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每天都有物种在消失,同时也有新的物种产生,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去挽救濒危物种?

回答
每天,地球的生命画卷都在经历着细微而深刻的变迁。我们听闻,有些色彩正在悄然褪去,有些则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崭新登场。在这种自然的生生不息中,有人不禁要问:既然物种的出现与消失是自然演替的一部分,我们为何还要费尽心思去挽救那些濒临灭绝的生灵呢?

这个问题触及到了我们与地球生命系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物种更替是自然规律,但当前物种消失的速度,其背后掺杂了太多人类活动的影子。森林的砍伐、湿地的填埋、海洋的污染、气候的剧变,这些都是我们留下的痕迹,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剥夺了许多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挽救濒危物种,很大程度上是在修复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创伤,是在为自己曾经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考量,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物种,无论大小,无论在我们眼中是否“有用”,都在这个庞大的生命网络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它们如同机器上的精密零件,缺一不可。也许是一株不起眼的草,它可能是某种稀有昆虫唯一的食物来源;也许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微生物,它维系着土壤的健康,或是参与着某种关键的化学循环。当一个物种消失,它所关联的食物链、生态系统功能可能会随之崩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影响到我们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想象一下,如果一种植物消失了,它所依赖的传粉者或许也无法生存,而这些传粉者又可能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这种“蝴蝶效应”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生态系统运作的真实写照。

此外,我们人类本身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福祉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健康息息相关。生物多样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食物、药物、清洁的水和空气,还孕育了无数的灵感和机遇。许多我们现在使用的药物,其成分最初都来自于某种野生植物或动物。谁能保证,在那些我们尚未深入了解的濒危物种身上,没有隐藏着解决未来疾病的关键呢?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这些潜在的可能性。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生物多样性也是地球生命智慧的体现,是亿万年演化的宝贵遗产。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独特的基因库,承载着经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生存策略和适应能力。这些基因宝藏,是抵御未来环境变化、应对未知挑战的潜在资源。我们对它们的挽救,也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投资,是对地球生命演化历程的珍视。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挽救濒危物种也关乎我们作为地球上高等智慧生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我们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但同时也肩负着保护和守护的责任。当其他生命因为我们的存在而面临灭绝的危机时,我们有能力也有理由伸出援手。这不仅仅是为了那些生命本身,更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所珍视的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球。忽视它们的消失,就如同在亲手剪断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生命链条,最终的代价,我们无法承受。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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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物种在消失,同时也有新的物种产生”不一定成立,学术界对物种生成的速度有很大分歧:

  • 一些学者认为每年诞生的新物种约为2~3种,而目前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的速度可能有每年2万到12万种,尽管这些灭绝物种主要是栖息地局限在热带雨林中、种群规模很小的物种,它们身上潜在的科学价值、药用价值、美学价值等仍会随灭绝而损失。
  • 另一些学者认为物种生成的速度可以逐渐加快到适应人类造成的灭绝速度,达到每年4万到14万种,一百年后人类就会被自己参与创造的百万个物种簇拥。这可能是地球历史上最快的物种生成速度,可以称作“人类世大爆发”,比寒武纪大爆发还猛。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为什么要去挽救濒危物种”跟你前面这两句是无关的,你可以直观地理解:

一、这是因为人类

二、一些人希望从挽救濒危物种中取得利益。这包括而不限于金钱、名誉、科研成果、社会关注、充实感、成就感、自我实现、帮助他人自我实现。


“让生物自己去适应生态不是更合适吗”,那说不准。你不能保证适应的结果是你想要的。

  • 高度适应人类生活环境的物种的出现,对人类可未必是什么好事情,你考虑一下“可以在人居环境里大量生长的耐多药病原体”“可以抵抗所有杀虫效率高于杀人的杀虫剂的害虫”“可以分解混凝土的细菌”之类。


如果你相信“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也算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那么“人类通过科技去尝试挽救一个物种”同样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如果要严肃地讨论一个问题,应该避免双重标准。

“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的物种,难道都需要去挽救吗”,一方面取决于人类有多大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这些物种自己——在这里,物种具有的“能够让人类产生挽救的意愿,且能够配合人类的挽救行动”的性状(例如大熊猫让人喜爱的外观)就是带来了生存优势,“争取被人类挽救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与繁殖能力”可以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


“这样做难道不是违背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吗”是民众中常见的、对自然选择的误会。

现实是,地球生物圈非常凑合,“弱肉强食”并不是固定的,自然选择也不是“适者生存”,倒是更像“懒者生存”,屡次发生“花里胡哨的物种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成批灭绝,只剩一些环境耐性高、行动迟缓或身体微小的杂草物种,然后它们花个一千万年重新种化出五花八门的许多物种”这样的事件。“适者”的定义是模糊而不稳定的,会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改变

在个体、种群、物种之间都有竞争现象,但没什么证据支持“竞争是大群体进化的驱动力”,在自然界很少发现竞争同一生态位的物种将其竞争者消灭,更常见的是竞争失败的物种改变其习性(例如在昼夜节律上跟胜利者分开)来变成不同生态位。

演化没有长远预见性、没有特定方向,你“物竞天择”了半天,得到的结果可能出乎你的预料——地层里的化石记录似乎显示,地球历史上出现过的多细胞生物至少有98%业已灭绝[1],其中屡次出现“物种内部的性选择自行将物种引至死胡同”的现象。

古生物学研究显示,地球历史上的一些剧烈变化似乎使某些物种拥有的、在日常条件下能让该物种“更高、更快、更强”的性状在环境变动时成为负担,致使其灭亡。许多在大灭绝中幸存的物种并未恢复原先的数量与多样性,有时还有“数量继续下降、在延迟了一段时间后灭绝”的表现——追求“强大”或“对现有环境的高度适应”可能导致“积重难返”。

  • 例如在“恐龙灭绝”发生的时候,海洋中的大型足类、大型鱼类、水生冷血爬行动物 [Bardet, 1994]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生存1到3年。而Bernard等[2010]发现,能够快速自由游动的上龙和沧龙可能是具有较高代谢率的温血动物,因此更容易饿死。
  • 显然,“温血、高代谢率带来的快速自由游动能力”在日常条件下是可以帮你获取食物和搏斗的“优良性状”,但一个未能直接将你消灭的天体撞击带来的撞击冬天却可能让你被自己的高代谢率给饿死
  • 可以参照:古明地恋:中生代的终末:K-Pg(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综述

“弱肉强食”里的所谓强弱并不能从体型、力量等角度简单地判定,甚至不能凭生物量击杀比来判定——否则东非草原真正的统治者是细粒棘球绦虫,它用一点点生物量杀些狮子、鬣狗都如探囊取物。能量流动方向也不能说明问题,例如在寒温带的夏天里蛇可以吃老鼠,到了冬天则老鼠可以吃蛇。许多生物并不需要靠功率、能量、力去进行捕食·自卫·改造环境。

生物之间有大量的共生情况,有些是互利的,有些是偏利的,有些只是无害。

  • 假如你是人的话,你是一个多细胞生物,而且在你身上就有许多微生物,它们的总数比你的人类细胞还要多,而你的基因组里有1000多个古代逆转录病毒打进去的片段,其中一些支配着你重要的生理过程。你自己就是群体间“互帮互助”的产物。
  • 人类现在拥有的巨大力量很可能来自人类“营造虚构概念、共享这些概念来建立广泛合作”的能力
  • 再看看内共生学说下的线粒体和叶绿体,显而易见,群体间的互帮互助才是地球生物圈的主流

性选择、生殖选择、人工选择在一些理论中被视为广义自然选择的次分类。

  • 狭义的自然选择指的是生态选择[2],关注个体在自然环境中的存活率的差异。自然选择是演化的主要机制,经自然选择生存下来就称为适应。这根本不讲究什么强弱,暂时还没死光的就是适者。
  • 性选择是取得交配对象的能力之差异,生殖选择则是能够产生后代的数目的差异。
  • 人工选择将自然选择的概念用在受人类圈养的生物上,例如家禽、家畜、宠物、农作物育种。
  • 在定义上,人工选择不包含“人类导致野生动物灭绝”。

参考

  1. ^ Fichter, George S. Endangered animals. USA: Golden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5. ISBN 1-58238-138-0.
  2. ^ 种群中的个体,在跟无机环境(例如温度、水、阳光、空气)和生物因子(例如掠食者、共生物种、同种的其它个体、作为食物的物种、病原体)互动的时候,有概率受伤、失去繁殖能力或死亡;遗传变异和后天经历造成个体间的差异,可体现在保护色、感官灵敏度、奔跑速度、耐力、捕食手法、愈伤能力、生殖细胞活性、对特定病原体的免疫力等各个方面;个体差异在面对无机环境和生物因子时带来不同的优势或劣势,让个体长期存活并保持繁殖能力的概率出现差异,进而有概率让不同个体产生的可育后代的数量出现差异;个体差异如果可以遗传,具有特定优势或劣势的遗传特征便可影响一代代的后代,让这些遗传特征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保持不变、减少乃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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