上打主意,因为曹操在实力上(百万之众)和政治正确上(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不能动摇的。也不能从孙权的地盘上打主意,因为孙权政权已经得到了江东士族的拥护,但是孙权可以结盟。我们不难看出诸葛亮终生都在贯彻与孙权结盟这个战略,甚至接受了二帝并尊的想法。那么这两个地盘不能打主意,去哪里抢地盘呢?

荊州北據,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首先是荆州,因为荆州地理位置好,是用武之地,而且刘表守不住。第二是益州,主要是经济环境好,可以做大后方。注意,这里很关键,荆州是用武之地,益州是大后方。

然后诸葛亮开始规划,取得了荆州和益州之后,如何统一呢?

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室可興矣。

首先,要跨有荆、益。因为一个用武,一个大后方。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看诸葛亮对孟获的态度就知道,因为少数民族的地方要是打下来,还要派兵镇守,对军需、军力消耗太大,但是如果他们真心归附,他们还可以提供生力军。这就是要和要抚的原因。然后要保持跟孙权的结盟,治理好内政。最后关键来了,要复兴汉室,在做好这些之后有三个条件:1天下有变。2一上将从荆州出兵,攻打宛城、洛阳。3将军自己率领益州兵马出秦川。

为什么要有这三个条件?

第一,天下有变的时候,魏国一定忙于应付,这样就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可能会打个措手不及。

第二,荆州出兵,可以大大牵制魏国的有生力量。

第三,你刘备自己出益州,这样有四个个好处:刘备是帅才、刘备有声望、刘备无掣肘、刘备能领导。这样百姓才能箪食壶浆。

这三个条件满足了,汉室就可以复兴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隆重对策的前半段完美执行了,联合孙权、取得了荆州、益州。可是后半段的问题就来了。

麦城之后,关羽丢了荆州,两路出兵就不能了。条件二不复存在,而没了用武之地的蜀国就面临了大后方同时也是大前方的窘迫局面。

夷陵之战,刘备身率益州之众的条件也不复存在了。为什么刘备亲自率领这只部队很重要呢?我们看后来诸葛丞相北伐就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威望已经极高了,但是出征的时候仍然有后方力量掣肘,比如李严。因为大臣威望再高还是大臣,还是会有掣肘。后面的姜维掣肘就更多了。那么谁亲自带兵可以得到全员一致支持?皇帝自己。也就是刘备。那么刘禅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刘备的手下部将都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从诸葛亮、赵云、魏延到马谡、王平等人都对刘备是很钦佩的,刘备是可以指挥自如的,而刘禅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家都把他当个孩子看。估计不会对他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更是直接的说“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就是说这些将领们都是为了报答刘备老哥才尽心辅佐刘禅老侄的。这种情况下,刘禅不具备指挥的威望。第三,在诸葛丞相出祁山之前,蜀汉还没有一个人真的作为“帅”指挥过战争,关、张、赵都是作为将领出现的,诸葛丞相、庞统、法正都是作为参谋人员出现的。只有刘备有作为元帅的经验和能力。第四,刘备作为英雄是得到了曹操认可的,这就让魏国的广大军政人员对刘备有一种心理畏惧,其实我们看夷陵之战的前期,吴国人也对刘备很畏惧。

综上,为什么诸葛亮说刘备要刘备亲率益州之众,主要好处有四:无掣肘、有帅才、能领导、有名望。

这样的条件别人具备么?诸葛丞相不能做到无掣肘,因为即使别的大臣不掣肘,作为大臣,尤其是忠臣心里顾虑还是很多的。试想当年刘邦随口敢说把齐地给韩信,别人不会质疑,要是诸葛丞相随便把一块地给姜维,那就唾沫星子满天飞了。

至于其他人,那就是连四个好处中的一两个具备都难了。

另外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刘备亲自带兵,就解放出了诸葛丞相自己在后方帮助刘备处理后方问题。我们还是看刘邦,刘邦出陈仓以征天下的时候,是有韩信这样的大将负责统兵、张良、陈平做参谋,萧何负责后勤总调度的。后勤总调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战争不光打的是奇谋将略,更是后方的经济实力和调度能力。而后勤调度者同时也责任重大,除了能力还要有威望,还要有忠心。有能力,才能调度好,尽可能大的调动资源,有威望才能让各方令行禁止,有忠心前方的主帅才能放心,不然总是担心后方有人造反,那还能好好打仗?诸葛丞相在这方面才能绝对是不逊于萧何的天才,陈寿在《三国志》里也对诸葛丞相的理民之才大家赞赏,威望仅次于刘备,忠心更是不必说。所以我们看到,刘备入蜀的战争前期、征讨汉中、夷陵之战都是留丞相在后方调度的。可是丞相六出祁山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丞相需要监管前后的,这是个重要负担。所以,解放出诸葛丞相专心理民、调度,也是一个刘备亲自带兵的好处。

天下无变,这也是个问题。诸葛亮提出天下有变,是看出了曹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斗争激烈不稳定,有变是一定的,后来司马懿和曹爽的政变、司马昭杀死曹髦。都是变。可是这些变出现的比较晚,在诸葛丞相北伐期间,魏国在曹丕、曹睿的统治下表面上还是太平的。


综上,关羽失了荆州,没了用武之地,后方变前方,两路出兵不可能了。诸葛丞相后来出兵,魏国都可以全力对付,不会焦头烂额。刘备去世,刘备亲自带兵不可能了,导致诸葛丞相作为战略家、外交家、政治家还要转型成军事家,然后还要接受多方掣肘,道德压力,不能自如。曹丕、曹睿两代皇帝没有让魏国的矛盾大爆发,一直熬到了诸葛丞相星陨五丈原。也使得天下无变。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了,自然蜀汉统一中国也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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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做注《三国志》,有一段评价:

“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剪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最后一句:“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也就是说,裴松之认为在关羽襄樊战败、痛失荆州之后,刘备集团所奉行的匡扶汉室理想与奋斗,事实上已宣告中止。

“拯汉之规,于兹而止。”这句话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在关羽痛失荆州之后,蜀汉阵营里的士气并未散乱,其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和奋斗不仅并未中止,而且到了诸葛亮时代,反而持续暴发出只有正统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强大进取和提振——刘备集团当年以其微弱之力而能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以及蜀汉在后世具有压倒性的政治影响,关键原因正是他们对于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那种屡败屡战而愈挫愈勇、终不罢休的英雄之气。如果持续保持这种苦心孤诣、矢志不移、愈挫愈奋、功业未成死不罢休的英雄之气,则蜀汉政权在“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旗帜下能走多远,这是个神仙都不敢妄自断言的事情——后人评史有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誉成毁败,所谓上帝之眼,一看一个准。刘邦在鸿沟之约以前,曾经屡战屡败、屡屡输得精光,差点儿连命都丢了,时人没有“上帝之眼”,谁知道他究竟能够走多远?


据此,则可把注定蜀汉政权势必覆亡而没有任何统一机会的时间节点认定为公元249年前后,具体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涉及到一次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实则暗流涌动、石破天惊的谈话,交谈双方是杜琼和谯周。

按照《三国志杜琼传》载:“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大致翻译下:公元249年(也可能是在公元250年,后详)的一天,谯周在与杜琼的一次谈话中问道:“我过去听说您认为‘当涂高者魏也’,其寓意何在?”杜琼回答说:“‘魏’这个字具有宫阙的含义,横跨道路两边,显得巍峨高大,古圣人即取此意而类比之(代表天命统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权,而不是蜀汉)。”杜琼说这番话之后,又反问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谯周说:“我不太明白。”


公元249年,是蜀汉政权史上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时,蜀汉政权继续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国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谐顺。

然而,缘何却把这一年定为蜀汉政权由盛至衰、由进取而转到覆亡的分水岭,而无视于此前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震憾心灵的历史事件呢?

像关羽失荆州、刘备夷陵溃败、白帝城托孤、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姜维段谷大败……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比两位儒生之间的交谈要震憾得多。

杜琼与谯周这次平淡无奇的交谈,明确无误地折射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开始痪散、人心开始浮动,理想和信仰开始崩塌……

再明确点说,在公元在公元249年前后,蜀汉政权内部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他们质疑蜀汉政权是否具有受命于天的政治合法性、质疑后主刘禅是否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性!

所谓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间就是他们所赤诚守护的蜀汉政权是非法的——进言之,他后主刘禅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假皇帝!凡事,人心一散,什么也就谈不上了……

人心一散,想再收回来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千难、万难——蜀汉只有诸葛亮在先主去世之后做到了这一点

——或许会有很多人问,谯周、杜琼他们不是始终站在蜀地士人立场、始终反对蜀汉治理吗?

历史上的真实情形,是在刘备入川、建立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谯周始终是新政权最忠实、热切的拥戴者。《三国志》对此作了明确无误的凿凿记载——

刘备称帝之前,益州各界上书言符瑞与图谶者多达八百余人,其中便有谯周。见之于《先主传》:“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

——40多年后认为天命在魏的杜琼,他的名字当时也出现在先主即位的劝进表里。

谯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纷纷苦心孤诣地为刘备称帝提供符瑞和图谶等天命依据,他们真正期望的是蜀汉政权能够在刘备领导下通过“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实现平定天下的政治夙愿,推动大汉帝国的第三次复兴。

出于这种政治理想和信念,谯周本人对诸葛亮推动的北伐事业表现出高度认同、投入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公元234年,当他听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地奔赴北伐前线进行悼唁,《三国志》载:“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公元247年,谯周痛感天子贪图享乐、对于汉室复兴事业有所荒怠,便奋然上谏。

在这篇呈递天子的疏文里,谯周客观分析了蜀汉政治当时面临的形势:“先帝之志,堂构未成,”直言不讳地指责天子:“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然后建议天子:“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的这篇《上谏后主疏》旁征博引、言辞犀利、情真意切、诚动天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焦虑和忧患充分无遗地体现了谯周本人情系蜀汉、心忧天下、衷心期待汉室重新复兴的赤诚情怀。


杜琼本人去世于公元250年,因此可以把他与谯周谈论蜀汉时政的时间大致定于公元249年。从两人交谈的语气分析,此时为谯周思想感情发生重大转变的开始——当杜琼说出天命在魏这番话时,谯周一定是面露惊诧之色:“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此后,谯周据此进一步阐述政治观点:先主名备、即是具备,后主名禅、就是禅让,二者联系起来,就是(蜀汉政权)具备了禅让于魏政治宿命……基于这种认识,谯周奋然写就《仇国论》(全文略)……

再接下来,便是谯周对于蜀汉政权的愤然咀咒:“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时为公元前262年。 所谓“众而大”,“众”就是曹魏的“曹”,“大”就是曹魏的“魏”。翻译成现在的话——

“(巍峨曹魏)高大壮美;(巴蜀大地)民众归心;(伪蜀政权)天命授人;(苟延残喘)何必复续?”——伟大的魏国啊,您是如此的高尚巍峨,巴蜀民众无不翘首盼望归心于您!偏安于益州的伪汉政权,你既已到了覆灭边缘,何必假冒天命而苟延残喘?就让这可耻一切快快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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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作为纪传体史书,对不同人物各自表述,虽则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却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历史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各个历史事件都需要把各个相关人物的相关记载逐一罗列、比照,然后归纳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到蜀汉后期,谯周在《仇国论》里提出的观点当时已经弥漫于蜀汉朝堂和军方高层:大将张翼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名将廖化提出:“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所有这些政治见解无不源自于《仇国论》。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汉后期,坚持反战的决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盖了蜀汉朝堂的几乎所有方面、各个阶层,包括荆州方面的几乎所有大佬级人物:诸葛瞻、廖化、樊建、董阙等。

反过来说,益州本土士人中也不是个个主张投降、期盼北方政权前来“解放”,而是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仍然有人忠勇抗击、血战到底,像黄崇、柳隐……

蜀汉政权的最终覆亡,是理想与信念的全线崩塌,而无关于地域、无关于派系、无关于阶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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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后期的政治生态,与刘备、诸葛亮时代的昂扬进取形成了强烈对比——蜀汉政权的特异之处,是从其肇始、草创到建国、鼎盛,始终张扬着一种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直击心灵的理想主义光芒。

刘备本人既有圣教徒般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执着,又有亡命徒般骠悍强大的心灵坚持,他的他的追随者屡屡在走投无路、几近毁灭时而仍能保持着超级旺盛激昂的进取意志,历经千挫百折、离散复离而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达到相对其身世、环境而言的人生至高点。

一个屡败屡战、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并最终初成基业的团队,到了后期转而全线颓丧、投降主义盛行,蜀汉政权这种极其诡异的政治演变,初始于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祎在施政期间治国战略的改变。在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伐战略回归于现实主义过程中,执政者对于“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高举轻放,遂使“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原则几被淡忘,“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最终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繁文褥节,蜀汉政权最终走向得过且过、割据偏安的政治异化,所谓:“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理想信念的完全消解,使维系蜀汉政权内部精诚团结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谯周于公元249年与杜琼的交谈中态度终于开始转变,他在最后关头劝降后主,终于抽掉了维系政权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

重读《谯周传》,体味谯周在《上谏后主疏》里流露出的拳拳赤子之心:“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再联想到谯周劝降时的凿凿之言:“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不禁喟然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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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史料,蜀汉后期的好多事情荒诞得令人吃惊。

据《三国志杜琼传》记载: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伟大的曹魏政权啊,快快过来解放我们吧!可耻的蜀汉伪政权啊,尽快毁灭吧……

那么,站在公元262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北方曹魏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

十三年前,随着高平陵事变发生,曹家皇室名存实亡;

九年前,北方再次政变(未遂),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张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事情败露,均被灭族。司马师因此废掉皇帝曹芳,拥立高贵乡公曹髦继位;

五年前,诸葛诞在淮南叛乱( “淮南三叛”的第三叛)。司马昭为了防止中枢生变,挟持小皇帝曹髦和郭太后同行平叛,双方用兵四十万;

两年前,小皇帝曹髦起兵“造反”,暴发了三国史上最伦乱纲常、骇人听闻的成济弑君事件……

这实在是再诡异不过的事情:北方政权连皇帝都杀了,而同期的蜀汉政权,依然完好无损地保持着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君臣上下,尊卑有序——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封建糟粕,但这曾经是维持古代社会平稳运行最基本也是最先进的文化礼仪和政治制度。当时,姜维因此憎恶黄皓,启奏后主试图除掉他。后主说:“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皇帝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姜维“惧于失言,逊辞而出”。联想到姜维当时统领重兵、大权在握,而在皇帝面前竟然如此局促畏惧——这不是古代士大夫心目中最完美、最和谐的君臣社会吗?

那么谯周又何至于如此痛恨秩序尚存的蜀汉政权,而崇拜当时在政治上实已腐烂到底的北方曹魏,甚至在对方出现弑杀皇帝的惊天巨变之后依然大唱赞歌、倾情拥戴、心向往之?

其实,就在谯周对北方的曹魏政权大加赞美之时,曹魏权臣司马昭已经开启了禅让之谋,所谓封公、加九锡,封王、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史上只有王莽、曹操父子才会做的事。司马昭只是因为死得太早,再加之出现皇帝”造反“、成济弑君,禅让一事被迫推迟而最终由他的儿子司马炎完成。

再往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空前绝后地陷入超长时间和超大规模、惨绝人寰的集团自杀、他杀和杀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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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秀何时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位面之子”,这个问题其实挺有趣的。因为咱们看史书,总觉得他身上自带一股天命所归的劲儿,但要说他哪一天突然就“悟了”,觉得自己是穿越来的、是注定要当皇帝的,那倒也未必是那么清晰界限的一刻。很多时候,这种“位面之子”的感觉,更像是在一次次生死考验和重大决策中,被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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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房,才知道,这日子呀,这才算真正地开启了“另一章”。以前租房,顶多就是交个房租,水电网费啥的,账单来了,付了,完事儿。这自己当家做主了,哎呦喂,花钱的地方,简直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样地往外冒,而且很多是你之前想都没想过的。比如,那个物业费,你当初买房的时候,售楼处肯定跟你说了,大概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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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真没想到,来到云南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片土地上藏着这么多让我惊喜的故事。来之前,脑子里对云南的印象就是大理的苍山洱海,丽江的古城,还有少数民族风情。这些当然没错,但真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远不止于此。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云南的天气,简直是个“六面体”。我一直以为云南就是四季如春,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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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事情,我们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但结果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它们不像那些“付出就有回报”的线性关系,更像是一种冒险,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做了,也许会石沉大海,但如果不做,那么连一丝希望都没有。学习一项新技能,尤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想象一下你想学会一门乐器,比如吉他。你买了吉他,报了班,每天练习。你可能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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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养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生活一下子就充满了阳光和温暖。那只小猫咪,毛茸茸的,眼睛像两颗黑葡萄,一靠近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简直心都化了。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它在门口摇着尾巴等着,一天的疲惫都好像被治愈了。喂猫粮,陪它玩逗猫棒,看着它伸着懒腰打哈欠,那种满足感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但是,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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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有男朋友之后,会发现很多在单身时未曾体会过或未曾想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涉及到情感、生活方式、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以及自我认知等多个层面。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描述这些常见的体验:一、情感上的深度连接与变化: 被深深在乎和关心的体验: 单身时,你或许习惯了独立自主,但有男朋友后,你会发现有人会主动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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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在有了女朋友之后,可能会发现很多之前从未意识到的事情,这些发现往往伴随着对感情、对女性、对亲密关系的更深理解。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比较详细的例子:1. 关于女性的情绪和感受: 情绪的复杂性与波动: 之前可能觉得女性情绪比较“多变”,但有了女朋友后,才会真正体会到这种复杂性和波动性。不是刻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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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事件,是一段复杂而深刻的时期,其中涌现出许多令人动容的瞬间,它们如同散落在暗夜中的星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人心。如果让我细细回想,有几个画面至今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记得有一次,在示威活动的高潮时期,街头人潮涌动,气氛紧张。就在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向人群。她没有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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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冰与火之歌》里最让我心痛的片段,那实在太多了,仿佛每次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麻木,它总能用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戳破那层脆弱的伪装。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最深沉的,我想我会说,是关于珊莎·史塔克在君临的那段经历,尤其是她被小指头(培提尔·贝里席)利用的那一刻。那不是某个单一的句子或事件,而是一整个漫长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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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性侵案中,王某文的妻子再次发声,指责周某利用他人的善良作恶,不应被原谅。这番言论在事件本身之外,也揭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侧面。首先,王某文妻子的“再发声”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情感指向。 在案件的初期,公众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受害者身上,以及公司层面的处理不当。而王某文的妻子在这个节点上选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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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之谦人设崩塌事件,可以说是一场典型的“偶像塌房”案例,它给我们这些旁观者,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都留下了不少值得玩味和深思的启示。首先,这件事情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设,终究是人设,是精心构建的形象,而非真实的全貌。 薛之谦以“深情”、“段子手”、“接地气”的形象深入人心,通过综艺节目、社交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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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这起9岁女童失踪的事件,在初期的信息披露和整个事件的走向中,确实有一些让人觉得特别不寻常、甚至可以说是“不对劲”的地方。我尽量详细地跟你讲讲,希望听起来更像是我的个人观察和感受,而不是一个冰冷的分析报告。首先,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被遗弃”的可能性。当失踪信息刚出来的时候,所有人想到的肯定是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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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根据严峻的疫情形势,果断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这标志着湖北省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方面,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更为严格和全面的防控措施。与此前相比,此次一级响应启动后,最显著的更新和升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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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国会骚乱一周年之际的讲话,并非仅仅是例行公事的纪念,而是带着沉重的历史印记和对当下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思。他那句“绝对不能再发生”,铿锵有力,直指人心,背后是去年一月六日那场冲击美国民主基石的事件所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这场骚乱,用拜登的话来说,是一次对民主的攻击,一次对和平权力交接的践踏。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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