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有什么缺点？

民主制确实是当下被广泛推崇的政治体制，但它并非完美无缺，同样存在不少令人头疼的缺点。细究起来，这些缺点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使得民主在实践中常常遭遇挑战。

首先，效率低下是民主最常被诟病的一点。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提案需要经过层层审议、辩论、修正，然后提交给议会投票，可能还需要全民公投，每个环节都可能耗时良久。不同的利益集团、党派会为了各自的诉求而争执不休，讨价还价，甚至互相掣肘。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虽然保证了广泛的代表性，却也极大地拖慢了决策的步伐。尤其在面对紧急情况，比如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或者地缘政治的突发事件时，民主体制的反应速度可能显得捉襟见肘，错失良机。这就好比一群人在商量着要如何救火，结果大家因为火势的大小、灭火器的种类、水龙头的位置等问题争论不休，火却越烧越大。

其次，民粹主义的风险是民主一个长期存在的隐患。所谓民粹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将民众的愿望简单粗暴地转化为政治诉求，并以此来煽动民众情绪，对抗精英阶层或既得利益者。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往往容易迎合大众的即时需求，即使这些需求并不理性或长远。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利用民众的恐惧、不满或渴望，通过承诺不切实际的福利或煽动性的言论来博取支持，而忽略了政策的实际可行性和潜在后果。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短视的政策制定，比如为了讨好选民而过度挥霍财政，或者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最终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当民众的判断被情绪左右，而政治家又热衷于迎合这种情绪时，民主就可能滑向失控的边缘。

再者，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在民主制度下也可能成为一个难题。民主强调的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如果少数群体的声音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就有可能被忽视甚至压制。在很多议题上，虽然大多数人可能支持某种政策，但这种政策却可能严重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例如，在一些社会议题上，如果以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少数人的权利，比如某些宗教信仰自由或者性取向的权利，那么民主就可能变成一种“多数暴政”。如何平衡多数人的意愿与少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

此外，信息不对称和政治宣传也是民主的另一大软肋。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但信息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政治家和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往往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政治宣传，而这些宣传可能带有误导性、片面性甚至虚假性。民众接收到的信息往往经过包装和过滤，他们可能很难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也很难独立地做出理性的判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谣言和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更是惊人，很容易影响公众舆论，误导选民投票选择。当政治宣传成为操纵民意的利器时，民主的根基——理性、公正的选民投票——就会受到侵蚀。

最后，政治极化和党派斗争是民主制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这是正常的。但是，当这种分歧演变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党派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感不断加剧时，政治就会陷入僵局。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手，将所有问题政治化，导致社会分裂加剧。这种极化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会损害社会凝聚力，让民众对政治体制产生普遍的厌倦和失望。当政治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并且充斥着互相攻击和抹黑时，民主的健康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总而言之，民主制度虽然有着它的合理性和优势，但上述这些缺点也确实是它在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是每一个追求更好治理的社会都应该思考的。

网友意见

谈论民主优缺点，要看什么民主。比如中国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干的就不错。

如果指的是“直接民主”（直接普选领导人或者公投），那么缺陷是非常大的。西方社会自从二战后逐步采用直接民主，由此走上了政治体制发展的歧途。

人类社会有很多组织，除了政府，比较重要的还有：军队，公司，学校和宗教组织。后面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搞直接民主的，为什么政府就要推崇直接民主呢？

先看军队，公司，学校和宗教组织为何绝不能使用直接民主，反而要搞很强的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

对军队和公司而言，这是人类长期大量实验后的深刻经验总结。这不是基于理论的，更不是基于道德的。当然我们可以讲些理论性的道理来支持军队公司管理的非民主性，但如果只讲道理是绝不可能获得压倒性说服力的。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出反面的许多道理来反对集中，比如没有士兵的权力制衡一两个将领的无能可以轻易毁掉一支军队。然而我们看到所有民族在几千年战争史下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高度层级制自上而下的军制。为何？几亿人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所有的民族：实践证明高度集中制高度非民主的军队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其缺陷。公司也是类似的，几百年的商业竞争证明了上级任命下级和顶层由小圈子或个别人选出的这种管理体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管你的公司是私立的还是公有的。

哪怕理论上解释不清，如果实践中某种机制具有压倒性优势，那就应该采用它，我把这叫做进化理性。进化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试出来的。人类社会太复杂，任何看似高明的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论证（我叫它设计理性）都有可能在实践中出现失效。因此进化理性是比设计理性更高级的东西。西方在近代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后的发展就是以进化理性为主的。但二战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设计理性，尤其是冷战的胜利被西方解释为意识形态胜利后设计理性就获得了胜利，由此制造出大量政治历史奇谈怪论自我洗脑。直接民主在世界政治话语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建立在冷战后期以来的设计理性转向上的。西方一方面在军队公司管理上保持了对人类实践经验的尊重，一方面又在政治体制上走向信仰式的意识形态，这是很别扭的。

再看学校。为何学校不搞学生民主选举教授和公投学习考试内容？因为教师和学生知识经验方面水平相差太大。教师可以考学生，但学生不能决定学什么考什么谁做教授。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的认知水平差异，哪怕这是对人的不公平对待。

最后看宗教组织。为何这里不搞民主？因为教徒没有神圣性。如果普通教徒可以选教皇和活佛，那神的地位如何体现？这里的教训是：有比当下全民授权更高级的合法性。

现在来看政府。

在世界政府建立之前，各国政府需要带领各国人进行国际竞争。这和军队公司的竞争性是类似的，比军队温和一些，比公司残酷一些。如果你的硬实力差我很多，那么你的政治体制集中性比我高也可能输给我。如果你的其他方面效率低于我，那你的政治体制集中性比我高也可能输给我。如果你的判断力出了问题，那你的政治体制集中性比我高也可能输给我。这就是苏联对美国的情况。但如果你的硬实力不差我很多，你的其他方面效率不低于我，你的判断力不出问题，那么你的政治体制集中性比我高就是你的重大优势。这就是中国对美国的情况。
人和人的政治判断力和管理能力是有明显高下之分的。既然如此，学校逻辑就适用。直接民主很难避免时不时做出欠缺政治判断力和管理能力的选择。当然如果其他体制也是如此的，那这也不算直接民主的弱点，只是人类弱点。选择了直接民主制似乎就是认命了，承认它毛病多但也只好如此了。这就是所谓“民主是最不坏的”以及“历史终结论”等思想的心理来源。但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人类就这点水平到此为止了吗？直接民主制强调用平庸大众制衡精英，有可能长期将人类政治进化锁死在局部优化点，导致人类社会政治内卷化。
直接民主将全民投票式授权作为最高合法性。这样一来体制的合法性很高，但代价是政权反倒失去了民众的尊重。人们不会觉得和自己同时代的普通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他们选出来的东西也没啥大不了的。在非宗教条件下，政权要获得准神圣性似乎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诉诸伟大历史。比如中共可以说自己是人民的用流血牺牲投票所做的历史选择，是千年伟人毛率领群众经历艰苦卓绝斗争而来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奥巴马川普的合法性不来自华盛顿林肯，只来自投他们票的选民。二是诉诸美好未来。比如中共可以画下伟大复兴的远大蓝图。相比之下直接民主制的领导人很难令人信服的做这件事，因为他或他的政治继承者能否在台上是很不确定的。中共具有体制和政权的双重（二合一）神圣性，而直接民主制只有体制神圣性，没有政权神圣性。中共政权具有历史和未来的双方向合法性和现状下的合理性（假设执政能力尚可），而直接民主制下的政权只有几年内的当下合法性（哪怕执政能力尚可）。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选定了直接民主制。这不利于与中国竞争，也不利于西方提升自身的文明等级。我很怀疑西方直接民主制能否保持100年仍具有吸引力。

民主并不等于具体的民主制度，所以自然也就很难和某种具体民主制度直接划上等号（例如美国式民主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众所周知，就民主体制的设计而言，存在着各种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民主理念，所以我们也很难根据某种具体的民主理念来裁决民主的优点是什么，或民主的缺点是什么。

至少就民主制度设计而言，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民主理念，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自由主义民主、列宁主义的民主、参与式的民主以及古典多元主义式民主、激进多元主义的民主等（因为数量太多，就不再这里一一列举了）。然而，这些民主观念却互有冲突，相互矛盾。而且他们对民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

1，就相当一部分的自由主义者来看：

例如，哈耶克就认为：“民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方法，一种确保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不被侵害的有效的方法” 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民主不对自由的事业产生威胁，民主就是有用的；反之，民主如果威胁到了个人的自由，那么民主就应当被抛弃。

2，就列宁主义者来看：

而在列宁看来，民主只有服务于无产阶级时，这种民主才是真实和有效的。所以列宁将民主分为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认为民主具有一种阶级属性，而且无产阶级民主要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不过，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民主仍具有一种强制性，会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会干涉到个体的自由。所以民主也仍不是最好的制度。（而这个观点与托克维尔的“多数人暴政”这一观点亦有相似之处。）所以在列宁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制度将会随着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理性的极大发展而逐渐消亡。

3，在一部分欧洲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

例如在法国民主理论专家克劳德·勒福尔看来，民主就仅仅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符号标识。而民主社会与传统的王公贵族所统治的旧社会的区别在于：民主社会中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传统社会中国家的权力则来自于具体的个人（例如皇帝或诸侯等）。但因为“人民”这个词实际上是非具体的抽象的，所以国家实际上只能通过一些被委任或自我委任的人打着“人民”的旗号来进行统治。因此，在勒福尔看来，在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统治不仅无法真正实现，而且“人民民主”的口号与旗帜非常容易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

特别是一些民粹主义的威权统治者，更非常善于运用“人民”来其威权统治提供辩护。其中，最为出名的要属于纳粹和希特勒。

4，在卡尔·施米特看来：

卡尔·施米特的民主观念则是一种基于论证国家主权权力来源的法学上的观点。在卡尔·施米特看来政治的逻辑则是一种“敌我划分”的逻辑，因此国家是由人民共同意志的代表捍卫人民利益，镇压敌对力量的工具（这一观点和列宁主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在一些施米特分子看来，民主并不是一系列价值中立的民主程序，而是包含着一种具体的民主的价值。所以在一些极端的施米特分子看来，真正的民主是一种实质民主，而非程序民主。而一旦程序民主妨碍实质民主的实现，那么就可以绕开现有的民主程序。所以施米特对民主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一些议会至上主义者。

其中，施米特对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批评其中确有不少合理之处，例如他在《议会制民主的危机》就曾写到过：

“今天并没有太多人打算放弃旧的自由主义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很多人相信这些自由仍然存在并且能现实地危及真正的掌权者。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相信通过报刊上的文章、在示威游行上发表的演讲以及一会辩论，就可以达到公正的法律和正确的政治学。但是，这正是对议会的一种信任。如果在议会事务的真实氛围中，开放和讨论已经成为空洞和琐屑的形式主义，那么议会就已失去了它先前——如它在19世纪中的发展那样——的基础和它的意义。”

在其中，施米特所担心的是如果民主程序无法保护大众的利益和需求（这种利益需求可能是民族主义的、或宗教的、或其他等等的），那么大众就会对现存民主制度失去信心，并进而动摇对共和国的信念。（换到中国语境的意思就是，如果人民代表大会不能选出符合集体意志的代表，或者说人民代表不能针对大众的集体意志作出切实可行的回应，而只是几方势力之间打架。那么人民可能就更倾向于不信任共和国。而这种担心显然不是不无道理的。虽然这个比喻在中国语境中也并不太恰当，但姑且用之）

所以在施米特分子看来，出于避免魏玛共和国被推翻的槽糕结果，出于捍卫国家稳定的要求。国家就必须换一套更反映“民心”的民主制度。但如果要换另一套民主制度来替代现有的民主制度，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显然就只能是绕开现有的议会制民主程序。（而新的民主程序，其不仅仅是承担着反映民心的作用，更多承担着塑造人民的功能——即我们所说的规训民众的作用。）

所以在施米特分子看来，“民主制度改革”的过程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

1，其中一种是统治阶级内部出来一个强人，镇压阶级内部中的所有派系势力，然后进行强力改革；

2，代表上层各系势力的议会议员们继续相互扯皮，不干实事。直到有一天，人民们终于忍无可忍，被革命党组织起来闹革命。

但无论如何，在旧的民主制度被新的民主制度替代前的过渡时期中，这个国家都一定会经历一个残酷的专政镇压阶段。而这个镇压者，要么来自于旧统治阶级内部脱颖而出的强人，要么来自于横扫一切的革命党。而为了避免武力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国内一些施米特分子一般都比较推崇强人政治。而列宁主义则倾向于通过革命斗争来实现民主制度的更替，这也是列宁主义者与施米特分子的关键区别之所在。所以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差别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二者阶级立场上的截然对立的差别。

5，其他对民主的指责，则主要包括民主可能会造成“文化与道德的低俗化”、“政府的低效率”以及大众选择的“非理性”等等。另外有人则认为，民主可能会加速分裂，加剧国内冲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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