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之问真的无解嘛？

汉朝不容易比较。拿北宋比较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北宋大抵养兵占六成五、养官占三成、养皇家占半成。

考虑到官僚（也包括世袭军官）普遍占役兵卒的严重程度，则养兵占五成、养官占四成五、养皇家占半成。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远远不够，如果不实行国有专营制度，钱从何来？”“一旦爆发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该怎么做？”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到了急需用钱的时候，国库空空如也？

是皇帝自家花完了吗？

说白了，早期记载站在儒家士大夫立场上，单方面宣布自己获胜而已。

军事就是要花大钱的，养官也不得不花大钱的，皇帝花的虽然多，但其实只是小头。

让皇上从五毛钱里省下四毛钱，来覆盖九块钱的窟窿，怕不是当大家不识数呢。

毕竟胡人来了，官僚大儒们也可以投降换门庭嘛。可以吹忽必烈是儒学大宗师嘛，可以吹糠稀小玄子是天生圣人嘛。

封建农业社会这就是无解的。当然现代经济和封建农业社会不一样了，就有解了，那是靠科学技术发展，不是靠大儒和天天和皇上灌输不与民争利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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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货币理论

这个你得看政策实行的背景。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前127年，汉武帝开始征伐匈奴。

前120年，为了提高财政收入，武帝任用桑弘羊开始推行盐铁官营政策。

刘彻用兵数十年，造成民力疲敝，到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人，不在户籍者四十万，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刘彻又重用酷吏，社会开始动荡，盗贼四起，刘彻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至汉武帝后期，多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战争。《昭帝纪》对这一时期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前101年，汉武帝再征匈奴，数战均失利。前91年，又爆发“巫蛊之祸”，年老昏聩的武帝将接班人刘据逼死。

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后世称罪己诏），承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前87年，武帝崩，昭帝即位。前81年，霍光主持了“盐铁之议”。会议结果是桑弘羊的主张被挫败，官营政策遭到收缩。

《昭帝纪》说：“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继续沿袭了轻徭薄赋的方针，多次免租和降低盐税。

《汉书》评价宣帝时期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所谓专营制度，说白了还是一种广义税负。而盐铁又是必需品，按现在经济学的看法，对必需品征税，比起对奢侈品征税的负面作用更大。

桑弘羊之问，本身逻辑上是极其简陋的，并没有跳出《孟子·告子下》的诡辩水平。更重要的是，到了前81年盐铁会议时，他的主张已经极不合时宜。

国家需要税收是一回事。问题是武帝时期已经压榨过度，户口减半。你到这时候还讲加税的重要性，这不是（删去14字）？

就连武帝在战争顺利的时候，都跟卫青说过：“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桑弘羊到了昭帝时还要搞那一套，可能是有记载最早的加速主义者了。

至于桑弘羊之问怎么解，当然是昭宣中兴解给你看。减税之后可以恢复经济，只要把蛋糕做大了，一方面社会矛盾缓解，另一方面不靠拉太高税率也能搞出钱。到宣帝二年时，已经能出动十六万铁骑征伐匈奴，军队实力超过了武帝的顶峰时期。宣帝三年，呼韩邪单于前往长安，称臣为藩。

所以我最大的疑问是，这个问题怎么好意思提出来的？

（完）

《盐铁论》里儒生的意思是，

推行仁政，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如此何来大规模战争？

不尚商贾，让民风淳朴，何来暴乱？

崇尚礼乐，君臣父子，何来分裂？

国家之所以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国家对外大规模发动战争，对内大搞盐铁专买，搜刮民脂民膏，让淳民难以为存。……

反正我看《盐铁论》的时候是笑抽了。桑弘羊不断地谈具体问题，然后给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儒生则不谈具体问题，而谈道德和理想社会，并且一口咬定桑弘羊的这些举措都是抱薪救火。

其实此类问题自古至今广泛地存在于

在比如，孟尝君作为战国四君子在当时礼贤下士，名动一时。孟尝君最为著名的故事就是鸡鸣狗盗，历来都是用以称赞孟尝君手下能人辈出。但是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却说，就是因为孟尝君招揽门客不注意人品，连这种小偷小摸的鸮小之徒都招揽，所以心怀大义的国士才不会愿意与之为伍，所以孟尝君才无法真正让齐国强大。讽刺的是，王安石大概五六年后开启了北宋著名的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都反对，所以王安石无人可用只得提拔一些人品欠缺的官员，比如后来的奸相蔡京。最后他变法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手下这些人鱼龙混杂，德才兼备的人都不愿意与王安石为伍，连苏轼这种温和派都不能赞同。可见说和做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经常听人说，道理我都懂，却过不好人生。

这其实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困境，那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不要妥协？会不会一妥协就万劫不复？会不会不妥协就被现实碾压？妥协要妥协多久？让步要退让几步？

这些问题在每一件事上都不一样！而且短期和长期来看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做事才难，做人才难。

回到桑弘羊之问，儒生所说的观点其实没错，结合当时的情景汉帝国的种种问题说白了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四处征伐导致民生凋敝，国力损耗。这个时候接着搞汉武帝那套东西，其实是虚耗国力。因此《盐铁论》这本书的立场并不中立，处处都偏向儒生，在当时反对桑弘羊是一种共识。

但桑弘羊也没错，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是仁政能解决的，你修文德，他修甲兵，遇到这种情况，盐铁专卖，酷吏敛财，才能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汉武帝时期的对内平乱，对外开疆都是靠这些支持。

因此，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当中。政治措施是不能教条的，比如从自由平等里推导出公共场合不能强制戴口罩，这就是把道理教条化。一旦忽视了具体的场景和条件，教条对个人和国家都具有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年轻人不应该去执着于什么对，什么错而应该更多的去思考，一件事什么时候，什么场景是对的，什么时候，什么状态是错的。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正确看待问题的钥匙，增长真正的经验和智慧。反之，只纠结于对错，片面教条简单化自己的行事准则和判断标准，那么迟早会被残酷的现实虐待得体无完肤。

为啥要解它？

如果不喝水，人类就不会患上癌症。

因为他们会在那之前缺水而死……

美国 解决了桑弘羊之问

印钱 然后强迫全世界接受这个钱

这样三问都解决了

当然，这仍然是国营制度(虽然据说美联储是私有的，但不改变美元发行业的国营性质)，但是不是制造业而是金融业，用户不是本国而是全世界，从而解决了桑弘羊之问

题主不妨先把这三个问题镜像换成另外三个问题

“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远远不够，如果不实行国有专营制度，钱从何来？”换成“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远远不够，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一旦爆发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该怎么做？”换成“在平日是否为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的情形做出预留和拨备？为什么到了急需用钱的时候，国库空空如也？”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上，一旦国内分裂势力起兵造反，该如何抵挡？”换成“如果中央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上，一旦国内分裂势力起兵造反，缺乏财源的地方如何抵挡？”

税收和财政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复杂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所有政治体制问题都可以转化为税收和财政问题。所以不存在孤立的问题，也不存在孤立的回答。结合题主这几个问题，最最简化的列举几个方面：

1. 国家的确需要财政收入才能够运转，所以发现和发明“痛感更低”、征收更为便捷、更有增长前景的财政收入来源也是国家长期发展所必须的。在历史上，农业税是一种非常基础，但是征收成本比较高，税收增长比较困难的税种；而消费税、商税、关税、专营专卖制度等针对商贸的手段的确可以产生更好的财政收入增长。间接税逐渐取代直接税也是各个国家税收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

2. 国家获取财政收入需要合法性基础。在古代，看起来某些专制君主一拍脑袋就能肆意征税，背后隐藏的代价是百姓会造反。更普遍的情况是，君主征税受到传统、宗教、法律等各种硬性或者柔性的约束，开征税款需要取得大臣、贵族、议会或者自治城市的同意和配合，远不是想收税就能开收的。而到了现代，每一个国家的议会作为本国人民的代表，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审查财政收支并且决定是否开征、调整新的税种。事实上，我们现在觉得天经地义的、体现人民主权的代议制度，其中世纪的雏形就是一种审议和监管财税的制度，代表人民和制定法律反而是更晚的创造。另外在考虑财政问题时，不要轻易地把自己代入专制君主的位置，觉得天下人的钱都是自己的钱。

3. 税收征收需要由人来完成，所以有成本、代价和障碍。并不是君主一拍脑袋想要收税，钱就能自动出现在国库里。相反每开征一种新税都要先问，谁去收税、需要多少人收税、这些人能把税收上来吗、这些人贪污或者懈怠怎么办、这些人遭遇地方抗税怎么办？法国旧制度的财政史中频繁出现这样的戏码，设想一种可以产生几十万法郎收入的税种，实际执行的时候只能收到两三万法郎，最后新税种在上下扯皮、民怨沸腾中不了了之。

4. 财政开支是需要规则和纪律的。即使我们只考虑看似最有动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愿意严守财政纪律，小心谨慎地照管国家财政、量力而行地用钱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极罕见的情况。相反，随心所欲、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才是历史上更普遍的现象。这个问题下面有不少答案假设“国家”会合理和适当的进行财政开支，这种假设从历史上看是完全就是梦中的幻想。只有强有力的财政纪律和监督才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约束国家机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的承包商。说得再远一点，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种精于计算、深谋远虑、对于数字具有敏感性的“理性”是一个17、18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概念。而在古代，只有很少量的聪明人基于自己的天赋和经验，可能具备类似现代人所熟悉的“理性”，绝大多数古代人考虑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和现代人根本不一样。

5. 财政包含了大量技术细节。如何记账、如何计算收益、如何计算潜在的风险和损失都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财务和会计问题。而要求各个政府部门诚实的提供信息不仅是财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玩P社游戏的时候，国家的财政收支每一笔都清晰明了。而在实际历史上，即使是路易十四或者菲利普二世这样头脑权势都不差的君主也难以了解本国的实际财政和收支情况，更没有一个清晰的统一账目可供查阅。这些财会技术要到17、18世纪才逐渐完善，而是否愿意使用和遵守这些财会技术则是另一个问题。

6. 财税问题同时是一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的问题。一些人直觉上认为，应该把税赋尽可能归集中央，这显然是缺乏行政运转的基本常识。举办学校、兴修水利、驱逐盗贼以及各种维持公共秩序和社会福利的日常活动都是地方政府在开展，如果所有税赋都交给中央，那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且不考虑更复杂的分配安排，举一个最最简单的虚构例子。我们假定中央和地方对于某种财政收入七三分成。那地方征收这些收入后，是全额上缴中央，中央再下发三成；还是地方留存三成，上缴七成。在实际操作中就会产生极大差异。

所以题主的问题在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有一些答案，只不过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的答案都深深嵌入在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之中。对于桑弘羊所处特定时代来说，没有机制可以监督和约束汉武帝，其他都白搭。

这三问一提出，让在座的儒生们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这里所谓的“解”就是代入到儒生的角色，该如何回答。

儒生主要是想批驳“盐铁专营，管山海。”这一政策，认为弊端无数。

桑弘羊用三问堵住了他们的嘴。

儒生为什么会闭嘴，表示无解？

因为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要有序运行，天和人要彼此关照，相互促进。统治阶层要考虑庶民的利益，反过来庶民也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

桑弘羊三问就是提出：你们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吗？

儒生当然提不出，因为儒生一直以来就是代表庶民的意见。而当时汉武帝已经驾崩6年了，汉匈战争基本结束，为什么朝廷还要搞国营经济？应该完全放开市场，推行市场经济。

当时的儒生被董仲舒堵住了嘴，想起来儒家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政府的支持。

现代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儒生，而是《国富论》的拥趸。“天人感应”无效。

《国富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能在个人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如果这种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干预，那么，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会推进公共利益。
《国富论》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

这不就是桑弘羊三问的破解之法吗？

“看不见的手”完美解答了问题。

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远远不够，如果不实行国有专营制度，钱从何来？

“看不见的手”促使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利益，扩大了政府税收，税收提高了政府收入，钱就有了保障。

一旦爆发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该怎么做？

藏富于民，国家急需用钱的时候可以大量发行国债，民众为了国家慷慨解囊，国库一下子就充盈了。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上，一旦国内分裂势力起兵造反，该如何抵挡？

国家将重要财源交出来，让民间和资本运营，搞政治制度改革，引进西方议会制度，权力相互制衡，政府班子4年一换，那么分裂分子因为没有民众支持，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起兵造反这样的事情。想要得到权力，去参加竞选就可以了。

这个答案一直就摆在大家面前，实际上已经好多年了。不知道为何还要在这里讲无解？

一句话：全盘西化，就是康庄大道。

你看我说得明白不？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假冒儒生没意思，你们也根本不认同儒生。你们在反对桑弘羊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反儒生。桑弘羊三问，儒生就闭嘴了。岂不可恨？

《国富论》说得很好，就一点小问题。

苏联就是这样交卷了，休克疗法都勇敢进行尝试。

然而，就这一点，欧美继续提出了一个小要求：麻烦俄罗斯再缩小一点。

叶利钦问：“不知道要缩多小才行？”

老欧洲说：“阁下一定看过《西游记》孙悟空的棒儿可以放进耳朵里。你就照着这么弄就可以了。”

叶利钦顿觉天旋地转，狠下一条心，把普京扶上了台。

桑弘羊的三问解决了，但是利益最后会到人民手里吗？

盐铁官营、官商垄断经营难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不合民用，耽误农时。

这里面的“民”是谁？

谁能回答我“民”是哪个？

看到这里，必然有人会反唇相讥，民乃人民也，俗称百姓。看来你是不懂。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里说的“民”并不是人民，而是指的庶民。

那么庶民和人民有什么区别？

《 礼记·文王世子 》 : “ 五庙之孙 , 祖庙未毁 , 虽为庶人 , 冠取妻必告 , 死必赴 , 练祥则 告 。

庶民是贵族五服之内的庶子，这些人没有封邑，没有封爵，但是有文化，渴望财富，也渴望权力，他们实际上就是儒生的中坚力量。大部分的儒生就是来自庶民。

庶民和贱民是截然不同的。

儒生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朝廷。

你认为庶民会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吗？当庶民掌握了财富密码，会真心支持政府吗？

桑弘羊作为顾命大臣，当然知道大泽乡起义。

陈胜吴广可不是什么庶民。而是雇工、民夫，贱民。

高祖刘邦

刘邦的祖父虽然曾是魏国丰公（丰邑邑令），但是当时天下动荡，社会大变迁，刘家到了刘邦父辈这一代，已只是自事农产的编户平民。

也并不算是庶民，是通过考核成为秦吏。庶民得势，就要压榨贱民，贱民衣食无着，就要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最后会危害国家。

国家要顾全所有人的利益，就不能完全放开市场，要掌握涉及到国家命脉的资源。

但是一直以来，欧美国家的勃勃生机，富甲一方，国力强盛，人民安乐，似乎又证明了“看不见的手”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新冠病毒决定来试验一下，到底对不对。

到底对不对？

大家都看见了，肥了资本家，苦了谁？

再论庶民。

孔子就是庶出。其含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

李大钊就发表过《庶民的胜利》，时间是1918年11月末或12月初。

这里面的庶民几乎可以和人民画等号了。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篇演讲稿是庆祝一战协约国胜利。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庶民的定义被广为人知，庶民就是平民。

但是在汉代，庶民并不包括最底层的人民。所谓下九流，从来就没在庶民的行列。

刘备那样的人，就是标准的汉代庶民。

血统、姓氏、财富、文化程度等等形成了屏障，确保了自己的阶级属性。

宋代以后，庶民逐渐向下延伸，士大夫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问题你首先得放在桑弘羊之辩的历史背景下看，

最终其实就是争两个问题，

第一，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有没有必要？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纯粹就是个立场问题，支持或者反对，就看这个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自己的利益有没有保障，事业有没有促进

现在问农民们要不要？绝大多数是要的，因为扶贫和农合等等对他们大有裨益，但你问城市中产，那就不一定了；

你问制造业从业人员要不要？赞同的肯定比不赞同的多，但你要问律师文科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的就比较多，但如果在美国，那可能就反过来了，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再吃一茬20世纪上半叶的苦，很多不赞成的立场也会反过来，毕竟卖国当买办也得国家强大才行嘛。

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就是看自己屁股在哪。

第二，儒生们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这个也得结合历史背景看，两汉的儒生实际上是一种接近于家族传承的，与地方豪强结合紧密的特权团体，跟巨唐之后开科取士培养的一个普遍阶层是两码事，这一点就决定了，桑弘羊与儒生们的理念之争，不是皇权/士大夫官僚的二元权力之争，也不是专制/民主的价值之争，更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治理冲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的利益之争，就是所谓的“与民争利”。

所以这问题下面很多虚空打靶就比较搞笑了，在回答问题之前是不是对两汉的社会结构和当时的“儒生”到底是什么有所了解？

这并不是一个皇帝拿多了，屁民就拿少了的游戏，而是一个无论皇帝和豪强谁拿得多谁拿得少，真正的底层屁民都拿不到的游戏。与民争利与民争利，谁是“民”要搞清楚。

那么如果蛋糕只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之间分，那么分给谁多一点比较好？历史有无数先例，根据自己的立场选就好啦。从我的立场说，财税能力耗散，豪强僭越造成的“小极权”寻租社会，是最失败的社会形态，所以我还是支持中央政府多拿点。

当然，如果某个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器私用，那分给谁都一样。

更新：今天又翻到去年陈龙博士关于外卖的论文，我的感受只有一个，当年的昂撒冒险家们可是提着脑袋闯世界，在非洲印度南美的丛林和美洲的大草原上拼出来的，所以人家今天可以理直气壮的建议一个纯粹公器私用的国家，但国内这些满脑子收印子钱的废物私人资本，有资格拿那么多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