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划给南京，宿迁划给徐州，江苏双核发展是不是这样才是发展之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各地政府关注的焦点。江苏，作为经济强省，其“多中心”发展模式一直备受瞩目。然而，近年来一些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讨论，特别是“镇江划给南京，宿迁划给徐州”的设想，让“江苏双核发展”的讨论再次升温。那么，这样的调整是否真的是江苏发展的最优解？它又将如何重塑江苏的区域格局？
现实的挑战：一个“大单核”的隐忧
当前，江苏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南强北弱”态势，其中以南京都市圈和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在经济体量、人才聚集、创新能力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以徐州为龙头的苏北地区，虽然近年来也在发力，但与苏南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种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南京作为省会，其辐射带动作用固然强大，但其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周边城市行政边界的制约。而像镇江，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与南京联系紧密，但独立设置的行政层级，有时会影响其在更大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和发展规划。
同样的，宿迁虽然在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其经济体量和城市能级，与徐州这样一个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相比，在产业协同、交通互联、人才流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双核”设想：破局的想象空间
“镇江划给南京，宿迁划给徐州”的设想，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进一步强化南京和徐州作为区域发展核心的地位，从而构建一个更为清晰、高效的“双核”发展格局。
1. 南京都市圈的深化与辐射增强：
如果镇江并入南京，可以预见的是，南京都市圈的内涵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地理空间的优化整合： 镇江与南京山水相连，地理位置上极其接近。将其纳入南京的行政管辖，将极大地消除行政壁垒，使两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络互联互通（例如，轨道交通的进一步延伸、高速公路的优化衔接）方面，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规划和建设。这将显著提升南京都市圈的物理空间尺度和一体化水平。
产业协同的深度融合： 镇江在先进制造、新材料、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与南京的科技研发、金融服务、高端人才优势相结合，将能够促进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的形成。例如，南京的创新成果可以更顺畅地在镇江实现产业化落地，而镇江的优势产业也能借助南京的市场和技术优势，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人才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行政区划的统一，意味着人才流动、教育资源共享、医疗卫生服务的互联互通将更加便捷。镇江的优质人才可以更自由地参与南京的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而南京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也能更方便地惠及镇江居民，形成人才和资源的良性循环。
城市功能的互补与提升： 南京作为省会，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毋庸置疑。镇江的加入，可以为南京提供更广阔的腹地和更丰富的城市功能。例如，镇江的临江优势，可以进一步拓展南京的港口和物流功能；镇江的旅游资源，也可以与南京共同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2. 徐州区域中心的强化与苏北振兴：
宿迁划归徐州，则意在进一步夯实徐州作为苏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并以此带动整个苏北地区的协同发展。
交通枢纽的集聚效应： 徐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也是苏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港。宿迁的融入，意味着其交通网络将更紧密地与徐州对接。例如，高铁线路的优化、公路网络的升级，将使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有利于形成以徐州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络，提升区域整体的通达性。
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宿迁在光伏、家电、纺织等领域具有一定产业基础，而徐州则在工程机械、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方面有优势。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有利于促进两地产业的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避免低效竞争，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例如，可以将宿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徐州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劳动力，或者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生态环境的共同治理： 淮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是苏北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通过行政区划的统一，有利于两地在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污染防治等方面形成更有效的联动机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类似于南京都市圈的逻辑，宿迁划归徐州，也有助于两地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实现更高水平的共享与一体化。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提升苏北居民的整体福祉。
潜在的挑战与需要审慎考量的问题
然而，行政区划的调整并非儿戏，其背后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发展路径，因此，即便是“双核”设想，也需要审慎考量以下问题：
地方认同与文化融合： 镇江和宿迁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方认同感。行政区划的调整，如何妥善处理好地方认同和文化融合的问题，避免产生新的隔阂，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行政成本与管理效率： 行政区划的调整，必然带来一定的行政成本和管理上的重塑。如何在调整后，确保管理效率的提升，避免“画蛇添足”或“头重脚轻”的情况，是关键所在。
既得利益的协调： 任何行政区划的调整，都可能触及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在调整过程中做好利益协调，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撤县设市”与“市管县”的经验： 中国在行政区划调整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例如“撤县设市”和“市管县”等模式。在设计“双核”方案时，也需要借鉴和吸收这些经验，避免走弯路。
“双核”之外的区域发展： 江苏省是一个地域辽阔的省份，除了南京和徐州，还有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等多个重要城市。如何确保“双核”发展战略不至于忽略或削弱其他地区的活力，构建一个更加均衡、协调的“多中心”发展体系，也需要仔细谋划。比如，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体量和创新能力，在区域发展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何将它们纳入更宏观的区域协同框架，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结论：是“双核”还是“多核”？
“镇江划给南京，宿迁划给徐州”的设想，无疑为江苏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种“集约化”的思路，旨在通过强化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破解当前发展中的一些瓶颈。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好上述挑战，这样的调整确实有可能成为江苏实现高质量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点睛之笔”。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江苏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多中心、多极化”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城市活力和区域竞争力。单纯强调“双核”，是否会牺牲其他城市的独立发展空间，或者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形成新的“单核”依赖，值得商榷。
或许，更合适的表述是，在巩固南京和徐州作为两大区域发展引擎地位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其他重要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等）的区域核心功能，形成一个更加协同、联动、均衡的“多核”发展格局。行政区划的调整，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更深层次的机制创新，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产业的深度融合、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最终实现全省域的协调发展。
总而言之，江苏未来的发展之道，并非简单地划归或合并，而是需要一个顶层设计的智慧，一个改革创新的勇气，以及一个兼顾全局的长远眼光。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需要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民意，审慎评估各种可能性，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适合江苏的、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网友意见
江苏省一直是强调南京、苏锡常和徐州三大都市圈，国务院也一直强调南京和徐州的跨省都市圈很有探索意义。所以题主希望的“双核”早已是实施中的事情。徐州和宿迁的问题不好多说，以下回答主要围绕省会南京的扩容展开。
最近十年一共有四起省会扩容案例，分别是安徽三分巢湖、简阳划归成都、西咸新区整体托管西安和莱芜并入济南。
安徽三分巢湖是为了把巢湖流域上划入一个地级市，经济上方便打造滨湖新区，治理上便于巢湖生态保护。三分巢湖也使马鞍山和芜湖也获得了跨江发展空间，对于安徽省打造皖江城市带意义重大。
简阳划归成都和西安托管西咸具有类似的意义。其本质都是省会本身的空间不够完成省级乃至国家级战略，因此通过行政调整促进发展。其中西安和咸阳的建成区早已连绵，西咸托管是理顺西安发展空间的必然举措。类似的操作还有广东省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也是深圳市空间严重不足，必须通过行政变通获得空间。简阳归蓉则是借新机场建设获得成都东部扩展区，目前简阳和金堂已经成为承担起成都东部新城的建设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西咸和简阳就分别是西安和成都的管辖范围，这一调整是也对历史的回归。
对于南京而言，暂时不存在由于行政区划而产生的治理盲区（如果有也是和安徽省的，秦淮河的治理难点也不在句容），也不存在由于大工程跨界产生的扩容需要（二机场如果真有，大概率也在军民合用的六合马鞍）。从卫星图来看，南京的建成区与外界跨市域连片的，主要是仙林湖、龙潭和句容宝华山镇，马鞍山的博望区、滁州碧桂园、滁州汊河工业园区则是安徽方面在省界进行单向开发。从这个角度看，南京市虽然面积狭小(省会面积倒数第二)但还不存在严重的空间限制。综上，南京还不存在扩容的客观需要。不过句容长期是南京的属县，回归南京管辖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经评论区提醒，省会扩容还有公主岭划归长春。这个和西安、成都的操作是类似的。长春市区西南侧略微溢出至公主岭市域，公主岭的副中心范家屯则早已定位成长春卫星城，甚至50年代还曾经成立了环绕长春的公主岭专区。公主岭回归长春虽然紧迫性不如西安成都的调整，但也具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公主岭划归长春的现实理由和阻力，与句容回归南京较为相似。未来如果江苏省真要调整南京市域，可以参考公主岭的案例)
至于莱芜并入济南，说好听了莱芜的行政框架臃肿，划入济南少了一套班子。说难听的，这种首位度提升完全属于excel上的数字游戏。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该案例发生后，公开讲过否定过南京要单纯靠扩容来实现首位度提升。
（评论区指出这是要扩大南京市域，但该讲话发表两年了省市两级也没有任何动作。另外，张敬华在这段讲话后面明确指出“南京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做到事情还有很多”，应该解读为暂无扩容计划。）
最后说结论。首位度之所以这么被看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江苏省被点名批评首位度太低。但经济发展最讲究的还是实事求是，江苏省如果真要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或变通来提高首位度，那么应该考虑的是类似前三个案例当时遭遇的现实需求，而不是为了完成首位度而搞劳什子的数字游戏。毕竟首位度是一种衡量标准，调整区划是方法，目标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我们要为了目标而选择方法而不是为了某个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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